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汇总10篇)

成就感是指通过完成任务或实现目标后所产生的满足和自豪感。写总结前，要先回顾自己的学习或工作过程。请大家阅读下面这些总结范文，相信会对你们的写作有所启发。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一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丈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8月28日《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6．下列对“民间书法”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民间书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具有阶层色彩，属于非主流书法，常常带有贬义。

b．民间书法，相对于官方书法而言，一般表现为随意、土气、不入流、不雅观、不符合规范和法度。

c．民间书法是一个历史范畴。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的碑帖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

d．民间书法，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一旦其身份地位阶层变了，也就随之变为官方书法。

a．民间书法，有着对官方书法的补充作用。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但却常常在排斥对立中相互依赖。

b．民间书法，对官方书法起推动作用。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发展繁盛，其精品受到官方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

c．民间书法，对传统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摩崖作品中的精品，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有机构成。

d．民间书法，为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提供了技艺创新借鉴的艺术资源，让他们从中吸收艺术文化养料。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有些民间书法奇葩可以变成为官方书法，而有些官方书法也可能退变成民间书法。

b．那些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太正统，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的官方书法，不是真正的官方书法。

c．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的边界往往是含混不清，很难简单划分论定的。它们之间有时交叉存在，复合地覆盖，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

d．当今书法界存在离奇杂乱的现状，只有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才会使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成为可能。

6．c（a．“常常带有贬义”错，原文说“有时带有贬义”，“要看带入的语境”。b．“一般表现为随意、土气、不入流、不雅观、不符合规范和法度”错。d．“一旦他的身份地位阶层变化，他就随之变为官方书法”，原文无此意）。

7．b（“民间书法，对官方书法起推动作用”错，原文是说：官方朝廷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对于民间书法也起了推动作用）。

8．c（a．“有些民间书法奇葩可以变成为官方书法，而有些官方书法也可能退变成民间书法”错，原文无此意。b．这些官方书法虽有不足，但仍是官方书法。d．“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是一个可能，但不是唯一条件）。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二

当前，南通正值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与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找准对工业经济的新认识、新定位、新举措尤为关键。

一、“新常态”在南通工业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十二五”以来，南通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主要指标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南通工业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换挡转型期的一些“新常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下降。从增加值看，，南通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2583.9亿元，是“十一五”末(1722亿元)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从8.1%提升到8.8%;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3%，比“十一五”末(50.4%)提高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占比1.6个百分点。从产值看，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苏州、无锡、南京之后，省内第四家跨进“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达到11352亿元，是“十一五”末(7482亿元)的1.52倍。但同时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年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的增幅(12.6%)相比“十一五”末(23.2%)回落了10.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十一五”末的16%下降到2013年的12.6%，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转型趋缓。从主导产业看，2013年，南通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装备、海工船舶等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10010亿元，是“十一五”末(6739亿元)的1.49倍，年均增长率达14.2%。但六大主导产业增速总体呈逐年回落趋势，增幅从的24.1%回落至2013年的12.4%，与规模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产业占比分析，六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亦呈逐年下降态势，占比从20的90.1%下降至2013年的88.2%。从新兴产业看，2013年，全市六大制造业新兴产业实现现价产值3404.2亿元，是“十一五”末(1615.8亿元)的2.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1%，高于全市平均13.1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30%，比“十一五”末(21.6%)提升8.4个百分点。新兴产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增幅从年的31.4%逐渐回落至2013年的25%。

三是企业规模整体提升但发展受限。2013年，南通规模企业4964家，其中亿元企业2098家，比“十一五”末(1463家)增加635家，增幅达43.4%;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73家，比“十一五”末(87家)增加86家，整整翻了一番。从工业百强企业看，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550亿元，比“十一五”末(2291亿元)增长55%。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融资难、用工短缺等问题有增无减，使得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具体来看，尽管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0%。受宏观调控转向影响，个别企业难以脱身，出现资金链、担保链、债务链断裂现象。

