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毛概的论文(优秀12篇)

总结是记录成果、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重要过程，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写总结时要注意结尾部分，可以用激励和展望未来的方式来提升文采。总结是思考的过程，通过总结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全面地回顾和总结过去的工作或学习经历。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总结案例，希望能够激发你写作的灵感。

毛概的论文篇一

身高:162cm学历：本科专业：旅游管理政治面貌：团员。

毕业院校：吉林农业大学曾担任职务：学习部副部长。

电话：

求职意向：酒店。

专业课程。

旅游学概论、现代旅游饭店管理、饭店英语、前厅部运行与管理、餐饮管理、康。

乐服务与管理、客房部运行与管理、西餐概论、旅游社交礼仪。

在校奖励及证书。

国家英语四级证国家机动车驾驶执照普通话等级证(二级甲等)国家导游证。

获得学习部副部长聘书06年被评为入党积极份子被评为校优秀团干部。

校园工作经历。

大一担任学校学生会干事：学会负责团体合作、按时高效率完成自我工作。

大二担任学习部副部长：组织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如马超龙雀地理知识竞赛。

大一到大三利用课余时间在各种私营小餐馆打工，如蜀香楼，集安菜馆，校园美。

食城，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增加了生活经历!

社会工作经历(相关工作经验1年)。

8月在长春清华宾馆从事餐饮部服务员。

8月—1月在吉林长春风光旅行社实习导游。

2007年大三学年自主经营406当铺(主营旧衣物)。

毛概的论文篇二

今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提高，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不断扩张膨胀，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性间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跳楼事件，在人们为那些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的时候，也更加关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解决大学生这个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间题、生活难等间题，已经迫在眉睫，只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间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才能能真正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从而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

首先，“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以前虽然不同程度上也划分过一定阶级、一定人群，但还没有把大学生纳入其列，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生活难等间题的日益加剧、形式的更加严峻，无形中把大学生划分到了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之列，“毕业即失业”的言论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的许许多多、或明或暗的漠视态度和歧视行为，使大学生弱视群体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权，被无情地剥夺了公平竞争的资格，也引发了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

据国家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就连续八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212万、280万、333万、413万、495万、559万、20610万、631万，从详细数据观察，可见毕业生的人数程猛增趋势，八年累计3533万，而据教育权威部门统计显示:到目前为止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加之以往毕业还役有就业的学生，并且不考虑虚假就业信息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就业形势是多么严峻，如此庞大的基数已形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以往的毕业生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之下，又一拨的人群又加之到来，紧缺的、理想的就业岗位上更显得前什后继。虽然许多的企业面临用工荒，但所提供的岗位都是普工岗位，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大学生下基层，从基础干起，但这又与上学最终的初衷相违背，从而甚至形成了教育无用论的局面。以至于他们高不成低不就，从而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

其次，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大学生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间题。一方面许多的大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实际经验，动手能力极差。在具体的工作中胜任不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且怨天尤人;另一方面，大学生中也存在错误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始终以“天之骄子”身份自居，姿态过高，对自身和现实缺乏准确的评估，缺乏正确的就业心态。这些都要求加强大学生自身素质修炼与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职业发展理念，要认清自身的现状，不能太急功近利，合理地降低就业期望值，要注重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培养。要加强社会实践锻炼，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方式主动寻找就业之路。

另外，出现这样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一企业。自20下半年金融危机的余波逐渐隐退，就业形式大大回暖。许多的企业虽面临用工荒的窘态，但一些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经验歧视和性别等歧视甚是严重，不能提供合理的平台。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缺乏培养人才、留用人才的经营理念，以至于眼睁睁的看着人才流失。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薪酬不合理、所提供的岗位不匹配、对劳动法的实施力度不够。许多企业对毕业生ja是挑三拣四，提出一些十分苛刻的就业协议条款，擅自延长试用期，无偿地占有毕业生的劳动成果。国家虽在这一方面加大力度规范、调整，但企业配合不积极。如果说每个企业的薪资都和公务员、事业性单位员工基本工资相持平，并为每位员工依法办理象公务员所享有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切实做好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与公务员做对比、追求公务员之路现象就会隐退，从而脚踏实地的为企业服务。

