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 东坡突围读后感(优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一

路过一间教室，听到学生诵读《饮湖上初晴后雨》，加上最近阴雨连天，睹物思人，便想起此诗的作者苏轼。为显尊重，我还是叫他苏东坡吧，多一个字，我不觉麻烦。

余秋雨的散文如《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我都看了好多遍。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苏东坡的突围》。

学生时代的语文课，每当学习苏东坡的诗词时，老师都说苏东坡是豪放派。豪放派嘛，给我的刻板影响是，肯定吃不愁，穿不愁，没有烦心的事儿，游山玩水，写写诗词，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在没读《苏东坡的突围》以前，从不理解苏东坡的命运多舛，更不了解苏东坡在精神世界的壮举：自我突围。

苏东坡才华出众，在朝为官，因乌台诗案，被流放黄州。起因是苏东坡政见不同于新党，新党内别有用心的人，想给苏东坡扣帽子，说他写的诗词是反诗，还拿出曾经的诗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滋事说他造反，极尽诬陷之能事。后来苏东坡被抓了起来，参与诬陷的那些官员，轮番地严刑拷问他，最后苏东坡大概也觉得，虽然自己造反子虚乌有，但可能真得要被这些人折磨致死，还不如少受点皮肉之苦，基于这种想法，苏东坡稀里糊涂的被定了死罪。当时为官的人群中，除了诬陷苏东坡的新党，还有部分人搞投机，为了赢取政治资本，落井下石，向苏东坡泼脏水。而更多的人真正知道苏东坡并没有罪，为了自保，虽没有参与迫害，却都集体选择了沉默，其中有经常和苏东坡一起吟诗作赋的朋友。苏东坡当时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好在极少数的有良知的人，还是敢于替苏东坡说话。皇帝其实也不相信苏东坡写的诗词，真有什么不妥，内心并不想杀他，但为迎合针对苏东坡的舆论导向，便于继续进行新政，才抓了苏东坡。最终皇帝改判苏东坡流放黄州。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在群山恶水的蛮荒之地，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篇章。其中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流放后的生活，缺吃少穿，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困难。没有粮食，那就自己开荒耕地，没有蔬菜，那就自己建园种菜。望着荒芜人烟的黄州，起初最难忍的是孤独，因为孤独，他给以前的好朋友写信，向他们诉说苦楚，结果没有人回信给他，后来无望，也就不再写了。失望，孤独，困苦之中，他选择了享受孤独，逆流而上，耕地、种菜、烹饪、寻访古迹、礼佛……流放带来的消沉，被一种孤独之后的，焕发着新生命力的蓬勃所取代。

此时苏东坡是豪放派，洗净铅华的豪放，突围荆棘的豪放，彻悟的豪放。

上课钟声已响，我早已来到教室，学生集体朗诵："这梅花……旁的花，大抵是春暖才开花，她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她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窗外依然飘着雨，学生的朗读，很有带入感，我能不想到苏东坡吗？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二

读你的时候，你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想你的时候，只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问你的时候，你却说“一蓑风雨任平生”。

近日拜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随他走进历史洪流，触摸早已风干了的泪痕，或悲或叹，或思或悟，一时感动萦绕心中。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在八百多年前的宋朝岁月里，你陷于“乌台诗案”中，因心怀叵测的小人的恶意围攻，你被长途押解，贬谪黄州，风雪交加，空余你孤独的身影，一句“一蓑风雨任平生”不知敲落了多少沧桑老者的'热泪，打动了多少后人迷茫的心！

你，一个后起之秀，名震文坛，作为苏家三杰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却因此而落难，就像你弟弟所说的一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在监狱里，你被侮辱，被摧残，你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嚎着，哀嚎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嚎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到底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浓妆淡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就这样，你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逼供，你闭了闭眼，就承认了，你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你的浑身脏水，孤独的走进了荒凉的黄州，你如同一只小蝌蚪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里颠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虽然属于美丽，现实毕竟归于涩意，你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受了官场的炼狱洗礼，于是乎，余秋雨先生告诉我：“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在艰苦的中垦荒种地中，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世与经历，才造就了你大气磅薄的词风，酣畅淋漓的书意吧！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走到黄州赤壁，面对着赭红色的陡峭石坡，浩荡东去的大江，你闭眼深思，你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注入了意味，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不朽的篇章终于在黄州诞生了！余秋雨先生说：“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你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你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成全了你，你成全了黄州。

