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优质11篇)

写总结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写作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如何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呢？如果你需要一些写总结的启示和帮助，这里有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总结例子。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一

在提“学术道德”之前，我想先说说，我对“道德”的理解。人们常说，“你这个人有道德”和“你这个人没有道德”。那么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是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人类自身积累和总结出来的规矩，或者说是标准。为什么要有这些规矩或标准呢？那是因为人类发现，如果有人做了违反或破坏这些规矩或标准的事情，会给他人带来危害或痛苦。如果没有人做破坏规矩的事情，就不会有这些危害或痛苦，那么整个人类生活的氛围就会越来越好。当今道德的丰满，应该不仅仅是人类心灵的追求，最大的功臣应当属于政治。当然道德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个人，还有集体和国家，甚至是世界。需要知道的是：道德的反面，不意味着是犯罪；道德的正面，也不完全属于善良。

“学术道德”是不同于“道德”中其他任何一种组成的，就如同“做学问”是不同于这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当然，这或许只是文人对自我的一种标榜或者是清高，因此，对于古人，一个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来说，犯了“学术道德”问题，那是了不得的错误，这是原则问题，虽说不会有性命之危，但至少也会臭名昭著，童叟鄙视。可是现在呢？xx院士学术造假，人们心里会想，院士也会造假呀，原来大家都差不过呀！然后不了了之，对地沟油的关注度都比学术造假的关注度高。

在前面浓妆艳抹（应该是胡言乱语）的说了那么两段话，是想说，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的道德约束感那么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界限正日益模糊。而让道德界限模糊的罪魁祸首就是欺骗，正如现在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欺骗”。对于“伪造实验数据”、“抄袭他人学术成果”、“充当枪手”、“随意复制粘贴文章”，这些行径我们难道不知道是违反学术道德吗？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心中想着那么多人都这么做，当然我也可以。甚至有些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杜撰参考文献”、“一稿多投”、“论文署名交换”等行径，也是违反学术道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学术道德该有多么模糊呀！我们漠视这一切，投机取巧的做些我们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突然想到了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一段剧情，谢尔顿（男主角）意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后来发现是自己看错了某个元素的分子式，所以这种化学物质是不存在的'。可是随后有中国某研究所人员声称，已经合成了这种新化学物质。对于一种不存在的物质，那么是怎么合成的呢，答案就是那个人员伪造了数据。虽然不知道，编剧为什么要映射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但是作为中国人，这种感觉糟糕透了。正是因为存在，所以羞耻。甚至现在我都在为自己感到羞耻，对于这种境况，我没有力量改变，我只能要求我自己做到，要求正在上学弟弟妹妹做到，或许将来能要求我的孩子做到。正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你自己以身作则做到这些，你才能正大光明的要求身边的人做到这些。物有千变，唯留本心。愿每个读书研究的学子，重拾学术道德责任感，不要辜负了千年文人留下来的清高。

使用知网数据库的心得。

知网检索手段主要有5种，快速检索、高级检索、跨库高级检索、专业检索、期刊内检索。但是我们一般直接使用快速检索。方法是，先在知网首页上，根据需要选择资料的范围（文献、期刊、博硕士、会议等），然后选择检索项目（全文、主题、篇名、关键词等），最后输入检索字。在检索结果界面右侧，你可以从期刊来源，选择核心期刊、sci、ei。根据搜索出来的结果，点开相关的期刊名称，查看摘要，观察是否是你需要的资料。如果资料还是不足，可以查看已搜到资料的参考文献，特别是英文参考文献。如果是一些统计数据，最好还是去相关统计网站去查阅。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等。对于一些最新专业上的发展，如应急管理，可以去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fema）、国土安全部thedepartmentofhomelandsecurity（dhs）等网站上去查阅，这些专业网站的部分资料可以直接下载。由于国内谷歌学术已经不能使用，但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址173.194.138.103/，直接搜到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资料，真的十分好用。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二

道德规范和条例是社会秩序和个人正义的基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和条例。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遵守道德规范和条例不仅能保证我们的自身利益和权益，还能保证组织的良好运营和社会的正义发展。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深刻体会到了遵守道德规范条例的重要性。本文将分享我在实践中的感悟和体会。

第二段：了解条例。

了解并遵守有关的道德规范和条例对于我们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和同事们经常会接触到公司规章制度和行业法规。我们经常会参加培训和研讨会以确保我们真正了解这些规章制度和法规。例如，我们定期参加公司的道德规范培训，确保我们知道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行事。另外，了解行业法规是我们工作的关键环节。正确遵守规章制度和法规不仅可以保证我们的职业生涯，还可以确保组织的良好运作。

第三段：坚持原则。

除了了解和遵守规章制度和法规，还必须在实践中坚持道德原则。在我的工作中，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诚实、透明和公正。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它们。例如，在公司中，我们必须诚实地与客户沟通，并不断推动组织尽可能接近真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公司保密协议，确保不泄露客户的敏感信息。坚持道德原则不仅可以建立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还可以为公司赢取信誉，并建立更长久的客户关系。

第四段：维护公正。

在实践中，我们必须确保不受种族、性别、宗教、政治或其他偏见的影响。我们必须以公正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每个人和情况。在我的工作中，我们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建议，不看重任何其他因素，只考虑客户的最大利益。此外，我们鼓励多样化和包容性，尊重每个人并承认他们的差异。遵守公正和包容原则可以确保我们扮演正确的角色并为组织创造更广泛的机会。

第五段：结论。

在遵守道德规范和条例方面，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们必须了解公司的规章制度和行业法规，坚持道德原则，保持公正和包容性，以确保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为组织带来最大的好处。在我过去的工作生涯中，我已经学习了很多，这些经验对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都非常重要。与同事们一起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和条例，我相信，我们的组织将会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三

1。控制为主，引导不足。在当下的高校网络环境中经常可以看见很多学生对于学校管理内容上的批评与负面观点，而高校在这一块基本上是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只有当事件达到严重程度时才会“一刀切”地进行处理，而这种处理大部分也是由高校网络管理员进行强制删帖。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只是堵住了网络舆论的发言渠道，却并未对实质问题进行处理，且这样的处理会直接导致学生的负面情绪激增，让学生更为抵触校方，此种重堵不重疏的处理方式将会导致更多的负面舆论。

