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实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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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一

形势与政策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之一。2010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课程改革后，我对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了调查。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5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一国两制”。

台湾问题伴随着中国历史而长生，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台湾台湾岛地处交通要冲，既可作为遏制日本，控制南海诸岛，震慑东南亚的据点，又可作为进入太平洋，固守大陆的前沿阵地。如果将台湾收回，那么钓鱼岛问题将迎刃而解，美国设在关岛的所谓“遏制中国的前沿”也会失去作用。到那时，南海舰队的有效保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抢占的南海诸岛也会送回。对日本而言，中国收回台湾岛就意味着日本以后无法再从西亚进口石油，而要依赖于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更是迫切地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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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1]莫绍深.关于《概论》课中“台湾问题”的教学思考[j].钦州学院学报，2007，10.

[2]李曼.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台湾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研究》。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一、台湾问题的形成。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五、结语。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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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在希.论台湾问题与中华复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韩春霞.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3.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杨福昌，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中国青年出版社，74.

[2]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5.

[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浅析解决台湾问题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应立足于内政性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之下，积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对策。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台湾问题”的形成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等国的反华政策，台湾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解决?今天我们就来作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

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国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推行的是“接触”加“抑制”政策。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政治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日益感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其防范与遏制的重点目标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移到中国身上来，而台湾问题当然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控制海峡两岸局势来阻挡中国的统一与强大，维持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均势，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在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军事上，台湾海峡是美国在亚洲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首先，台湾可以作为美军向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力量时的补给、休整地。而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失去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对它的军事部署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岛屿，海峡两岸的分离有助于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战时通过控制台湾海峡，可以切断中国与海南舰队的衔接。第三，中国东南地区是经济重镇，台湾距离中国东南地区很近，美国控制台湾，可以对东南沿海构成巨大威胁。

迄今为止，美国巧妙利用各方因素，设计了一套牵制和驾驭各方的台海战略。它从大陆和台湾同时获得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它公开宣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和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暗地里怂恿台独势力，从对台军售中获取巨额利润。美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台湾的战略牵制作用，企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外，同样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也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宿怨和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后将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恐惧，日本必然积极参与台湾问题，它最希望中国天下大乱。日本因素使和平统一台湾更加复杂化和困难。

(二)台湾当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台湾现在有完整的“国家”架构，它设有“总统”、“副总统”，其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个院，这五个院之下又有许多部委;除立法院，还有国民代表大会;军队也是中央政府的建制，设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法院和监察院也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养活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失去现有的统治地位，从而失去权利和利益。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抵制“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由于台湾和大陆目前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大多数台湾同胞希望两岸暂时维持现状。笔者认为，除了因为两岸隔绝的时间太长，以及台湾当局长期对大陆刻意的歪曲宣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深，心存疑虑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因素。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有过两次痛苦的殖民回忆。一次是甲午战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使他们受到50年殖民统治的屈辱。另一次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满怀希望和欣喜，但迎来的却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令人大失所望。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起义，最后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由于这种任人宰割的痛苦经历，台湾人民一直盼望当家作主。而现在台湾实行的“总统”直选满足了他们多年的愿望，所以大部分台湾民众不希望改变现状。

其次，现实原因。台湾的一些“台独分子”，在感觉到“政治台独”是死胡同后，就试图走“文化台独”这条路，采取以“台语”取代汉语，削减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等手段，影响岛内二、三代青年台胞，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的纽带，进而削弱和淡化青年台胞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大陆看，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一些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所造成的一些台商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问题，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使台胞对统一后的前景心存疑虑、持观望态度。

二、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的性质是由法理“一个中国”与分裂的中国这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今后，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祖国统一模式仍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之下，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准备：

(一)国际上，促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使台湾当局和日本失去靠山。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以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经济贸易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力十分巨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并把抢先占有中国市场作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重点之一。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前景将不可估量。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决不会把自己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为“台独”分子流血卖命，决不会为了“台独”而丢掉大陆市场。

(二)国内，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及民族凝聚力。

逆差。这说明我们在经济上，对台湾有能力大有作为。其次，军事上，大力加强军备建设。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台海地区达到与美日军事势力的平衡。目前如果单独和台湾比，大陆的军事实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关键在于我们要考虑美国和日本因素。如果把美日和台湾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大陆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因此要加大军备建设。

另外，要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解决的好坏和人心向背有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我们能靠“小米加步枪”在朝鲜战场上和装备精良的美国达成平手。今天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允许台湾独立，那台湾独立会比登天还难!

(三)做好对台工作。

一方面，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积极主动地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台商及其家属、技术人员达40多万人，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有3500多名，在大陆定居的台胞有3万多人。两岸日益密切的广泛交流为我们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台湾与大陆有着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两岸文化同根、同宗、同源、同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维系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继续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拥护祖国统一，我们都坚持同他们的联系，达到瓦解“台独”势力、争取“观望”民众、扩大“统一”力量，实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

另一方面，坚决遏制台独。台独不等于台湾，台独分子不等于台湾人民。对台独势力决不能姑息容忍，要坚决打击和消灭。这方面我们国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好的举措，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台独行为的违法性。真有台独分子敢踩红线，我们有法可依，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想这其实很简单：台独之日就是统一台湾之时!中国高层早就在几年前说过：奥运会对于中国就像“锦上添花”，锦都没有了，还要什么花啊?台独分子真要敢触犯底线，那我们武力统一就有理有据，任何外国的介入就是侵略中国。

三、结语。

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定是中美日三国的博弈中中国胜利后的结果。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上去了，我们就有能力控制台海局势;只要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就能处理好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两岸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小，外部条件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台独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压制，两岸的和平统一也一定会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二

形势与政策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之一。2010年考研政治课改革后，我对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了调查。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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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摘要疫情的爆发，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教育是国家的长远规划，大学生就业是社会教育的第一步。每年的上半年是我国的毕业季和就业季。今年将有874万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同期增加4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现阶段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于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及策略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疫情形势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中图分类号：g473.8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6月5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微信公众号登陆微信时刻，并发布了一组数据。截至5月25日，南科大本科生就业率为35.17%（其中签约率仅为14.48%），研究生就业率为48.53%。由此可见，疫情下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面对疫情造成的就业困难局面，不少人选择考研或等待明年的招聘旺季。然而，该流行病对就业影响的结束日期无法预测。明年及后年将有近90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即使就业市场复苏，他们也将面临毕业生不足的尴尬局面。后疫病时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和心理问题应该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

1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

目前，根据多地房地产协会和城乡建设局的公告，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人员密集型行业都处于暂时暂停的状态。过去几年在春节期间蓬勃发展的电影业、旅游业和餐饮业今年的假期收入急剧下降。由于战略调整，一些企业降低了人工成本。2月2日，苏州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共同度过难关的相关措施，通过增加财政支持、稳定员工、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为中小企业加油鼓劲。虽然中小企业的数量没有大型企业那么多，但如果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被迫缩小规模，可能会出现区域经济下滑，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市场经济一直是影响整体的因素之一，疫情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毕业生今年面临更大壓力。到目前为止，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促进毕业生就业和创业的特殊政策。通过各种措施的无缝连接，如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增加招聘比例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扩大规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加入军队，发展中基层岗位，增加贷款支持创业，并提供就业服务补贴，等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做好了无缝对接，毕业生的就业政策是“组合拳”。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然而，874万大学毕业生将被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对全年就业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疫情严重，许多公司不得不推迟甚至取消春季招聘计划。春季往往是每年大学生求职的黄金季节，而一年一度的招聘进校园、现场招聘等大型招聘活动也不得不停止，给7月份的研究生带来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2020年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目前研究生的扩招规模也比较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截止6月28日结束，甘肃、江西、辽宁、湖北、重庆、河北、天津、广东、西藏等地出台了促进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专项政策，通过鼓励微型、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比重，扩大考研升学、参军和发展基层岗位的规模，推进就业服务补助贷款支持创业，无缝衔接等措施，发挥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组合”政策。