现实的残酷，竞争的激烈使你内心深处伤痕累累，但你却一贯保持着那样豁达的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你，想你，你的诗篇让我感动，你的心境让我震撼、感慨。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三

《苏东坡突围》是一篇含有较多学术研究成分的优秀散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论为何苏大文豪会在黄州写下流传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作者能以优美的语言文字、以生动的叙述笔法来解读苏东坡，讲得那么详细，那么深刻，那么笔墨情浓、引人入胜。作者一边介绍苏东坡遭人诬陷的历史，一边伤心感叹着文化与历史的牵连。这篇文章不过几千字，全篇都流露着作者对苏东坡的崇敬与仰视，无论是正面的赞扬与评价，还是反面批判诬陷苏东坡的小人，余秋雨欣赏着，批判着，谦卑地褒扬着。

被受监时，但苏东坡仍甘愿在人民中为人民做贡献，尽自己所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使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也是苏东坡高贵情操，如此完美之人，却交上世俗之友。这也使苏东坡孤独一生，一无知己，也无知音。

遭遇磨难本身是痛苦的，但磨难之于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磨砺、一重洗礼呢？试想，假如苏东坡没有因小人陷害而被贬黄州，那么，他又怎么会看清官场之黑暗，体会到真正的孤独寂寞呢？又怎么会创作出至今仍流传不已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呢？也许，他不会失去与朋友的联系，但是他决不会体味到忽然间整个世界在身边轰然消失的寂寞孤独与恐慌。也许，他会照常作诗，但我们绝不会从他的诗作中看到受挫后的愤愤不平和再生后的淡泊宁静。在不少情况下，才气会招致磨难，但磨难更可能成就辉煌。因为正是磨难增加了苏东坡的人生阅历，把他推向更高的境界。

正视磨难吧，不要在磨难的泥潭中怨天尤人，自轻自贱；笑傲不幸吧，不要在不幸的罗网内缩手缩脚，丧失我们前进的勇气。让我们直面人生，战胜磨难，随苏子在赤壁的月下高歌一曲“大江东去”，浅唱一回“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有幸不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四

历史文化名人是怎么煅烧出来的?高温高压还是和风细雨?我想不同的情况可以造就不同的文化名人。 苏东坡是那种中国文化史甚至是世界史上即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这个伟人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 就像在对《流放者的土地》的文章的评论一样，对于文化名人的“迫-害”可能是造就名人(就是像过眼云烟式的名人，而是流传千古的伟人式的名人!)的熔炉。 在“乌台诗狱”之前，苏东坡的声誉与成就不可谓不隆!他的诗文、他的书法、他的为官之道、他的朋友都能使他成为一代大文豪，而且是流芳千古的大文豪!可是与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文豪苏东坡相比确实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是给在和平与享受时期的苏东坡四个四年的时间也争取不来的。而只有乌台诗狱过程中所受的苦难与非人的折磨、也只有在四年黄州的众叛亲离、也只有在朋友一个又一个地远离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子虚乌有的罪名如污水般泼向自己时，在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中，在自己把人生的际遇、世界的无常寄托于佛老之际，自己才能大彻大悟，才能真正地认清了人生间的真面目。 这四年的黄州生活是孤寂的、是人生的最大的磨难—甚至比乌台诗狱所受的严刑逼供更加令人不堪! 但是以后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时，我们作为苏东坡的后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幸不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个人是比较喜欢苏东坡的，可能是我们都姓苏的缘故.

