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史的论文(通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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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经济在创造了增长奇迹之后的今天,如何创造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文章认为,快速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这种极具排他性的产品的创造必将在全球化市场中独树一帜。这一增长策略将为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市场。
1引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绝对优势为劳动力便宜且多,而且是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发展导致所处的大环境下想象到得还要便宜得多且劳动力多得多。并且,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充足。那么,在了解了本国的特色或者说绝对优势之后,为了激活资本,中国首先进行了资源限价,以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价格配合上劳动力,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成功地将本国的绝对优势放大到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不仅累积了充足的资本,更是因为在国际上的分工,获得了“中国制造”的地位统一及高度认可。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的消费力普遍衰退,再加之“中国制造”的地位受到了更加新兴的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冲击,中国因为之前非常明确的在国际上的近乎垄断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而实现了短短几十年就如此稳定且迅猛地gdp增速的局面开始不稳定了。回顾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在之前的快速增长过程中更大部分的承担了价值链的低端角色。增长的繁荣是低端技术,大量劳动力积累的繁荣。其增长效率和质量与增长速度在事实上形成巨大的反差。表现为,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一样快速的发展。而更多的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在很多时候,总是对差距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探讨。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目前的科技实力比之于三十年前缺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飞机制造和高铁南车北车上更是大显身手。但是,整体来看,差距横向来看,就很容易发现,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都是围绕着低端进行。真正的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甚至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某种依赖。值得回味的是,依赖是单向的。中国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产品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对方对于中国的依赖。这种增长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一直以来的增长依据设定为比较优势,那么我们甚至愿意说,这里的比较优势正逐步转移为了一种劣势。
于是,在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努力的实现新经济尝试。比如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诸多领域都在大力推进。这一举措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符合了历史的给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阻力非常大。因为在技术和劳动力上巨大层面的差异,还是在短时间极大的影响着这一策略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高新技术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在技术创新上缺乏速度保证,那么很容易一直跟随在别国的技术创新之后,形成一种路径锁定的依赖。这又会在未来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试图以此切入,探讨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如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经济增长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结论。比如资本,技术,劳动力乃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从经济增长本身来看,单纯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或者我们最多称之为某次或某段时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强调的是一种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的概念来看,一直都致力于经济实现长期而持续性的增长,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快速的消费掉。当然这个过程中,自然需要有效的投资的参与。因此,投资、生产和消费才能在事实上完成增长这个过程,而长期持续的投资、生产快速进行,需要一个巨大的市场支持。
回顾中国过去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进入,众多生产基地的出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最后在全球市场上大规模的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循环过程。但是,这一模式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如下三点支持:一是资本、技术的持续投入;二是足够大的生产规模;三是全球化开放性市场。这三点缺一不可。具体来看:
第一,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来看,其资本和技术的匮乏是不证自明的。那么,如何吸引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那就是给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方更大的利益回馈。资本和技术是非常冷静的。它会耐心进行评估其机会成本。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和国家的壁垒不断被削弱,资本和技术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更大回报的地区。中国准确的抓住了这一契机,准确的进行了设定,提供了低成本的可能。于是,资本和技术蜂擁而入。从全世界来看,很难看到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时间里吸引到如此巨大的资本。
第二,足够大的生产规模。生产规模,说到底就是物质规模和人力规模。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支持。足够大的生产规模,在中国的实现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物质资源的储备上有着丰富的基础。所以大规模的开采和建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基于技术的外来特点,不需要太多自主研发,要的只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推广。这又恰到好处的和中国储备的大量劳动力形成的对接。
第三,全球化开放性市场。市场的基本要素,包含两个,供给和需求。投资和生产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但是,最后需要市场的推进。足够大的生产规模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客观上强化了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于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中,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巨大的消费量为中国式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
其实,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投资、生产和消费三个阶段来看,中国似乎丧失了巨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说去盲目地跟随这些国家的步伐,用累积下来的资本去投资甚至是寄希望于这些连风险都无法评估的概念上,还不如以现在传统所认为的为“退”的制造业,甚至还是偏向低端的,想办法转化成为“进”,而且还是稳定的,自主的“进”,将优势发挥到淋漓极致。
这一结论的得出,首先源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过去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忽视了国内的消费。但是,国内市场非常的巨大。因为,几乎任何一种产品,忽略了中国市场都很难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将产品的消费场所定位在了国外。那么,在贸易战的硝烟下,倍感压力。其实,可以极大的开发国内的市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投资和技术。大量资本技术的外逃,给中国的生产活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是,这里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在经过了如许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其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某一阶段的比较优势会慢慢得到加强也会慢慢退化,这其中包含一种优胜略汰的演化过程,我们无法设定。从今天来看,资本匮乏未必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计划经济印记的国家来讲,集中各种资源办事是其一大优势。
第二,生产规模和合作。巨大的生产规模在其过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累积了各种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事实上具备了巨型生产规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资源积累,也是一种技术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发国内市场具有其基础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按照国际标准,定向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就是合适于本国的呢?不同的文化影响下,不同的区域对于产品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习惯。因此,客观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的产品需求和产品要求。
中国幅员辽阔,蕴藏了较大的文化差异和产品要求,盲目的提供统一的产品,其实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产品的生产技术上进行某种符合区域文化的调整,让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这一产品必将造成某一地区的垄断销售。
事实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更关注的是性价比。因此,不同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资源的不同,和产品认知,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层次。
4文化与产品开发。
英国人类学家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观。文化的要素主要包括:精神要素、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物质产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幅员辽阔,也意味着文化上具有较大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碰撞结合就很容易针对本土的产品需求进行包装,也容易沉淀在特定的需求上,形成了一种产品,亦即文化产品或者创意产品。
文化产品中包含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积累。而它更能在深层次上投射和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们内心的渴望,诉求和期待,乃至于某种苦痛都可以通过有形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单单是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同时也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关系。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它还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持。
由于这一特点,形成的产品极具区域特色,那么很具有某种排他性。而演变出的文化产业则在特定的区域开展,这个区域拥有特定的市场空间和区域人口,会回应这一产业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的相互影响下,消费者得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文化产业也在文化创意的路径上得到了螺旋式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其特定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外来文化也对它很难构成威胁。文化产业将充分利用好区域提供的各种资源要素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树一帜。
尤其要提到的是,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产品,是很难效仿和超越的。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产业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会演化出其特定的产业路径和发展模式。文化产品的这一特点,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需要。因为这种植根于本土,符合本土人口需求的产品,在技术和创意上,具有某种唯一性。而对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为产品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的空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定的文化产品又可以极大的激发出某种文化力量,推进经济实现更快的发展。积极开发中国文化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质内涵,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政策取向以及各种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组合的水平,从而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和速度。经济要取得持久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不单单是创造和推荐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新时代,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底蕴、环境和特质,将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与水平。如果只重经济,忽视文化,发展就难以持久。
5结语与展望。
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经历着巨大的考验。这主要表现为,在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在积极的发展新兴经济和新兴产业。5g,人工智能等等都在国家发展的重要部署之中。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高速經济增长,如果增长乏力的国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但是,中国也是在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培养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而在低端制造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贸然大力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未必是符合当前实际的选择。相反,可以更具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形成了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衔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注重国内的产品消费。而面对全球化市场,看似产品越来越具有标准化的特征,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追求的模糊化。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重新开发培养的巨大的生产规模,生产符合中国人自己需求的产品,调动国内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较大,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和革新。这是对于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一种尊重。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勤劳而踏实的文化传承,这种力量得到有效的开发,又会促进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
当然,注重现有资源的利用,不等于固步自封。我们一样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有着较好的期待。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寻找一席之地。但是我们更建议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中国市场乃至于全球化市场发展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和革新。当前来看,我们需要努力,还需要耐心。
参考文献:
[1]戴维.n.维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二