作为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湖北省今明两年事业单位空缺职位数量将主要用于招收高校毕业生。同时，湖北省公务员招录计划增长20%，选聘生计划增加50%，事业单位招录计划增加3万人以上。

高校毕业生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大学生不能只盯着以往父母眼里的‘优质工作’不放，要充分适应和融入市场化、多元化的就业环境，将多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结合起来，多选择到基层一线、各类企业，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

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今年全国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三支一扶”计划中央财政补助名额为3.2万名，比去年增加18.5%;计划招聘特岗教师10.5万名，且不将教师资格作为限制性条件;研究生预计扩招18.9万人，普通专升本扩招32.2万人;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扩大毕业生参军入伍规模。

在鼓励大学生求职的同时，各地继续为有意创业的年轻学生提供便利，贷款支持、减免税费、免费提供场地，或者直接给予创业资金支持。比如，河北将毕业生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15万元提高至20万元，合伙创业的贷款额度由90万元提高至130万元;将创办小微企业的贷款额度由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西藏对创业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6万元、每户最高可达30万元的一次性启动资金支持。

2疫情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策略。

2.1国家战略。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新动能的开发和传统动能的升级，实际上蕴含着大量的就业机会。积极鼓励毕业生到国家重大工程、重大工程和重要领域工作，在原有渠道中占一定比例。但是，我们觉得它还不够高。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努力。我们认为，疫情过后，国家战略需要高校毕业生。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有必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升级从大专到本科，提高基层医疗和社会服务岗位的招聘规模，并增加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吸收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指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和入学时间，推迟毕业生离校报到和安置时间。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登记和档案保管，并根据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办理就业手续。

对于离校待业毕业生，应尽快与教育部门联系信息，开展实名制服务，重点关注贫困家庭和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实施“一对一”救助措施，提供各种政策服务。与此同时，教育部将始终关注湖北高校毕业生和湖北民族，与有关方面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2.2扩大重点领域招聘。

基层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大学校，也是吸纳毕业生的主要阵地。教育部门将继续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配合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大学生基层就业计划。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微企业招收大学生就业。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中小微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阵地。我看了前三年的情况，前三年大学生就业近六成流向了微型、中小企业。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给予了很大的保护。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实施这些政策，对今年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4鼓励入伍参军。

与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合作，通过优化指标配置、提前体检等措施，增加应届毕业生招聘数量。每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征兵是大学生。这方面今年继续增加。同时，它主要倾向于毕业生。在过去，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军。今年，政府加大了鼓励毕业生参军的力度。毕业生的热情也很高。

3结语。

高校毕业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群体。2020届毕业生将在关键时刻迎来创纪录的求职人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军表示，要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毕业、招聘、考试等相关工作，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签约、招生时间，帮助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面对大学生的实习和就业问题，教育部下大力气，希望能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即将毕业的学生不要太着急。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调整心态，定位自己，抓住市场机遇，找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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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参考文献：

[2]关于印发河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ol].http：///.2017.

[3]韩似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17.

[6]田克敏.对电力行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广东科技，2013，（8）.

[7]赵建军.大唐安徽分公司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3，（1）.

[8]台州市发改委课题组.台州市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padis-int的分析[j].台州学院学报，2017，（8）。

[9]刘燕群，董林，乐明.武汉市中心城区养老现状调查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2）.

[10]李瑶.失能老人社区长期照护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8，（12）.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三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四

台湾省，缩写为“ldquo设置”，台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和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西与台湾海峡隔海相望北临东海，南临巴什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一个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内有两种重要的理论：构成说和宣告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宣告说达到自己“独立”的目的。本文作者从两种理论的缺陷说起提出了“折中混合说”，提出只有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要素，从而驳斥了台独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台湾问题构成说宣告说国际法。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声言，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一个合法政府与一个叛乱团体的关系，或一个中央政府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关系。到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承其衣钵，更放出“一边一国”的台独言论，两岸关系由此进入紧张状态。对此，我想就自己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对台湾问题进行试析。

台独分子在国际法上一直妄图为“台独”找到论据，为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现在台独分子所持的所谓依据主要是1933年的《关于国家权力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及国际法上承认理论中的“宣告说”。

针对以上说法，我想首先应指明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从来都没有对国家做出过统一的概念规定。而《蒙得维的亚公约》在第一条中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即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也只是一种简要的列举，在形式上对国家的一个界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只能成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国家构成要素的基础，而非标准。

在国际法学界，不论是印度国际法学家兴戈兰尼，我国的国际学家王铁崖先生，还是《奥本海国际法》都承认“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即：主权是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甚至是根本属性。因为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意味着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即使拥有了固定的人口，确定的土地和对外交往，一个傀儡政府始终都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国际主体。

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只有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得以维系，那么，在他所控制的确定领土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主权的独立这作为其国家的根本属性。这一点，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可，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就台湾而言，它拥有2200万的人口，其地区面积达到36万平方公里，台湾当局也已对台湾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也可以称得上有一个完整的政府虽然现阶段民进党台湾当局在民众中声望大减，同样现在还有二十六个国家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与之建交台湾民众为此每年要付出高昂的所谓的友善费。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并未在国际关系上增加一个新的国际成员，而是旧中国的延续，只是在阶级上，由一个新的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

差异，但是，同样的，台湾现存政府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同样不能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主体。主权是一个国家构成的第一属性，虽然台湾拥有《蒙得维的亚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构成的一定的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和对外交往的能力国家构成的形式要素，但没有主权的存在，正如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不能成其为人一样，台湾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针对国际法上的“宣告说”，我想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宣告说”认为，新的国家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取决于其成为国家的事实，现存国家的承认仅具有宣告或确认的性质。“宣告说”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对承认的法律后果估计不足。

承认是使一个国家取得国际法主体，对外交往，成为一个独立、完全的国际法人格者必要前提。虽然在传统国际法上认为承认是一个国家单方的自主的行为，但在国际实践中只有得到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而承认的效果，在国际法上得到的一致是，承认国对被承认国的国内法律法令和司法裁决的效力及豁免权予以尊重。所以，依照“宣告说”，容易造成对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过早承认，给承认国在国际交往中带来不便和法律上或国际道义上的限制。

但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对于政府或国家承认这一问题，一直也都处于一种较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国际惯例。完全采取“宣告说”抑或是完全采取“构成说”的情况甚至都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时期，各国根据本国利益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在国际法实践中，各国更多采纳的应是一种“折衷混合说”自己命名，知道很不恰当，但还未想到更贴切的名称：即一个政治实体成为自然国家取决于其构成国家的事实，但其成为国际法主体及完整国际法人格者，需为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所承认。

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都不会只涉及到局部国家利益，更多的是全球利益，而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已不再是一个只涉及本国利益的单方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新的国家出现后尚未得到承认前，他只是享有生存生活权，而不会享有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共同发展交流权及其平等交往权，即这个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限制性主体类比于国内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对于后种权利，是一个主权国家才所能够享有的。

而针对台湾的现状，在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承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虽然有二十六个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都缺乏国际影响力，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也不过是几千万，当然不能引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当然地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向。所以国际社会中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已明确地做出答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综合以上，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国际承认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台湾某些分裂势力在国际法中为“台独”寻找依据的做法是枉费心机的!