除此之外，大学生最低生活得不到保障，政府机制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生活难的间题。现在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到国家干部、公务员等不同群体都制定落实了相关保障措施:像公务员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待遇、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也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实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给生活困难户发有低保补贴。而未就业大学生呢?什么都役有，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对此国家在以人为本的情况下也应当制定未就业学生相关保障体系，以促进社会均衡、和谐发展、推进社会注意建设。

另据调查，有很大一部分高校毕业生虽然都有着自行创业的激情，但绝大部分都被这样那样的困难所限制。国家、政府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优抚。但对于大学生自主创业机制还不够完善，在政策上还存在程序复杂化等多方面问题。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国家、政府应当加大创业资金投放，政策优抚等。应从政策上支持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为有志创业的青年学生搭建创业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帮助其融资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切实解决创业资金、技术等问题。

最后，我认为，要切实解决好这些毕业生，这就要求无论是那个行业、那个部门都要形成一定的就业比例。政府应一方面规范、提高企业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吸取一部分人群;另一方面政府诸多职能部门也要有计划、有需要地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努力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可以为企业带来活力与生产力的团体，而不是只把大学生当做劳动力。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不能在心里把自己看做是需要社会照顾的弱势群体，我们要认清当前就业形势，牢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努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要相信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只有我们拥有真正的能力和实力，才能被社会和企业所接受，才能创造我们自己人生的辉煌!

实践调查结果：

1.1.1.毕业后工作期望。

目前大学生选择工作日渐趋于理性，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例如:对工作方向的选择、对工作岗位的选择等。现在已经逐渐渐形成了为自己选工作的良好态势，而不是以前的为专业选工作。至目前我们统计所得出的结果显示，约有34%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没有什么联系，只有38%的毕业生现在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联系比较密切。而且从现在的社会发展观察，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先找一份工作，找到自己立足社会的经济来源，再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据我们从300份调查统计得出:没换过工作的毕业生大约只占38%，而大约有42%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想换2份以上工作。

毛概的论文篇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

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毛概的论文篇四

xx暑假已经到来，许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各种补习班，或外出旅游等等。假期本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可以随性所欲。

二、问题的提出。

轻松愉快的暑假是每一个中小学生所向往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在家复习功课，和父母出门旅游，还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培养自己的特长等等。中小学生的暑假还存在哪些问题?学生们的暑假究竟该怎样度过?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对当地的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进行了调查。

三、正文。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网吧是多数学生打发假期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另外，暑假天气炎热，很多学生为了避暑去野浴，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据调查，本市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整天泡在网吧或是游戏厅里，给孩子们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给家长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家住本市湘北市场姓王的同学，今年14岁，暑假的第一天进游戏厅玩耍，另一个姓杨的同学上前找王要游戏币，王不肯，杨便操起椅子向王猛砸，尔后又用木棒打其后背，将王打得鲜血直流，晕倒在地，终因抢救不及时，流血过多而死亡。又如一姓胡的孩子暑假在家无所事事，便和几个同学去附近农村的坝里游泳，胡本来还会游几下，但由于水草缠身，一时慌张，弄不清方向，他拼命地往深水处挣扎，终因体力不济而活活淹死。其年近七十的奶奶突闻噩耗，一时支持不住，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这些学生有大人的照看，有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这些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么就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时间的再次发生。

暑假的时间很长，很多家长并不放心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于是，家长为孩子报学习班，既希望能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又能让学生的生活有些规律，毕竟学习班里有老师看着学生，情况会好些。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32%的中小学生在暑期中参加了课外辅导班，但喜欢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孩子数只占6%。数据显示，家长在孩子学费上的支出占所有支出的65%，学习科目主要集中在英语、计算机、数学、文艺等方面。其中，28%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参加暑期活动来提高学习成绩，2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提高学习兴趣。