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豁达的气质，这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的认识。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们欣赏苏东坡先生磊落不羁的个性，宏伟卓越的才情，却每每心痛其政事精明而仕途起伏跌宕，人生际遇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在“乌台诗狱案”之前，苏东坡的声誉已经如日中天，可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为过。而在乌台诗狱案过程中所受的苦难与非人的折磨、四年流放黄州的众叛亲离、朋友的人走茶凉、莫须有罪名的累加，在这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才能大彻大悟，才能真正地认清了人生的真面目。余秋雨大师与其何其相似，通过《苏东坡突围》，我们可以感受到被忌妒后的宽容、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人生蹉跎的无奈、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东坡先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逆境中没有沉沦,仍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他那些著名的词篇,散文及书法代表作,大都是在他被贬黄州的十年中所作，气势磅礴，酣畅淋漓。可见东坡先生当时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英雄气概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豁达与傲岸。面对境遇变化时的豁达，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气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由此可见作者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非凡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的人生境界达到最高，那就是包容。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和精神的滋养。一生起伏跌宕，个性锋芒毕露，言语真情意切，词作大气磅礴，这样的苏东坡我们受益无穷。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五

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写的文章。余秋雨在分析超时代人物的状况时也非常清晰和深刻。一种叫做起哄式的传扬，一种叫做起哄式的贬损，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东坡突围赏析，欢迎借鉴！

余秋雨。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鉴赏：

从《苏东坡突围》中走出来，悲愤与悲哀，苍凉与无奈，一种令人莫可名状的痛楚袭在心头。的确，挺悲哀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有些文人。

而今，时尚已过，却提笔又一次走向余秋雨，不敢说这是赶时髦，只是想在轰轰烈烈的“时髦”之后，捡起一点余光，算作是时尚后久远的回声吧!

余秋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人中叫得最响的名字。一部浩荡的《文化苦旅》凝聚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的血泪历程：从《道士塔》到《莫高窟》，从《三峡》到《都江堰》，从《江南小镇》到《白发苏州》，无不深沉而细腻地透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慨叹与热爱。《废墟》的蓬勃大气，《阳关雪》的凝重执著，《牌坊》的感人与深刻……一切的一切都把艰辛的漂泊历程从户外刻入读者的心灵。作为学者，余秋雨不失风度。他的苦旅文化，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驻足《道士塔》前，他会狠狠地说一句“我好恨”，然后再大哭一场;走进《莫高窟》，他是“飞天的后人”;行在《沙漠隐泉》，他看到“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于是，他在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以及神醉情驰中，抒发了“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的灵动的人生。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余秋雨以最大的明智行在慢慢的旅程中，用深触的笔法挥洒着民族的残梦。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浩荡的《文化苦旅》热潮。

余秋雨出名了，中国文坛从此又射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风景”太奇异了，太惹眼了。昏黄朦胧的氛围怎能容忍一道独特的宇宙之光?于是，围攻，还是围攻——小文杂刊里随后甚至发出了“余秋雨既然能够在传媒间红起来，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之类的狂言;南北报刊上也登出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妄论，如“他的文化散文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更有万般无奈的“先生”，在望文生义中捧着盗版的文字，在里面搜索着“硬伤”，然后毫无根据抑或小题大做地抽上一棒。

就这样，在坎坎坷坷中，文坛沉闷的空气蒸腾了，批评家们也多了起来，南北杂刊也百年不遇地热销，而余秋雨则被围在其中，“红”一块，“青”一块，有时候是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是冷得像淋过一场秋雨。

同苏东坡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足踏华夏地，口饮长江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在空间上被万水千山阻隔，可我们为什么总在覆蹈历史的悲剧?那些批评家们，那些专爱挑骨头、钻缝隙的人，还有那些心理不平衡的攻击者，总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且不说人格，只看心态就能说明一切。有诗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留给中国人的应该是目视四周、耳闻八方的浩瀚，而不是为了区区小利，长时间地耿耿于怀。

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出名——他的文化散文有真切的历史情怀，有蓬勃大气的笔调，有洋洋洒洒的抒情，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骄傲。能够折射民族之光的人，我们说他是时代的英雄。同为中国人，我们永远唱着同一首歌。拥有伟人、才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荣耀。至于我们，不管是凡人也罢，还是庸人也罢，虽然不能为民族争光，但有义务守护已经出现的亮丽风景，而不是竭力地去压制，甚至是想去否定它。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亿万中国人去呵护。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文化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闪光。