参考文献：

[1]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商务印书馆.

[2]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3]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

[4]肖佳灵.国际主权论.时事出版社.

[5]刘颖，吕国民.国际法资料选编.中信出版社.

摘要：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步步提高，于今年六月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晤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还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作为中美关系谈话中，台湾问题一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从建国以来，台湾问题的起起伏伏不断影响着两国关系，本篇文章将以讲述这几次起伏的过程和分析这几次起伏的原因切入点分析新中国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美三次联合公报《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关系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逃至台湾，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埋下伏笔。对于想要“重返亚洲”和迫切希望制约苏联的美国来说，台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当蒋介石败退，美国国务远东会议上得出中共的军队将攻占台湾的结论，使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的转变。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声称“美国对台湾没有承当义务”、“美国不会卷入台湾[1]”，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之心。”这表明了美国是“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2]台湾被美国列为了“不管区”。对于这此美国放弃台湾，有着诸多的原因：第一，代价的考虑，在蒋介石政府即将被打败时，美国其实主要面临就是出不出兵的问题。出兵，就免不了与中共的军队进行正面的冲突和对抗，且长期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而如果要保证胜利的概率，就要投入大量的军援并且要动用到美国的军队，而这样大量的投资是美国不愿意的，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会见军方代表时表示：“还没有人会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队的防线。所以美国不值得为台湾这么高的代价。”[3]第二，配合新亚洲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争取与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特别是要加强日本和菲律宾为首的国家防务，用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蔓延。美国为了保证想要局势，首先，就不能过多的染指台湾问题，这种行为会造成亚太地区小国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其次，在新中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逐出大陆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大为下跌，如果这是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话，于美国来说不利。第三，苏联问题，中苏交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美国的全球化战略有着重大的威胁。艾奇逊也提出国关于分离中苏的看法：“美国应该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因其的中国人民的“领土首付主义”情绪，在这种时候，美国最需要避免的是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从苏联引向美国，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点高姿态。”这些都促使美国“弃台”。

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打破了美国幻想，加之台湾海峡的气候使中共军队不能及时的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随后“放蒋出笼”、《共同防御条约》，都显示美国对于台湾的重拾。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使了美国美国重新对远东战略进行考虑，加之社会主义“铁幕”的出现，促使美国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全球战略。[4]第二点，“不沉的航空母舰”论指出：只要台湾落入中共之手，那么台湾一定会成为苏联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显然对美国极为不利。第三点，在朝鲜战争的拖延，使美国进退两难，这促使“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但实际上这种“放蒋出笼”政策位的不是要蒋介石反攻，而是“以攻为守”，确保台湾。第四点，《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划对于苏联的牵制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一道，成为西太平洋上的防线，《共同防御条约》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中美破冰。破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两极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多极格局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失败;中苏分裂;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美国经济的发展出现衰疲。这些都促使着美国不得不放弃之前的政策，于是就有了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2月28日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强调，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是唯一合法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要求美国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中美建国公报》中，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美方则希望保持同台湾的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交往。而在《八一七公报》中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国”的问题，也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进行相关规定。而在这一时期，台湾就被美国“冷落”了不少，“毁约”、“断交”、“撤军”、在联合国被驱逐。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以台制中，以华制苏”[5]可以说这些公报，特别《八一七公报》就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三个月后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台湾再次被美国拾起，台湾问题逐渐尖锐，接下来的克林顿总统的对台调整政策、李登辉访美和布什总统的“中国威胁论”，美台的关系都一直加强。主要原因如下：一，全球化战略的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一方面美国当心中国会迅速的占据亚洲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霸权主义的施行者，而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外交的政策;二，“安全因素”的考虑，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美国感到了恐慌，于是想利用台湾和中国周围对中国进行限制：用日本牵制中国，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用东盟牵制中国南海。三、美国长期的对台投资，使台湾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该体系中得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作为一个很好的市场和亚洲的立足点，使美国爱不释手。

如今的中美关系友好促进的双方的发展，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一支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心头的一个坎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是在蒸蒸日上，而台湾问题也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步步的到解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始终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作为的“一中一台”不顺应历史潮流，定会被扼杀，统一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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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骏，主编.当代台湾[m].安徽人民出版社，48.

[5]黄安余，著.新中国外交史[m].人民出版社，108.

摘要：台湾问题是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台湾问题教育，必须使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从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并且意识到“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本文作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历史教学学生台湾问题。

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回暖，然而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已经人为地分离了近60年，台独势力对大陆的丑化宣传，从文化上、传统上割断了两岸联系，加上1979年以前大陆对台宣传存在政策性偏差，这些都使得两岸同胞产生了心理隔阂，和平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历史教学要使学生正确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与曲折性，使学生认清台独的本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自觉投身到建设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去。

台湾包括台湾岛及附近岛屿即台、澎、金、马等，陆地面积359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300多万。绝大部分台湾居民的祖先来自祖国大陆，文化传统与大陆同一源流。台湾在先秦被称为“岛夷、夷洲、蓬莱”等;三国时称“夷州”，公元230年孙权曾派人率兵到台湾;隋炀帝曾先后三次派人到台湾;元朝于1340年左右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明朝先将台湾称为小琉球，1620年后称为“台湾”，同样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在这前后，西方殖民者先后侵略台湾，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1683年清军进驻台湾。到了1684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台湾府，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清朝设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并在台湾进行了改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腐朽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从此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即使在这50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中、美、英三巨头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等在战后必须归还给中国。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把台湾交还给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至此台湾在游离了50年之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海峡两岸陷入了长期分离状态。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台湾无可争议地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无论台独分子如何狡辩、破坏，台湾与大陆系出同源，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之所以还没有实现统一，完全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所谓台独，是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湾独立运动”的简称，其本质是分裂祖国，谋求“台湾独立”。台独分子说1895年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中出现的“台湾民主国”是其起源，事实上当时台湾人民是在被晚清朝廷抛弃又不愿当亡国奴的情况下才自立为国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依然坚持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民主国”的国号为“永清”就是明证，这与后来的台独运动非但毫无瓜葛，而且本意完全相反。台独源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少壮派分子与极少数卖国的台湾士绅相勾结，搞起了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一分裂活动很快被国民政府镇压。20世纪80年代，李登辉通过伪装赢得蒋经国的信任，在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得以继任。开始李登辉对外界还有所遮掩，但后来其台独倾向逐步显现，1999年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其本来面目。李登辉是台独的总后台，在他的纵容支持下，民进党由小到大，最后成为台湾的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尤其是2004年获得连任之后，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台独运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陈水扁先是承诺“四不一没有”，后来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有意的模糊，再到所谓渐进式台独，不断制造事端，疯狂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又鼓吹一国论、两国论，搞所谓的制宪公投、正名运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废统终统，企图强行挤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叫嚣出台台独时间表、建立台湾共和国等。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所不能阻挡的。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到台湾同大陆隔离多年的历史，又要考虑到各方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既要考虑到祖国统一是大趋势，又要保持台湾的稳定和繁荣。“一国两制”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每一个中国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祖国统一看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尽管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分裂于祖国大陆，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熏陶于相同的中华文明，因而海峡两岸人民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一国两制”要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维护稳定、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武力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分子和国际上妄图分裂中国的反华势力的。邓小平关于祖国统一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体现的典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要求，顺应了国际潮流，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认清台独的本质，还要以实际行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随着现代电脑网络的普及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加强与台湾青少年的沟通与交流，培养“两岸一家亲”的民族情感，为台湾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贡献力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强大的祖国必定也是一个统一的祖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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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华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03.

