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大全10篇)

总结是一种思维整理和归纳的过程，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借助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我想我们需要学会用总结的方式来学习。以下是一些关于总结的经典名言，它们能够激励我们思考总结的重要性和方法。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en)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3.1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3.2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3.3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3.5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二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全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政治必修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本文以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为主旨，全面深入的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分别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资源、财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和谐发展的格局，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的攻坚阶段，已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由中国共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孔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其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先哲们的这些经典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观念成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武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著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又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今，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需要，符合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客观形势的要求，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深化和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概括起来为三个符合：

(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中指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的存在——商品开始，进而到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最后发现剩余价值，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直至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建成富裕、和谐、幸福的社会。

(二)符合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兴中华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给予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更不是以牙还牙，对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沉重灾难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我国近代史确实是血和泪、悲愤、痛苦的历史，但历史承载的是民族的过去，时代在前进，国际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历史是个大舞台，即使中华民族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她也应该以社会和谐发展充满亲和力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亿中国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课题。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生活资源的无序开发，人类为了生存大量开垦荒地，滥伐树木，森林逐渐消失，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之肺”功能减弱，致使空气污染、水污染、天气变暖，水土大量流失。人类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南亚的海啸和我国西南洪灾就是现实例证。

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和社会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以安定有序为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诚信友爱为品质，以充满活力为状态，以先进文化为灵魂，以民主法制为保证。确实解决好现实社会中的医疗、上学、买房、就业等问题。

总之，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5]《华从际和谐与冲突》重庆大学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黄囇莉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12]牟岱.论毛泽东的大众文化观[j].江西社会科学，1995（2）：4.

[13]孙铭有.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1）：7.

[14]李建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浅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3.

[16]杜艳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中共党史研究，2003（1）：6.

[23]周直.毛泽东革命文化观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4）：1-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三

论文摘要：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对近代思想改造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

(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

(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

(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

(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vol7：87.

[2]张述元，刘斌。思想改造——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益探索。理论前沿，2007，(10).

[3]方健，尚金州。从毛泽东思想内涵认识的嬗变过程看我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8，(6).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四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文化象征和思想理论前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凝聚起向上向善的蓬勃力量，有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元交叉的社会价值，亟待整合。这使得公民个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心理基础受到一定的冲击，造成社会的震荡和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因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12年11月党用“三个倡导”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鲜明响亮地提出了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底色。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又包含党在精神层面的探索成果，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该文件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从“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开展，到各地方“最美”现象的宣传报道，再到央视“你家的家风是什么”系列调查，近年来，社会道德价值观调查在各地陆续开展。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系统工程中，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入宣传与学习，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思想，不断形成精神共识，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价值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是有效引导社会思想潮流积极向上的“助推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形成全社会携手共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局面。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智库，是传承社会文明的重要基地，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在学研究生179.4万，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60.2万。高等教育规模逐渐增长，大学生数量持续上涨。高校大学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和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从2009年开始，“富二代”“官二代”“高富帅”这些新鲜词汇迅速在网络上蹿红。主要来自网络的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公共话语，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使用。这些时髦词汇的兴起，引发了网上关于道德败坏现象的讨论。这些词汇的每一次兴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极端的社会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人直接倡导“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无德行为辩护开脱。社会舆论如果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就会发生在道德建设领域。

2013年5月同志在参加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的“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时强调，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一个时代的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大学生有理想信念、有责任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已成为各高校抓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在进行专业课学习的过程中辩证逻辑思维日趋成熟，独立性和批判性增强，但是没有牢固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只有当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得以提升，才能真正成为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高校人才培养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高校理应成为正确价值观的源地，成为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高地，成为社会行为的示范基地，成为当代精神文明的辐射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政理论课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教育的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具有普及传播、教育引导和价值实践等特点和功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是高校教育的本质要求，这有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政治信仰模糊、道德观念世俗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等问题，对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先进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生命力，代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与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和文化内核，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争夺文化领导权、信息发布权等“软实力”成为现阶段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同志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儒、墨、道、法是我国先秦时代产生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对中国文化的历史铸造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古人留下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基础，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信奉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忠、孝、仁、义、礼、廉、耻”价值观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说明物质力量同精神力量虽然不能等同，但是两者是能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马克思主义以社会进步和人类彻底解放为标准，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个人价值与社会的价值内在统一为基础，要求主体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尽可能做到对个人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的统一，增强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根源。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代表，并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正是通过核心价值观得以体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我国先进文化影响力，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逐步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舆论垄断，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n].人民日报，2013―05―05.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en)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3.1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3.2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3.3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3.5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六