是的，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用余秋雨的话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是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文人的成熟，是民族文化的成熟。历史也许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荒凉的梦”，但这个梦醒来便不再是一片荒凉，而是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奋发向上，似清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闪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他是余秋雨，他是学者，但他没有“学者的架子”，面对众多的“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他没有退缩，仍然继续着他的“文化苦旅”，走进《秋雨散文》，走出《山居笔记》，已是《霜冷长河》。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六

假期里，去了一趟大观园。

读了《红楼梦》，不去看看大观园（虽然只是人为臆造的），多少有些可惜。虽然在“怡红快绿”的匾下冒失地竖着“十块钱点一出戏”的牌子；虽然在潇湘馆的曲折游廊里不时传来“这个便宜”、“那个合算”的吆喝声；虽然黛玉的花锄里塑料鲜花盛开；虽然稻香村里的纸窗木榻成了“稻香村茶室＂里的摆设；虽然《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瑰影已被抹煞得斑斑驳驳。但，还是应该去看看，好在怡红院的海棠还蓬勃，潇湘馆的竹子还苍翠。

读《红楼梦》是初二下半学期开始的。那时候，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思想观念在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有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鼓励：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是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那时侯，也许是迫于学习的压力，也许是受到了一点《威风凛凛进行曲》的灵感，我一下子很渴望自由一一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天，甚至只给我一分钟，让我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叫：“啊一一”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抓住了这个小小的想法，竟让我思考起了我的生活，我的生命。读书为了什么？物质条件吗？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那我呢？我想，我宁肯舍弃一切物质条件，我不要像大人们一样被功名利禄所羁绊；我决定，我要按我的想法去生活，活在我自己的理想中。真实美好的时刻啊！但我仍小心翼翼，因为我不确定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和合理。当读了《红楼梦》，不管是不是一厢情愿，我惊喜地感到，我和宝黛二人似乎有着共鸣之处。我，一个正在为将来优越的物质条件而苦读的学生；他们，被逼走仕途之路的叛逆者，同样的十五六岁，同样的爱和怨，喜和悲。我的这种想法至此便如一股激流从岩石中迸发而出。不论将来如何，至少它能奔腾一段日子。中考的那段日子令每个人难忘。几乎每时每刻，我都激励自己“抓紧时间”一一我像一头饿狼一样到处觅“食”。

但是，当迷失在题海里时，一股更大的悲哀和困惑向我袭来：我这样读书到底有没有价值？中考和我的理想有多大关系吗？考完数学，对下来错了许多。我忐忑不安地迎着妈妈略带紧张的笑脸走过去。我尴尬地提着嘴角，勉强地笑着，笑着，眼泪却不听话地蹦了出来。晚上，我躺在床上。考砸了，这辈子似乎也就完了。我想一阵，哭一阵，枕头上湿了一大片。现实像白纸黑字般残酷地摆在眼前。我茫然。我想：现实，离理想有多远？我经历了现实后。会怎样？我，宝玉，黛玉，都还未经历过最残酷的现实：我呢，依靠着父母；他们呢，本身就居于“拂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大观园。至少我们从未脱离过相对富足的物质条件。也许只因为这样，我们才敢轻视它？对它不以为然？一个大问号油然升起：我们自认为“高出俗流”的想法是否天真、幼稚、荒唐、不堪一击？不知道。也不愿想。我似乎已身处矛盾的旋涡中。矛盾越加白热化，我稍一动就会下沉。

如果苏轼在黄州的残酷中找到了自我，那么我们又为何怀疑和“确信”现实会打倒我们自己呢？是的，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我会在现实中遇到很多异己的人，异己的事，异己的思想，但我越来越相信，我能保护这还未遭到打击和扭曲的最理想的信念，我能把对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这份执著、憧憬，保存、延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十五六岁的黛玉的悲叹。“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这是四十出头的苏轼的惆怅。他们站在相隔二三十年的山头上，遥相呼应：“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宋朝赤壁下的深深叹息；“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清初悼红轩里的孤独无告。他们隔着几百年的历史，结为知音。风过，潇湘馆中那片竹海似又传来了遥远的低吟。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七