所以在暑假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到各各学习班上课。商家也看准这个时机，开设各类的补习班招揽生意。

作为“假日经济”的一种延伸，长达两个月的暑期成为不少商家获得经济效益的“黄金时期”。这对有些孩子而言，假期却十分难过，他们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又会给他们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特长班，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通过对所的数据的频数分析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课外时间最多，平均达到每天六小时，而大三学生的课外时间相对较少，平均每天两小时。如图课外时间柱状分析图。

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课外生活自我安排的态度可以看出，50%同学都是稍微安排自己的课外生活，余下的部分，约有10%是仔细安排，而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不安排，由此可见大学生对自己的课外生活都是没有自主安排得，由此窥视出大学生的课外生活质量出于一个不理想的水平之上，亟待解决。

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类型以娱乐主导为主。

根据某种活动在课余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准，可简单地将大学生课余生活分为学习主导型、活动主导型、运动主导型、娱乐主导型等类型。在学生课余活动中选择率最高的是上网，占89%，而睡觉、玩手机、体育运动等也分别占55%、445和35%，这说明大学生课余生活类型是以娱乐主导为主。

对课余生活的利用情况。

大学生课余生活脱离了社会，不利于技能和经验的提高在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中，做兼职、义工，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很少，体现了大学生的课余活动脱离了社会，不利于大学生在个方面能力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大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

以上的种种数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总体课余生活的状况，对大学生的课余生活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对比比分析。

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的对比分析其中在购物和健身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购物这一项上女生占36%，而男生只有16%;相反，在健身一项上男生占22%，而女生则7%。通过性别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男女生之间的课外生活所存在的差异极大程度上是受各自性别因素上的影响。

2上网的学生多，使用时间长，上网目的不一。

从调查结果看，约40%的学生每天花2-3小时上网，占其所有课余时间50%左右，且12%的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68.6%的时间用于聊天，上校内及论坛，看影视剧。这表明，网络在大学生课余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大学生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新兴的娱乐学习方式。但仅有12%的上网时间用于学习查资料，其余大部分用于聊天，冲浪，游戏和看影视剧。可见，大学生的网络的学习价值和功能有待开发和提高。

3、上网的主要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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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的论文篇五

摘要：本文概述了和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国际影响，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价值。

关键词：世界影响。

1概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对世界的影响。

国外对于的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今为止仍在升温。苏联是最早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12月苏共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实践论》;50年代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兹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可谓是西方研究的开山之作。

2.1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三个世界”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在国际战略层面上对世界的研究，其精华部分主要包括在这一理论中。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力图建立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悲观主义大肆横行。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毛泽东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重要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

2.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世界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

军事领域，是毛泽东一生最辉煌、最精彩的一个活动领域，是中最具魅力的组成部分，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2.1对尼泊尔的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侵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巨大，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美、法、日。

2.2.2对英国的影响。

英国巴特曼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研究游击战运动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研究游击战，强调群众纪律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当然他们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决定了他们对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军事学术还将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

2.2.3对美国的影响。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式的胜利大进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震撼了世界，当然也震撼了美国朝野上下。1961年，肯尼迪下令美国陆军要研究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据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1989年上海一家报纸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还要求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2.4对日本的影响。

6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外研究领域，日本仅次于美国。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作为对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写了许多关于的论著。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在战场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共产党也创办了很多宣传的进步报刊，呼吁广大日本人民要深深体会到“只有，才能救日本。”在指引下，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深入发展。群众高举毛主席画像，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向日本官僚主义展开进攻。

3结语。

不仅谱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同时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有着深远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唤起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精神的缔造者，同时还是推进世界哲学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缔造者。不仅是推动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更是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00.

【2】姚有志,陈宇.毛泽东大战略[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42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5.

【4】杨凤城.研究述评[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88.