《台湾问题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研究》。

摘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炮击金门”到“一国两制”再到“经贸互通”“政治互信”“外交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入手推进台海关系的进一步缓解，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往，并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互信，文化互通，加强两岸政治互动和交往奠定了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两岸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潮流更是民心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地区人民的愿望，更是台湾地区人民实现和平统一绝不改变的方针。

关键词：台湾问题;政治互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是内战时期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为推进祖国统一，历代领导集体用不同的方式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中心都是以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为出发点。促进并推动台湾问题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前进的动力，更是推动政治互信的基础。发展两岸关系，完成统一构想，由浅入深逐步从台湾历史、现行政策、两岸关系构建方面入手逐步了解历史、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问题的演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本身，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是大国间相互抗衡的一枚棋子，其牵扯到多方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内战结束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又遇到朝鲜战争和美国干预解放台湾而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1.台湾问题的历史沿革。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退败，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其所属的澎湖列岛归日本所有，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包括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在签署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后，于同年10月25日被奴役了50年之久的台湾最终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退守台湾，为了最终实现统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战略储备，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大陆攻打台湾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重心由东南战场迅速转移到东北战场，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张。

影响台湾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外国势力的干预等等。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是阻止中国拓展利益维护其自身的大国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之间本身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导致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身的激战。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利益拓展点在沿海地区，冲出第一岛链是中国的现实目标，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利益，就必须紧紧抓住台湾问题，使中国利益无法拓宽和延伸，也为自己在太平洋上谋取经济利益做打算。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直接严重的干预中国内政，抑制中国的发展阻碍中国崛起，其真实意图是控制亚太地区防线的需要。

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虽然二战日本战败，将台湾归还中国，但仍然有一些人勾结“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至此，日本的干预也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症结所在。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日本是岛国其想要向亚洲大陆地区延伸，就必须依靠台湾。日本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台湾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企图干涉台湾问题，是为日本经济的安全考虑，如果台湾回归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制约力必然会加大，这就会造成日本被动的接受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呈现出国际外交的紧张局势。

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国内各种势力以其自身利益为由干涉台湾回归祖国，我们不允许“台独”势力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个人企图分裂中国。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六十多年一直未得到解决，在这六十多年中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解决台湾，在不同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主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主，提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做出攻打金门的战略决策，最终攻打金门失利，其事实证明只靠单一陆军作战而无海军、空军的配合无法与美国支持下的台湾抗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没有建立好足够完整的军队配备下是不可行的。1949年―1955年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内陆地区需要和平安定的内部环境发展经济，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一目四纲”的对台政策，最终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渊源。

邓小平时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邓小平以实际为原则，以新的语言、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境界为导向，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政策选择，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现实路径，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重大发展。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八项主张”“四点意见”“四不”原则，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发扬了“一个中国”的主张，促进两岸和谈，共谋两岸人民福祉，加强两岸经贸往来，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刚柔并进地应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打击企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和平，加强中美合作，稳定台海局势，维持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台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解决，在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向更高领域迈进，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高瞻远瞩，谋求中国和台湾地区未来的良好发展。

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以和平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多的阻碍，但这种阻碍历史证实，已不会太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宋楚瑜一行时指出“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台湾同胞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首先，缩短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划定在2030―2035年之间，这一时间的确定，是大陆政治经济稳定时期，也是收复台湾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的确定表明不再继续容忍“台独”势力玩阴谋，也表明在解决台湾问题中不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台湾的一次讲话中，充分突出了时间概念，也在讲话中等同于设定了路线图――突破搁置争议、先经济后政治的思维模式，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其次，充分考虑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曾经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上层的政治需求和利益往来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此次，将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作为关注点，照顾弱势群体，关注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作为最终目的，充分扩大了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了民众支持。

最后，向台湾人民表达心声，切入民族情感，促进多交流，多来往。从民族情怀谈起，在理解台湾历史过程中发展两岸关系，增进台、中友好交流，将民族情感融入台湾历史之中，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将民族情感作为纽带化解台湾人民同大陆之间的矛盾，鼓励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使其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促进两岸互信，增强凝聚力。

四、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

过去的六十多年两岸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前，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坚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持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可靠保证。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建议主要从民族情感、共同打击外部势力，以及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等措施来真诚交流，促进两岸交流互通更顺畅。

1.促进文化互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情感推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从民众的情感归宿入手，只有台湾民众的认可，血脉贯通，祖国统一才有希望。增强民族的、和谐的、大众的情感纽带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

2.共同打击外部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

打击外部势力的分裂活动，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不允许任何分裂、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危及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关系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行为来干扰中国民族大业的发展，实现两岸人民的双赢。

3.将大陆政策惠及台湾民众，了解台湾民众的现实需求。

大陆对台的惠民政策，能够给两岸的发展增添动力，为两岸发展增温，继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为争取更多民意支持，祖国能够尽快统一，大陆和台湾签署了有关两岸经济、民生、社会等十二项协议，实现了两岸民生方面的直接对接，使两岸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五、结语。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的维系将会进入新的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其他领域，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陆也应尽快完善时间表，落实现有工作，促进交流、沟通和政策的制定，将政策惠及民生等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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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应立足于内政性质，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之下，积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关键词：台湾问题;“一国两制”;对策。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台湾问题”的形成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等国的反华政策，台湾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解决?今天我们就来作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

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推行的是“接触”加“抑制”政策。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绝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政治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日益感到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其防范与遏制的重点目标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移到中国身上来，而台湾问题当然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台湾关系，控制海峡两岸局势来阻挡中国的统一与强大，维持亚太地区目前的战略均势，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在这一地区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军事上，台湾海峡是美国在亚洲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首先，台湾可以作为美军向波斯湾、印度洋部署力量时的补给、休整地。而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失去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对它的军事部署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台湾是中国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唯一岛屿，海峡两岸的分离有助于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战时通过控制台湾海峡，可以切断中国与海南舰队的衔接。第三，中国东南地区是经济重镇，台湾距离中国东南地区很近，美国控制台湾，可以对东南沿海构成巨大威胁。

迄今为止，美国巧妙利用各方因素，设计了一套牵制和驾驭各方的台海战略。它从大陆和台湾同时获得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它公开宣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和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暗地里怂恿台独势力，从对台军售中获取巨额利润。美国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台湾的战略牵制作用，企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另外，同样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也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历史的宿怨和日本对中国统一台湾后将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恐惧，日本必然积极参与台湾问题，它最希望中国天下大乱。日本因素使和平统一台湾更加复杂化和困难。

(二)台湾当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台湾现在有完整的“国家”架构，它设有“总统”、“副总统”，其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个院，这五个院之下又有许多部委;除立法院，还有国民代表大会;军队也是中央政府的建制，设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法院和监察院也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配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养活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希望失去现有的统治地位，从而失去权利和利益。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都在想方设法抵制“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阻力。

由于台湾和大陆目前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大多数台湾同胞希望两岸暂时维持现状。笔者认为，除了因为两岸隔绝的时间太长，以及台湾当局长期对大陆刻意的歪曲宣传，使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深，心存疑虑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因素。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有过两次痛苦的殖民回忆。一次是甲午战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使他们受到50年殖民统治的屈辱。另一次是台湾光复后，台湾人民满怀希望和欣喜，但迎来的却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令人大失所望。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起义，最后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由于这种任人宰割的痛苦经历，台湾人民一直盼望当家作主。而现在台湾实行的“总统”直选满足了他们多年的愿望，所以大部分台湾民众不希望改变现状。