四是发展活力保持强劲但支撑不足。2013年，南通完成工业投入1856亿元，增长14.3%，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比“十一五”末(1530亿元)增加326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从“十一五”末的831亿元提升到2013年底的1269亿元，增长了1.53倍。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长时间低迷，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加强，项目招引难、项目源不足、项目建设周期拉长等制约工业有效投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1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65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发展的后劲。

二、“新常态”下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研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上述矛盾与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的客观反映。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又遇到新的挑战，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全球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增长动力微弱不足，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7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3个百分点;9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比预期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受各种生产成本上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长从持续高速降至中高速甚至中速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常态”。可以预见，伴随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已经持续十年左右的工业高速增长周期将在“十二五”末期进入尾声。纵观“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而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将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投资，但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决定消费长期增长趋势的根本性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二是产能过剩的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钢材产能过剩40%，电解铝过剩58.4%，家电过剩30%，电视机过剩90%，纺织、服装产能过剩超过100%;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到40%。三是区位吸引力下降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使得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工业强国纷纷通过促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来巩固或进一步提升其已有的生产效率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溯。东南亚和部分南美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开始显现，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四是要素条件趋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4个“更加突出”：劳动人口供给下降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分析经济形势，我们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当前经济运行持续健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稳中求进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从南通具体情况看，通过近年来的调结构、促转型，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加之陆海统筹配套改革的深入，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经济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这一“新常态”，努力在转型升级中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三、适应“新常态”的主要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南通工业经济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重点在“挖掘潜力、增添动力、形成合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挖掘潜力，巩固“稳”的基础。

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的目标取向，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稳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健运行，主要指标赶超序时。查漏补缺。逐月逐旬跟踪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密切关注减量因素，分析原因，及时应对，填补缺漏，稳住运行。放大存量。密切跟踪船舶、纺织、化工等行业走势，详实掌握应税销售200强企业以及年新增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增长点企业发展质态，加大推进和扶持力度。扩充增量。紧紧抓牢船舶海工、新材料、机械等超5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完善重点项目挂钩服务制度，及时会办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快竣工、早达产。

(二)增添动力，提升“投”的质态。

积极抢抓陆海统筹、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等发展机遇，努力化解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投资意愿减弱的矛盾和问题，一切以项目为核心，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后劲。抓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新增长点，抓紧完善超亿元工业项目计划，合理确定工业投入导向指标，细化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针对工业投资增长乏力问题，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规划定位，加快推进苏通科技园、滨海园区、南通高新区等载体建设，着力招引一批重大储备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在谈前期项目，不断增强工业投资动力。优化审批服务。加强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各地项目审批时效情况，督促各地精通业务，努力缩短磨合期。引导审批权限承接有力、业务较为熟练的先进地区总结经验做法，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各地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地承诺办理时限缩短。

(三)形成合力，加快“调”的步伐。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创新智造和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高端化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310工程”，推进六大主导产业和七大新兴产业做优、做高、做强，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确保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推动信息化发展。抓住“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城市经济，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园和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互联网领军企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智慧融合应用。统筹把握，有序推进智慧交通、社区、卫生等民生应用项目，确保在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市民卡”项目争取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服务化发展。积极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积极推动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加速聚集。充分利用铁路、航运、空港等枢纽节点，构建集疏运体系，打造重点物流基地。推动绿色化发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经济、法律等手段，深入开展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和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动特色化发展。强化特色打造，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板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特色产业基地、特色“区中园”和配套园、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发挥特色载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壮大区域特色板块经济的规模。

(四)激发活力，创新“转”的举措。

围绕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起”的服务，努力构建“强市场、好政府”的新优势。加快服务转型。认真落实提升服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意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在精政简权和服务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建立服务“直通车”制度，力所能及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行政收费，切实提升服务质态和水平。强化政策创新。在抓好现有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定向发力、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交叉重叠、使用分散，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等问题。创新政策资金使用方式，逐步转向以补助奖励等无偿拨款为辅，创投、风投、贷款风险补偿等有偿使用为主的方式，切实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要素保供。用电上，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总结推广重点用电企业电费预结算试点经验，力争更多企业得到实惠。资金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供给，挖掘企业有效需求;同时做好企业资金链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保持定力，谋划“新”的工作。