档案管理体系是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档案管理技术水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档案管理作为以信息媒介及纸质文献为载体对单位内部事务的重要历史记录,对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现代化建设、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质量方面皆有着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是社会经济及社会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作为良好的信息沟通媒介及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对经济产业与社会消费群体有效对接和横向沟通具有良好作用,将其应用到现代的管理体系建设中,对提高现代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构建要注重以纸质文献为主的资源利用主体建设,包括档案记录、档案信息采集及特色档案资源建设等。档案资源建设面向不同的服务人群提供资源支持,在自身职能发挥过程中要发挥出特色档案资源的优势,使特色档案资源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考虑到档案管理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以档案资源为核心的档案管理模式构建首先要满足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其次要满足档案文献查询需要。对于不同部门的档案信息查询需求可协同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为相应的部门使用档案资源提供保障,面向档案信息使用者提供开放获取服务,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档案信息化服务相区分,满足不同需求用户的资源获取需求。
(二)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在“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逐渐以信息使用者的开放获取资源服务为核心,在档案资源利用领域兴起,档案管理部门作为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支撑部分,在面向不同部门提供相关档案信息查询服务的基础上,着重于档案资料存储数据库建设,以相关的存储数据库面向用户提供优质的档案资源服务,为了满足不同档案管理者需求,在整合大部分顶级oa资源的基础上建设cornell档案库,针对不同方面的档案资源提供长期保存服务,与社会科学网络对接,既发挥档案资源的时效性价值,也着力扩展相关的档案资源服务,使档案更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三)面向各种结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在各个层面及领域分散的档案数据资源是档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针对大量资源的集成与应用服务,“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模式的构建更应侧重对各个层面分散的档案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尤其是针对大量开放的科学数据进行采集,并从海量的资源数据中提取出高价值的信息,通过进一步的聚类优化,使其成为有价值可供用户参考咨询的档案信息。这点可借鉴美国密苏里州政府的档案管理经验,使用数据采集技术针对分散在各个网络空间及领域的档案资源进行采集,采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进一步存储,建设大量的科学数据丰富馆藏资源体系,为用户提供大量专业的学科数据,构建cenc资源共享网络,与档案使用者分享档案资源,使采集的数据成为档案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在互联网环境中,档案信息化建设体系的实现要建立档案资源服务体系,重新定位自身职能。一方面档案管理部门的的传统业务模式要围绕新时期进行数字化需求快速转型,运用信息技术打造全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制,例如,开放性的资源数据库、移动客户端等。另一方面,档案管理要结合元数据规范对档案资源深度开发,基于用户需求进行构建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形成特色化服务模式。在档案资源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考虑不同使用者的档案资源需求,促进档案管理与使用者成良好、开放的互动生态。
(二)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互联网+”时代档案管理侧重高新技术工具的使用,建立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发挥档案资源体系在资源采集、数据整理方面的技术优势,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档案信息检索、查询、定位服务。档案管理部门要针对档案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分类与筛选,利用标签系统对档案资源进行详细标注,将档案资源直接呈现给用户。档案资源服务导航系统要合理设计系统,采用适当的计算机语言实现控制,确定设计目标,在统一设计目标的协同作用下,围绕档案资源管理需求建设档案管理系统,推动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使档案资源使用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档案资源管理形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人们不仅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的聚合分类及有效利用,也更加注重档案资源管理体系的优化,使用多种技术工具推进信息化档案管理体系建设,在满足用户个性化使用需求的基础上推进档案资源高效利用与建设水平,借助数据挖掘技术深入挖掘档案资源,使其具备更高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2]刘海卫.档案数字化管理的优势与弊端[j].经贸实践,2019(01):233.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三
内容简介: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未来趋势预测,包括通货紧缩,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体制,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等问题。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过去20余年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这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下述三方面:
(1)由于改革,使资源的分配得以优化。
(2)由于推行市场化,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
(3)中国的改革是由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村有将近9亿人口。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低附加产值的农业转入到高附加产值的制造业、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等。这点是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予以十分重视和强调的。在今后相当的时期,中国仍然必需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以进一步促使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
2.增长的核算(growthaccounting)。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及未来前景,国内外学者都应用了生产函数和其他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中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作了增长的核算分析及预测。结论不尽相同。有的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应由9.7%调整到8.5%。对于增长核算的具体分析及预测数字上的差异,难作结论。经济分析工作者都知道,各类模型测算的结果都有赖于采用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及所作的经济假设。在本次会议中,相当的与会者都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些异议。与会统计局的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解答。尽管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不尽相同,但其共同之处是中国今后10年中gdp的增长率不会低于7%。邹至庄先生则对中国未来10年经济的增长,有更乐观的估计。从学术观点上,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数量经济工作者宜加注意的。其一,进行一般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适宜于采用简单集结的生产函数(aggregateproductionfunction),而不是方程式的数量愈多愈好。由于经济分析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分析,大量的参数不可能十分精确,方程式的数量愈多,往往使参数及计算的误差难以得到纠正。而集结的生产函数,通过集结过程使经济参数成份中的许多误差,正负可以互相抵销一部分。其二,中国作为后进的国家,通过引进设备与技术,也会导致tfp值的提高。因此,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应十分注意加强引进设备、技术与管理的宏观政策引导,以促进经济发展。
二、关于通货紧缩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也确实为过去大量重复建设及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部分低效益投资所困扰。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过热,已有教训,一般认为除了基础设施领域外,中国业已出现了生产过剩,似乎找不到可以投资的领域。但这可从两方面来研究:第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未到位。传统的投资体制与各级政府的干预,传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投资行为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等等,影响了中国投资体系效益。以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例,它们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经验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重视。世行专家yusuf先生1992年在韩国kdi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所作的有关中国非国有企业兴起的报告,曾从社会代理人与市场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原因。其中提到中国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代理人的影响。各级政府仅把乡镇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作为财税来源,而对其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发展前景的信息服务,付出服务的力量较少。而国外的政府,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很早时期就重视对小企业的技术扶植与提供市场信息。第二方面是各类体制的错综影响(投资体制也是体制之一)。以中国的外贸进口商品为例,中国的进口额约达1500亿美元(人民币约1.25万亿元),其中75%为工业制成品,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中国自己可以制造的。有些不必进口的简单制成品,也由于体制的约束而进口,这点在后面另有叙述。
关于解决通货紧缩,在目前的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下,将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但在目前“大银行,小财政”的情况下,恰当的货币政策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经济结构。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已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肯定,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的下降;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结构的比例有所调整;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economyofscope)都得到了注意等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中国即将参加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例如,美国工商业瞻望中,曾对149类制造业未来5年的增长前景作了国内外市场分析及预测。而且由于其服务业比重已占其gdp比重的75%,因此对其使用了将近50年的工业分类标准,于19改为新标准(基础工作)。因此研究经济结构调整,是需要做深入工作的。以下仅重点探讨两方面: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不高速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现有12-13亿人口(下世纪最高可能达16亿),每年将新增1100万人口就业和目前在农村的3.6亿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地进行转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又存在差距,如果在今后10年内不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将很难解决。但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因为从经济学的词汇来讲,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有不同的涵义,前者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发展因素。这一点,业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共识。欧盟曾在19组织过“可持续社会发展指标”国际研讨会,中国也需要考虑适合国情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结构重组的目标应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曾明确地向我们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点我们需要作更多的探索。
2.关于经济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例问题。
中国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由于体制及统计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统计数字是十分偏低的。与会者提到中国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标准,提到了服务业增长的滞后及滞后的基本原因是垄断。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一点。在一段时期全民经商的大浪潮中,几乎所有部门与企业,都兴办了低层次的服务业,卡拉ok、宾馆、高级饭店几乎遍布中国的县、镇,这些在国外书刊杂志都有所描绘。江泽民主席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决心与毅力及时地扭转了这一趋势,命令要害政府部门与政府机构,必需和经营性企业脱勾。但遍布城乡的现实现象是,除政府部门外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都在经营着第三产业,以及难以统计的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从事家庭服务及各类摊贩活动等等。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范畴,而未列入我国现有的统计。至于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法律、保险、咨询、教育、航空等,在我国应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但这些领域,目前大部分均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所垄断。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中也存在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要预见到进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将面临竞争的难度。但在战略上应立足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主动政策,而不宜长期依靠国家保护垄断的被动政策。至于战术性的阶段或局部保护,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
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会者的发言,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结合分析中国的改革过程及现状,却又成为一个迫切的中近期问题。会议中曾讨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变化,在左右,是劳动人口年龄有较快的增长时期。其确切的时段,与会专家各方面的估计,有少量差别,这在定量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现象。尽管劳动人口年龄增长快,是生产要素增长源泉有利的一面,但中国人口众多,还有大量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又带来了就业与失业的压力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全面考虑养老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的难度之一就是,这些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同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
这一点,在过去drc作了《中国》的研究后,业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约在1986年左右,世行的一个代表团曾来与我们讨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问题。那时世行有部分意见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太慢,因为那时西方学者对前苏联体系的改革研究中,有一派激进的思潮。这一派思想,当时在国际上曾经占有上风。而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全在经济方面,而更在社会方面。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整套的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国有企业职工享有全套的福利;但那时国有企业职工数仅约1000万,而1986年到达了1亿多,因此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破产。对职工既有福利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改革难以急进的主要原因。一位英籍世行专家立即同意这一观点。他说:“英国撤切尔夫人在推动英国改革时,面临政府部门、企业与职工们极大的阻力。”多年来,中国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设,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江总书记曾提出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时,要充分考虑改革各方面的衔接,即对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分析。
五、关于体制问题。