2。复制粘贴为主，讨论消解不足。高校校园网络上大部分的页面都是把当下的社会热点与校园重大纪事进行复制粘贴，并未发挥出校园网络的舆论讨论与消解功能。一般来说，校园网络如果能很好地利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对各类信息进行整合，同时，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正确思考，良性讨论，不仅能发挥出宣传正能量的效果，还能有效消解大量负面信息，建立起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

3。宣传教育为主，平等互通不足。高校学生正处于心理学所说的叛逆阶段，如果学校在网络舆论宣传上一味是“高大全”的宣传，一味是政治性的鼓动，那么只会让学生对此类“硬性说教”产生抵触情绪。当然，在目前新媒体视角下，高校的网络道德教育依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但在宣传时应寓教于理，应平等互通，形成“柔性教育”的氛围，把宣传内容放在信息里让学生自己吸收领悟。

二、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情况分析。

当前微博等新媒体推进了大学生的网络文化发展，但在高校的信息交流平台上，依然汇聚着大量的人气。这是因为当下大学生的主要交友与学习圈都集中在校园网络内，而大学生所用的微博微信等交友交流媒体也来自于校园内的各种信息与资源。但由于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大学生本身在此年龄阶段就具有思想观念不成熟、易受人煽动、思想变化快、思想可塑性强等特点，在复杂而多变的网络文化中，很容易产生道德认知的错位。第一，大学生热爱新奇特，爱探索，所以大学生对于新媒体等传播方式的接受程度非常快，成为了新媒体下的主要使用人群。特别是在游戏与聊天等网络世界中，大学生的道德认知非常容易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第二，在相关的大学生诚信调研招待与研究中也会发现，网络世界里的虚假诈骗信息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认识。大学生由于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认识度不足，会从轻信他人变成怀疑世界，甚至其不信任会使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有前提的———必须要有利益交换，这种不信任甚至会变成大学生的思想惯性。同时，大学生由于网络的影响而造成道德退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由于可以在网络世界里得到情感的宣泄，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会越来越疏离，甚至导致在现实社交中的困难，产生人际关系淡漠，感到人生孤独。这类影响会造成大学生在网络与现实的世界里道德水平认知下降，对于情感的理解产生误差，侵犯他人隐私。

三、新媒体视角下引导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途径。

1。充实教学内容，丰富教育方法。在新媒体视角下，高校可以利用现有的德育基础教育体系进行网络道德养成教育。高校可以开设一门与网络道德养成相关的课程，如计算机信息伦理课，让教师在课堂上为学生分析当下各类网络事件，分析在网络事件中每个人的角度，用理性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慢慢树立起网络道德规范。当然，课程中设置相关的网络法律法规，让学生明白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世界，都有法律存在，人与人的交往也应该有底线与规范。当然在此类课程中，“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不适用于教学，应从网络热点事件切入，多用启发与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发现网络世界中的善恶，也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流与辩论，也就是“真理不辨不明”，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做到。自由而轻松的氛围也能让学生讲出自己的心声，表明自己的态度，利用课堂情景剧等方式也能让学生把网络事件变成身边的事件，进而让学生自己去判断，去掌握。

2。循序渐进缓慢递升，加强网络教育师资建设。网络道德养成教育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应有不同的教育重点。对于大一刚进校的新生而言，应重点让学生掌握网络法律法规的内容，让学生对网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此时应联合学校的普法教育活动，让学生能明确地树立起网络道德的正确认识。而对大二大三的学生而言，网络世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信息时代对于网络技术的掌握也是每个大学生的必备技能。所以在培养学生善于使用网络工具进行信息传播与学习的同时，还要让学生掌握网络交流的尺度，识别网络诈骗的能力。而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应把网络道德养成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明白职业要求与网络信息传播间的禁忌。特别是高校理工科的学生，在要求学生掌握网络技术的同时，还要重点对其进行网络安全教育。而网络道德养成教育更离不开良好的师资与资源支持，高校应利用好现有的网络资源，培养出具有前瞻性的高校网络教育人才，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可以把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教师与人员进行网络技术培训，联合网络人才与网络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的业务知识培训，从教师层面做起，让具有专业性的教师成为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的主力部队。对特别是网络技术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好并具有强烈责任心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让其成为高校网络道德养成教育的主力军。当然，新媒体视角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应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新媒体下的信息立体化传播要求，利用多媒体技术，把德育内容通过新媒体进行更多元、更广泛的传播。高校的领导与教师还应使用思想政治博客，学生qq、msn、微博、微信等形式多方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多层次地利用这些新媒体来与学生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要重视平等，重视亲和力，重视说理教育，让高校教师的一言一行成为高校学生在网络世界的榜样，这样的教育结合案例教学，结合交流沟通，就能有效地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教学水平。

3。德育与实践一起抓，管理与教育共同来。第一，高校可以进行德育实践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的`世界里把网络行为实践化，进而让学生对网络行为有一种直观而清醒的认识，进而提升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当然这类德育实践基地对于学生网络行为与习惯的培养应是长期的，只有坚持对学生网络行为进行实践，才能让学生把自己的行为习惯固定住，才能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网络道德观。同时，大学生在校园内主要是通过校内网接入社会网络系统，这一接口也是学生接触到色情暴力赌博等不良信息的主要来源。基于此，高校在不良信息过滤上应进行技术管控。利用校园平台监控服务器来实现对学生网络行为的记录。通过硬件建设力度，通过专业的网络管理来建设一个绿色安全的校园网络屏障，从根本上减少与杜绝网络不健康行为的产生与蔓延。第二，高校应认识到网络道德养成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在网络空间里有一个良好的网络行为。那么在进行高校网络道德养成教育时，对于学生的网上活动与网下活动，就要进行一个联动与统一，保证学校活动与网络德育实践活动相配合。同时，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校园内的社团活动也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社团活动方面，高校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社团引入网络教育内容，发挥出社团对于学生思想意识的正面作用。在学生群体中培养出一股正确而良好的网络风尚，建立起良好的交友与交流习惯。第三，要让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达到好效果，那么促进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是重要的途径。让学生多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就能拓展学生的思维与视野，让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不仅仅局限在网络世界中。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参与网络文明公约宣传活动，鼓励大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中学、走进小学去宣传网络行为的规范，去普及网络道德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个过程中，既让大学生实现了个人价值，又再一次提升了大学生对于网络道德的认知水平。还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此类活动的宣传，利用微信朋友圈，利用微博与qq空间进行互动，把此类活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视角下引导大学生网络道德养成教育时，要善于分析学生的心理需求，要善于引导学生正确思考。同时还要完善高校的相关规章制度，让学生自觉遵守网络行为公约，营造出严谨向上的校风，营造出轻松自由且具有正能量的网络环境，进而让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养成教育工作成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支撑力量。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四