20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坚持谋划明年和研究“十三五”并举，一手抓好指标平稳开局，一手搞好“十三五”谋篇布局。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南通工业经济发展仍处于扩量提质阶段。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仍需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充分认清形势，坚持工业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准确把握区域产业新特征，以稳中求进为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正确处理增长与结构、增速与质态、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并进、服务经济与绿色制造统筹发展，着力实施新主导产业培育、新特色载体打造、新增长点带动工程，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不断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平稳开局。着手制订明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考核导向、任务分解、体系建设等方面紧跟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及早摸排明年全市超亿元以上新开工、结转、以及达产达效的项目，梳理省、市级新增长点企业(项目)情况，为明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添砝码、注活力。精心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力争在规模培育、项目建设、载体打造、要素保供、政策创新、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有所建树，引导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科学谋划“十三五”。深入开展调研，围绕船舶海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围绕技术改造、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理清思路、及早谋划，抓紧开展“十三五”规划相关编制工作，引导南通工业经济在“新常态”下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三

摘要：

目前高职教育由扩张型转为内涵发展型，其定位的转换势必要求对高职会计专业的建设也急需改进。

财务会计是高职学校会计专业开设的一门比较重要的专业必修课，探索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设计十分重要。

基于目前高职财务会计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提出了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以便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教育更好地达到其设立的目标。

关键词：

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指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教育要增强学生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便其能更适应生产一线的高技术、高技能要求。

财务会计课程是高职会计专业区别其他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化就业优势的重要课程之一，也是会计专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这门课程将基本理论、方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很能锻炼学生动手能力。

一、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目标还延续以前普通专科和本科的内容，缺少高职院校自身的特色，而且不能与社会的需要相衔接。

目前社会急需的会计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还要有较高的职业情商，对工作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

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包括学生的自我提高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学生情商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不完善。

使用灵活性较大的校本教材的较少，无法随时调整教学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授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就自行采取增删教材内容的方式，补充新的知识点，删减旧内容。

但不同教师对新准则、新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教学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补充的内容也很难全面，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三)教学方式不健全。

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仍在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去主动学习，不利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

没有树立一个企业连贯的整体概念，沙盘教学法大多是软件教学，很多院校实训条件有限，另外沙盘软件的升级不及时，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教学效果。

(四)教师的实践能力需要提高。

财务会计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讲授财务会计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综合能力，不仅仅只是具备职业资格。

在要求他们熟练掌握会计专业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还要对企业生产工作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即要具备实践操作技能。

现阶段高职会计专业教师大部分是直接从学校毕业就分配到学校任教，很少在企业实际会计工作岗位锻炼过，授课就成为纸上谈兵。

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素质的同时，还要具有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教师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五)评价方式不够优化。

考核基本上还是局限于书本知识，考核方式也过于单一，期末笔试占绝大部分，学生靠的还是考前的死记硬背，违背了职业教学的教学目标的要求。

以传统的笔试作为现在的考评制度，以考试得分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已经脱离时代发展了。

这样考核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也不能调动学生平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使得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缺少对符合社会需求的实践性专业技能的培养。

综上所述，高职财务会计教学中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授课方式、教师质量以及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等都亟需完善，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现在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在进行教学改革，但是还未形成公认的体系。

谁走在改革的前沿，谁的改革创新更贴近时代需求，谁便可形成竞争优势，作为改革的领头羊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不同的改革侧重，也决定着学校高职会计的未来不同的发展方向。