所谓体制(或制度),不仅包括组织机构,也包括各类规范(norms)与在特定体制下所形成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在国外有制度经济学派)。它存在惯性。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研究,国土愈大,人口愈多,某一特定体制存在的时间愈久,则存在的惯性也大,改革的难度也愈大。中国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成功,及“休克疗法”在国外改革中所产生的很多副作用,都属于对体制影响及国情估计上的差异。福特基金会华安德先生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亦曾强调了体制问题。会议中所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国企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改革与发展,也都是属于这类问题。江总书记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中,认为需要1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这一时间过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估计。
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体制的影响。
日本名古屋郊区一个类似中国乡镇企业的小厂,从中国武汉机床厂买了一台龙门刨床。因为从中国买这类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唯一缺点是缺乏计算机控制。但这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自己组织力量安装了一台计算机就行了。这样一件小事情,在日本的小企业都可做到,但在中国却由于积累的体制因素,变得行不通。教育的过份专业化,管理人员的经营思想与知识,激励机制与企业的制度考核等等都是造成行不通的机制因素。公司治理结构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成熟经验,但在中国却屡屡出现不具公司治理结构的各类翻牌公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的影响。
六、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近10年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主要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其历史的长过程。信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扩展市场,是促进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主要技术与经济动力。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之一,是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在关贸总协定(gatt)基础上,于1995年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成员国的增加,在总体上为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国与美国在1999年11月,业已签署了关于中国参加wto的协议。中国即将可能进入wto。我们必需抓住机遇,通过参加wto,加速引进技术、管理与资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例如缺乏与进口商品竞争力的企业职工,有可能面临更多下岗的威协。而银行与金融系统,将极易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1997年7月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业已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理解1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积极而审慎地参加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对各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广泛国际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多极化(在国际的研究文献中,通称为区域化,中国所用“多极化”词汇的涵义与区域化或有所不同,但也都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上业已形成多极的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南亚经济合作等等。由于地缘关系,区域间的贸易量往往占有重要比重,具有更大的相互间影响。会议中也有提出“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这一建议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在区域中如能作某些政策上的协调,例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等,对于抵御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应是较为可行的途径,也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极大的潜力,但也存在若干国内外的制约因素。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学习与实践的思想,才能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实现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伟大发展战略目标。
*本报告原是作者在1月15日-16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改写而成。其中除综合会议讨论中较统一的意见外,也包括作者个人观点。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四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据我国有关机构的'测算和规划:21世纪头,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8%,到实现国民总产值比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将实现全面小康,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10年经济将更加发展,增长速度保持在6~7%.尽管经济长期增长速度逐步放慢,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高速增长之列,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中国gdp总量到2010年居于世界第二,到可居于世界第一;但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作者:刘国光作者单位:刊名:开放时代cssci英文刊名:opentimes年,卷(期):2001“”(2)分类号:f2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五
摘要科技强国战略离不開高校的支撑,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践履价值,同时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科技人才及扩大社会影响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效应,二者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能力构建面临着认识层面“三重三轻”、服务层面“四多四少”、政策层面“五个缺少”等现实困境,完善体制机制以实现能力构建的具体路径包括:设计顶层机制,确保协同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有章可循;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完善信息机制,确保共建共享,形成良好的计划、行动、实施、反馈立体体制机制。
关键词科技强国;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体制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需要一流的高等院校作支撑,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社会服务能力是高校发展水平重要考量指标,其核心在于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底,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已达1418所,高职院校在我国人才培养体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然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却始终是各项基本职能履行中的薄弱环节。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效应。
(一)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历史演进逻辑。
我国国内高职院校产生与发展和科技服务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高职院校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清末时期。清末的戊戌变法,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用来改变清末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实现资产阶级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其中,“高等实业学堂”的设置,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当时社会变革所需的工、农艺等技术型人才,横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纵分高等、中等、初等3级。由此可见,我国高职院校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特定需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行政、事业单位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具有科技服务职能的高等院校。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需求,亦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大力促进科技产业发展都必将成为新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而当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校为其注入丰富的人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必然也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科技服务职能。
(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现实价值效应。
第一,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力资源则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技术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三大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型人才作用的发挥。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就是不断向三大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人才服务,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帮助社会人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他们顺利参加工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利用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向企业提供无偿的技术服务,如帮助他们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企业效益。通过这两种途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人力资源。
第二,为社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是重要组成部分,但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不相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知识型、研究型人才,而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其中“实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也最终会走上企业、社会一线工作岗位,提供最直接的技术性服务。通过高校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让在校大学生走出校门,提前步入可能走向的工作岗位,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学校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理论体系,弥补纯理论教育的不足,找出自身接受教育中存在的短板,并在今后的学校生活中加以弥补,以真正成长为社会实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必须同社会实际需求相匹配,这样才能保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第三,为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对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生源保障。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及其家长才有可能选择这所学校接受高职教育。其次,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丰富的师资保障。当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科研、创新、理论等领域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内取得较大影响力后,部分高水平教师才能为了自身发展选择前来就职。最后,有了社会影响力,也就有了发展动力。只有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意识到该所高职院校的重要性,才会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便利。高职院校通过履行科技职能,开展广泛的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大与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获得广大群众、有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可。
(一)认识高度表现为“三重三轻”
其一,学校层面“重教学轻服务”。受当前就业环境影响,多数企业在招聘高职生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在校成绩,特别是专业课成绩,而极少会去考虑学生是否进行过科技服务。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与“服务”之间,毅然决然的会选择“教学”。因此,尽管很多高职院校也会积极响应上级部门关于履行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要求,但具体组织实施时主动性差,“等、靠”思想严重,等上级部门统一组织,靠上级部门协调、督促。其二,教师层面“重学术轻实践”。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满足于现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任务上,而不愿浪费在科技服务这个“副业”上;另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教师追求个人事业上的进步,特别是受现有职称评定标准的影响,更重视学术研究,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较低。其三,学生层面“重学业轻服务”。从当下高职院校学生对科技服务的认识现状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学生会把科技服务看作是学业之外的活动,参与科技服务积极性不高,即使参与也有娱乐化倾向,质量不高。
(二)服务广度表现为“四多四少”
其一,行业服务多,区域服务少。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地方性职业学校或者中等专科学校发展起来,这类高职院校通常比较依赖其传统优势行业教育。因此,在为社会提供科技服务的过程中,多选择其传统优势所在行业开展服务,而很少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实际需求,因此在科技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观性,行业服务多且质量较高,但区域经济服务少且质量较低[5]。其二,技术服务多,科研服务少。一方面,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招聘教师的要求较低,一部分教师在所学领域的科研能力不强;另一方面,相较于科研服务,技术服务所需时间、精力、人财物力都相对较少,因此部分高职院校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能够出工作“量”的技术服务上。其三,老牌专业服务多,新开专业服务少。对高职院校而言,开展社会服务就是一次次的学校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更愿意把自己的老牌优势专业拿出来参与科技服务,以展现学校的专业能力,加大老牌专业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对于一些新开设的专业,则不愿意拿出手,怕被人看了笑话,损害了学校的声誉[6]。其四,学生服务多,教师服务少。部分教师或是满足现状忙于教学,或是忠于“学术”,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重任就落到了学生身上,高职院校学生成为高职院校履行科技服务职能的主力军,服务质量明显不高。
(三)政策深度表现为“五个缺少”
其一,缺少制度引领。目前高校开展科技服务职能更多靠的是思想自觉,甚至是行政压力。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何种方式开展、向哪一部门报批、基本程序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缺少必要的政策制度机制来予以明确,缺少制度的引领,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主动性自然不足[7]。其二,缺少管理机制。从高职院校的机构设置上可以看出社会科技服务职能与教育职能、科研职能的不对等。高职院校会设立教学管理办公室、会设立科研办公室,但很少有高职院校会设立专门管理科技服务的科技服务处。其三,缺少激励机制。之所以高职院校会出现重教学轻服务、教师会出现重学术轻服务、学生会出现重学业轻服务的“三重一轻”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而也就缺少了参与科技服务的动力。其四,缺少信息機制。信息机制的缺失,使高校实际提供的科技服务与社会实际需要的服务内容不匹配,这也是高职院校科技服务水平不高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五,缺少协同机制。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过于关注高职院校作用的发挥,而忽略了与“企业”这个科技服务协同者的配合,二者相互协调沟通少,缺乏科技服务协同机制。
(一)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协同发展。