新学期开始，面对纷纷扰扰的世界，老师们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议论纷纷，什么样的教师才是一位合格的教师呢?人所共知，中华民族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常把教师比作父母，可见教师的地位之高，多么的受人尊重，然而教师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是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置身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不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尘不染”，敬业尽职，做好教育人的工作，就不很容易了。再者，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受教育者个体在身心各方面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素质教育的主体——教师的素质，特别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教师水平无论多好，他不面向全体学生，不为全体学生提供最佳服务，他都称不上是真正的好教师。一个好教师必须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但首先他必须要有激情，要有爱心，要有责任感，要有敬业精神，他必须在行为礼仪上起到学生的表率作用，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把你当成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把握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特征，探寻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来源，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每位教师从业之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那么，每一位教师都要遵守哪些道德规范呢?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教师要有激情、爱心、责任心，

资料共享平台。

曾有一个学生说：“我上课老是要走神，他的课就象催眠曲让我昏昏欲睡。”确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我们在上课时候没有激情，学生的意识只能处于被动状态，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能在每节课采取一些办法添加一些幽默和激情,捕捉他们渴求知识的目光,唤醒他们的`思维，那么学生会获得更深刻更持久的知识。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老师会不断地寻求最佳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展现出自己的工作热情和激情，给学生提供最佳的教学服务质量。

二、教师要有良好的修养。

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必须要有激情、爱心、责任心，我们也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礼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同时也能在从事教育的时候享受自己的职业幸福感。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五

一、科学理念的基本内涵。

科学理念是人们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科学本质特征的看法和观念，它们体现和渗透在科学活动之中，不仅决定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而且通过创新和科技日益广泛的应用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科学理念随科学发展而变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认为科学具有真理性和客观性。

一、真善一体；柏拉图认为爱善、爱美与爱智慧是同一活动，主张真善美统一。直到今天，一些科学家依然认为，纯粹的科学旨在对世界进行终极的理论描述，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追求终极真理的科学具有最高的认知、伦理乃至审美价值（这种价值不一定与实际应用相关），因而主张知识至上、为科学而科学。

现代科学理念的基本内涵从科学的真理性转向了科学的客观性。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推动的科学革命用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取代了形而上学目的论的世界图景，科学逐渐从追寻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理转向寻求具有客观性的自然规律，并以此实现对自然和人工物的控制。科学革命特别是20世纪的科学革命对经典物理学等传统科学的冲击使人们意识到，人们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科学理论本质上都是假说，科学的基本框架是可错的，不能将科学简单地等同为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最基本的科学理念从强调科学知识的真理性转向强调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因此，坚持客观性成为科学的首要方法论原则，也成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研究中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相信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将科学视为一项追求客观知识的事业。

客观性原则要求科学研究建立在客观的经验证据和具有普遍性的逻辑推理之上，并尽可能地克服研究中的偏见乃至权威的不当干预，以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在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客观性、无偏见性和普遍主义的寻求，为科学摆脱神权和王权而自治提供了伦理价值上的正当性，也为人类发现主体性、坚持理性、争取自由和追求精神上的尊严提供了价值依据。

体执行研究，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他们既是科学家也是公民。[1]在科技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应承担环境责任等相应的伦理责任，各种科研资源应该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在进行有潜在风险的科技活动中引入公众参与和对话机制。

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通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建立起了包括科研和教育体系等在内的建制化的现代科学体制，基本实现与国际科技界的接轨，科技实力不断提高，很多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今天，把握科学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价值的尝试。宣言开篇指出：科学及以其为基础的技术，在不断揭示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规律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发掘了人类的理性力量，带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形成了科学世界观，创造了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与科学伦理等丰富的先进文化，不断升华人类的精神境界。宣言从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原则和科学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对科学理念进行了全面阐述：

（1）科学的价值。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服务于人类福社。科学共同体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科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这不仅为科学赢得了社会声誉，而且也促进了科学自身的进步。在科学研究职业化、社会化的今天，更应该严格恪守与忠实奉行这种科学的价值观。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保证国家根本利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要求。以创新为民为宗旨，以科教兴国为己任，是中国科技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2）科学的精神。科学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科学因其精神而更加强大。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部分之一，源于人类的求知、求真精神和理性、实证的传统，并随着科学实践不断发展，内涵也更加丰富。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对创新的尊重，体现为严谨填密的方法和一种普遍性原则。

（3）科学的道德准则。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只有建立在严格道德标准之上，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健康发展。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科学所拥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制度传统，形成了科学的自我净化机制和道德准则。科学道德准则包括：诚实守信、信任与质疑、相互尊重和公开性。

（4）科学的社会责任。当代科学技术渗透并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对科学寄予更大期望时，也就意味着科学家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科学工作者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作出贡献；科学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珍惜自己的职业荣誉，避免盲目地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最后，宣言强调，在变革、创新与发展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科学和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物质力量，也来自科学理念作为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

二、科学精神的内涵。

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墓碑上有一段盛赞他的诗句：

大自然与它的规律为夜色所掩盖，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一切现出光明！

这是人类对科学伟人的由衷景仰。而牛顿生前却十分谦虚地自称是一个倘佯在知识海岸的拾贝少年，他将自己伟大的科学发现比作几片色彩艳丽的贝壳。

牛顿的自喻是不无道理的，科学是一项没有止境的探索事业。牛顿之后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曾形象地将已知的知识比作浸没于知识海洋中的一个球，已知的东西越多，未知的知识也会随之增多。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顽强地探索着这永无止境的自然奥秘呢？是科学精神，科学家们是在科学精神的引导下不断地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科学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由于科学首先是一种认知活动，科学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即理性精神，在科学成为一种建制化的社会活动之后，科学精神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关系规范，并进而随着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汇入文化价值领域，成为科技时代一种重要的人类价值观。