偶然的机会，让我读到了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确实如余秋雨先生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实阅读过苏东坡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课本上了解到的。但是对于东坡先生的个人经历，我并没有做更多的了解和研究。直到读了这篇文章。

苏东坡的一生是坎坷的。非凡的文采与骄傲的个性总让他在不经意间招惹来同时代文人的嫉恨，他也因此多次遭到贬职甚至是杀身之祸。最让我惊讶的是苏轼的朋友，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沈括，也因皇上对苏的小小称赞由此记恨苏轼。他举报苏的文中有讥讽政府的诗句，而且明知王安石是苏轼的政敌，还投注到了王安石的一边。诸如此类的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也正因为这些“挑刺着”，使东坡一次又一次的深陷危难之中。日复一日的严刑逼供没有让东坡就此打住向文学探索的脚步，多次的劫难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是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学会收敛锋芒，用成熟的语句骄傲的将诗作推上文学的顶峰。

孔子曾对其得意门生说过：“用则行之，舍之则藏。”然而骄傲如东坡，一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当真是惊艳了时光，流传于千古。这样潇洒而爽朗，不拘泥于尘世纷扰的个性，令我沉醉，是我迷恋。

真羡慕苏轼，能够不畏惧阻挠，尽情的用文字宣泄内心的情感。再想想自己，总因为害羞胆怯而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压抑情感，随波逐流。但是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

当一个人不受任何拘束而活，而创作时，他的心一定是自由的。就像余秋雨先生描绘的苏轼一样。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不被无关的事牵绊住向文学探索的脚步，勇敢的表达出属于自己的想法。

就让苏东坡的文学精神给我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突围吧！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读后感篇八

在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中，他为我们展现了东坡的生命线。他高高在上，却又可亲、可爱；他被贬黄州，却又舍生忘己。

正如作者所言，“高处不胜寒”。“乌台诗案”的飞来横祸砸向他，躲也躲不过，反而让那些无名小卒、人格扭曲小人钻了空子，他被无数肮脏之手推进了监狱，“诟辱摧残”，差点葬送了性命。最后苟全性命，带着官场文坛泼给他的满身污水走向黄州。于是，苏轼的一段与“黄州”休戚相关的人生拉开了序幕。

经历了生死折磨，看尽了人生炎凉，东坡在此思索，悔不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自我的检讨，又怕因此连累亲友，重情重义的他便想“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入黄州，生活困苦，却又在这里写下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洒脱，飘逸的豁达之大怀，“如积水空明”，随缘自适。

他在这种现实中进行着反省。他无情地剥除了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它们曾给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回归于一种完全的自我。

他的一生，如同钻石的产生，深藏在地壳之中，必须承受地层的高压、高温，长时间的探勘、发掘、切割、琢磨，才呈现出光芒璀璨的美钻。

遭受磨难本身是痛苦的，但磨难之于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磨砺，一重洗礼呢？试想，假如苏东坡没有因小人陷害而被贬黄州，那他又怎么会看清官场之黑暗，体会到真正的孤独寂寞呢？也许，他不会失去朋友的联系，但他绝不会体味到忽然间整个世界在身边轰然消失的寂寞、孤独与恐慌。也许，他会照常作诗，但我们绝不会从他的诗作中看到受挫后的愤愤不平和再生后的淡泊宁静。在不少情况下，才气会招致磨难，但磨难更可能成就辉煌，因为正是磨难增加了东坡的人生阅历，把他推向更高的境界。

漫漫人生路，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出现磨难，但你无论如何设计，总逃不脱命运的安排，失败与磨难总会光临你的温馨小屋。此时，我们应该直面人生，战胜磨难，随苏子在赤壁的月下高歌一曲“大江东去”，浅唱一回“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