顶层设计是一项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只有构建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做好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才可能真正落实到位。其一,加快组织机构顶层设计。从国家机构层面来讲,教育、科技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的组织部门,相应的省市地区也应建立起基层高校科技服务活动管理部门,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从社会层面来讲,高职院校应成立区域性的科技服务理事会、科技服务管理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区域内高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其二,加快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科教园区是当前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重要载体,但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混乱、共建共享不足等困境。科教园区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应突破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孤立无援的现状,就必须注重发挥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作用,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共享共建,加快科教园区建设。通过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科教园区,积极引入一批优质企业,协调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训基地;同时,以科教园区为载体,大力推动高职学生创业浪潮,把高职院校的技术创新发展为真正的创业项目,转化为真正的社会价值。
(二)完善制度机制,确保有章可循。
高职院校有效履行科技服务职能,政府将是最大的受益方。一方面,它承担了许多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科技服务职能,如技术转化、科技培训等;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区域发展水平,间接增加了政府收入,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产业、行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方向等,对地方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目的、内容、程序、方式、范畴等做出政策规划,规范区域内高职院校的科技服务活动。同时,高职院校应把政府所建立的规章制度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在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建立本校的科技服务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服务活动[8]。
(三)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有序运转。
科技服务(社会服务)职能是当下高职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的管理机制建设,建立一个多功能、立体化的科技服务管理部门,建立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际确保制度得以贯彻实施。如建立科技研发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研发能力和兴趣的教师及学生参与具体项目的研发;建立外联管理部门,负责与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的外联工作;建立服务规划部门,从整体性、连贯性上着手,科学规划学校社会服务行为,解决零碎化科技服务难题等。通过管理机制作用的发挥,逐渐把高职院校科技服务发展为科学化、规范化、统一化、效率化的高校行为。
(四)完善激励机制,确保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与高职院校要针对高校管理者、教师及学生分别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提高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履行的主动性、全面性和效率性。针对部分高校参与科技服务被动化、形式化的问题,教育部门应改善高校评价机制,把社会服务纳入评价机制之中,并以科技服务质量作为评判标准,提高高职院校开展科技服务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以量取胜的评价行为;针对部分教师参与科技服务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应完善教师晋升机制,把科技服务纳入考评标准中,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之星”等荣誉奖励的方式,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科技服务的主动性;针对部分学生参与科技服务形式化、娱乐化的现状,建议将科技服务纳入学分管理之中,并提高学分占比,通过学业刺激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科技服务的积极性。
(五)完善信息機制,确保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科技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完善的信息机制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服务需求信息,并通过服务信息反馈不断改善科技服务行为,扩大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9]。因此,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是完善高职院校科技服务信息机制的首要任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需要社会、企业及高校多方积极参与进来,站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站在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高度,建立一个高质量、权威性、时效性的信息共享平台。当然,也要注重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反馈作用,及时把有效信息反馈给高职院校,帮助其改变科技服务方式、调整社会服务计划等。
参考文献。
[4]刘毅.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促地方现代产业发展——专访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房俊东[j].广东科技,2018(9):14-19.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六
摘要: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有着自身的特点。就中国来看,资本积累是由单一向多元方式转化,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也掩盖了转轨时期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以来中国资本积累方式的特点,从制度的角度反思当前中国资本积累所存在的问题,强调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xxx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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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6]巫文强,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j],改革与战略,2008(9)。
[7]张维迎,中国改革30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七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各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在对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运行态势。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上升到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长9.4%。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为止,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3个经济体在20世纪连续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记录。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的1.1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7%。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的第3位,利用外资也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56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
继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的2.8倍。2005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98.1亿美元,创当月进出口总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2005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48.1亿美元,增长21%。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与前6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分别突破2000亿美元。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3位(见图1)。
综合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往往不景气。由此可见,二者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观点是,要揭示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把贸易量的扩大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加以对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上加以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在当中,世界总贸易依存度为25.1%,发达国家为21.8%,发展中国家为35.6%。货物贸易依存度:世界为20.5%,发达国家为17.4%,发展中国家为30.1%,中国为21.1%。服务贸易依存度:世界为4.6%,发达国家为4.3%,发展中国家为5.5%。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以上,20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4%。20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1%,进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约70%,2005年上升到80%(见表1)。
表1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目前的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为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的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论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很明显的时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进口是对经济增长的漏损,进口的增加将减缓经济的增长,加重进口国的失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将会拉动进口的增长;出口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纯拉动,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内的就业。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货膨胀,此时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这时的进口会增大本国的供给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口产品又分为进口消费资料和进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进口会提高国内的暂时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生产资料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的长期供给能力,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出口则会降低国内的供给能力,加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出口初级产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则会降低国内的生产能力,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有名的“贸易贫困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进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对外贸易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如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这些目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外贸易结构失衡,效益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纺织业,大大超过世界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占有。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经济管理经验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通过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一个国家的经济若长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导入型经济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变,将会给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比较优势,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全方位的竞争将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国只有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交换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才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赵娇.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3。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八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90.2%;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九
尊敬的党支部:
通过四节党课的学习,我对党又有了新的熟悉,在党的性质、纪律和原则等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的学习。课后闲暇思考时,每每都是不能不感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艰辛。确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时候候,不由让我联想到了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词——中国梦。简单来讲,中国梦便是中国复兴之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最伟大的梦想,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我的梦、青年梦、中国梦。
说:“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听来让青年学子们心潮激荡。“有梦想”,实质上是告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理想,有信念。“有机会”,昭示着中国具有实现“梦想”的各种有益条件。“有奋斗”,则是“梦想”的落脚点。实现“梦想”而不是“空想”,这需要13亿中国人的责任、共鸣、改革创新和实干。“中国梦”聚集了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聚沙成塔,中国梦需要会聚起全体中国人的磅礴气力。“中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她是我们每个人脚下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生活的街巷和挚爱的亲朋、呼吸的空气和跳动的脉搏,是每个老人的记忆和所有孩子的未来。因此,托起“中国梦”,是包括你我在内的13亿中国人的共同责任,需要13亿人的关注和气力。实现“梦想”,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鸣、“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要团结一心,奋发有为,构成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强大正能量,这一样也是世界文明的共同寻求,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梦想的构成,逐梦的路径,需要我们共同奋斗,在众人眼前展现我们这个国家自信、前行的进程,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给[20xx年5月思想汇报范文:对中国梦的熟悉世界文明添彩的进程。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梦想之旅,历来就不是一路坦途、风平浪静。需要我们满怀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我们要以更务实的行动推动改革,要冲破旧的体制、旧的模式、旧的思想的束缚,大干一场。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如今,我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题目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工作来加以解决,坚定不移的走改革和创新之路。在人口红利、制度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改革和创新无疑成为我们最大的红利,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可延续发展。
党的和政府的两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行动的准则。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果断惩办****,提倡宏扬公平正义,减少三公消费,勤俭爱民,转变政府职能,国家机构改革的推动等等,举国上下“正能量”得以构成、凝聚,我们有了希望,有了目标,有了梦想!今天,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史无前例的接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我们要以苦干续写中国辉煌,用实干托起中国梦想。
胸怀理想,满怀豪情,勇于担当,勇于创造。奋勇投身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主力军作用,用“青年梦”托起“中国梦。”青年学子们当挑起重任,脚踏实地,坚守理想,保持豪情,潜心学习,“热衷学场、学术,而非官场、权术。”遵守“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出传统;鉴戒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点。”的学术道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境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华大发展做出贡献。圆我梦,成绩青年梦,托起中国梦!