其次，现实原因。台湾的一些“台独分子”，在感觉到“政治台独”是死胡同后，就试图走“文化台独”这条路，采取以“台语”取代汉语，削减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等手段，影响岛内二、三代青年台胞，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的纽带，进而削弱和淡化青年台胞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大陆看，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一些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所造成的一些台商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问题，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使台胞对统一后的前景心存疑虑、持观望态度。

二、我们的对策。

台湾问题的性质是由法理“一个中国”与分裂的中国这个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因此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今后，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祖国统一模式仍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之下，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准备：

(一)国际上，促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使台湾当局和日本失去靠山。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以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经济贸易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潜力十分巨大;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并把抢先占有中国市场作为美国发展海外贸易的战略重点之一。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前景将不可估量。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决不会把自己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为“台独”分子流血卖命，决不会为了“台独”而丢掉大陆市场。

(二)国内，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及民族凝聚力。

逆差。这说明我们在经济上，对台湾有能力大有作为。其次，军事上，大力加强军备建设。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台海地区达到与美日军事势力的平衡。目前如果单独和台湾比，大陆的军事实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关键在于我们要考虑美国和日本因素。如果把美日和台湾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大陆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因此要加大军备建设。

另外，要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解决的好坏和人心向背有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我们能靠“小米加步枪”在朝鲜战场上和装备精良的美国达成平手。今天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允许台湾独立，那台湾独立会比登天还难!

(三)做好对台工作。

一方面，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积极主动地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台商及其家属、技术人员达40多万人，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学生有3500多名，在大陆定居的台胞有3万多人。两岸日益密切的广泛交流为我们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台湾与大陆有着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两岸文化同根、同宗、同源、同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维系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此，我们要按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增强信心，继续做好台湾同胞的工作。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拥护祖国统一，我们都坚持同他们的联系，达到瓦解“台独”势力、争取“观望”民众、扩大“统一”力量，实现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

另一方面，坚决遏制台独。台独不等于台湾，台独分子不等于台湾人民。对台独势力决不能姑息容忍，要坚决打击和消灭。这方面我们国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非常好的举措，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台独行为的违法性。真有台独分子敢踩红线，我们有法可依，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想这其实很简单：台独之日就是统一台湾之时!中国高层早就在几年前说过：奥运会对于中国就像“锦上添花”，锦都没有了，还要什么花啊?台独分子真要敢触犯底线，那我们武力统一就有理有据，任何外国的介入就是侵略中国。

三、结语。

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定是中美日三国的博弈中中国胜利后的结果。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上去了，我们就有能力控制台海局势;只要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就能处理好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两岸的分歧一定会越来越小，外部条件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台独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压制，两岸的和平统一也一定会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50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一国两制”。

台湾问题伴随着中国历史而长生，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中国政府坚信，广大台湾同胞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台湾朝野政治力量的大多数也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在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下，上述障碍和阻力一定可以排除，两岸关系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台湾台湾岛地处交通要冲，既可作为遏制日本，控制南海诸岛，震慑东南亚的据点，又可作为进入太平洋，固守大陆的前沿阵地。如果将台湾收回，那么钓鱼岛问题将迎刃而解，美国设在关岛的所谓“遏制中国的前沿”也会失去作用。到那时，南海舰队的有效保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抢占的南海诸岛也会送回。对日本而言，中国收回台湾岛就意味着日本以后无法再从西亚进口石油，而要依赖于俄罗斯，中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随着中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中国人民更是迫切地期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能允许台湾问题再无限期地拖下去了。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五

许多台湾学者认为，两岸数十年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冲突，使得两岸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相当薄弱。有人甚至断言，海峡两岸之间没有支持政治谈判的社会信任基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正文】：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四面环海的大陆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以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从此，台湾陷入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状态之中，至今已有62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台湾问题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一块心病。1949年至今，台湾问题几经讨论，两岸关系忽冷忽热，海峡形势有时迷雾一团，有时又晨光初露。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波折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尤其是邓小平1982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真正为两岸发展指出一条明路。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一直以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是一贯的。但解决问题的方针几十年中也有所变化。

大陆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两岸交流、促进台湾民众利益的措施，诸如简化台湾同胞往来大陆的出入境手续、放宽台胞来大陆就业限制、宣布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来大陆就读的台湾大学生与大陆学生同等收费、对原产台湾的15种水果给予零关税、为大陆台商提供300亿元人民币的开发性贷款等，想台湾同胞之所想，急台湾同胞之所急，受到热烈欢迎。这些政策作为，充分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是原则坚定、目标务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方向不动摇。十六大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本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胡锦涛总书记访问加拿大期间强调，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表明，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现阶段大陆对台工作的重点。

二是以法遏“独”、以法促和：形成以《反分裂国家法》、胡锦涛“四点意见”为纲领的对台工作法律、政策框架。

三是以民为本、惠利台胞：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充分尊重、信赖、依靠台湾同胞，千方百计解决台胞关心的问题，照顾和维护台胞的正当权益，这是大陆对台工作的核心。

四是扩大交流、深化经贸：积极落实两岸党际交流共识，加强与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台湾各党派的对话与交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与往来，致力于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培植与夯实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与经济基础。

五是主动灵活、全面推进：“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务实灵活，掌握主动;操之在我的部分，主动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大陆对台政策涉及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兼顾岛内不同的地域、党派、族群、阶层、行业等，全盘规划，整体推进。

目前，两岸间存在的政治争议现阶段很难解决。岛内绝大多数人包括统派人士都认同“中华民国”，而大陆认为“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为中国人民推翻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取代。这是两岸关系中一个高度敏感的棘手问题。

那么，台湾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其实无外乎三种情况：

1：和平统一。这也是我们都期望看到的结局。可以这样设想，未来的几十年，大陆秉持一国两制方针，台海两岸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未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届时，我们完全有能力和任何一种反统一势力叫板，等于说为统一扫清了障碍。而对台湾来说，回归大陆不仅能获得足够的自由，更将得到一个强大的靠山和无数新的发展机遇，犹如当年的香港。那么，两岸统一将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不会再有反动势力阻碍。两岸真正实现和平统一，中华民族重获完整。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中国发展将不可估量，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多个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

2：武力统一。中国人民统一两岸的决心绝不会动摇!如果台湾真的做出大陆所不能容忍的事，两岸关系出现不可挽回的破裂，大陆将考虑武力收复台湾。一旦两岸开战，美国必将以某种方式介入，并且拉动其他盟国参与。到时，台湾激战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惜代价，解放军必能登陆台湾，收复台湾志在必得!但是，这将造成两岸共同的损失，不仅是经济军事的损失，更有人民生命的付出。战后，中国将花费大量时间休整。所以，这是万不得已的方法。

3：长期维持现状，不统一，不独立，最终发展为主权共享。台湾某些独立分子认识到台独的不可实现，便转而寻求互不干扰的相处模式。他们名义上不独立，实际上却和独立没多大区别。到时，台湾和大陆相当于现在一个联盟，同属于中国，但是一位大陆，一位台湾，彼此没有领土关系。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却是美国等幕后黑手极力推动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手段扭转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国两制。抓住历史机遇巩固发展两岸和平发展的好势头并使之不可逆转。

【结束语】：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但却永远是一个难以完全实现的梦想，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就两岸和平发展而言，大陆强调和平发展，国民党主张和平发展，陈水扁也曾呼吁两岸和平发展，为何两岸无法实现和平发展?关键是没有建立起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过去多次出现改变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机会，但在对时局把握与形势判断的失误，两岸错过了多次难得的历史机会，两岸应吸取教训，把握历史机遇，共创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携手同心，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继续强化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的好势头，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台湾也不是任何外国的“保护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祖国统一之日也是祖国强盛之时，但这一美好的结局要求中华民族子孙付出智慧和汗水。发展经济、抓紧备战，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佳选择，也是和平统一唯一的希望。眼下正需要全民同心协力，以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国的锐进精神来激励自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努力，“台独”不会成功，中国将走向富强。两者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告台湾同胞书》。