科学精神核心内涵就是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促使科学家相信，自然界存在一种内在的法则，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努力寻找反映自然法则的自然规律。换言之，科学的理性精神首先是一种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坚持追求客观知识的态度。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新的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渐次引入，一些缺乏客观实在性的概念被剔除，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从不断的试错中建构起了今天的科学大厦。

加有条理、更精确、更可靠。尤其是融定量与定性、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为一体的数理研究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的使用，使科学的理性精神得以渗透在科学活动的每个环节之中。

三、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规范。

现代科学日益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在科学的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精神首先体现为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始于17世纪。1645年，英国产生了“无形学院”，学院的成员通过通信和研讨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随之诞生。后来，英国就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皇家学会。在著名科学家胡克为学会起草的章程中指出，皇家学会的任务是靠实验来改进有关自然界诸事物的知识，以及一切有用的艺术、制造、机械实践、发动机和新发明。自此，科学成为一种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建制。胡克为科学建制所设立的目标有两层含义：其一，科学应致力于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其二，科学应为生产实践服务。显然，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科学建制的核心任务是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

随着科学建制化的发展，科学研究逐渐职业化和组织化，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也随之从其他社会角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集合为有形的或无形的自治群体――科学共同体。为了使科学共同体更有效地探求客观知识，科学共同体内需要一种自觉遵守的价值规范。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将其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它们是一种来自经验，又高于经验的理想化价值规范，是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所特有的精神状态。正是这一使命决定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理想化的精神气质（ethos）和社会规范。

在20世纪，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科学从“小科学，（littlescience）和“学院科学”（academicscience）擅变为“大科学”(bigscience）和“后学院科学”(pos-academicscience)。大多数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基于兴趣的自由探索，而是社会建制化的研究与开发（r＆d)，科研职位、学术地位、论文发表、奖励以及科研经费与资源的获取都充满了竞争性，政府、企业、大学、基金会等科学共同体外部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对科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由此，科学研究不再完全是学院化的或与利益无关的，这使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到科学研究的社会伦理规范等更为复杂的层面。

注[4]：j・齐曼．真科学．曾国屏，匡辉，张成岗，译．上海：上海科技。

第二节坚持客观性与克服偏见。

一、科学共同体对客观性的坚持。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在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形成过程中，科学研究的参与者为了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目标而相互协作与交流，形成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科学共同体。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科学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为“在大社会底下进行运作的小社会”。不论是由产业、政府和基金会主导的研究资助渠道，由《科学》、《自然》及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构成的权威性的论文发表与索引体系，还是诺贝尔奖等国际性专业奖励机制，均建立在同行交流与评议之上。在这一进程中，科学共同体明确意识到，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坚持客观性和克服偏见，才可能获得较为可靠的知识，使科学共同体通过共享可以信赖的知识，进一步有序地展开新知识的生产，使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和科研活动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科学研究是由科学共同体执行的，科学共同体所能寻求的是科学研究中受到现实条件制约的相对的客观性，而非与具体条件无关的绝对的客观性。不应该简单地将某种科学理论上升为终极或绝对真理，再以此裁判其他科学理论乃至非科学文化和知识。在科学的广泛有效性得到公认的今天，应该超越这种可能导致唯科学主义的观念。

应该宽容错误和失败，但其前提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必须担负尽量避免错误和减少偏见的专业责任，这是维护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的基本保证。

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建立在保持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之上。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究世界奥秘和解决现实难题的过程。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不可能绝对保持客观性，很多科学研究必然涉及到对研究对象的干预，科学观察往往建立在理论假设之上，还可能受到某些潜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科学共同体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分析、解释、操作和控制中应尽可能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力图将不同研究者的主观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使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相信科学研究过程和成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有效性。

二、科学研究中的错误与偏见。

一般认为，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研究范式的一部分；若遵循科学方法，虽未必能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却可以通过同行评议、重复实验等途径，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研究中的错误与偏见。但在科学研究中，依然存在各种错误和偏见。

研究中的错误是指那些非系统性的孤立的差错，大致可分为故意的错误和无意的错误两类。故意的错误包括伪造、篡改、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无意的错误又可分为疏忽大意和诚实的错误。诚实的错误是指研究者即便认真行事也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研究者态度认真，一些疏忽大意和诚实的错误本可克服，很多现实发生的错误往往与科研不端行为和不当行为相关。由于科学研究是群体性的事业，一个故意的错误或由疏忽造成的错误很容易导致另一个诚实的错误。所以，有些诚实的错误源于理论或实验上认知的局限性，另一些则因接受他人的错误所致。研究中的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最终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加以剔除，但也可能在被揭示之前或在对其危害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造成研究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可见，对科学研究来说，严谨和审慎的科学态度尤其必要。

本身不客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如果研究者对其偏见过于执迷不悟，有可能导致选择性观察等自我欺骗的情形（参见下文有关病态科学的讨论）。

较容易产生偏见的情况包括：在数据采集（如社会调查）中问卷本身可能具有暗示或预设；在观察现象时对观察结果有所预期；在进行统计相关分析时不加说明地忽略那些偏离相关曲线的数据；在因果推理中错将先后关系当作因果关系，等等。还有些偏见来自理论假说本身，如19世纪曾经盛行一时的颅相学，错误地假定头盖骨较小的人的智力和才能低下。克服研究中的偏见要从研究设计着手，一般可以采取加强研究样品或样本的代表性或随机性、引入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双盲法试验等方法。在科学共同体层面，克服偏见的重要途径是坚持研究的开放性并倡导批判性的讨论。

三、知识上的客观性与伦理上的客观性。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兼具知识上的客观性和伦理上的客观性双重内涵。知识上的客观性要求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表的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尽可能地坚持客观性、避免偏见，准确地传播研究成果并承认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伦理上的客观性则进一步要求，研究者应该主动地反思、揭示、预防和阻止其个人和同行的研究在传播和应用中可能带来的误解、偏见和滥用。研究的应用性越强，伦理上的客观性越重要。