毛概的论文篇六

摘要：在高校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理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一项重大改革。适应这项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教师应在提高认识、转换角色，学习原著、提高理论水平，改进教学方法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思想课程教学改革。

按教育部关于“两课”教改的精神，我校于1999年秋季开设思想概论课程。为使其很好地与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衔接，我们在教学内容及教师角色转换上做了大量工作。

课程由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既有教材、教学体系的不适应，又有教师角色转换上的不适应。为克服这些不适应，只有对教育部这一改革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实现角色的转换，由不适应到适应。

(一)开设思想概论课程是对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的根本性变革。

当代大学生通过中学阶段比较系统的历史课程学习，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有了大体的了解。原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与中学教学侧重点不同、层次不同，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重复，且理论系统性不强，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在1994年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全面实施专题化教学方案”的专题化教学新体系，增加了中国革命史教学的针对性、启发性、说服力和战斗力。此项教改曾获得原冶金部教改三等奖，受到历届学生的好评。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史教学内容框架的限制，一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学教学内容的重复问题，二则不能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理论功能。学生对中国革命史尤其是思想理论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甚了解，更不能很好地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独立地解决问题，限制了“两课”教育的政治功效。思想概论课从目标、内容及结构上与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区分开来，系统地讲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以及思想的精髓，能培养学生应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真正做到“小学讲故事，中学讲史实，大学讲理论”的思想教育模式。

自邓小平理论课程开设以来，高校理论课的教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变化，如不开设思想概论课，从理论体系上看，缺乏理论的延续性、系统性，也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课程的协调统一及渊源衔接关系，使学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处于断线状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坚持邓小平理论，便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思想。”什么是思想，如何理解十五大的报告，如何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当代大学生对思想知之甚少，甚至由于阅读书籍的偏颇性，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对以及思想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坚持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三)开设忍想概论课是素质教育的必备内容。

总书记提出，素质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教育，一个是科学文化教育。看待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国际实力、民族凝聚力)的角度去理解。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经济实力，国际实力需要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需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缺乏这些内容的教育，但由于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滞后等原因，学生在通过小学、中学的教育之后，普遍存在着对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的状况，说明当代一些大学生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概论课代替中国革命史课正是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思想的产生是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这本身就体现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学生在沿着思想理论形成的学习过程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时思想的精髓便是贯穿思想主要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无疑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武器，加上有关方法论等方面通俗易懂的阐述，必将对学生掌握理论，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高辨别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握素质教育的灵魂。

思想概论和中国革命史相比，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没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很难在教学中“深人浅出”。在我校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中，有来自历史系毕业的教师，由于学科的限制，很难脱离历史思维的模式;在加上中国革命史教学为了避免与中学教学的重复，引发学生的兴趣，增加趣味性，在教学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历史知识的阐述，忽略理论分析。此外，由于青年教师本身缺乏理论功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缺乏学习理论的动力，不乐于理论钻研，存在理论修养不足的状况。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通读体现思想主要内容的代表作。

要求教师认真阅读《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原著。讲述中国革命史课程虽然涉及思想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系统，理解也比较肤浅，通过对思想代表作的阅读、钻研，熟练地掌握思想主要内容，从而把握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性，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

(二)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邓小平理论的有关论述。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上好思想概论课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这不仅需要透彻地理解思想的主要内容，更需要从一脉相承的角度去把握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思想的新发展。只有在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承前启后性，才能在教学中讲透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学生真正认识到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认真研究党的有关历史文件。

