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汇总9篇)

创新是指在完成任务或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能够提出新思路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在写总结时，我们可以引用一些权威的资料和数据，增强总结的可信度和说服力。通过阅读这些总结范文，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人在总结过程中的思考和反思，对我们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一

摘要：低碳产业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行业，因为其不可替代的潜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得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和投资者频频在这个产业涌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从投资行为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发领域，通过促使高新技术成果迅速市场化、商品化来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目前，对于炙手可热的低碳领域，越来越多的风险资金开始注入其中，文章通过对低碳经济模式下的风险投资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低碳经济下的风险投资数据对风险投资在该模式下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实践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也有了系统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使得公民权利不断向纵深拓展，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更加广泛、更加具体、更加直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例如：收入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来都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趁虚而入，将所有的社会矛盾全部归根于我们民主制度缺陷，大肆宣扬西方的政党制度以及三权分立，有意的扩大矛盾并加速矛盾的激化，使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对比一下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异同，并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必须要结合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一、西方民主制度。

(一)西方古代民主观念起源。

古希腊城邦民主是西方历史上一种早期的民主政治形态。流传至今的古代西方典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名著记述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雅典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如此的奴隶制民主社会，并产生早期的民主观念，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实行公民大会、民众法庭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及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雅典实行奴隶制，奴隶劳动维系支撑着整个社会，贵族和自由民不为日常生活操心，才有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古希腊城邦是小国寡民，公民基本生活都能够得到满足。

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真实的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各种人为的或者偶然的因素之后，当希腊式民主制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罗马人所建立的综合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多种因素的混合政体。然而希腊的民主制度消失，并不代表着民主观念的消失。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这种民主观念已经渗入了西方人的骨髓。

(二)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产生。

近代西方民主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大宪章》的签署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必然的选择，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社会根源。

第一、当时正处于封建制度的上升期，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城市的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促使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并使得市民阶层力量不断壮大。国王、封建主以及城市贵族对市民的掠夺也不断加强，促使城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面化。第二、大封建主依靠加强封建压榨过日子，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生产粮食活动，从而维持其世袭领地经济，使得农民与领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样非常激烈，国王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贵族们人人自危。另外，“失地王”约翰为夺回失地，组织军队与法兰西开战，期间大肆向贵族和教会征收军费。1214年英格兰再次战败，收复失地的希望化为泡影，终于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发起叛乱。翌年，反叛军进入伦敦得到中小贵族、教会以及市民的支持。1215年6月19日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的民主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在历史的偶然中发现了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过程有意识的将其发展完善和利用，从而达到表面的和谐。

二、中国的民主制度探索。

(一)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中国古代典籍中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书？多方》中记载“天惟时求民主，及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左传？文公十七年》中记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中记载“昌遂据江夏，造谣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在这些记载中“民主”意为民之主宰者，多指帝王、君主。

虽然也会出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民主思想，但是都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方式，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这一点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换代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虎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毋庸置疑这些改朝换代的口号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的成分。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皇帝、官员以及人民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近代民主建设的尝试。

要解释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它所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既是平等、富裕的社会，亦是文明、和谐的社会。“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但清末的大儒们走出国门以后，发现西方国家内一片和谐的景象，即使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依然能保持相当程度的秩序，而政府官员亦是和善待人，对自己的臣民予以安抚。相比国内的官暴民刁、官逼民反，这西方社会让大儒们为之震撼，欣然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们所追寻的理想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度传入中国以后，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西学的风潮，其中有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保守派，也有主张立即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但这些尝试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缺少直接实行西方民主的土壤，即群众基础。在那个年代广大的人民群众仅仅是要求平静安宁的生活，关于民主他们知之甚少，政府或革命家所宣传的“先进思想”很难与群众产生共鸣，所以他们的行动注定是失败的。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思人民之疾苦，虑人民之所求，以人民为根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华民族的民主建设之路才真正的走上了正轨。