此致
敬礼
汇报人:xuexila。
xx年x月x日。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十
(一)市场经济思路与中西部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取得良好开端,20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8。6%和9。2%,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3942亿元,增长14。4%,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阶段开发的特点是:政府投资为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得到较快发展。
遵循22年改革开放的路径,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机制,主张把80年代开发深圳的模式应用到西部,中央政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也不违背“非歧视原则”。
为推进西部开发将增加投入,实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扩大外商在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范围;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对到西部去的旅游者、投资者提供入出境便利。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比如把政府投资变为贴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进行开发,承包资源给外资,鼓励人才去中西部工作等等。
但上述思路不足以解决中西部开发的基础问题。以全球化,市场化的优惠政策体系,是基于民间投资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要在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之间进行自主选择,这是投资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显然,最大量的国内外民间资本,仍旧会投入沿海地区,因为中西部的自然,交通,社会,文化条件,和人民收入所联系的国内市场,都不具备产生投资高收益的条件。
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结构有所改善,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东部地区全年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53家,合同外资金额350.6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4.34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82.47%、85.06%和87.88%。中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00家,合同外资金额41.18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41%和9.99%,所占比重增长了0.11个和1.54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5家,合同外资金额2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8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依次为5.11%、4.95%和2.82%;所占比重与上年相比,合同外资金额增长0.34个百分点。
截至1999年底,在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82.13%、88.13%和87.84%;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2.86%、8%和8.94%;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5.01%、3.87%和3.22%。其中,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分别比截止19底所占比重提高+0.36个和+0.11个百分点。全国吸收外资最多的5个省市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和山东,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5.85%、63.35%和64.25%;全国吸收外资最少的5个省区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0.89%、0.41%和0.38%。
很明显,如果没有国家资本和优惠政策的有效带动,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主体,仍旧会流入沿海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3%,占全国人口的1/4,gdp仅占全国18%。至少到20,中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差距仍旧会继续拉大,各项优惠政策充其量,只能够延缓差距拉开的速度而已。
盲目模仿沿海地区开发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沿海地区饱和论”。
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论”来分析东西部关系,似乎东部的投资很快就会饱和,加以优惠政策,民间资本自然被吸引到中西部来。这是严重的理论误导。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根本不同,就是劳动力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才会流到发展中国家来。在一国范围之内,即使有户口限制,劳动力基本自由流动,中西部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会自发流入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资本却不会自发流到中西部落后地区。即使深圳地皮饱和了,外商投资企业也只会到东莞,一个东莞市就可以容纳台湾大部分电子企业。大连为了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以高税收把工业企业挤出去,但也只是挤到辽宁省的“中西部”而已。或许北方严重缺水时,重工业会向西南搬迁,这不是市场规律所支配的,而是自然环境突然恶化和资源枯竭造成的。
我的分析,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导向”,“制度改革”万能的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中西部开发落后于东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即自由度不够;我承认制度不自由阻碍了资本由东向西流动,主要是东部综合投资环境较好,在制度和人才,思想上比西部开放。但是从现代投资学,要素流动角度分析,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自由度增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拉大了东西部差距。如果继续经济主义自由路线,比如取消城市户口,中西部劳动力会进一步流入东部地区,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加入wto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的思路是一致的,大部分外资将投入东部沿海地区。
(二)中西部开发的基本内容。
第一,以调水和移民为中心的国土整治。
中西部开发可以分为西北和西南。西北的关键是调水和开发资源。调水成功以后,可以优惠政策引导移民:将国有荒地进行规划以后,组织大批农民,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开发。开发出来的耕地和城镇的使用权,100年不变,承包给开发者。西南的关键是以政府为后盾,以大公司为主体,以国际贸易为先导,移民随后跟进,向东南亚地区发展,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入海口在印度洋,而不是3600公里以外的上海。
国家将突出重点,力争用5---10年时间使西部大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确定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特色经济和科技教育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领域,建设好一批对西部开发全局具有关键作用的重点工程。同时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极具挑战性,建成后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三条线路,东线投资需要1500亿人民币;中线涉及大规模移民30万人。中线和东线主体工程的输水线路长达2600多公里,工程投资约2000亿元(不包括其他费用,如设备、土地等),涉及7个省市、数亿人口。西线调水如果成功,将长江水源调入黄河,经水渠通向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将沙漠变成绿洲,可容纳2亿人口。
沿着调水沿线,建立移民点。将扶贫改为移民。组织贫困农民全家边挖河,边移动。国家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完成一定工作量以后,即在新城镇获得土地使用权和住宅。
以调水和移民为主要内容的国土整治,也是中西部开发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根本竞争。以后的中国,究竟是依靠自己农民的劳动积累,进行愚公移山式的国土整治,造地引水;还是进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土地和水(进口粮食的含义就是进口土地,石油和水)?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10亿人生存的根本问题。
解决西部缺水的另一条新的思路,认为北方干旱的原因是由于水库太多,延缓了水流速度,造成水量不足,应该从下游疏通运河与历史上的江河湖泊,将汛期的长江水调入黄河淮河,灌满以前的湖泊,以恢复气候。这条思路非常重要。
第二,农业,生态和环保。
我国需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基本解决风沙和水土流失,投入几万亿的资金。
1.大力加强草原建设和草地保护。治理和建设草地2.2亿亩。牧草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草地生态环境预警体系和草地自然保护区建设。落实草地承包经营。遏制西部地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
2.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新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广西和云南甘蔗、内蒙古和新疆甜菜生产基地,西南地区热带、亚热带水果和西北地区苹果、葡萄等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四川、云南、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新疆等地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云南、甘肃、内蒙古、陕西和西藏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重庆、宁夏、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云南、贵州优质烟叶生产基地七大特色农产品。
3.稳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西部地区现有耕地5。7亿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有6600万亩,要有计划地做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4.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
5.加快发展畜牧业及畜产品加工业。
6.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现有15度以下的耕地3。69亿亩,其中有灌溉条件的2。1亿亩,只要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完全可以保障口粮自给。
第三,提高中西部农民的收入。
我国农村消费水平比城镇落后10年。农村彩电普及率只有10%。同时彩电生产能力闲置一半,农民收入低下造成国内市场萎缩,而主要是中西部产粮区农村的落后。
我国有着9亿消费群体的农村市场,其潜力之大可想而知。家用电器为例,全国2。38亿个户农民家庭,家用电器拥有量达到城市的普及水平,则需要1。68亿台彩电、1。8亿台电冰箱、1。7亿台洗衣机。我国农村居民实现1000亿元的最终消费,将对国民经济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1253亿元,农业部门620亿元,第三产业478亿元。1999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38.7%,提高到“七五”50%水平,就意味着增加3500多亿的消费品零售额,整个国民经济新增8000亿消费需求。如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里人水平,全年消费可达到53867亿元,现存积压产品还不够用。
空说提高农民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有效的办法之一是降低基础设施价格,由于这部分价格对于富人来说微不足道,所以相对收益者总是大多数居民,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政府都以财政无偿投资于公共设施的原因,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持,包括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低价提供电力亦非常重要。北京上海等城市是0。5元左右,在高收入的深圳为1--2元,全国大中城市电价平价为0。78元,但县城的电价竟然比城市高出45%,关键是下面变电站层层加价,必须全面清理。如果农村电价调低10%,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342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10%;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565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50%;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214万台,相当于1999年总销售量的20%。如果调低50%,低于城市,那么将有效启动农民的需求。
第四,加速农村城镇化。
1995年我国人均gnp620美元,城镇化水平30%。在人均gnp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2。5%。按照购买力平价,我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分别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约12和21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1952年滞后5。1个百分点,1978年滞后26。4个百分点,19滞后11。8个百分点。这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潜力所在,也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城镇化的主要方法是现有城镇的扩大。我国有城市667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7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12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6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363个,19000个建制镇。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区划的变动结果。现有城市的54%是“县改市”设立的,建制镇的83%是“乡改镇”设立的。市镇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镇增幅。城市数量增加2倍,建制镇增加7倍多,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不到13个百分点。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市镇人口增加在市镇人口中占较大比例。20年我国城镇净增人口2亿,其中,市镇人口自然增长0。5亿,农转非人口累计约0。6---0。7亿,行政区划变动使市镇人口增加0。8亿,在城镇化水平的增量中占40%;中小城市平均规模趋于缩小。20年来,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规模只有17。8万人。因此,可以将现有城镇的规模扩大。
全国3000个县城,20年内由1万人扩大到11万人,增加3亿城镇人口;
216个中等城市,人口扩大2倍,平均每个城市150万人,可容纳3亿人口。
51个大城市,由50万人扩大到3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37个特大城市,由100万人扩大到500万人,可容纳1。5亿人口。
共9亿城市人口,城市的扩大将产生规模效益。
20年以后,中国总人口至少16亿人,还有7亿,一半居住在乡镇从事经济作物和农村服务业,每户可分配1--2亩土地;一半在农村务农,每户可分配20亩土地。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大约600万户,600万套住宅,每套造价5万,连带需求5万,即有6000亿投资,需要钢产量3亿吨,目前我国钢铁生产能力1。3亿吨已经过剩,实际上农村城镇化只要上了轨道,全部工业生产能力还不够用。国家可以贴息,支持钢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廉价出售给农民。只有住宅的大规模建设,才会带动家具,农用汽车,农业生产资料,电信,家用电器的需求。这是我国工业的根本出路。