包括自党建立以来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

(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研究。

思想概论课教研室青年教师较多，由于青年教师理论水平的薄弱以及科研能力、教学能力的不足，需要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老教师历经“”、改革开放时期，由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丰富，理论功底较深，科研教学能力较强。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提高青年教师的理论认识，提高教学的整体水平。我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探讨，优化教学思路，从而保证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对政治理论课兴趣不浓，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理论的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使喜欢思考的大学生充满疑惑，渴望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却苦于不得方法。因而抓住学生的思想实际，了解他们思想中的难点、热点，理论联系实际，能用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困扰他们的思想问题，必将引起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才有学习理论的动力，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对理论的深人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很多，最直接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曾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在这里提出要用大量的精力去了解学生，其中要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政治理论课不是行政命令，而是说服教育，更需要有的放矢，合情合理。为此，我们在教学前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思想中的热点、难点，并把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归纳出来，使教学具有针对性，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功能。由于课堂内容的讲授能涉及学生关心的热点，自然就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以理论逻辑结构为经，史实为纬，精心组织教学。

理论来自于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是思想得以中国化的土壤。这决定了思想概论课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思想概论偏重理论，中国革命史偏重史实，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为了真实反映思想的实践性，我们认为应以理论内容本身的要求为主，史实为辅。如讲授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的基本原理、活的灵魂，都要以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为经，以若干史实为纬，既突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性，又突出思想理论的实践性，但要注意史实材料的引用是为了服从理论的讲述而不能冲淡理论的主题。

(三)突出理论的一脉相承性，注重与邓小平理论课的街接。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于马列主义。这是“两课”体系设置的一条主线，也是思想概论课应该突出的内容口.如何突出，必须在有关章节中阐明它的一脉相承，如讲统一战线，既要讲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又要讲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在备课中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的有关论述以及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点、不同点，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对思想的新发展。这样做一则体现两个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二则为邓小平理论课的开设打好基础。

(四)认真组织学生学原著，精心组织课堂讨论。

曾经说过，大学的教学要师生一起研究，一起商量，主张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堂讨论是学生参与教学的极好方式。要让学生对讨论的主题感兴趣，一定要通过调查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命题，或者由学生自主选题。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选编一部分思想的代表著作让学生自学，并要求学生结合讨论的主题写小论文，作为平时的成绩进行考核。讨论课要求学生脱稿上台发言，凡上台发言的学生都以一次成绩优秀进人平时考核。这种作法既不增加大学生的工作量又不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阅读思想原著的同时，对思想有了更感性的认识，通过与伟人的直接对话，能更好地把握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思想的认识。要求学生脱稿发言，对大一的学生确实是一次考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勇气，又体现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成绩的评定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讨论课的成功与教师的精心组织分不开，教师要积极引导，及时解答，对不能解答的如实承认，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作风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一轮的思想概论课程的教学，由于我们主观上重视中国革命史向思想概论课程的转换，精心准备，群策群力，从总体上看，教学效果是好的，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正如学生所说:“没有实事求是，没有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完了思想概论，我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为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打好了基础，还将势必影响到我的一全。”

毛概的论文篇七

现在多数的家庭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父母上班，孩子上学。可到了暑假，学生常常是自己在家。没有了父母和老师的看管，这些未成年人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无规律的生活之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是最大的隐患。

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超过6成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是独自在家，没有父母或其他大人的照看。毛概社会实践报告。他们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出去玩，什么时候参加课外的补习班……尽管每个学生的暑假生活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内容是一致的。

毛概的论文篇八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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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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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

四中全会。

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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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毛概的论文篇九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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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毛概的论文篇十

冲着秀智一部电影变成韩国“国民初恋”的名头去看的这部电影。无数人说这是一部可以唤起初恋记忆的电影，说实话看到初恋的美好固然有，但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失望。不为重逢的'人儿不能相守，而在为什么所有美好的感觉都需要重温？时光逝去不可追的道理终究没有几人能懂。

我感动于男主角一直记得女主角梦想中的房子，最终也替她完成了这一切。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分开，至少他在那段时光里真的用心了。但是，我实在想不通，初恋的时光过去了那么久，美其名曰寻找当初的感觉，怎么更像是检验当初的那个傻小子有没有一直等在原地。傻小子已经找到了那个可以未来相伴一生的人，那么女主角的这种寻找不像是试图寻找当初的感觉，更像是破坏。初恋固然美好，当初的误会也着实可惜，幸好编剧及时打住，久别重逢男女并没有真的不顾一切，选择在一起。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何必执着。年少时光里，一副耳机，一张cd，两个人；成熟后，那张cd终究也该回到原来主人的手里。