三、当代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对比。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首先要将它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区别开来。正如之前所说过的，在古代中国是没有“民主”这个概念的，然而那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我们所宣扬的民主是一种和谐的状态，追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和谐。而西方民主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他们所宣扬的代议制的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是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而存在的，是适合西方社会的制度，但在中华大地上是没有它生存的土壤的，这一点从历史的经验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实事求是的制定出适合我们自己的民主政策，这个政策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式民主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具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的特点。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总结人民创造的民主建设经验，即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线，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实践中展现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好、发展好，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基础不是现实的人；而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他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保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一国两制等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换句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组成国家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政党合作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民族区域制度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平等、民族自主都是国家民主的重要内容，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各民族的当家作主权利都是国家民主组成的一部分。民族区域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民主政治表现形式。

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自治理论与我国的城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城市居民区的居民自治会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的职工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形式。人民大会制度是充分体现我国民主的表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必须保证充分的民主，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必须要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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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三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四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建构摘要：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立足于近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其奠基，以实现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为其深化，以擘画中华复兴和世界共赢为其升华，同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交相辉映，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世纪奋进步伐相互观照。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流变和话语建构充分彰显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连续胜利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在新时代不忘初心、勇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历史建构;价值引领政治价值观，是对于特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价值，即“人们追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准则，或者说是衡量和评价政治生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标准”[1]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作为反映人们政治实践的一种观念的形态，政治价值观不仅是政治社会理论和实践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和“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观念”[2];也是作为特定政治社会基本单位的阶级、阶层、党派或利益集团等政治组织，对于我们应该形塑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抑或何种政治生活才是契合其需求的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追问。在近代中国革命洪流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胸怀救国救民之政治理想，肩负民族复兴之政治使命，紧密团结并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将对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捍卫与对人民福祉的不懈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励精图志、初心不改。在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也成功实现了自身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性建构，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承担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使命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思想动力。

一、缔造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中国，完成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奠基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政治社会的出现及其演进无疑是一个重要现象。政治社会，以讲政治为本根。在通常状况下，政治社会的这种属性往往是经由特定的政治组织来承载和彰显的，而政治党派是这些政治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客观存在。作为“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3]，政党的政治属性正是借助于这种为人们所“认可的原则”（即政治价值观）来予以保障的。在此方面，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审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近百年的奋进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其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凝练、充实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是在黑暗中不辍求索、在战争中不停。

总结。

在建设中不断积累和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创新的结果。

从渊源来看，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陷入沉重的民族灾难和生存危机之中。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努力相继失败之后，正当国内的知识阶层和先进分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出路而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苦难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盏真理之光，并由此点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对于这一科学理论的伟大历史功用，马克思曾予以评价，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作为一种揭示人类解放道路的科学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深度结合，最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进而推动中国革命翻开崭新的一页。

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5]345的号召，进而把“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作为我们党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方针”[5]348加以明确。同时，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郑重地将“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以及“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6]10-15的奋斗目标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此后，在党的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我们党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6]25的使命，作出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6]79的政治判断，厘定了“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6]45的革命路径，进而擘画出中国劳动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6]149-150而斗争的历史前途及其社会价值。

20世纪20年代后期，面对因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出现的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及时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6]151等十大口号，并将“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6]168作为党在当时的紧迫任务予以强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率先举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相继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及《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等一系列决策，迅速将“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确定为全党应对事变的“中心工作”[6]484，进而要求党所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去“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6]494。在随后14年的抗战中，一方面，我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摇旗呐喊和加油打气。通过先后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政策宣示，号召中国民众及士兵在“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6]547的同时，坚信“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战中，最后战胜内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7]136。另一方面，党中央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对全党同志进行“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7]238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在全国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运动，号召全体党员在运动中带领“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7]240-241，从而最终实现“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7]96之政治目标。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党不仅从组织层面因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目标而奋勇前行，而且党在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及其骨干成员更是凭借着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出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爆发之时，便开始密切关注其进程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并将这一革命的胜利称之为“庶民的胜利”。他进而指出，这种对人民解放道路的探求，“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5]48;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5]274。纵观整个革命进程，对于其根本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无疑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著作中，不仅极为详尽地分析了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且对其发展阶段、正确道路和方向前途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与凝练。其中，深度剖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问世，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也为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价值观的建构举行了奠基礼。