除扩大城市规模以外,还可以结合调水,在中西部地区兴建新的城市和居民点。可以把扶贫改为移民,组织农民以劳动积累,自己建设城镇,自己居住。
第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铁路密度为美国1/3,日本1/5,复线率、电气化率、行车速度和集装箱、冷藏箱等现代化运输手段也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每平方公里拥有公路0。12公里,印度有0。61公里,在121万公里总里程中,国道主干线仅100000公里。
国家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西部地区投资力度,加强西部地区重点工程建设,在继续搞好2000年开工的10大建设项目的同时,计划再开工12个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000亿元。计划新开工的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的新疆至长江三角洲主管道工程、广西龙滩水电站、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内蒙古尼尔基水利枢纽、电解铝等有色金属基地建设、运七200a飞机产业化、退耕还林还草及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西部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工程和教育工程。同时云南小湾水电站、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黑河综合治理、西北和西南进出境铁路、新疆恰卜其海水利枢纽工程、煤炭直接液化和玉米制酒精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将加快进度。
20国家发行了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国债430亿元,加上预算内基建投资、专项资金共计700多亿元。通过过去一年的努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序幕已经拉开,并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去年开工的10大项目进展顺利,在建大中型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快,全年完成投资762亿元,其中40%的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得到加强,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防沙治沙工作均已全面启动,正在稳步展开。在科技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教育投资也有所增加。
如何利用加入wto的机遇,促进中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需要打破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果断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利用并改造历史上的军工企业,如果以国家投资为主导的前期开发能够成功,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政策才能够有效。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十一
【提要】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延续2018年以来的走势逐季回落,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经济增长6.1%。2020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世界经济低迷不振,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还会继续显现,兼之年初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建议把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左右,物价控制在3.5%左右。中国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对外开放,加快国企、土地、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放管服。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基本平稳,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显示总体经济基本稳定。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明显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5.3%之间。全年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长0.9%。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9%,在3%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价格小幅下降,房地产价格涨幅回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2019年8月份破7后基本稳定,到2019年底又回升在7以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及时处置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比上年缩小0.05。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6%。
(三)内需相对疲软。
2019年经济增长的6.1%中,消费拉动3.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1.9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4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投资从2018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近乎零增长。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增长明显减慢。出口下降叠加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较快,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
由于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7%左右,离82%左右的合意水平相差较大,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2019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0.3%,而上年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升3.5%。自2018年11月以来本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与2012年3月-2016年9月那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不同,那一轮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由产能过剩造成,社会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基本正常。经过了2016-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11月以来的工业品价格下跌主要表现为需求不足。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2019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1.6%,消费品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困难和风险增多。这些困难和风险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此外,湖北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春节期间爆發,导致湖北武汉等多地封城,其他各省也关闭了部分公共场所,也会影响零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增长。数据显示,2003年3月份发生的“非典”疫情,影响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下降约1-2个百分点,2003年全年下降0.3-0.5个百分点。
(一)企业经营困难。
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全年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的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中国处于中低水平的60%的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40%的中高收入群体。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33%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60%的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
2018年7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继续显现。
尽管中美达成阶段协议,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开放,改善企业预期,稳定中国经济,但由于关税的滞后影响,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下跌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扩散。
(五)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
2020年,受增值税和企业养老金政策的滞后影响,减税降费仍将超过40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速会明显减缓,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加大,财政基建支出增长乏力,一些融资平台和城投债会出现违约,企业债务违约也会频发,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并通过金融同业融资影响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风险仍在不断积累。企业经营困难、金融风险积累、政府官员积极性不高,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小。
2020年将是考验中国驾驭经济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必须未雨绸缪,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财税、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上,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積极性,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不断优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主要经济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中央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压实各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防范和化解部分市县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健身产业市场化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在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人口达到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达到870多万人,另外,每年还有约200万左右农民工进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要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加强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猪肉价格仍处于上升周期,要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上涨是供给冲擊造成的,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式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经济发展具有韧性和潜力,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走势。
(一)2020年中国内需企稳。
从政策效应看,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按照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严格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投资者和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是中性。按照凯恩斯理论,减税等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应增加投资和消费。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产生民间储蓄剩余,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存在对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效果大于政府支出效果;经济收缩期间,政府投资不完全挤出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数量经济模型测算表明,减税降费100元人民币,同时减少政府一般性支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3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3左右。发行国债(包括地方债)100元,拉动经济增加20元,也就是说乘数效应为0.2左右。2020年,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预计可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左右。
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制造业增值税减税会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还有约4000亿元,会直接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趋于稳定,企业利润水平会相应稳定,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力度,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土地要素也有利于制造业投资落地。2020年,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回升,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在5%左右。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额度会继续增加,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并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5g网络建设也会启动,基建投资会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增长6%左右。2017-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仍保持一定增速,但房地产价格仍处于高位,居民杠杆率较高,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中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中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中国进入减库存周期,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预计拉动2020年经济增长0.2%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库存对经济呈现正拉动,内需总体稳定。