四、病态科学。

病态科学（pathologicalscience），又称主观期望的科学（wishfulscience），是科学研究者被其主观性错误所自我欺骗而导致的“科学式”的研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朗缪（irvinglangmuir）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指出这类现象的存在并曾加以研究。[1]鉴于包括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能犯主观自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病态科学是科学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科技史中，出现过不少病态科学的案例，如天文学中对火星运河的观测、物理学中的n射线和近年来受到质疑的“冷核聚变”。在有关事件中，研究者完全是诚实的，但他们未意识到科学观察、因果推理和理论建构的复杂性和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没有看到一个人完全可以被主观因素、一厢情愿的想象、仓促的推理、观察中的背景干扰、小概率事件的偶然性累积等引人歧途，进而产生了“观察者效应”――想要观察到某个结果的愿望令人“观察到”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最后陷入错误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病态科学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症状，如理论新奇、应用前景超乎寻常、难以重复实验、高度排斥批评、研究群体相对封闭等。但一项科学研究究竟是自欺造成的假象还是蓄意的欺人值得进一步探索，问题往往比较复杂并充满争议，而且相关的讨论主要应该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一些研究（如所谓的“冷核聚变”）之所以被称为病态科学，是因为其研究者以保密为借口，通过媒体而不是同行评议发布其成果。

有些病态科学昙花一现，有的则在销声匿迹前盛极一时，持续十余年，产生几十篇甚至数百篇论文（包括发表于一流专业杂志的）。耐人寻味的是，反驳错误自欺的策略之一竟是“欺瞒”。例如，为了表明一些科学家声称在气体、磁场、人脑等事物中可观察到的n射线只不过是主观幻象，美国科学家伍德(）在他们进行n射线光谱实验时偷偷地移走了分光计，观察者却依然声称观察到了谱线，n射线的幻象顿时破灭。

五、伪科学。

伪科学（pseudoscience）一般指违背科学方法和通常程序，将非科学的理论当作科学传播推广并以此追逐名利的活动。科学划界曾经是20世纪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的划界标准因为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较为绝对，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标准和波普尔（karl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可证伪标准（即用一个理论是否可能被证伪来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在受到库恩（thomass.kuhn）的历史主义和费耶阿本德（paulk.feyerabend）的相对主义及强调科学知识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洗礼之后，划界标准逐渐走向多元化，并注重对理论、共同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考察。

理论、理论过于简单且多特设性假设、保守且在应用上停滞不前。另一位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mariobunge）的十要素标准指出，伪科学有喜欢诉诸权威、不承认自身的无知和缺陷、不愿意寻找反面例证、不用实验等客观检验方法、不自我更新与发展等特点。

伪科学大致可分为文化类伪科学、迷信类伪科学、未知领域的伪科学和江湖骗术类伪科学4类。在科技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伪科学现象较为多见。即便在科技发达的社会，伪科学或非科学也有其存在的土壤。其存在的原因是科学并非万能，而人们对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依然好奇，由于科学难以满足人们的某些需求（特别是一些非理性需求），有些人因此会转而求诸非科学和伪科学。在科技发达、科技传播有力和法律制度较为健全的社会中，伪科学不可能进人科学和社会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法律上的制约使其虽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如前两类可进人文化休闲产业），但难以非法敛财；另一方面，正面的科技传播有力地抑制了它们的蔓延。在科学的普遍性和科学共同体的自治受到外在因素不当干扰的环境中，伪科学往往容易滋生蔓延甚至名噪一时。

它们干扰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如已涉及宗教式洗脑）就会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至于江湖骗术类伪科学，科技发达国家大多通过相关法律加以严厉的制约与打击。在我国，鉴于公众的批判思考能力与科学素养相对不足、相关法律不甚健全，科学家和科技界主流不仅应该避免参与伪科学或为其所利用，还有责任指出各类伪科学的非科学性，并努力致力于正面的科技传播以抗衡伪科学传播。在伪科学（特别是江湖骗术类伪科学）大量浪费科研资源、招摇撞骗和危害公众时，科学共同体则要担负起揭露、批判和制止伪科学的责任。显然，抑制伪科学最终有赖于公众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科学素养的提升。

然而，恰如邦格所言“伪科学中也有金子”，在科技史中，不乏曾被界定为伪科学的假说最终却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的例证，如生态学中的“盖娅假说”。值得指出的是，其一，伪科学不等于反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将反对和抑制伪科学政治化。将伪科学一概斥为反科学甚至反动，既在方法上不可取也鲜见收效；其二，在反对和抑制伪科学时应避免唯科学主义（如轻率地断言“中医是伪科学”），要处理好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西方科学与东方科学、学院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促进不同知识之间的对话和协同进步。

第三节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

一、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

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必须与人的目的相一致，与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发展目标相契合，并应该受到一些基本伦理原则的制约和引导。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是指那些能直接显示科技活动应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尊重与无害原则、客观性与公益性原则。

1．尊重与无害原则。

尊重原则指科学研究必须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意志和隐私等基本权利。无害原则指科学研究不得对个人、社会、环境和未来世代造成严重和不可逆的伤害。尊重与无害是内在统一的。尊重与无害，既涉及到对主体的尊重与保护，也涉及到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强的尊重与无害原则认为，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此原则首先无条件地适用于个体。同时，对主体的尊重与无害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拓展到动物、生命与生态。尊重原则与无害原则是预防性的基本伦理原则，一旦科学研究严重违反了这两个原则，就有可能闯入伦理禁区。纵观原子武器、人体试验、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和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尊重与无害既是科学家与伦理学家反思的焦点，也为整个社会广泛关注。

2．客观性与公益性原则。

客观性与公益性原则强调，科研应坚持客观性原则、优先增进公共福社。客观性原则指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取得、发布和运用都应该是客观的和无偏见的。客观性不仅涉及知识上的客观性，还意味着伦理上的客观性。不论是在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意义上诠释客观性，还是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共识的意义上寻求客观性，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以科技增进知识，更在于以知识和行动增进公共福社，乃至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与发展。客观性与公益性原则是倡导性的基本伦理原则，是科学研究活动在现代社会的获得合法性的现实依据。

二、科学研究的若干实践性伦理原则。

科学研究的实践性伦理原则，是指从上述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出发，在研究、开发和科技应用等科技实践中应该遵守的具有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它们包括：诚实与守信、责任与审慎、公正与关怀、自由与机会、共享与传播、自主与授权等。