其实，我感谢编剧没有让男女主角在一起。有些人，只想念，不联系。何必追。

毛概的论文篇十一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任何一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其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辩证统一。

在大量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中，其逻辑体系几乎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发展等板块形式来建构的。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能够将这一理论体系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以感性的直观突显出来，但同时也存在着没能将感性的直观升华至理性的思维、过多地囿于具体结构而较少关注分析结构、缺少对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等缺陷。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存在，具备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形态，即: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描述结构，每种结构的塑成与稳定，都与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息息相关。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将这三种结构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空联系中。

一、具体结构。

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大都具有直观上的具体结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想、观点，同样可以从梳理外部特征入手找出其具体结构。从直观思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进入理论视域的不是它那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环环相扣的推理，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构成性因素。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们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同时也塑成了该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该理论体系本身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基于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形态都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涵盖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基本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现实。因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掌握其具体结构的内容，否则就谈不上“研究”或者“分析”。但是，认识事物的目的是从规律和本质的高度来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实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愿望。显然，具体结构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奠基性工程。但是，具体结构又不可避免地内生出直观、感性、肤浅的缺陷。现有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书籍之所以有“众口一味”的感觉，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们需要从感性的直观进一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机理，梳理出该理论体系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从理性深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形态。

二、分析结构。

从具体结构出发，经过分析、综合、判断等逻辑过程，就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领域和分析结构。相对于具体结构，分析结构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其分析结构的历史使命是暂时抛开具体结构的外在形式而找出其深层次的、本质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层相互关联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

第一层，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由于这一层级地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就需要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核心的概念，该概念既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又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理论体系的其他范畴、命题、结论。换言之，从这个概念的简单规定性开始而递次塑成的一系列后概念的规定性，则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丰富、具体和感性。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围绕上述两大矛盾而展开的。其后所有的范畴、命题和结论，都基于这两大矛盾的辩证运动及其解决，并遵循一定的方式而有系统、有层级、有结构地展开为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从而确证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矛盾”这一概念的统领性和建构力，也恰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二层，亚核心结构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亚核心结构圈虽然不具有核心结构圈的统领功能，但它却是连接核心结构圈和第三层的结构外围圈的中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将核心结构圈的功能继续向外辐射、传送，输入结构外围圈；另一方面，它又将结构外围圈的信息反馈至核心结构圈。在核心信息流和外围信息流的不断交换中，亚核心结构圈同时吸取双方的优点，并剔除异于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从而既强化了自身的功能，又弱化了侵蚀自己的信息。这一层级的功能，主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哲学奠基，夯实理论体系质的规定性，把握理论体系正确的发展方向，正视理论体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本质、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动力等，成为亚核心结构圈的主要内容；而道路、主题、主线、旗帜、方向、理想等重要概念，也成为这一层级不可或缺的探讨对象。

第三层，结构外围圈的概念群和范式谱系。为了保障核心结构圈和亚核心结构圈功能的顺利实现，结构外围圈的内容必须基于社会稳定和政局安全的基本考虑，以如何和怎样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国防、军队、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建设、祖国统一等，便成为这一层级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联结核心结构圈、亚核心结构圈和结构外围圈的生命线，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形态就是“人民性”。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冷暖系生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线，必须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分析结构的体例安排上，将“全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理论红线贯穿其中，将民生、共享、共富、人民利益等充分展现在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中。与“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体中，生产力又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重点关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出发，衍生出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渴求，进而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政党建设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三、描述结构。

描述结构的历史使命，不是深化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研究，而是运用自己的思维、采用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在机理。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构建这种理论体系时，既要根据事物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地安排其概念群和范式谱系的排列次序，又要考虑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如认知度和接受度的超前性或滞后性。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范畴、命题、逻辑起点等并非绝对服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前后位置，允许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符合历史的差异。