(二)中美经贸摩擦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工业仍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工业品价格缺乏上升的基础。世界经济增速偏弱,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2019年工业品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几乎为零,预计2020年工业品价格低位徘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零左右。目前,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仍低位徘徊,未来8-12月内,猪肉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带动居民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加上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20年的翘尾影响在2.2%左右,预计2020年全年cpi在3.5%左右。但剔除禽肉后的价格总水平不会超过2%,物价会对部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不构成实施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掣肘。
(四)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应设定在6%左右。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人。目前,中国经济潜在速度在6%偏上一点,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1500万人新增劳动力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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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十二
摘要本文从德育社会学角度论述德育在人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强调了德育因素的客观性、德育的重要性和德育的科学化问题,提出了优化德育过程的几条原则,对德育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德育因素;德育;合社会;适应与发展;内化;社会化。
德育因素是制约人适应与发展的客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生活在并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其存在、适应、发展都受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交互作用,其中,那些制约着人适应与发展过程的精神世界、个性品质、潜能的东西,就充满着德育因素。不论人们主张或不主张、从事或不从事、接受或不接受德育,德育因素都客观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对人的适应与发展起作用。人在适应与发展中,不受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就会受不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向程度、效应不同而已。
狭义上,学校德育与社会德育不同,广义上,所有德育都是社会德育。德育过程不单在学校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一个接受德育或再德育的客观过程。一个良好的社会德育,乃是社会成员获得合社会适应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狭义看,社会德育相对学校德育而言,具有相对的不可控性,但其发生作用的现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良好的社会德育促进社会成员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反之则延缓、阻碍甚至损害社会成员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进程。自觉、合理、科学地调动起所有良好的社会德育因素,实施健康的社会德育,就是要以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为根本目标,使社会成员不断内化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本质,实现合社会的个人调谐与合个人的社会调谐之辩证统一,从而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促进社会合理化,推进社会文明。
现代社会中,教育一般地以学校形式出现,科学的学校德育则是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首要的和主要的途径,也是人的合社会适应与发展的关键。因而,科学的学校德育是学校教育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按照特定社会的客观要求,将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本质和特定社会的良好规范,内化为青少年的道德、品格、素质,并与其它各科教育交互作用,使青少年获得合社会的临近适应与发展,导向个体社会化。这是一种将外在的社会要求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并使外在的社会要求与个体思想品德达到和谐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德育又是社会德育。
就学校教育而言,学校其它各育与德育相比,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具体的目标、任务不同,智育,主要担负着传授知识、培养智能的任务,体育,主要担负着锻炼体格、增强体质的任务,美育、劳动和职业技术教育等,其任务也是特定的;其次,具体的手段、方式方法、途径也都不同。然而,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尽管各科教育的实际过程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德育因素,但在理论上,基本身基本不涉及或少伦及青少年的灵魂深处,一旦涉及,那便是教育过程中的德育因素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合社会临近适应与发展并日趋完善的人,精神世界是根本的支柱和动力,因此,科学的学校德育必然成为学校教育系统的动力源。当然,如前所述,德育因素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各科现实的教育过程,德育因素必然发生作用,因此,主动、自觉地将德育容于各科教育之中,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德育途径之一。
良好的德育在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进程中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的,一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文化(包括政治观念、伦理道德、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效益观等等),创造性、建设性、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文化宝库,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肯定性精神本质,构建主体中具有本质力量的精神世界,形成合社会行为的动力系统,实现个体精神境界和内在本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伦理化教育,使社会成员道德地运用科学技术,实现个体乃至社会集团在科学技术运用上的合社会性,实现个体素质现代科技社会中合社会地适应与临近发展;三是与其它各育和各种社会实践交互作用,发掘并巩固个体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潜质,实施精神导向,优化个性心理品质,推进心理保健,使个性和谐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一体化;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潜移默化,在个体利益追求与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保障社会安定,构成社会进步合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在我国当代,德育工作曾几起几落,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新形势下,德育既充满着机遇,又再次面临挑战。由于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但发展不充分,民主意识增强,但民主参与机制未健全,参与国际竞争日多,但多元文化承受力却较弱的矛盾过程之中,德育在促进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教育思想上,或过分强调德育,过高估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陷入了“德育万能论”的怪圈,导致德育过程非科学化,德育的唯一化使德育在空洞的高声呐喊中无形消解。或只重智育和办事能力,忽视德育,抽象讲德育,具体无德育,陷入了“德育无能论”的怪圈,导致德育缺失智育扭曲,使人在适应与发展中失去合社会的精神支柱与动力系统,产生出人才废品;在德育指导思想、目标体系,内容上,忽视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这个根本主题,只把德育看作是履行行政职责的必需品或装璜,德育的根本出发点、归宿点被异化扭曲,陷入“德育盲动主义”的怪圈,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思想行为与个性发展却被无形割裂,既不能实现德育的本质目的,又沾污了德育的纯洁性;在德育的方法、途径上,缺乏系统化、科学化和道德化,忽视德育的长期性、长效性和潜在性,构成了“德育短期行为”,命令式、强制性、行政化手段充斥整个德育过程,失去面对新形势的应变力,不仅违背了德育规律,还使德育过程本身违反了道德,大大消弱了德育的道德感召力。这一切,都是德育过程中的反德育因素,若不加以克服,德育本身很可能成为新的社会条件下扼制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的异己力量。
过去,人们研究德育多从思想品德本身去研究,未跳出自身系统,参照系不明,缺陷较多。改革开放以来,德育工作者在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基础上,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学、行为学等边缘学科,把德育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中,放在社会的变迁与流动过程中,进行多角度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果,大大增强了德育改革的`力度。中央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了一系有利于优化德育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政策,这些都是近些年来德育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不仅阐明了我国德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思路,还为德育工作者指明了德育方向、途径和基本方法,是德育工作和德育科研的指南。当前,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这些德育法规、规章,如何进一步优化德育过程。本文在此提些粗浅看法,抛砖引玉。
1.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在实践中研究并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性。
品德形成过程是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个体特有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自我适应与发展的客观过程,具有多因性、自发性、可塑性、客观性等特点,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品德内化与品德外化的矛盾运动过程。德育过程则是德育工作者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按照品德形成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德育影响,以培养和形成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品质,实现个人社会化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多样性、反复性、自觉性、能动性的特点。因此,优化德育过程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并依据特定社会的既定法规,在实践中研究品德形成的客观过程及其内在规律,遵循品德形成的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多层次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德育影响,培养和形成个体合社会的思想品德,实现个体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推进社会文明。
2.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在实践中把握德育过程的渐进性、阶段性。
品德形成过程的阶段性、渐进性决定了德育过程的阶段性和渐进性。一般地,德育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教育者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某些思想品德规范作用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有选择地受纳并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意识;(2)积淀在受教育者个体中的道德品质意识形成动机,支配、调节并外化为道德品质行为,反作用于社会;(3)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依据行为效应和个体品德发展程度,调节教育行为和受教育者品德行为,进入新的德育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这三个阶段是一个不断反复渐进的运作过程,无法精确地区分排列,更不能机械地套用。但品德形成的客观机制制约着德育过程的运作,因此,德育工作者必须具有科学的德育阶段意识,才能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的思想品德教育。
3.优化德育过程必须克服智育化倾向。
在现代社会中,系统的德育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的,而学校教育又以教学为主要载体。因此,德育实践中,人们容易把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等同起来,甚至以智育代替德育,形成思想道德品质智育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德育过程的优化。应该看到,如前所述,尽管智育过程蕴含着德育因素,德育过程也蕴含着智育因素,都必须依据“知、情、意、行”的心理发展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二者可以互补,交互作用于人的合社会适应与发展。但二者必竟是有区别的:其一,贯穿于德育过程的主线是社会实践,德育过程中的“行”,是社会性的实践,是一种正式的社会交往、沟通和联结,这种“行”一旦发生就与社会利害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智育过程中的“行”一般说来,仅仅只是一种“练习”或“习得过程”,一般不形成社会利害冲突。因此,德育与智育对“行”的要求也不同,德育必须严格注意“行”的社会效应,比如,绝不能让受教育者去实践犯罪、体验犯罪过程。这是德育过程与智育过程的本质区别;其二,德育过程中的“情”、“意”,本质上都是社会利害关系在教育心理上的反观,是思想道德品质内化的粘合剂,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品质上沟通、接纳的必要条件。而智育中的“情”、“意”一般不具备社会功利特征,至多只是施教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辅助手段,并非必不可少。因此,要使德育过程优化,教育者必须体察受教育者的情感,了解其态度,并动之以健康的真情,摆明正确的是非观,才能提高德育效果;其三,德育因素具有时空的广泛性和内容的社会性,因而德育过程还具有同时性、反复性,其循序渐进只是一个大致的过程,无法精确地排序,同时,社会因素对德育影响甚大,学生的“熟习”会因个体需要,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利害冲突中“淡忘”,因而,德育过程中的“知”同时具有三个含义:必须是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必须不断反复地作用于个体;可以特定社会或阶级所需的思想道德观念体系中易于为受教育者接纳的某一方面作为突破口,实现思想道德品质迁移。智育虽然也有“举一反三”的情况出现,但其学习过程的阶段性是很明显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过程都是可以而且必须精确地排序,前后阶段的知识不可能同时出现,同时,其对“知”的“淡忘”在一般情况下与社会利害关系无关。因此,要优化德育过程,德育工作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德育过程双边活动实情,灵活地选择入口,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德育因素进行必要、合理的反复教育,避免“一刀切”,避免机械套用和无目的的跳跃。
4.优化德育过程必须抓好“内化”。