就其本质而言，政治价值观是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政治关系之本质在观念层面的反映，它所诠释的是基于特定政治关系之上的社会利益关系。从政治学的维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98。因此，对于一定民族或国家而言，作为统治阶级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映的也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并直接掌握政治资源的阶级、阶层或者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

就我国而言，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的联合剥削与压迫之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在苦难中痛苦挣扎。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后，就秉持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中国的新生，圆了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战争疮痍和“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他进而豪迈地向全国人民承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濟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8]24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翻身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当此时期，毛泽东同志又适时提出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316为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由此吹响了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集结号。经过3年的努力，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将一个新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特定时期“以俄为师”累积经验之后，我们党从1956年开始，正式拉开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帷幕。是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的基本方针。次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而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为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实践工作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的支撑。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总体部署，既系统地体现在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政治文件中，如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富有远见的见解等;也体现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上，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0]。客观地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之探索，在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既有的战略规划与部署，也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开始。由此，中国社会逐步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也随之迎来新的机遇。推进改革开放，明晰国情是前提。对于我国国情，邓小平同志一语中的，“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1]252。如何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好？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首先提出两个“翻两番”的方案，即“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1]224，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后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把他的“翻两番”方案细化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他指出：“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226其后，在应对国内外重重挑战和各种风险考验中，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既定方向和道路强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并最终提前完成了前两步发展目标，使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世纪末的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勇前进的征程中，实现第三步目标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肩头。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和推动下，党的十七大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发展目标，提出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三步走”发展思路，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2]。“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问世，既反映了我们党在建设富裕中国历史道路上的世纪定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党在追求社会整体繁荣的实践中的目标诉求。

就其渊源而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追求是辩证统一的。這不仅体现在我们党始终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消灭贫穷、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基本宗旨上，而且体现在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文明形态建设的有序布局和稳步推进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毛泽东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开始，我们党便拉开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序幕。在党的文明建设史上，首次对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具体形态作出说明的是叶剑英。他于1979年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两个文明”建设的理念由此问世。这一理念得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我国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指导思想。此后，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现实需要，江泽民同志于新世纪之初又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5]。由此，深入推进涵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便成为我们党在本世纪初的普遍共识。在21世纪初，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继续有效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16];2012年，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17]的要求。至此，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诸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廓然成型，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政治价值的追求、对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践行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突破。

三、

构建中华复兴和世界共赢的新时代，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升华就其属性而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组合是政治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演进的关照和时代变革之思想镜像的辩证统一体，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历程，既有建基于近代百年历史的厚重底蕴，也有立足于现实半个多世纪的火热情怀，还有放眼于悠长未来的由衷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崭新历史方位和全球范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经态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既迎来了难得机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此时，如何抢抓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做足准备应对挑战，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在深入研究和考量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以中华民族复兴和世界共赢为目标，迈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坚定步伐。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也在党和国家开创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境界的伟大实践中迎来新的历史性飞跃。

在为中国人民所擘画的美好生活蓝图中，习近平同志用“中国梦”这一富有诗意的概念来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8]36，并将其内涵厘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8]39，从而使得“中国梦”接地气，有根基。从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梦”既是奋斗目标，也是行动纲领。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深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前行的时代征程中，坚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为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勘定坐标;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唱响法治中国的华美旋律，谱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携手并进的雄浑乐章;进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倡导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9]，为新时代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永续进步形塑内在动力和外在规范;党中央还以十八届六中全会及其准则条例锻造管党治党的崭新利器，兑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庄严承诺，助力党内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与巩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起，成就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新的战略布局，充分展示了在推进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发有为、“不负人民”[20]的使命与担当。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里程碑。是会，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变”与“不变”诸要素的深刻解读，为我们在新时代正确认识现实国情、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早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价值导引。为了应对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1]“两步走”发展思路的明确，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党对于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全面”稳步落地、“五个文明”绚丽绽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和宏伟抱负，展示了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精神和高昂斗志;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进入了新的境界。而这一切，又从根本上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前景的由衷憧憬和热切期待。