1．诚实原则与守信原则。

间的考验。在科技实践中诚实与不诚实、信用与背信往往涉及复杂的情境，还涉及到良知等难以确证的因素。

2．责任原则与审慎原则。

[1]长期的无限责任之间寻求现实的平衡点。因此，科技工作者应该进一步遵循审。

慎原则，即致力于克服偏见、自欺、浮躁（如过早地发布成果）、疏忽与鲁莽，尽量减少科技的误用与滥用，以规避风险与寻求更大的安全性。

科技与工程上的失败与灾难是反思责任原则与审慎原则的经验性切人点。必须对失败和灾难做公开和深人的检讨，从案例中体会责任与审慎的深刻内涵：一方面，促进对研究方案和技术设计的精细改进和流程再造，另一方面，从各个层面重新审视所有可能的危害与福社。在此过程中，民主程序和公共参与都必不可少。

3．公正原则与关怀原则。

公正原则主张科技工作者、科研机构和政府应该致力于知识的公平生产、传播和使用。关怀原则主张在科技发展中，应该对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者予以补偿性的关照。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公正狭义地理解为分配公正，它的含义是指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对于科技发展来讲，成本、风险与效益的合理分配日益成为科技伦理抉择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知识与信息是理解科技过程的关键性因素，不同阶层在知识素养和理解新知识的能力方面的差异、知识与信息传播中的不均衡等问题，如“知识鸿沟”、“数字鸿沟”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世界科学大会所发布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指出，国家、地区、社会群体以及男女之间结构上的不平衡，导致其受惠于科学的情况的不均衡，科学知识已经成为生产财富的关键因素，其分布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贫者与富者的差别不仅在于财富差异，还在于他们大多被排斥在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分享之外。

[2]为此，应该强调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研究中利益分配的公正；其二是知识和信息分配的公正，前者是显见的，后者则是实现实质性公正的保障。

4．自由原则与机会原则。

提，也是科学能够发展的保障。在现实中，它们可能受到利益和权力的干扰与扭曲，情况严重时会导致急功近利，产生学风浮躁、不端行为乃至学术腐败，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必然加大科学研究的风险，甚至酿成不可逆的重大灾难。自由原则与机会原则的落实取决于科学共同体内外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更有赖于学术讨论和民主对话机制的建立健全。

5．共享原则与传播原则。

共享原则主张在公有主义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其基本理念是：一则科技应该是一种在所有人相互合作的基础上使人类共同受益的事业；二则需要通过信息的分享以共同面对科技潜在的巨大风险。

由此可推出传播原则：一方面，应该根据知识的公平生产、传播和使用重新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程度和行使；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促使有关新发明和新技术的所有潜在用途和后果的信息能够自由地传播，以便用适当的方式就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并以公正的程序处理不同意见和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有一种模糊认识是，公众缺乏理解信息的能力，负面信息的传播会带来公众的非理性反应，掌控信息并建立信息壁垒有利于把握局势。但事实表明，过高的信息壁垒不仅无助于应对当代科技风险，还可能付出极高的社会代价。

6．自主原则与授权原则。

（empowerment）。授权原则主张，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有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社的权利。这就要求科技活动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并不断赋予公众更多参与、监督和受益的权利。由此，一些消极权利随着科技进步而可能演变为积极权利，如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公众的信息权利（informationrights）从消极权利上升为积极权利。

第四节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一、科技活动的不确定性。

识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其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利弊，超越个人、科学共同体和某些特定的利益，担当起科技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科技活动固有的不确定性表现在诸多层面。首先，科学理论是关于世界的简化模型，即便为经验所证实的理论也只是对所研究实体或过程的抽象与近似的描述，这些描述大多以线性函数与方程的形式出现，但现实世界往往受到非线性因素的影响，科学理论难以把握由此导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次，技术与工程一般是在科技发展水平、投入、成本、时限等特定条件下的目标性活动，在相关的设计与操作中，往往由于缺乏对自然的充分认识或者受功能、成本和效益的制约，需要对各类影响因素和具体参数进行选择与简化，从而将对技术与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防范置于次要地位。此外，专业局限性和后文将介绍的利益冲突也是导致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1]一为过度型差错（afalsepositive，又称1型错误），即评估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有害但实际上无害；二为不足型差错（afalsenegative，又称ii型错误），即评估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无害但实际上有害；那么，对这两类差错的可接受标准是什么？（4）评估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对此类问题的恰当处理，需要科学共同体展现良知、承担责任。推动信息相对公开透明，营造相对民主的社会环境以及提高公众权利意识，将有助于促进科学共同体在伦理责任上的敏感性。

二、科技活动中的利益相关性与利益冲突。

科技活动，尤其是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活动，具有利益相关性，各种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对这一点的认识，是科技工作者担当其社会良知和责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这两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利益冲突，即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利益与由科技专业及科技的社会建制确立的义务之间的冲突。无疑，科技人员可以回避某些利益冲突，但不可能避免所有的利益冲突。不论是何种利益冲突，当事人首先有义务向利益相关者，包括受到专业活动影响的第三方乃至全体公众宣告或公布其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如评议人与评议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研究经费的来源、专利申请的获利情况等，然后要求回避，特别是在存在严重利益冲突时更应如此。在不能回避的情况下，应接受公开的监督。

三、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责任与社会良知。

1．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责任。

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改变自然、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巨大力量。因此，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责任不仅是遵循科学程序以寻求客观的实证知识，更意味着渗透于科技活动全过程的责任――从事前对后果的考虑、研究与创新中的严谨到对长远后果负责。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责任是对强大的科技理性和复杂的科技实践对人类文明的挑战的反思性回应，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故意行为后果的责任追究。

面对科技的巨大力量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责任突出体现为力量运用者和人工创造者的反思性责任，而这与科学共同体原有的理想化的学术性责任并不矛盾，两者皆依赖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础，即批判的和自由的思考。科技活动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高度的专业分工，使很多科技活动是在难以准确预计后果和加以总体理解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旦发生事故很难追溯原因与界定责任。由此导致了个体责任与团体责任的交缠，并可能产生“个体在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集体行动中如何负责”、“在不能获取全部信息或理解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合理的质疑”等实际问题。