“内化”是德育过程的中心环节,是个体思想、行为合社会的纽带。个体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真、善、美的信念的确立,是“内化”的根本前提。德育工作者不可能,也决不能是受教育者的保姆或督察,只有通过“内化”,形成个体内部合社会的道德环境,才能达到德育的根本目的。因此,德育过程是否优化,必须从个体思想、行为合社会的辩证统一上去考察。抓好内化,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批判继承人类肯定性的精神道德文化,顺应时代,把握社会变迁、流动过程中社会思想、观念变化轨迹,把握社会发展对个体适应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新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二要结合社会现实和教育对象的时代特征,寻找“内化”的突破口;三要研究“内化”的心理机制,并按“内化”心理机制的客观要求寻找合理的德育运作手段和方法;四要主动适应社会,打破德育的封闭状态,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一切可以利用的德育因素,发挥德育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建立必要的德育网络,合理地调节“内化”过程中的内外部矛盾冲突,把德育的外部因素转化为优化德育过程的有利条件;五要注意社会实践,把社会实践活动引入德育全过程,使受教育者的实践活动中体察社会合规律的发展及其对个体的客观要求,处理好内化过程的各种矛盾冲突,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不断反复过程,逐步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行、情感定势,进而建立起对社会、人生的科学信念。
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篇十三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相对较快,本文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的内容!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1】。
浅析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政治、经济水平所采取的重要决策,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促使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并更好的参与世界经济调整。
而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使政府、企业、人民面对遭受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的影响。
然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真正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优势,规避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政府、企业、银行业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
而在此之前,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与具体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指的是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上外汇(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
倘若外汇的供给小于对外汇的需求,那么外汇汇率上浮,人民币汇率下浮;相反,则外汇汇率下浮,人民币汇率上浮。
汇率的市场化通常与货币的自由兑换、经济一体化、货币的国际化密切相关。
这四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汇率的市场化”成为中国这般大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实现“汇率市场化”的基础上便可为“货币的自由兑换”与“国际化”的实现创造重要的条件。
人民币汇市开局动荡,从1月6日开始,人民银行突然下调cny兑美元的中间价,推动空头在离岸市场上做空人民币。
做空势力来势凶猛,cnh与cny兑美元的价差在6号创下了1600点以上的历史纪录,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
人民银行采取相应措施,令cny与cnh兑美元即期汇率升值、回稳。
1月11号、12号,cnh兑美元即期汇率较1月7日低点累计大涨bp。
而从以往的从大国货币崛起的历程看,无一不是走过了一条由“逐渐升值-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的发展路径。
在经历了这场“双向波动”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且日趋平稳。
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即有利也有弊,充分认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于发挥人民币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和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1.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之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而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就目前我国发展势头来看,要放弃这两方面的主动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和我国资本投入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要凭借政府的力量干预和限制资本的流动情况的可行性是极低的,因此资本自由流动是必然成立的,由此可见,在“不可能三角”中汇率的稳定是不可实现的。
而换个角度来看,在享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而相对灵活的汇率政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风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2)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
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关税税率不断降低、贸易自由化政策全面实施,这对我国一直以来受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和国有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而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
在此背景下,实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得到灵活调整,减轻来自贸易与资本账户自由带来的双重压力。
(3)促进我国参与对世界经济调整过程。
我国被列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主体之一,是世界经济调整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假如我国在汇率领域态度淡然,对世界各国汇率的变化和汇率市场的发展不管不顾,就势必会导致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进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受阻。
而采取能够适应世界经济调整趋势的灵活、科学的汇率制度,则有利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调整,并优化国际贸易伙伴对我国的态度,进而带来理想的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恰好符合这一需求,对促进我国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
2.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
但从金融领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乃至我国宏观经济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冲击。
首先,短时间内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效应可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而这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还会使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许多不可控制的复杂的风险。
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增加了国家稳定金融市场的难度,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稳定性下降,金融市场发育受阻。
(2)增大外向型企业经营风险。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外向型企业带来复杂的经营风险。
我国的出口总额高达24.59万亿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而当人民币升值而其他货币不变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外贸出口中所花费的成本将不断增加,相应的,从外贸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也将不断降低。
进而使得外向型企业由其是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变弱,难以满足经营与发展需要。
(3)增加外汇资产管控难度。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当外汇资本流入速度减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就会缩水,这就使我国外汇资产管理与控制的难度增加,并伴随许多的风险。
我国外汇指定银行拥有庞大的外汇资产,大部分来自于国外的直接投资及来源于我国巨大的贸易出口额。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背景下,人民币弹性增强,波动幅度可能性变大,外汇流入资本受到约束,外汇资本储备量就会缩水,由此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有可能给外汇指定银行带去隔日亏空的风险。
此外,人民币弹性增强也会使国际短期资本风险增强,容易引发国际短期资本肆意外流,变相推高国内资产的升值。
人民币弹性增强还可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对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造成较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使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大,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被削弱。
三、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应对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规避人民币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政府、外向型企业与银行业分别应采取以下措施:
1.政府部门积极发挥辅助作用。
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市场监测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发展情况进行监测,在实现人民汇率浮动由市场供求决定之余,全面、及时地掌握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与幅度。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建立新的汇率定价制度,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浮动。
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辅助,对此,专业人员应对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趋势以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评估,综合相关的数据预测未来动向,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民币汇率风险观测机制。
事实说明,这种风险观测机制在汇率风险控制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它一方面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风险。
2.提升外向型企业抗风险能力。
具体来说外向型企业提高抵抗风险能力有三方面:(1)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全面的评估、分析潜在的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或者市场因素对企业的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对于已存在的风险,要通过健全的防范预警机制来控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损失。
(2)优化企业产业机构,实现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不断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引进高素质综合性人才,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足发展。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采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锁定汇率,从而在汇率出现波动时,降低损失。
(3)企业领导要时时关注汇率动态,掌握汇率波动趋势,做好应对措施。
3.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外汇局要提高对人民币汇率趋势的重视,积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加强研究,关注国际金融货币走势,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
完善外汇储备机制,将外汇储备风险降到最低,保证国内资本的有效运作,防止国际资本家在国内市场的恶性操控,避免金融风险,实现国内利益最大化。
除此之外,国家外汇储备通常是指国家财政出资购买和管理的外汇资产,然而在我国,是指央行以人民币购买的,并由央行统一存储、支配和管理的外汇。
严格来说,由央行购买、存储并管理外汇,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货币发行储备物,是流通中货币的抵押物或信托网担保物。
它的买卖主要目的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平抑货币币值,防止发生超过预期的巨大波动,这种情形下外汇储备并不符合其本质,不但使现有的外汇储备机制下掩盖的风险难以被察觉,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市场化发展,因此,今后应力争使国家外汇储备回归其本质。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趋势已不可逆转,虽然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改革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积极采取合理的改革与保障措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健康发展是大势所趋。
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宏观调控作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管理机制;外向型企业应积极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银行业应密切关注汇率市场走势并积极完善外汇储备机制。
进而实现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进行合理防空,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方面的论文例文【2】。
石油被誉为现代工业血液,不仅对国家意义重大,而且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石油被广泛运用于交通运输、石化等各行各业,被称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黑色黄金”。
它的流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只要没有一种新的燃料能取代石油,国际间石油的争夺就不会停止。
一、中国石油分布状况及油量储存现状。
石油又称原油,它的分布从总体上看来极端不平衡:从东西半球来看,约3/4的石油资源集中于东半球,西半球占1/4;从南北半球看,石油资源主要集中于北半球;从纬度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北纬20°~40°和50°~70°两个纬度带内。
中国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渤海湾、松辽、塔里木、鄂尔多斯、准噶尔、珠江口、柴达木和东海陆架八大盆地,其可采资源量17.2亿吨,占全国的81.13%;主要的产油区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长庆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等等。
根据新一轮的全国油气资源评价,中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为150亿~200亿吨。
其中以前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为150亿吨,—2050年随着技术进步和领域拓展,可供勘探利用的资源总量有望再增加50亿吨,达200亿吨,石油资源总量列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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