在迎接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和建设新时代的世纪征程中，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盛举的同时，也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执政党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真诚地关注和牵挂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机会和时代命运，致力于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具体而言，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讲话中，便开始把全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18]272来加以强调;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他呼吁“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18]330。此后，经过一系列酝酿和诠释，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正式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8]522的倡议。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党不仅有思想意识和理念的支撑，更有具体行动的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充分彰显大国担当，有力回击中国威胁的谬论，形塑世界各国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于2013年先后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创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8]289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8]293的国际化经济社会发展倡议，进而通过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投资设立丝路基金以及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予以展开，从而“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8]299。

2020年以来，一场“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我们的地球家园。面对汹汹疫情，我们党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积极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在毫无保留地“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的同时，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及时而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健全完善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尽心竭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党和国家同国际社会团结互助、“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基础的诚意与决心。[22]思想是时代的火炬，实践是理论的土壤。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在我们党和国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而众志成城、为世界共赢而辛勤耕耘的新时代征程中，也收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由衷自信和世界共赢的坦荡胸怀。在新时代，民族的灵魂和世界的视野，必将助力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概而言之，在近百年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观从关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书写国家富裕与社会繁荣再到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共赢的目标理念逐步形成、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流变和话语形塑，既充分彰显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进一步思考和领会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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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论文。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五

摘要：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借鉴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孝慈文化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本文就对传统的孝慈文化以及当今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一探讨研究。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道德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具体表现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真的探求，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积极过道德生活，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4.总结。

传统孝慈文化不仅蕴涵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执著的理念，而且还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伦理自觉，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并且有益于遏制道德衰退和生态破坏。它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儒学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孝慈文化不仅是德的根本与起点，也是教化的根本与起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是人情陶冶、道德升华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注意培养公民的孝道，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六

“孝”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且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目前有关于“孝”的起源和内涵是孝文化研究探讨所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如何使传统“孝”思想现代化、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研究的视角相对较单一这一问题,学界经常性的忽视了有关“孝”哲学这一重要的角度;“孝”是“仁”之本，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孔子的“仁”,可目前却是探讨“仁”的多，而研究“孝”的少。

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学者所作的贡献。国外的学者们例如郝大维、罗思文对孔子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主要介绍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翻译《论语》《孝经》等著作。由于当时语言上直译的条件匮乏,导致了西方人经常用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后来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思想同化。这些学者们在对“仁”“孝”“忠”的思想上进行了全方面的注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选题将在吸收前人先辈巳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亲亲相隐”的视角来解读《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二、孝文化产生的渊源。

这里所讲的就是把基于天道本源的男女作为社会最初始建的一种现实起点，男男女女组建成的家庭以繁衍后代的这一家国建构为要求，客观上要求基于这种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维系这种伦理的“孝道”，任何的生命个体,都是来源于父母的精血汇集而成。自然界当中生命个体的孕育成长，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呵护哺育，自然界的动物尚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我们作为人子，自然也会产生出这种原始“孝”的观念。从“孝”观念的起源来看,其最本来的含义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而出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和敬老意识。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还应当包含繁衍后代、以及尊祖敬老等行为。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的中国社会当中，“孝”是人伦关系得以创建延续的基础,只有懂得了孝，才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使得社会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孝”是人对人伦的一种深入的认识，要构建一个好的人伦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正直、真心、虔诚、尽心的品质，这种品质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孝”。只有遵循了人性中最本能、出于本心的道--孝道,个人意识到“孝”是人的本性，通过修身达到对孝的一种认同、践行和传承，这个过程是“成己”的，即先使自己成为一种为社会道德伦理所遵循的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再推而广之才能使别人得到益处，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孝与仁，孝与忠，在孔子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在道德实践当中共生的。孝悌是仁的根基。《论语》当中就讲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为人孝悌，也就做到了仁，这是一以贯之的。而“孝”与“忠”，自然就可以做到推而广之。“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事父母可以推广至事君主,孔子在这里就将“孝”扩展提升到了社会、政治层面,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表达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注重的还是民德之厚，而非单纯的政治教化，所以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末，“孝”作为血亲伦理的基本元素，对家庭和社会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讲的就是这种血缘亲情所产生的“孝”。“孝”是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血缘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孝”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原则，孝亲观念乃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一脉。