核心价值观，是与价值观息息相关的概念，是价值观中较为重要的部分，而价值观又与价值有着必然的联系，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明确的定义。价值的科学定义即：“价值是世界所具有的属性、能力、规定和组成部分，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同世界的其它组成部分处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物’或物质。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和客体、事物和事物、物体和物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当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社会价值观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否在很大层面上影响着核心价值观的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重点、核心和焦点，它反映着我国价值体系中的内容，体现了这一体系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也高度凝结和表达了这一体系的实践要求。党的以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纳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个字的内容。

1、国家层面。

在这一层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这八个字上，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焦点，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当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较前些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加快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使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也这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和特点，但我们也应该时刻保持和谐的发展势头，不断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民主又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国以民为本，人民在政治上的建设和理想就是要实现民主，也只有民主的实现，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所以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把民主做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把其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不仅仅指科学和研究的文明，也包括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在文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2、社会层面。

这一层面主要体现在自由、平等、公平和法治这八个字上面，而自由又是其它三个的基础，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层面就需要政府依靠其公信力和凝聚力，而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还需要政府所下发和执行的政策和制度的正确性和亲民性，我们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政府，但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众多，民族又多样，所以在我们依靠政府执行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每一个公民的能力和作为，从己做起，从个人和细微的基本做起，来构建出一个和谐、民主、平等、自由的国度，这样才能正确的引导人民正确使用权利、敢于承担责任，更好的实现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个人层面。

在这一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词汇中，对于公民个体来说，价值观主要表现在社会化方面，个体在社会中逐渐的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是从无到有，从不合理到合理的一个相对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评判，而爱国是个体价值观最为首要的，敬业又是人们生存所必要的，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纽带，而友善又是人们之间温暖社会的必备因素，所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是无数的人民和个体的价值观的综合体现，而体现在个人层面上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在道德层次上，只有道德观正确了，才能使人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而只有个体形成了较为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让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向正确的大方向迈进。

1、系统性原则。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由多个有着联系、依赖和制约关系的一系列事物组成的，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体系之中，且相互关联，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具有系统性、联系性和普遍性，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着二个层面，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关系的系统，如何理解和培育价值观，是摆在践行价值观之前最为首要的课题，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包含着三个层面：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每个层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就要从每一个环节和因素入手。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一践行的系统工程中，我们要以整体的优化和改良为准绳，从每一个因素和要素出发，找到内在的必要的和固有的联系，从联系入手，把整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串起来，做完整。系统性的原则是核心价值观中的整体首要原则，因此我们在培养和践行的过程中，要以整体和分散的视角来协调各个层次和不同方面。

2、长期性原则。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立足当下，着眼于长远的长期性战略目标，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一个口号，喊得响亮之后就杳无音信了，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上升到多高的理论层次，也不是一个理念提出后便可以停滞不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从传统的广大人民的价值观中提炼和加工而成，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向往，它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从传统的道德、价值和文明中慢慢才形成的，这些要素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着一定约束力的信条，它在我们国家和民族不断的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它保留了我国最为辉煌的文明和最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虽然它也有不适合时代的因素存在，但是只有我们用发展的和长期的眼光来对待未来，吸取他国和世界上先进的文明成果，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不断的向着和谐和正确的道路上迈进。

3、适度性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我国文化千年的沉淀基础上才得以逐渐形成的，它不仅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具有当代的全新的创新性发展观点，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条件下，在传统和当代的文明之中，我们不能完全儒化或是完全西化我们的价值观，凡事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度，而对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来说，我们同样也要坚持适度性的原则，既反对完全的儒家思想，也应该反对完全的西方价值观，我国历经千年所形成的儒家文化有其固有的合理性，它为万世求太平的使命感和道德感，以及存在于它的忧患文化，都具有其优势性，所以从传统的价值观中寻找和归纳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理论依据的，而西方的崇尚自由和民主，以及公平的价值观，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考量的，所以我们当前就应该整合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优势，扬长避短，在发挥其长处的同时，也应该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其在践行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吸纳入优良的、正确的、正向的、正气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戴木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叫卖文化随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变化。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代理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叫卖声中说变化》，

[3]《叫卖:逐渐远去的声音文化》，

[4]《中国广告正尝试转变从叫卖式到人文式广告》，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八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的旗帜和主心骨。