结合在高职学校财务会计课程中的教学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要针对教学内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二、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一)明确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创建“三融一通”的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是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高职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应体现出“技能型”和“应用型”，满足中小型企业需要，毕业后能直接胜任相应的会计基础核算岗位工作。

为达到培养目标，会计专业要创建“三融一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课赛互融、课岗交融、课证相融、教学与就业直通”。

结合国家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变化要求，调整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标准、课程学时、考核评价方式等，为学生获取从业证书、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二)规范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力度。

应将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定位在初级会计的范畴，如债务重组、所得税会计、外币业务等高难的知识应排除在外。

教学过程中，以一个企业所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例，按照单项实训的方式，强化教学内容，在做中讲、做中学、学中做、做中总结提高，基于实际工作岗位，分解、提炼岗位能力，实施组织教学。

(三)优化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资源。

一门课程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教学资源，而教学资源中最重要的是设计出优秀的具有应用性的教材。

教材的编撰十分重要，授课内容，培养目标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共同发展。

但这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教学资源的累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且教材的编制相比社会的发展和新政策的实施有着一定的滞后性，难达到一致。

这就要求会计教师要以会计学发展的国内、国际最新动态为依据自行对上课的内容进行增减，灵活教学。

因此高职院校要大力提倡校本教材的使用，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采取取消固定教材，给学生发放讲义的办法。

另外加强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使教学更加形象、生动。

(四)高职院校财务会计课程形成以层次教学。

法和工作情景教学法为主的多种方式结合的教学方式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育方式、以理论传授为主的教育手段，学生思考的少，教与学缺少互动，限制了学生的发展空间。

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被动学变为主动学，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全面提高。

1.

案例教学法。

财务会计教学中以某个企业的实际业务来贯穿整门课程的教学，各个工作情景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企业全套的账册。

2.

层次教学法。

为保证教学效果，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从而达到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

层次教学法中，教师灵活地将学生根据其自身条件分成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小组安排不同的内容和题目，要求分组解决问题。

各组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都能参与其中，发挥自身的优势，体会到满足感。

提高了课堂的质量和效率，这种方法适合班型小的教学。

3.

工作情景教学法。

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存货验收入库的模拟实际的业务单据，审核原始凭证，传递凭证，填制相关的记账凭证等。

然后教师点评学生所完成的工作。

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细致地了解流程，对学习的内容也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也加强了实践能力。

(五)高职财务会计课程建立以实践考核为主的考评方式。

课程的考核评价对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课程考核的结果不仅用来反映教与学的实际效果，衡量教学质量并且更对以后的教与学起到了指引的作用。

考核方法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对教师与学生肯定性、积极性以及未来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规划。

平时学习表现(如课堂出勤率、课堂提问的表现等)、模块测试等多种渠道来完成。

期末考核应注重实践操作考核，按照教学内容分成若干模块出题，让学生以抽题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试题内容，根据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最后给出这门课程的最终成绩。

(六)建立一支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伍。

教育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教学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

首先从源头上，高职院校在引进人才时，要由高职称、高技能、实践能力强的会计人士来充实师资队伍。

在未来的教学中能够带动其他教师，起到专业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作用;还可以聘请具有会计从业经验的人员开设讲座或者担任兼职教师，优化教师结构。

其次，高职院校会计师资队伍还要重视现有教师能力的提高，制定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选拔制度，不搞终身制，定期进行考核、评选，严格选拔。

教师自身素质、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教会学生技能的同时，还要使学生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

作者：刘艳平单位：抚顺市现代服务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参考文献。

[1]刘永泽,孙光国.

我国会计教育及会计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对策[j].

会计研究,,(2).

[2]刘永泽,孙光国.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四

我国船公司经营现状我国船公司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在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本缺乏,这已成为制约公司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缺乏资本,导致船公司规模普遍较小,难以发挥规模优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船公司欲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求生存、谋发展,必须突破资本缺乏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瓶颈”效应,探索适合国情的'多种经营方式,而船公司联合经营的策略选择即是其中之一.