“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之一。要认识孔子的孝道思想，就要先了解孝，“孝”并非只是对父母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奉养，即孔子所要求的“能养”,这只是“孝”应该具有的本义，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孝”的产生是必须以人类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论语》一书中，从“老”与“子”的家庭观念关系角度出发来阐述“孝”的两个基础。其一，就是从人类的自然血缘亲情出发，“老”产生“子”;其二，就是从社会等级的差别上出发老”与“子”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子”就应当守礼，对“老”敬孝。《论语》就是从这种人类最原始的自然亲情血缘关系出发，来确定“孝”产生的基础。

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践行孝敬的思路。

在《论语》的记载当中,子谈论“孝”，有两个大的突破性观念是过去所没有的。在西周时期孝”这一观念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因此，它带有极其浓重的宗教色彩，在当时分封制的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孝”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族道德，而“孝”所蕴含的人伦意义，或者是“孝”作为家庭道德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突出。而孔子论孝，则实现了“孝”由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换，“孝”主要是用来规范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其过去尊祖敬宗的涵义尽管没有被“孝”完全的替代，但是分量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孔子所讲的“孝”，无论是讲“不远游”也好，知“父母之年”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于为了施孝，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为人子女要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更多的是要表达对父母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敬爱之情。孔子对于“孝”的重视，当中也贯穿着仁的精神理念，他将“孝”与“敬”、“孝”与“礼”相互关联在一起,这极大的丰富了孝的内涵，这是过去的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

孔子认为，作为子女，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去尊敬父母,对父母行使孝心也是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重、奉养父母。“爱亲”与“敬亲”是相互的，“爱亲”可以从“敬亲”中表现出来，“敬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爱亲”的行为。孔子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物质上x才父母进行赡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孝亲的最基本要求便是要养亲、事亲。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就是无违于礼、所讲的“仁”就是爱亲爱人、我们要能够做到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心的侍奉、做到不让父母挂念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孝的表现。孔子不遗余力地弘扬“孝”文化，孔子的一生，验证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过程。三岁丧父，由其母亲带回家养大,生活的十分贫困,地位也极其的卑微，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极其的平凡和普通。然而,孔子却立志求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间接的影响了其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像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大思想家们都非常崇拜孔子的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理性、和平、以及人道的象征。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现在同样也被刻在了联合国的大厦里面。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已经不单单只是属于中国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国籍和国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天、天道、天德为思想背景,将“孝”提升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身体力行的推广“孝”。孔子的“孝”思想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忠”为内在的情感表达，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和内在的“忠恕之道”,最终达至“仁”的境界，实现“孝”的皈依。孝道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孔子因袭周礼,虽然继承了西周时期敬祖祭祖、慎终追远的净胜,但是对于“孝”思想含义当中这些观念涵义的表述则是尽力的淡化，更多的是在于强调“孝”在伦理思想上所蕴含的意义。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孝道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是紧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而不断的演变着的。“孝”观念最早形成是在以血缘亲情作为基础的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血统，它是人类因为生育后代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血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组成体系的基础，而人既然知道血缘，那么就一定知道血缘至亲,也就会产生后来的报答生养之恩的观念,这种起源于自然的血缘亲情之爱，这便是最初孝的意识。孔子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孝悌爱亲是一种人之常情,如果处于每个血缘关系中的人都能够珍视这种感情,那么社会上的人自然就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处于这一温温脉络亲情关系之中的人，也会将这一温情扩散开来,温暖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七

论文摘要；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模式，都需要加以重新考量。传统教学模式是现代教学模式的基础，并对教学模式的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丰富的网络资源对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模式需要由传统的知识传授向研究性教学转变。

论文关键词：网络环境；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正处于一个内外环境急剧错位的时代，这是自该课程产生之日_起从未遇到的变化和挑战。该课程具有内容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即使这些内容发生变化，也只是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与此不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对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改变。对于高校教学的作用也很明显，至于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与社会变化保持距离的中国古代文学，对其触动也是极大的，它必须要面对不断发展壮大的网络，面对网络对学生的影响，面对网络中丰富的教学资源，接受网络环境对固有的教学模式带来的冲击。

