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读后感(优质9篇)

读后感是一种对于书籍阅读成果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书中的知识。写读后感时要注意语言简练，避免啰嗦和冗长，让读者能够一气呵成地读下去。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一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隐公三年，左传的记载很多，一条条读下来。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周平王驾崩了。周平王实际是壬戌日驾崩的，但《春秋》写庚戌日驾崩，是在告诉诸侯的时候故意提前日期，以催促诸侯赶紧去奔丧。算了一下，庚戌日比壬戌日早了十二天。

周平王死前的二月己巳日，还发生了天象奇观：日食。算了一下，日食这一天，离周平王死还有五十三天。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周平王死后的二十九天，君氏也死了。君氏是谁？隐公的生母声子。声子死了，不通知诸侯，不反哭（君主在墓前哭了一次，回到办事的正殿里再哭一次，叫反哭于寝），不附祭（把死者的灵位放到其丈夫的祖母的灵位那里一起祭祀叫做祔于姑），所以《春秋》不说薨（薨的三个必要条件：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

又因为声子不是（惠公的）正室，所以不写她什么时候葬，也不写她的姓。

但至少她的儿子姬息现在是代理国君，所以跟别的妾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叫“君氏”吧，意思是君主家的人。

隐公二年和三年，姬允和姬息的生母先后去世，对比一下两人身后的待遇，隐公时刻不敢相忘自己的代理身份呢，真是个谦逊忠厚的人。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先后都成为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在周天子朝中执政的卿，相当于天子的管家）。周平王又想让虢公也来做卿士，郑庄公就心有怨恨，周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

周朝和郑国就相互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周平王死了以后，周人就准备把政权交给了虢公。

四月，郑国的祭足（就是那个祭仲）带领军队割取了温这个地方（周天子领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麦子。周朝和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乱套了，郑庄公寤生开始公开和周天子叫板了。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这从隐公元年，郑卫交兵的时候，郑国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军队，后来又征调邾国军队可以看出。卿士的好处之多，权力之大，使得寤生不愿与人分享。而对于寤生的专权，平王也是不满的，于是有了分权于虢公的想法。

天子要想让谁来做自己的卿士，是天子自己的事，可是寤生居然怨王，而王也不敢得罪他，说没有这回事。这至少反映了三条信息。

这很好理解，周平王能够顺利东迁，郑武公出了很大的力。而郑庄公，顺利接过了武公的枪。郑国，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郑庄公和弟弟打架，可以轻易调动二百辆战车（整整六个师的兵力啊），可见其实力之强。

周自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与之对应的是周王的境况是每况愈下。朝中大事不得不依靠郑伯，虢公等卿士来执行。这些卿士都有自己的领国，实力和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大乐意乖乖听话了。

平王欲分权于虢公，应该是个机密，平王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郑庄公，而庄公还是得到了消息，并跑去质问平王。平王出于心虚和无奈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可以看出，庄公安插了能够探到机密的人物在平王左右。

庄公要报复（或警告）。庄公派祭仲带着军队，把周天子领地四周的麦子都给收割了。敢让我下岗，我饿死你们！

这里说一下，四月之麦，七月之禾（八月之前之秋），都是没成熟的麦子，庄公此举，不是说自己饿急了抢天子的粮食吃，而纯粹是报复（或警告），我要糟蹋你们的粮食，不让你们吃。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二

“左传”是中国古代的编年史书第一，也被称为“春秋左传”和“左传·春秋”，相传春秋末期鲁德国历史学家恒宇写的，记录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明年下滑至27年（公元前468年）近三百年的历史。

《左传》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角逐以及企业各类服务礼仪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建设社会生活风俗民族发展关系网络道德教育观念、天文、地理、立法金石、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它是我们了解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管理军事、外交、文化等情况的一枚钥匙。