2.《中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3.《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5.《国家统一纲领》。

论台湾问题产生原因及未来的发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处理台湾的问题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贯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从不损坏别国利益，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样，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国政府不做损坏中国的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正确处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

上面简单阐述了台湾问题主权性的毋庸置疑，但是台湾问题的发展一波三折。众所周知，不同阶段的台湾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1949年，国民党势力退居大陆，两岸分离的局面就这样造成了，这就是台湾问题的起源，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高调介入，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阻挠我国解放台湾，干涉我国内政。后来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又在后来诞生了一部《与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始终是台湾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外国干涉因素。只是在两蒋时期过后，台湾问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双方由法统之争转到了统独之争，也就是现在的局面。蒋经国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开始逐渐抛弃国民党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逐渐实行台独政策。李登辉当选后，便迅速开始走所谓台湾主体路线，强调所谓台湾本土化，所以，李登辉就是台独的教父和鼻祖。

在担任总统期间，李登辉大力支持并帮助台湾本土政党也是台独党民进党的发展，并确定了由陈水扁来继承自己的台独路线。陈水扁任职八年来频繁制造台独言行，较之李登辉更为猖狂，使得台独分裂行动不断升级，挑战大陆的底线，造成两岸关系严重紧张，严重影响到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08年，国民党重返台湾政坛，马英九担任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到目前为止，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的确可圈可点，他赞同九二共识，实行“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积极与大陆改善关系，并极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交流，总体而言，目前的两岸关系还算比较缓和。

以上是我关于台湾问题的起源及发展历程的一个简单的阐述，下面我谈一谈台湾问题未来会以什么方式解决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台湾问题最终解决肯定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但为什么长时间保持一种不统不独，难以在近阶段解决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吧。

1、人均收入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436元，大陆与台湾人民平均月收入比为1：3.3，考虑到年度差异，目前台湾人均收入水平是大陆的3.4倍。2、物价方面，台湾经济发达，上世纪80年代就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被称为东南亚的“四小龙”之一，台湾劳动力价格高，农副产品价格也高，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料也都是大陆的2倍以上。综上表明，台湾比大陆的人均月收入高4倍，物价水平高2倍，按实际购买能力，台湾的实际生活水平当是大陆的二倍。3、台湾的福利方面。其中教育、医保、社保都比较完善，我们大陆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在这些方面与台湾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从这些方面来看，台湾的生活水平较大陆好，所以台湾大多数民众走进了一个误区：不愿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愿与大陆的经济模式合并，希望保持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不愿与大陆统一。

大约十年前，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过，近阶段的民意调查却告诉我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却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要多一些，至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的则占最少数。国民党治理台湾，一面推行极为成功彻底的反共教育，一面推行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本的学校教育，也就是冷战年代常说的“反共不反华，中共非中国”之政策。北京搞“文化大革命”时，台北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指责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政权是“外来政权”。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代表中国人的政权。然而，曾几何时，台湾人民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因素表现有(1)李登辉主政后，解放动员戡乱时期，海外“台独”运动领导人物回到台湾加入反对党并借此宣扬其理念。

(2)1995年“江八点”讲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1996年台湾危机中共就向台湾发射导弹，文攻武吓让台湾热动怒。

(3)民进党执政后有步骤地推进“去中国化”政策。

(4)两岸长期的外交斗争和国际较劲，使台湾人民想突破重围，种种因素都使台湾民众的大陆归属感较弱。另外，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正好是一代人思想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当代台湾青年正是从那一时期成长来的，他们的人生观和意识形态都包含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青年是希望的一代，是推动台湾回归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来看，阻力重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碰撞更加激烈，交融性更加频繁，在大陆“西化”现象严重，文化侵略在大陆表现明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的文化系统中渐渐褪色，而台湾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不变，至今使用的文字仍是传统的繁体字。我们知道大陆和台湾在文化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两地的文化有共同性，表面上文化认同感是相同的，有益于祖国的统一，但实质上由于大陆西化现象严重，台湾文化对中国文化更具有代表性，让台湾文化回归祖国大陆似乎存在着矛盾。

虽然台湾回归祖国困难重重，但台湾统一是必然的，台湾未来的发展一定需要大陆做其强大的后盾。统一是趋势。表现在如下方面：

1、共同的目标。当大陆和台湾面临共同的灾难时，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外国势力的阻挠，两岸的凝聚力便会发挥作用。假如真的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大陆和台湾必然会合作，共同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这便是台湾回归的一个契机。

3、台湾民众之所以归属感下降，在于目前中国大陆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不如台湾。只要大陆经济水平足够高，社会状况足够好，人民生活足够幸福，并且可以与外界力量抗衡，不受制于外部，台湾为什么不愿回来呢?4、台湾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很大一部分需要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倾斜。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台湾产品在大陆比比皆是，而在台湾几乎看不到大陆产品的影子。台湾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大陆。如果台湾真的与大陆分离，不利于台湾的发展，所以统一永远是潮流。

台湾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统一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所谓台湾问题，指的是从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和大陆政权的主权领土之争。台湾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确看待历史问题必须要从历史角度去观察，不应以一时之得失，一隅之利弊匆忙断言。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原生力量，经济因素又是社会各方面确立的决定因素，所以本文将重点从经济的角度，并以香港澳门作对比，浅析两岸关系的发展。

香港1997年回归的时候，gdp占全国16%，到2014年只有3%，北上广深任一城市gdp总量都高于香港，回归18年基本没什么进步，于是很多香港人把这个问题怪罪到大陆身上。下面分析香港停滞不前到底要不要怪大陆。

再来说说澳门。我们会听说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对大陆不满，但是几乎没有听过澳门有所抱怨，为什么呢?还是要回归到经济上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澳门政府财政收入的85.7%依靠的是博彩业，也就是赌博，这项权利是中央政府特许的，没有第二个地方，因此在澳门赌博是合法的，正是赌博行业造就了澳门的繁荣，所以澳门很感激大陆这一点;其次在澳门回归之前，社会治安很乱，白天警察管，晚上黑帮管，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回归之后治安问题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澳门离不开大陆游客造就的博彩业和旅游业，同时和大陆经济没有什么竞争，所以无论是澳门特区政府还是人民，对大陆更多感激之情。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只要大陆的经济不断继续发展，台湾回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重点要考虑的不是什么时候回归，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回归，怎样的条件下回归对大陆最有利。首先这是我对比香港和台湾的原因，香港回归大陆后，保留着英国人留下的那一套统治理念和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限制了香港的发展，香港问题更多的是其内部的问题，但是很多港人归结原因在大陆身上，对大陆怨气很大，事实上大陆对于香港已经做了很多让步，给予财政补贴，小小的香港尚且如此，如今的台湾处在下坡路的拐点，倘若现在回归，将来台湾衰落，台人必定像如今的香港一样怨恨大陆，大陆为了维持政权统一，不得不抽14亿人的血去养活岛内的2300万人，并且给大陆带来更多的消耗，这样收回来的台湾是不稳定的，成本很高，那么大陆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下收复台湾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台湾现在还不够乱，不够惨，台湾需要自己把自己折腾得经济萧条、政治混乱、意识形态分裂，才会意识到自己更需要大陆，而不是大陆更需要台湾，到时台湾将会哭着喊着回来，重新成为中国的边陲小省，和别的省份地位相等，这样的时机才是最好的，成本最低，而且永绝后患，届时香港对大陆的态度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其次不得不说的是台湾回归对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不远，意识形态分裂是国家衰败和分裂的开始，中国人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台湾的回归将是一个反面教材，台湾走了邪路、朝鲜走了老路，台湾的回归将更加鉴定中国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将被终结。