2、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3、公有制的含义。

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就是要进一步突破过去“一大二公三纯”的对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偏见，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中的国有部分，此外还在探索公有制经济新的实现方式体现：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4、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1)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很有限，必须始终坚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可持续发展战略丰富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反映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相互协调，实现均衡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中办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部署，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党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的内容，具有基础理论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在科学原则中强调历史必然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价值原则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利益、中国人民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具备科学性的基础上还要有中国特点，才能成为执政党的行动指南、国家的主心骨、民族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从层次结构看，它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层次、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层次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层次。从时空结构来看，它包括马恩的价值理论、列宁的价值理论、毛泽东的价值理论、邓小平的价值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价值思想和党的科学发展观。这些价值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空间范围，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其中，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所谓共同理想就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实的共同价值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并进一步把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在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态文明；在经济活动中是在劳动本位的基础上追求效率、活力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在政治活动中追求民主法治、政治文明；在文化活动中是追求真、善、美及其统一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在社会活动中是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社会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基。因此，在全体人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和时代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就具有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华民族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全体民族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所共同奉行的价值信念和信仰，所共同选择的价值实现途径、方式或道路。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就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中爱国主义价值观是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中，价值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社会、中华民族人民；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和需要；价值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代中国，价值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中华民族人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价值路径选择。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中华民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原则，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根基，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价值体系的相互交流中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既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因素，也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价值观念，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型价值观念，还包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新型价值观念。其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时代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的时代价值观。发展、富裕、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科学意识、生态意识、公平正义意识以及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等。这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价值观念是促进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因此，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荣与辱反映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价值反思。荣辱观的实质内容是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体自我评价标准的体现。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范畴、本位价值、核心内容、根本价值标准、根本价值追求、基本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规范制约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理念、标准体系和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个社会以什么为本位价值，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性质的标志。剥削阶级社会里本位价值有权力本位、金钱本位等，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本位价值就是劳动，是否劳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判断荣与耻的基本标准。为人民服务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三个有利于”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根本价值标准，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根本评价标准。是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既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之荣与辱的根本价值标准。集体主义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义利关系的处理也就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基本规范。

总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性；既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工作上和生活上可操作性。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操作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九

摘要：党的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和推进改革的战略，形成了改革开放理论，这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本文从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内涵以及特色三个方面来阐述改革开放理论，指出改革开放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内涵；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如党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把握这一基本要求，调动社会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1978年12月，在党的会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这一决策的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首先，党从““””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我们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邓小平在会前后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确提出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就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经常保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1978年，党会的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序幕的拉开。1982年，党十二大确定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坚持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即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既联系又区别，它们有各自特殊的内涵。

(一)改革的思想。

改革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来打破过去传统封闭状态，主要是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经济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理论主张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为我国把经济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我国生产力更快地发展。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必须全面改革。过去旧的那一套体制，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二)开放的思想。

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他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提议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城市，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中国经济要迅速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格局中的三个关键环节，须使它们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改革开放理论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全面性。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农村改革开放和城市改革开放相结合，城市从来就是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不进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相结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其次，改革开放理论具有实践性。改革开放是一种实验。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正因为是试验，所以要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他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是靠实践，改革开放从实践中提出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

再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强调：改革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开放理论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根本途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二)改革开放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会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途径是改革。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引了方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抒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8，(06).

[2]高雪莲。在新的起点上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j].学理论。2009，(05).

[3]史翔。浅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j].改革与开放。2009，(08).

[4]崇温。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01).

社会主义经济的毛概论文简短篇十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社会传统道德教育，社会基础道德教育，社会经济道德教育，社会理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遵循的原则是：整体目标与层次教育相结合，道德灌输与榜样示范相结合，道德规范养成与道德人格塑造相结合。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引发社会道德的深刻演变。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和探讨当前社会状况对中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从而寻求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使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之合乎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一、经济体制转轨对中学生产生的正负面影响。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作用于社会道德，有其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从道德教育的实质和总体上讲，目前我国道德风气中最深刻、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逐步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的转变。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其阻碍道德进步的消极因素一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包括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程度上会诱发如“钱权交易”、“红包现象”、“有偿救人”、“公款挥霍”等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中学生正处在生理、心理的成长阶段，他们的可塑性很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容易造成其道德认知的困惑和道德规范选择的艰难，若不及时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会对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积极主动的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对策，培养中学生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是摆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亟待解决的崭新课题。