一、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再思考。

大学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要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对于个体应该是知识、思考能力以及人格的提升。在当前社会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就业竞争增强的情况下，大学教育的目标与大学教育的本质发生偏离。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变化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不能低估功利化思维对大学教育的冲击，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必须重新定位，固守原有的教育理念与毫无原则地迎合社会需求都是缺乏思考和不负责任的方法。

“在教学目标方面，应使古代文学教学从传统知识传授型转向能力培养型”。教育者在思想上都已经认识到教学目标调整的必要性，很多人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改变教育理念。培养能力可以作为教学目标的核心内容和首要原则。培养学生的能力主要包括阅读能力、审美能力、表达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哲理思辨能力，以及近年大家关注较多的创新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基本能力，也是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目标中一直强调和重视的能力。我国应试化教育的现状决定了在大学之前这些能力的培养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自然居于应试能力之后，大学教育没有应试的需求，是真正实现培养学生多种能力的阶段。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无疑要有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改变是十分必要的，已经成为教学目标实现的手段和保障。

教学模式无疑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模式必须适应教学目标的调整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重新定位需要对教学目标的深入了解，更需要针对教学目标对教学模式作出科学合理的设计。

二、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及现状。

“传统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教师采用粉笔加黑板等传统教学方法，利用语气、文字、表情、手势等与学生交流，方式较为单一，多媒体教学利用丰富的形式和特殊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优化了教学内容，给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传统教学模式一般是指在原有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教学活动，与当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念有所不同，在教学中很少借助网络多媒体技术，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虽然也是以学生为中心，但是突出的是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在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方面有所欠缺。以讲授先秦文学中的楚辞为例，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一般是在课前布置学生预习相关背景知识，课堂上按照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成书过程、主要作家的人生经历、代表作品赏析等顺序进行讲解。在教学过程中，关键是教师必须十分熟悉以上内容，备课时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掌握学术界存在的不同观点，讲解时提供给学生，并能够作出自己的个性化判断。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学生按照教师预设的思路，跟随教师系统掌握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教学目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确保学生对每一项教学内容都能够掌握。当然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讨论，教师加以指导和解答，但是国内学生在课堂上很少主动提出问题，更少对教师的讲解内容提出疑问。显然，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整个课堂教学设计中没有学生发挥主动性的环节，教师的教学理念中也没有把学生的积极参与作为重点。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当前网络技术发达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直接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主动性不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不足，与社会的需求差距较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检索十分便捷，原来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的大量介绍性的背景知识，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非常容易检索到，并且网上的各类资源非常丰富，很可能远远超出教师所掌握的知识量，很多新的观点在网络上不断出现，如果教师不时刻关注网络、更新知识，很容易落后于学生。教师在备课时精心准备的介绍性知识，对学生而言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学生需要的是建立在这些知识背景下的深入分析、讨论问题。在现有的古代文学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已经意识到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对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还有一部分教师出于授课习惯和对新的教学模式的.认同度等方面的问题，不愿意进行调整，还是希望通过增加讲课激情、感染力等方式加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可。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由于个体差异，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无疑是改进教学模式。

三、建议采用的教学模式和具体方法。

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在网络环境下面临的问题，在其他专业的课程教学中也同样存在。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不断出现，其中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被认为是能够提高学生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教学模式。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实施研究性教学要对教学的各个环节重新调整，从知识点确定、教案设计、课堂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变，到课后作业的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内容的调整等，都需要加以认真梳理，使教学的所有环节能够适应新的教学理念。研究性教学更需要学生的密切配合和主动参与，学生根据教师的安排进行研究性学习，必须对教学内容有提前的知识准备，课堂之外的大量阅读与相关材料的查找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充分的知识准备，才能在课堂上与同学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转换角色，由单纯的知识传播者变为研讨问题的主持者。传统教学中教师主要在课堂讲授中完成对知识的传授，而现在教师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问题的设计、学生发言的评价、课堂讨论的组织上，教师作为主持者，要引导学生的讨论能够深入进行，而不是停留在材料和观点的陈述上。在庞大网络资源的支持下，学生所掌握的背景知识和各类学术观点更加丰富，对教师的知识更新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学术修养，时时把握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以保证对课堂讨论中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评判。