作者：张良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430063刊名：中国水运英文刊名：chinawatertransport年，卷(期)：2002“”(4)分类号：f5关键词：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五

摘要：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艺术品市场交出这份可喜成绩的同时，艺术品保险却尴尬缺位。相关数据显示，艺术品收藏面临很多风险，民间收藏家由于保管不慎导致的艺术品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收藏者对保险的需求得天独厚。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保险对于艺术品的重要意义，接连发文推进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品保险呼之欲出。然而，在人保、平安、太平洋陆续试水艺术品保险之后，市场对于其所推出的产品保持谨慎观望态度。艺术品保险市场也没有迎来预想之中的蓬勃发展迹象。

首先，本文界定了可保艺术品的概念。可保艺术品由可保利益原则发展而来，同时结合艺术品本身属性，应具有权属清晰性、价值性、和唯一性。同时对艺术品保险市场，按照需求不同进行了细分。分为了私人收藏、企业收藏、国家收藏和展馆暂时陈列收藏。该分类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同时，本文阐述了为何艺术品保险采用定值保险形式，以及定值保险在实务中的优缺点。

本文还从产品角度，将中外艺术品保险在承包范围、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理赔方式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对比过程中发现，我国艺术品保险主要沿用了传统财产险、货运险的相关条款规定，显然这种简单的套用是很不合理的。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应该具有一定的创新，在这方面安盛私人艺术品保险合同给我们提供了参考。本文在附录中翻译了部分安盛私人艺术品保险条款，作为未来市场产品优化升级的参考。

纵观艺术品保险发展历程，从新险种的推出到市场完全接受需要10-的时间。

我国艺术品保险起步已有7年，仍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保险公司的相关服务缺失，导致了除损失补偿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无法发挥；艺术品市场赝品横行、缺乏独立的估值鉴定机构，导致承保阶段，无法核实艺术品的实际价值；我国文物修复人才匮乏，受损后的艺术品不能得到修复服务；私人投保艺术品保险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如何对私人风险进行控制成为困扰保险人的一个难题；博物馆主要依靠财政收入，没有营业结余，无力购买艺术品保险。

本文在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发展艺术品保险需要国家立法完善、保险公司发展配套服务、艺术品市场提供独立的鉴定估值服务、收藏界提高保险意识等。