2．科学家的良心。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科学家的科学良心，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追求，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科学家不仅仅是与价值无关的知识的生产者，而应该意识到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必然与追求行为的善、对后果承担责任等价值伦理问题相关。

3．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良知。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良知是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的具体体现，是科学共同体在对科技专业的伦理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德自觉，也是科学共同体承担各种责任的内在动力。其基本内涵包括：（1）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认识到科学知识、技术手段乃至工具理性的内在局限性，放弃“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开展科技活动；（2）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认识到科技活动的不确定性，意识到某些科技活动可能危及人的尊严、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安全与福社、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的生存，从而承担起防止任何违反人道、危害人类和影响全球安全及生态可持续的科技活动的责任；（3）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承认并愿意公开揭示科技活动中涉及的利益因素和利益冲突，对可能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或资源不当使用的科技活动提出异议甚至予以揭发；（4）在科技活动中以较高的伦理标准，更为主动地追求公众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如为增进公共知识主动放弃知识产权、推行更为严格的无害标准等。

4．科学共同体对公众、环境和未来的责任。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良知，促使其将专业责任延伸至对公众、环境和未来的责任，即在尽力维护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克服偏见的基础上，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应该致力于增进当前与未来人类（可以有条件地外推至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这一责任又可分为不得故意危害、努力防止危害和积极增进福祉等从消极到积极的责任。这些责任的具体履行程度往往取决于复杂的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

科学共同体之所以应该担负起对公众、环境和未来的责任，是由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特定的专业建制所共同决定的。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社会至少在表面上认同民主制度下民有、民治及民享的价值理念，这一基本理念有利于真正赋予社会和公众普遍的知情同意权和以此为前提的公共决策参与权，同时，对某些群体与个人以危害社会和公众为代价谋取一己私利的行为形成了有力的制约。

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是现代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和相对自主性的小社会，其专业角色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契约式”的制度安排。以公共资源为主的大量教育和研发投入，使得科学共同体在理解、控制和改变世界方面成为权威和“垄断性”力量。科学共同体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开展科技活动时，必须超越群体与个人利益，以尽可能高的专业的水准担负起对公众、环境和未来的责任。

其研究的进展与经费使用效率；在公开信息时，应不断改进传播方式以增进公众的有效理解，而不应以公众理解能力等现实问题为由使信息公开流于形式。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六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讲文明,是民族的光荣传统。讲文明,要从身边的每一件平凡小事做起。我是严格按照《小学生日常规范》的要求去做的。

在校,我是讲文明的好学生,遵守校规,上课遵守纪律,发言先举手,听老师讲课;尊敬老师,见到老师问好;能和同学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得理让人,失理道歉,尊重,信任,帮助同学;在学习上努力,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学会解决;爱护校园里的花草树木和一切公共设施,不乱丢乱扔,服从老师的管理;讲究卫生,热爱劳动,班集体,为班集体争光。

在家里,我是讲文明的好孩子,不娇不惯。尊敬长辈,体贴、孝敬父母,与邻里和睦相处;能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为父母分忧解愁;对父母长辈的批评,能,不发脾气,不顶撞;家里来了客人,热情、大方、有礼貌的招待。

在公共场合,我争做讲文明的小公民。遵守交通法规;保护卫生;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大声喧哗,不妨碍他人;尊老爱幼,帮助有困难的人,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心中有他人”。

细微之处见精神,做文明学生就要从点滴做起,养成讲文明的习惯。同学们,让都行动起来吧!做讲文明的小学生。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七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朝阳出来了，湖水为它梳妆，新月上来了，群星与它作伴，春花开了，绿叶为它映衬，鸟儿鸣唱。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自然，这样的美好，不能让不文明破坏，少先队员应该行动起来，倡导文明，养成良好的习惯。文明是什么?也许,大家会想,这是一个多么抽象的概念啊!其实不然,很简单!文明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是同学有难时的热情帮助,是平时与人相处的亲切,是见到师长的问早问好,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起”.

我们伟大祖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名人志士以礼待人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广泛传诵，“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毛泽东是上个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从小养成了对长辈有礼貌的美德，后来当了国家主席，仍然能以礼待人。由此可见，文明礼貌是多么重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中最主要的是文明礼貌，它比最高的智慧、一切的学识都重要。我们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文明礼貌地处事待人，是我们每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修的一课。因此，我们一定要养成讲文明讲礼貌的好习惯。

伸出手，拧紧滴水的龙头，搀扶蹒跚的老人;。

张开口，讲出温馨的话语，喊出正义的声音，

拿起布，擦掉墙上的污迹，擦亮明净的玻璃;。

停住脚，收回踩踏草坪的步伐，遵守交通信号;。

站出来，制止不文明的行为，指责不礼貌的举动。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八

10月20号下午，学校请来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周积昀院长来给我们做报告，听了周院长讲了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感慨良多。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各种理论也层出不穷，但关于科研学术作假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在这杂乱的怪象中，找出解决中国教育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的对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我们得弄清楚问题产生的根源。

根源一：中国诚信制度和道德的沦丧。不管是我们去买衣服，买菜，还是买房，大家都会对卖方和产品产生质疑，害怕上当受骗。但事实上我们上当受骗的几率也很高，周围的.信息诈骗，水货，豆腐渣的工程等等，都是我们诚信制度和道德沦丧的体现。

根源三：我们从小就没有培养起我们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也没有给予我们这方面相关的指导，所以叫我们写出像样的可言文章谈何容易。

根源四：很多时候形式大过于内容：明明知道我们写不出文章，却偏偏要我们写？除了东抄抄西抄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更可笑的是评职称晋升看的是所谓的论文而不是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育教学上也取得优越成绩但没空写论文的老师无法正常晋升，反而是当不好班主任也教不好书的老师因为有空拼凑论文而优先晋升！所有这些问题不解决，惩治教育科研诚信与学术的乱象就不可能改变。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九

没有学术规范，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学术规范不是指学者不能抄袭、剽窃，也不是指学者写作论文的语法规范。抄袭剽窃是不法行为，语法规范则是基本要求。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从表现形式上看，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注经制度，教条主义引用马列著作的作法，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相似之处。不过，真正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形成对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形成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用规范的引文去骗人，更不是用有名人士的话去唬人。