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自主式课堂教学。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重点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如学习《诗经》，在学生掌握《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查阅资料，借鉴已有的赏析评论文章分析《国风》中一首诗，在学生充分发表自己见解后，教师可以归纳出分析诗篇的一般方法和角度，对这些不同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加以评析，让学生掌握分析诗篇的正确方法。课后布置学生自己选择《诗经》中的一首诗分析，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学生会逐渐熟悉如何去研究问题，同时也锻炼了分析问题的能力。二是交互式教学。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一些有讨论价值的教学内容中.如先秦诸子散文的学习中，对于老子、庄子、孔子、荀子等人的哲学观点、文学性等教学内容，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学生在学习时也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些问题具有认真研讨的价值，可以采用小组讨论、个体发言等方式进行。教师可以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集中某个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就教师提出的有争议性的话题进行自由讨论发言，先由学生加以评价，教师再作出回应。三是借助blackboard等先进的网络教学平台。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在世界各国的高校中使用较多，国内很多高校也已经购买并在教学中大力推广。该平台具备的讨论、在线问答等多个功能可以为研究性教学提供有力的支持。教师可以利用该平台制作自己的网络课程，学生利用该平台可以完成知识准备、内容学习以及小组讨论等环节，教师可以全方位掌握学生学习状况。此类教学平台对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高有很高的价值。

网络环境的出现，虽然只是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却对高等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有我们了解这种变化并对教学模式加以调整，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文档为doc格式。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八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属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儒家伦理型文化,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包涵着许多优秀的思想道德成果.本文从具有时代意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入手,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与和谐社会相同活力的内容,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继承儒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使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于秋波吕翠微付亚樵作者单位：于秋波,吕翠微(佳木斯大学思想品德教研部,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付亚樵(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刊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年，卷(期)：27(5)分类号：g641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有关中国梦政治论文论文篇九

民主，无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越来越成为重大、敏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弄清楚民主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问题。

一、民主的涵义和实质。

在历史上，“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民主”(democracy)由demokratia演变而来，由de-mo和krato两部分组成，意思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是用来概括和表述希腊城邦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即，城邦事务是由公民所参加的公民大会通过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做出最终决定，这种方式既不同于某一君主的独裁统治，也不同于少数贵族的寡头统治。在这里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全体公民有权并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积极或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作为一种制度，民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公民的意志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决策以公民的意见为最终依据。

二是作为具体组织形式、机构、机制、操作层面的民主，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运行体制、机构、机制和具体运作程序、原则、规则。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制度、一定的政治、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为什么服务，就从属什么，就具有什么性质。一般说来，它本身没有特定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

三是作为民主价值观、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民主。如对民主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等价值观，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认识等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多听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这些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是有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的。同样的民主理论，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也可以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观。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政治。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不存在普世的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表现为一个一个具体的、特殊的过程，没有抽象的、超历史、超时空、超国情、永恒、静止、普世的民主。所谓民主是具体的，就是说民主是一个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美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英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等，没有离开具体民主而单独存在的抽象的、普世的民主。所谓历史的，是说民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实践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主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永恒的、固定的、不变的、绝对的民主。民主，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思想，作为从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程序和规则，都是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特殊国情、一定具体条件的产物，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有一个生成、完善的过程，是与某一具体国家、具体政党、具体阶级、具体人群相伴随的。

如果承认了一些人所说的“普世民主”，也就等于承认了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列宁曾拿出：“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从无产阶级看来，问题全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白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时空环境、发展过程，而把某一历史阶段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民主，把某一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适用一切国家的民主，是不现实的。

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批判中，并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提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他回答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要建立一种真正表现人民意志的新的国家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的”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其次，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目的与手段、历史性与继承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应该把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为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超越历史阶段的“一般民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民主与法制、权威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社会的普遍意志，实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统治秩序。马克思强调：“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列宁也强调：“我们应当保障革命所争得的宪法”。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排除权威，而且是要和权威相结合。

最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同样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终极价值。马克思把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界定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以“每个人自由发展”来界定“人的解放”，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最为终极的民主价值。

是对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民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不要一切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做法，又不要脱离现阶段国情而超越时代，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而放弃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努力，不能为今天我们的民主尚待完善而自我否定、自我矮化，更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说成是千年文明而主张全盘接受，实行民主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