关键词：艺术品保险防灾防损估值鉴定人才培养。

目录。

1导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意义。

1.2.1实践意义。

1.2.2理论意义。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创新之处与不足。

2艺术品保险的相关理论基础。

2.1可保艺术品的'界定。

2.2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划分及依据。

2.3艺术品保险与定值保险。

2.3.1定值保险的内涵。

2.3.2定值艺术品保险的优缺点。

3艺术品保险市场现状。

3.1我国艺术品保险市场现状。

3.1.1艺术品保险市场的相关政策支持。

3.1.2艺术品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

3.1.3艺术品保险市场的外部环境。

3.2国外艺术品保险发展历程。

3.3主要艺术品保险产品对比。

4艺术品保险难以推广的原因。

4.1供给方角度分析。

4.1.1艺术品赝品泛滥、真伪难辨。

4.1.2难以有效确定艺术品价值。

4.1.3专业人才缺失业务难以开展。

4.2需求方角度分析。

4.2.1公共艺术品保险需求分析。

4.2.2私人艺术品保险需求分析。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六

我国经济基本面已表现出质的变化，走上经济发展新型轨道。面对新时期的到来，也随之表现出诸多长久性、全面化改变。经济持续发展也有赖新动力的推动，人民群众、政府与企业也务必要有新的举动与理念。如果说稳增长是立足当前，调结构是处于发展过程中，那么促改革则是放远眼光，用长远眼光审视国家的发展变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紧抓长久发展改革的大旗，所以也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动力来源，要匹配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处于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会更加明确感悟我国规则制度、价值选取与行为特征新常态改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不再单单局限于客观方面，还呈现出一种战略性心态与思维，也就是结合主观意识对经济态势予以评估。我们也仅可以说这种新常态是动态性变化的，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的。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纷纷转战外国办厂，这并非是因为家乡条件不够好，原因是综合成本飞涨，迫使其不得不迁往国外。虽然这仅是个别例子，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生产成本逐渐磊高这也是事实。企业日子越发不好过，以往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我国产品成本不高，但是现在却并非如此。一边企业不得不面临各种成本增长，另一边还要面对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而这对于我国相关行业持续发展与投入能力无疑是有害无利的[1]。纵观我国发展整体与国际经验，经济增长步入到转换阶段，最大特征便是速度下降，而效益上升;新常态下则是以经济结构促进再平衡，增长动力促进转换，明显表现出：

其一，在动力结构当中资源、人力粗放减缓，重视技术革新。

其二，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变少了，而消费率升高了，消费俨然变成需求增长新主体。

其三，在收入结构方面企业收入比例下滑，但居民收入比例却是升高的。

其四，在生产结构上制造业与农业占比减少，而服务业占比增加，同时服务业大有取代工业变成经济新增长点的趋势。通过这几方面不难看出新常态下先进科学生产力不断涌现，而比较落后的传统生产力会逐渐淡化，这不但会促使生成新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在让部分行业陷入窘境，需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我们务必要把握新常态所带来的机遇，把握在新常态下那些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潜力未被充分开发，技术革新脚步大幅迈进，庞大的消费升级市场，四化融合与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能等机遇。要使这些潜能都得到充分挖掘，就应当全力重视与做好改革工作。此外，我们还应全面促进开放式经济水平的提高，培养新竞争实力，由理论与实践双方面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二、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首先，资本市场。在《经济评论》中罗琦立足资本市场层面对新常态带来挑战进行研究。本国资本市场当前还维持在虚拟和实体发展不均衡，低效益与粗放式管理的状态，花费高收入少情况并不少见。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对投资人回报制度予以不断完善，并对投资人加强保护，以推动安全投资及利率市场式发展。

其次，国际贸易。李卓教授站在该视角下对中国向外开启经济新常态加以分析。他指出，我国具有超过二十年对外开放历史，以往对外开放严重缺少完整性与广泛性，而新常态环境中，要保持以前有利的部分，立足内部，将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把重心放在内源研发与技术革新上面，要从内而外创新。要对新常态特质把握有度，认清主体、可用工具与发展目标。以往是政府主导赶超型对外开放式，新常态下，外贸可仍然沿袭以往，对外输出产能。应当全面深入国际贸易之中，确保扩张式外贸，加大外部资金引入，并结合国际金融模式变革，处在新常态前提下谋取新发展。

再次，货币政策。肖卫国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二是传统货币政策对保就业、稳增长应对能力不强，如存款的基准利率与准备金减少效率不高等。他认为新常态模式下，应重点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二是建立起货币政策的操作体系，对市场主体进行改革，促使利率步入市场发展模式，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予以规范，进而打通实体和信贷资金甬道。

综上所述，逐渐完善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框架历经超过三十年高速发展，gdp竞赛与规模扩大，已经脱离物质稀缺及缺少活力僵局，取得明显成就，当然随之而来也有些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在经历与克服一段时间时候，正式步入存在结构调整、高速发展、公平分享及创新驱动等特质的新发展时期。这也是我国努力实现国富民强过程中需要持有高度耐心与不懈努力的时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发展也会更表现出战略思维平常心，即立足长远眼光，高瞻远瞩并不懈奋斗，以及为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参考文献：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3]王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沈阳干部学刊，2015.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七

5.1.2艺术品鉴定估值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

5.1.3建立相关监督机构。

5.2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5.3逐渐培养艺术品保险业务合作伙伴。

5.4建立艺术品损失数据库。

5.5积极拓展私人艺术品保险市场，拓宽销售渠道。

6结语。

参考文献。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八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九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范本篇十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