综合上述两点，台湾回归是一个两头吃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在与大陆自己的强盛，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是解决内部过剩产能和去杠杆问题，发展新的能源，改变经济结构，只要大陆能度过这一关，台湾最好的收回时机已经不远。

内容提要：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由于台湾当局的挑衅和港澳的相继回归，台湾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陆对台湾挑衅的现有回应模式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应当提出以50年作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分两阶段解决，第一阶段以政治压力为主，军事威慑和舆论宣传为辅;第二阶段在和平统一的方式不可行的条件下，只能被迫考虑其它方式，但统一不能无限期拖延。

关键词：台湾问题统一一国两制军事威慑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又是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有紧密联系的。考虑台湾问题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核心的利益相联系，要从整个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

应当说，在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大陆提出的许多善意的主张没有得到台湾善意的回应，相反，台湾当局却一再打破现状，一再挑起事端，先有李登辉1995年的美国之行，要为台湾当局开拓“外交空间”，1999年7月又有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引起两岸关系不断紧张，也使得台湾在向台独方向不断滑行。对台湾当局的这些挑衅，对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的政策和倾向，大陆必须对此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必须显示大陆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决心。近年来大陆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陆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论的批判和针对台湾当局的分裂行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世人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强决心，有力地警告了台独分子，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

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李登辉的故意挑衅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李登辉近年玩的是一个手法，即老鼠戏猫和踩边线游戏。李登辉每次都是故意挑衅大陆，用一些分裂的言行刺激大陆，他的言行都包含着明显但又很狡猾的内容，可以被解读为明确的台独，但进行解释时又含糊地宣布两岸政策没有改变，让人觉得还是要与大陆进行统一的。前者向前迈一步，是踩危险线，后者是往回缩半步，一反一复，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当局还是把台湾往台独方向拖前了不少。这其中也包含着李登辉的连环套：明里是为了捞选票，为稳住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政权而显示其“勇敢”，用台湾话说是一种政治做秀。李登辉在1995年访问美国是做秀，在1996年的台湾大选中还起了一些作用;现在抛出特殊两国论，也明显是做秀，也是为了2000年的选举。但李登辉的做秀还有更大的阴谋，其一，就是要故意挑衅大陆，激怒大陆民众，刺激大陆，希望大陆在怒火中烧时做出过激的反应，激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卷入与大陆的冲突，台独分子好从中渔利;其二，就是消耗大陆，拖延大陆解决自己最主要的困难的时间，分散大陆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精力和时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阻，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其三，煽起台湾民众所谓大陆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威胁和逼迫台湾的情绪，引起和加深两岸民意的敌对，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推动台湾民众心绪向台独方向发展。

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据这样一种赌徒心理在进行冒险和进行危险的游戏，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特殊两国论遭到大陆的批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后，台湾当局又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李登辉还选择在这一时候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表示坚持其两国论。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挑衅的回应起什么作用也还难以估计。

面对李登辉这些挑衅手法，我们应当思考，作出什么样的回应会更有利祖国的统一的大业?有三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是关于台湾当局进行挑衅的方式与大陆回应方式的对应问题。

台湾当局为了造成国际轰动效应，不惜花巨金到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公交活动，以所谓私人身份出访外国，在国外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种分裂祖国的谬论，这些活动产生一定的恶劣的效应，一些对中国怀有图谋的国外势力也对其给予支持和同情;大陆对此则回应以长期的批判文章，并多次进行针对台湾当局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方面向国际宣示了中国保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在效果上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用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大陆进行攻击以制造国外公众对台湾当局的同情。从大陆的立场来看，这种回应似乎成本高效果太高。

其二是国内建设与反击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大陆来说，只要台湾当局的挑衅还没有走到非要武力的程度，那么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和繁荣和强大就应当始终是最根本的核心利益。现在我们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国内外所瞩目，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世界前例，但下岗人数增多，国企改革难度大，反贪污腐败面临如此艰巨任务，经济紧缩，外国投资减少，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哪一个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强根固本的大事。在这样的时刻似乎不宜急于把现代化建设放一边而太过于突出国家统一问题的紧迫性。

其三是大陆回应的现有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最初的较显著的效果?

我们在指出大陆对台回应模式产生的积极作用时也要看到，大陆对台方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台湾当局并不因此而收敛其台独倾向，反而一再对大陆的善意采取挑衅，现在，台湾当局和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还未了，又有人提出什么“台湾新生论”的观点。可以预料，今后台湾当局的什么登辉们会不断地在分离的路上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会有各种谬论出笼，使台湾在台独的方向走得更远。

应当说，大陆回应模式在第一次第二次产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很显著的。但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此谬论出台后，大陆仍以大批判+军事演习回应之，希望借此使其收回两国论，但看来大陆也再次难以达到目标，台湾当局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

所以，现在大陆实在有必要反思对台方略。拥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在国际上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的许多事务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却要被一个象李登辉这样一个地方当局领导人的举动所影响，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不相称。

其实，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一定的有份量的正面的批判文章是必要的，但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希望他收回特殊两国论恐怕也是对牛弹琴;对李登辉这样的拿台湾人民的福利作赌注的的顽固的分裂分子，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是必要的，但每次都以规模较大军事演习作为回应恐怕也不对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喊打声在大陆逐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大陆也应克制台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现在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并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大陆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的举动，也应与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在与台湾当局的周旋中，在处理台湾事务方面，也要树立这样的形象。

在统一台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中国一定要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这首先是指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国，中国在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大原则时不放弃最后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台湾是一个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特殊的国内问题，对中美两国和亚太局势乃至于世界和平都有重大影响。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台湾事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产生了两个使用武力的前提：

第一，在国内和平方式的潜力没有用尽之前，决不要轻言“打“字。现在海峡两岸可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实际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台湾当局一再提出所谓双方政治实体的对等谈判等进行政治谈判的前提，为政治谈判设置障碍。

其实，大陆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主张，其实是包括着和平统一的许多可能性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它在港澳的实施证明这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而且，一国两制的思想首先运用于港澳但又不局限于港澳模式。一国两制思想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形式，新的模式。所以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思路，但思考问题时思路要更广阔一些。甚至一国三制的设想也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里的一国三制是指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而不是指根本的社会制度。

第二，在考虑动武之前，一定要最大限度的考虑国际影响。这首先是指大陆最后对台湾动武除了国家主权和内政问题等根本的依据外，还必须考虑最大限度的合理合情。如果台湾当局仅以分裂言论或其他一些小动作挑衅大陆就实施武力解决，恐怕不是最好的方案。

这里值得考虑的就是中东和谈进程的例子。当矛盾的双方在和平谈判上陷于僵局时，外部的善意中立卷入可能会对打破僵局有利。当然，中东和谈与台湾问题有不可比性，就是前者实际上两个国际主体之间的谈判，而台湾问题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两方的谈判，但两者的共同性是都由于大国的卷入而复杂化。就这一点而言，也许中东和谈进程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台湾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差得太远，台湾当局不肯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打破这种僵局如果没有外部的善意中立进行调解恐怕难度太大。

所以，我们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也要使用一切方法，其中既包括运用国内资源，也包括运用外部资源。任何方式，只要有利于和平统一台湾，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原则。