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8这两条道路分别论述的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感性的具体和客观现象（包括研究起点）进入理性思维，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和逻辑方法，它是以逻辑起点为基础来说明具体的、感性的现象，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研究起点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但是两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研究起点必须能够从逻辑起点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逻辑起点也应当得到研究起点的现实支撑，两者的异同性在描述结构的运用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111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可以使玄奥的分析充满理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例如，即便是当年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星期六评论》，也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108。可见，科学的描述结构决不是流水账式的线性记录，而是力图将研究的焦点和中心要旨汇集于简约和凝练的逻辑安排中。这样，描述结构必须在实现逻辑起点和研究起点辩证统一的同时，努力实现叙述方式上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构建该理论体系的逻辑过程应当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合，即两者是“经过修正”的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其中，既充满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相，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前进方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非本质的、偶然的假相，扰乱甚至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用描述结构来安排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必须适当“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发形态，屏蔽大量次要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从而将逻辑重点和研究重点在描述结构中前后一贯地联系起来。因此，描述结构的科学运用，决不等同于它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如影随行的反映，而是经过选择、筛选、过滤等逻辑过程，力求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在描述结构中出现的差异，不仅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离，恰恰反映了该理论体系内在的规律性，是更深层次的科学把握。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曾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43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和有机联系，充满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若以此为据，则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用纵向历史和横向比较的方式较为理想。原因有二:。

一是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二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其构成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一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速度和质量，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代际传承，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也符合“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

二是从空间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形成的，其概念、问题、论域等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借鉴了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还大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描述结构就不能不采用空间比较的方式，将自身与他者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对比，在甄别比较中真实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面貌。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既要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要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还应当具有理论的前瞻性，科学地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建构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同时，合理安排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四、三种结构的辩证关系。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地关注其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而缺少对分析结构和描述结构理性的条分缕析。有论者甚至认为，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就可以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这是明显的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完备，其问题范式鲜明而独特，各阶段性成果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政党等内容。因此，若不用恰当的描述结构梳理出同质内容的关系，就难以说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在三种结构中，具体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骨架性内容，它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和发展方向。没有具体结构的实体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就缺少研究的对象，而描述结构也将因缺少基础性质料的支撑而丧失科学方法的运用。

分析结构是在具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东西。通过对具体结构的科学分析，可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的范式谱系，如矛盾、规律、动力、政党、人民等。科学地研究这些范式的涵义、内容、表现形式等，既可深度拓展分析结构的功能，又为描述结构的科学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同时，在正确理解诸多概念群的基础上，还可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合理安排它们的理论位置和逻辑次序，避免因过多地关注具体结构而产生对分析结构认识上的断裂。

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维反映，而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之具体地展现出来，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描述结构。描述结构好似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背后的影子，是内化于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之中的。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安排配置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其结果都是论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某种描述结构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描述结构的方法运用得是否科学，不是由论者的“名气”决定的，而是看描述结构是否遵从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因而，描述结构是以另外两种结构为基础的。对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会直接影响描述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不能正确掌握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就无法形成科学的描述结构。但是，正确掌握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的内容，并不等于就一定能用恰当的形式将它们的逻辑关系和概念体系科学合理地描述出来。实际上，科学的描述结构是依据自身的属性，采用独特的方法，将具体结构和分析结构以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原则表现出来。它既不因具体结构先入为主的感性作用而缺少适当的逻辑安排，也不因分析结构深邃严谨的理性影响而丧失理论的历史感，这也正是描述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毛概的论文篇十二

例如，如何认识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的变化，如何认识多种经济的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如何认识党在新时期的先进性等，都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共产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头，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创造性的思维，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进行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开拓。

其次，要按照发展的要求，提高执政水平。执政党的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地位。

第三，要按照发展的要求，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注重领导方式和方法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强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时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改革创新，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