二、中学道德教育的目标任务。

中学道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和受教育者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加道德影响的一种过程和行为。这种教育应具有一种整体目标的可控性。因此，要有效地实施道德教育，必须科学的构建道德教育的目标导向体系。人类道德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多层次的历史系统，因此，中学道德目标的构建也应毫不例外的在这其中寻求内涵和支撑。它的教育目标应该指向全部历史，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决不能简单地定位于当前对市场经济的单一适应，否则不仅违背人类对美好道德价值的追求，而且有悖于道德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使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失去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依托。道德教育目标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1?社会传统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传统美德教育。主要内容是：提倡“公忠”爱国的道德原则（如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强调“人伦”价值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如孟轲“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准则）；向往理想人格的道德追求（如孟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的道德精神）；重视修养践履的道德行为（如孔子的“修己”、“克己”，曾子的“三省吾身”的道德修养等）。

2?社会基础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与现代化社会相呼应而又超出经济道德范围的一种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教育学生树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真诚、友爱、合作、助人的道德品质；要求学生履行遵守各种社会公德的道德义务等。

3?社会经济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的与市场经济有直接联系并可以能动地适应其发展的.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自信、自主、自尊的道德意识；造就学生竞争、务实、实效、创造的道德精神。

4?社会理想道德教育即指向学生进行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一种高层次的、具有理想境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主要内容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精神教育；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的道德取向教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的道德情怀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教育等。

三、实现中学道德目标应遵循的原则。

1?整体目标与层次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如前所述，中学道德教育应是一种规范的科学的教育行为，而不能成为一种简单零散、修缺补差的狭隘的短期教育行为，因此必须具有内容的系统性和目标的整体性。其实现也应该是有层次、循序渐进的。首先应将道德教育的整体目标与不同层次的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分学段、分步骤地对道德教育的整体目标做出科学的安排和合理选择。

（2）随着学生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逐步发展，对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应主要向他们进行社会经济道德、社会理想道德中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品质、道德人格、道德情怀的理性教育。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联系性，从学段上区分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也并非为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学段中道德教育目标的选择，也应该因学生的道德水平、思想觉悟的差异而有不同层次的区分，要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对不同情况的学生进行不同层次和不同方法的教育，以达到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2?道德灌输与榜样示范相结合的原则。

各种优秀道德观念的内化都不具有自发性，道德能力和觉悟也不能游离于道德灌输之外，而是系统的、科学的外部灌输教育的结果。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外部灌输是自觉内化的前提，自觉内化是外部灌输的升华。通过外部灌输教育，将代表社会本位的优秀的道德观念内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信念，外显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决不能轻视或舍弃道德的灌输教育，要随时帮助中学生校正人生方向，避免偏离正确的人生道路，但这种灌输决不是指枯燥无味的、死搬教条的说教，而应该下大力气、花大功夫以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学生进行优秀道德知识的灌输教育。

换言之，与学生接触的同时，要多一些人情味，甚至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正地帮助学生释疑解惑，积极回答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样使他们能够对老师产生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并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使思想道德得到质的提高。同时，还应与榜样示范相结合，在中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生动活泼鲜明的形象能使学生受到激励和感染，因此具有较大的教育功能。教师既要向学生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志士仁人，也要为学生树立身边的榜样范例，如学校、班级中的先进模范、校园之星等；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例如卫生评比、设计评比、演讲会等一系列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联系起来，使教育成为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也应成为学生的楷模。实践证明：言传重于身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教师不但自身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理论修养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为学生营造出道德效应的优质氛围，使学生产生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驱动力，而且要为人师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学生做出表率，这样才能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从而避免个别学生一听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排斥和厌恶的现象。

总之，将灌输教育与榜样示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娱乐于教育之中，才能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产生“教育共振”，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3?道德规范养成与道德人格塑造相结合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学生履行道德义务，遵守各种道德规范，使一切优秀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外显为道德的规范行为，这是中学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所以，必须十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养成教育。学校和教师应有目的地利用和创造各种道德情境，分类组织和引导学生参加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积累他们的道德经验，从而使学生在家庭、学校、社会生活中遵守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

但是，目前的中学道德教育存在着一种只是简单地、表层地要求学生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对中学生进行人格塑造的教育，有助于他们在道德生活中以主动者、创造者的道德身份出现，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去审视、评判各种现象，带着参与的积极性去理解、追求、选择某种道德价值，从而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可由外在的道德戒律走向内在的道德自觉和外在的自律，才能使中学道德教育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和理想实效的境界。人格遵守道德规范体―――学生生活的空间具有多维性，他们广泛接受各种复杂的道德信息，若不能帮助他们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和选择，就会无形中关闭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门，而让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渗透其灵魂，导致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说：注重道德人格的塑造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务之急，决不能掉以轻心。

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人的工作，而人本身应有自己的主观意愿，有驱动力，所以很难做，也很难见效。但是越是难做的工作，干好了、见效了，就越有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实给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挑战，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策，把学校真正建成培养四化栋梁之才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