观察国内学术界近年的规范化，做参考文献和引文的工作较前要好得多了。问题是，大多数引文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而只是引用一些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很有些骗人与唬人的嫌疑。以前是引马列，现在引西方的流行学者。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大多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而是用流行学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正确（有时是政治正确，现在学术界一些人的新的政治正确）。这种规范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规范化。

我是做农村研究的，具体是做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这种研究试图将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需不需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以下谈些个人想法。

首先，因为这类农村研究不是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话，也不是为了积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不需要引述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形成一个似乎是与之对话的规范的假象。

第二，做农村政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方法和知识背景，在知识背景和方法上作些交代，对于研究的展开会有好处。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应是所有进入学术的人的.基本功，交代太多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第三，当前国外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具启发性的成果，但总体来讲，因为对中国农村调查不深，了解不多，且过于细碎，研究水平相当有限，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系统知识积累。况且国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大多数是服从于学者各自学科背景即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他们不过是希望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某个一般理论，这种研究就更加脱离了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可供借鉴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四，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农村研究，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到农村做了些调查，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缺乏以中国农村作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具有全国公认影响力的作品。倒是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全国没有形成农村研究具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积累本来就少，而学者们已有研究的水平又低；二是农村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制，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农村研究被分割在各处。较低的研究水平使学术成果缺乏突破学科、地区、部门界限的能力，分割的学科、地区和部门妨碍了农村研究知识积累体制的形成。

如此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化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引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现在学术界似乎一般将之等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不是为了与之对话，而是期望借以证明自己研究的正确或借鉴一般理论的方法，而构不成知识和学术积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平总体很少，值得引用的文献太少，少数几篇文献被国内学者引来引去，实在太是枯燥。国内的农村研究则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较少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难以形成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农村研究的对话与积累。

说国内的农村研究不引用国内文献，是不真实的，但这种引用或积累，基本上是建立在圈子之内的。圈子，也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其他圈子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就当前国内农村实证研究来讲，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小圈子，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小圈子。农业经济研究的圈子相对较大，但也大多没有能越出经济学的边界。当然还有其他的圈子，如研究宗族的、文化的、教育的圈子等等。

问题是，目前这些圈子都还太小，没有形成成熟的相互借鉴、共同研究，以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体制。当前农村研究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因此就缺乏基础。

如何在现有研究圈子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打通农村研究的学科、地区和部门界限，扩大圈子范围，形成学术共同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十

道德规范条例是人们生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它的制定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公民，我们必须严格遵守道德规范条例，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在遵守道德规范条例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段：守法遵纪。

守法遵纪是遵守道德规范条例的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社会中，法律法规制度是我们行事的准绳，我们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在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发表危害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只有在守法遵纪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段：尊重他人。

道德规范条例中的另一个重要点是要尊重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做到礼貌待人、尊重他人的选择和观念。无论是与家人相处，还是与社会交往，我们都应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的人际环境。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任。

第四段：诚信守信。

诚信是道德规范条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工作中的合作，还是生活中的交往，我们都应该保持真诚和守信的态度。另外，诚信也体现在我们遵守承诺、守信用这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取得更好的发展。

第五段：责任担当。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义务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遵守道德规范条例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发挥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在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做好自己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的应有的贡献。

总结：

道德规范条例不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反映文明程度、人类进步和智慧水平的规范。在遵守道德规范条例的同时，我们需要做到守法遵纪、尊重他人、诚信守信和责任担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中获得尊重和认可，同时也为我们的个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唯有遵守道德规范条例，才能够建立起和谐、文明、丰富的社会环境。

遵守道德规范的论文汇总篇十一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文科（liberal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libri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onthedignityof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sociologyof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to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性服务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今天到处都能听到弘扬科学精神的呼声。但这个有待弘扬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动机和要求，想弘扬的东西就不会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有两种思路。一个广泛持有的思路是，在科学与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特别的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这种思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因为科学之区别于非科学、科学之特别的有效用，就在于科学方法；第二部分，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不仅不折不扣的运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而且要运用到更广泛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我把这样的主张定义成科学主义：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33]。科学主义自然有强有弱，但科学方法的超（科学）范围运用是它的基本主张。按照这种定义，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就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弘扬科学主义。

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对“什么是科学精神”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总结概括。由于都是从各人的私人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各各不同。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应的科学方法。“历史学派的科学哲学家都承认，像逻辑主义那样建立一个严格的超历史的形式方法论以符合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34]因此，一般的谈论科学方法可能是舍本逐木。对一个想尽快进入研究前沿尽快出产研究成果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多多浸淫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氛围之中，比到处打听科学方法论更有益处。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科学方法的习得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对于一个非科学家，或者对于一个正处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家来说，有没有必要把科学的方法也同时运用起来呢？弘扬科学主义的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个。“让科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广告词彰显的就是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然而，科学主义的实施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条件的强的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就算想取也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的对象一视同仁，忽略掉它们的特质，从而用数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处理，这是典型的科学方法。但是，忽略掉个体的特质，肯定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用在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教育学里有一个原则叫“因材施教”，如果培养学生像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一样，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

还有，对所有的对象，只注意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关注它表现不出来的东西，这也是典型的科学方法，或称黑箱方法，因为科学要求一种可操作性，追求一种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话，那人际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不是能够用黑箱方法解决的。

还可以提出一种人们可能最不赞同的科学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又恰恰是科学方法所必须采纳的。但是，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都没有端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来，原因是，他们虽然抽象的承认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却不愿公然认同那具体的“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

科学的方法由于服务于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逻辑是强权的逻辑、力量的逻辑。这种逻辑用于社会问题上，给出的必定是一个严密控制和高效统治的社会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对象是一个奴役的社会。这正是我们要对科学方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充分运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极权社会。

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1]参见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4]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同上，第12页。

[12]德国人j.t.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revivalofclassicalantiquityorthefirstcenturyof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questionofhumanism,p.94-95。

[13]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转引自thequestionofhumanism,p.27。

[16]《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theclosedworldtotheinfinite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ronaldbarnett,theideaofhighereducation,openuniversitypress,1990,p.165.

[32]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principlethatscientificmethodscanandshouldbeappliedinallfieldsofinvestigation。

[34]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