同时，要从被动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对台湾问题的消积影响，转变为争取外国对和平统一台湾进程产生有利的积极的影响。应当把台湾问题上的外部因素外部势力和外部影响，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为标准，区分为对华友好的，敌对、恶意和怀有不轨图谋的，中立的和善意的三种;中国也应当以此为标准把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的立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把争取外部介入的主动权完全让给台湾当局，而大陆只是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攻势做出被动地反击、拒绝和说“不”。

从美国已经卷入，从台湾当局积极地让那些对台可能有利的势力的卷入的图谋和行动看，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把所有的外国因素完全加以拒绝(要拒绝也拒绝不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不惧怕外部因素已经深深地卷入台湾问题这种复杂的局势。

现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是对台湾当局有利，中国作为大国，不妨让它更复杂一些，使这种更复杂化的台湾局势变得不完全对台湾当局有利。

既然台湾问题并不因中国宣布它是一个内政，任何外国不应进行以干涉而使外部因素消失，既然台湾并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总想把更多的有利于台湾的外部因素引入其间，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考虑修改一下游戏规则呢?过去我们总因为台湾让外部势力卷入而担心，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能改变立场、让那些有利于我们，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势力卷入而让台湾当局也对此担心呢?大陆作为全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拥有比台湾更多的外部资源，应当有信心在外交战线上压倒台湾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攻势，使外部势力卷入台湾问题的总趋势变得对和平统一台湾有利。

中国应当从拒绝一切外部卷入转变为拒绝一切敌对和恶意的外部卷入，转变为争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外部势力的卷入，争取让那些支持台湾的外部势力转变为中立，从反对阻挠和平统一变为支持和平统一。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过借用外部力量促进国内革命进程、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持国内和平等目标的思想。孙中山曾谋求外国支持来进行反清革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从中国抗战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出发，成立由美国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组成的统一指挥部，由美国将军担任司令官。

在所有影响台湾事务的外部因素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不仅已经干涉了台湾事务，而且卷入很深，是台湾统一的一个关键因素。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政府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和平统一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并进一步交换有关的观点就是绝对有必要的。

现在人们都看到了美国可能军事卷入的前景。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向美国表示，中国人民将不惜任何代价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任何外国的干涉都必将失败;另一方面，也不要认定美国一定会始终支持台湾当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两面派，一方面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又压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同时还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是注重自己的利益的国家，支持台湾并不一定是美国最重大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在不同时期也是会有变化的，所以，中国也要以各种方式做美国的工作，试探美国在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有没有可能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在必要时可以在不牺牲原则的条件下，在某些问题上做让步。中国政府可以向美国表示有条件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只要台湾当局不宣布独立或采取独立的实际措施，只要外国不进一步军事卷入台湾局势，中国可在最近20—30年内不对台湾动武;同时，中国还要向美国表明中国重申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统一台湾的立场，但中国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统一问题。

克林顿政府近几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多次表明三不立场，也表明美国政府并不完全是反对中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中国对克林顿政府在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坚持三不政策并批判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的立场是欢迎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争取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敌意卷入的一种尝试。

美国是和平统一的关键，但不等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美两国的立场的协调上来，要开辟新的外部渠道。既然台湾局势事关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东亚不少国家既支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又关注台湾局势的和平解决的前景，不少国家既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又与台湾方面有较多的经济关系，所以，中国也可以邀请一些有意在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政府或有影响的政治家，就和平统一问题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秘密进行。现在有报道说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曾提出联合印日对抗中国，也表明台湾一直在做东亚国家的工作。

我认为，大陆在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要充分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现在大选后印尼的新领导人表示出重视发展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意向，中国可以在恢复中印两国关系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最好能恢复到毛泽东--苏加诺时期两国兄弟般的睦邻关系。在与其他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也要有意识地从处理台湾问题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对日本也是这样。俄罗斯在中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尤其不能低估。

欧洲也是应当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东和谈的成功经验证明，欧洲中立国家从外部善意的参与和平谈判的进程可能对和谈的成功起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两岸关系中，大陆应改变对台工作的战略思路，打破那种台当局挑衅-大陆批判+演习---缓和---再挑衅---再批判+演习-再缓和的被动模式，打破台当局以金钱拉拢小国变节承认台湾---大陆与之断交，设法以经济援助使之承认大陆---台湾再拉---大陆再压的被动模式，变成大陆主动的大国模式。要从有理有利有节，合法合理合情，利大陆利台湾利东亚来考虑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是要有时间表，要有明确的政治进程，要有政治军事压力，要考虑祖国统一的根本利益，但也要考虑大陆的现代化建设;以和为上，争取最好前景，但也做好最坏打算，做好两手准备。

大陆应宣布：在新中国建国100年以前以50年为最后期限分两阶段解决台湾统一问题(毛泽东在70年代曾经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没有100年解决不了)。

第二阶段从2025年到2049年，在和平谈判的潜力已经用尽而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大陆应宣布采用各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其中还包括和平方式，但对台进行封锁包围，另起炉灶成立台湾临时地方政府，考虑利用各种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并在建国100周年前完成中国再统一的伟大事业。

这种模式等于正式启动台湾统一进程，使台湾统一走上不归路，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管台湾当局是否同意，大陆应当强拉硬拖把台湾推向统一轨道，而不是让台湾当局一步步把台湾拖向独立的道路，同时在第一阶段从现在的军事威慑、舆论批判为主的被动模式变为政治压力为主辅之以军事威慑主动模式。

第一阶段是和平为上，攻心为上，不战为上，双赢为上，是上上策，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都是仁至义尽，做了大陆应当做的一切;第二阶段表明和平统一不等于不考虑非和平解决办法，不等于统一无限期拖延。虽然这会造成巨大损失，会带来流血牺牲，是下策，但为了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又而不得不为之。

在此同时，大陆还要宣布，台湾当局宣布独立，或操纵民意表决台湾独立，或通过金钱外交使“承认台湾独立”的国家超过一定数目等使台湾独立成为既成事实，使台湾独立走向不归路的任何行动在任何时候均应被视为自动对大陆宣战。

这种模式的主要之点就是以50年为统一进程的最高限度为政治目的，把舆论压力、政治压力与军事威慑结合起来，以政治压力为主体，以宣布启动统一的政治进程作为保持长期的政治压力的方式，以时间作为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离设定的时间期限越近，压力越大，以政治压力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认真考虑政治统一问题;军事威慑要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的和长期的进程联系起来，一定规模的适度的军事演习要常规化例行进行;舆论宣传要以理服人，少批判多讲理，以争取台湾民心为主;新模式是以政治解决和平解决为先，但又不允许无限制拖延。

这样就把球抛到台湾一边，要和要打自行选择，大陆今后不再跟着台湾当局跑，一切以两条大限为界，对台湾的许多小动作和挑衅都不必太理睬。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有充分的自信心：只要大陆不承认台湾独立，台湾任何时候也不能独立;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任何大国也不能压服中国作出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定;时间的延长虽然充满变数，但这种变化不一定对中国多么不利。台湾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但也实在没有理由太着急，目前也没有走到台湾独立不可逆的程度。

从今后，大陆的工作要把统一台湾问题提上日程，以此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图精励治，为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六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七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路桥工程作为基础建设之一，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有诸多便利，但因其具有涉及面广、施工条件复杂、工序繁琐、劳动强度大等特点，给路桥工程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对路桥工程管理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路桥工程管理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八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剑锋。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及我国面临的挑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3).

[2]越南、菲律宾等国抢采南海油气资源[j].国土资源，2012，(7).

[3]金永明。论南海问题法律争议与解决步骤[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1).

[4]娄亚萍。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j].云南社会科学，2012，(4).

形势与政策气候问题的论文汇总篇九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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