从历史价值看，《左传》代表了前人史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史书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擅长技战术，擅长刻画人物。书中的文字简洁生动，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庄公天生难产，母亲蒋不喜欢他，而他的弟弟段长得好看，母亲很喜欢他郑庄公。郑庄公之所以被封为王子是因为他是长子。后来，蒋夫人和段的母亲密谋叛乱，叛乱失败，段被处死。段死后，他命令他的母亲转移到英帝，在那里他发誓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营谷有一个地方官员，叫营叔考，他很正直，当他看到郑庄公把他的母亲送到营地时，他说:“母亲不像母亲，但是儿子能像儿子吗?”英树考提出了一个计划:挖一条深的路，一直到来世，然后在里面建一个房间。首先，欢迎姜太太住进来，然后母子又在房间里见面，这不是世界末日吗？妈妈和儿子在隧道里抱头痛哭，和好。庄公的孝心深深打动了我。

我记得我有一次完成作业人员没有学生写好自己出去玩到了一个晚上，妈妈来检查我的作业，我就说我写完了，可是我又没有交出来，最后通过我妈妈打了我几巴掌，我就生了气，关在房里再也不肯出来，心想：我再也不能不理妈妈了，竟然可以打我。爸爸因为妈妈我们一直在进行外面的人敲门，但我还是一直没开门，晚上我一直在不断看书，也没有时间睡觉。就是左传里的这个中国故事发生感染了我，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天我向妈妈道了歉，妈妈选择原谅我啦！

我们自己以后发展也要进行好好孝敬父母，多给他们捶捶背，洗洗脚，拖拖地做一名教育好学生。

“左传”，我们必须看到一本书。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三

1.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译】干的坏事多了，一定会自取灭亡。

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译】谁能没有过失呢?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生计全在于勤劳，只要勤劳生计就不会困乏。

4.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译】处于安乐的环境之中时，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想到危难就有所提防，有所提防就没有了祸患。

5.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译】我听说过用忠直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权威可以防止怨恨的。

6.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树冠大了必然折断，尾巴大了就不好再摆动。(故，“尾大不掉”长被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调遣。)。

7.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阳公五年》。

【译】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找茬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

8.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译】我不诈骗你，你不欺骗我。真诚相待，互不欺诈。

9.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译】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0.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下棋的时候拿着棋子，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下才好，这样的人必定胜不了对手。

11.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译】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一人的欲望难于实现。(指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意愿。)。

12.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左传·宣公十八年》。

【译】河流大泽中也容纳污水，深山草野中也会藏瘴疠之气，美玉中也会微有瑕疵。(比喻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即有好的一面，也有缺点的一面，不可能尽善尽美。可用于说明事物不可避免缺陷，人不会没有缺点的道理。)。

13.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

【译】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是败亡的根源。

14.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

【译】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华：同“花”，比喻言论和虚名。实：果实，比喻行为和实际。)。

15.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隐公三年》。

【译】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这两句告诉人们：骈奢淫逸是产生邪恶的'根源，人们应以此为戒。)。

16.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左传·隐公六年》。

【译】善念善行不能放弃，恶念和坏事不可任其发展。(《左传》中同样还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有如攀登高山那样难，学坏就像山上的石头从高处崩塌滚落那样容易。正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这是我们都要引以为戒的。)。

17.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译】节俭是有德之人共有的品质，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

18.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译】兄弟之间即使有小小的怨恨，也不妨碍他们的至亲关系。(现实中，兄弟反目，骨肉相残的事情很多。这两句话就是告诫大家，即使发生矛盾，互有怨愤，也不要忘了兄弟是骨肉同胞，有至亲的血缘关系。)。

19.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译】灾祸或福分没有别的来路，全由人们自己感召来的。(这两句话意在告诫世人：灾祸和幸福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由人造成的。)。

20.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左传·僖公二十年》。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四

在《左传》的世界中漫游，难免会遇到神与鬼，与鬼神世界相通的人是“卜”与“巫”。即便尊如王者，也要屈躬以问。

在《左传》中记载的春秋史实现在阅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我无意于探究当初书写之人是否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阅读《左传》的文字中，其实读者能感受书写这些故事的人，对于文字本身所抱有的敬畏感。那么这些故事姑且先信之。

在《左传》中记载的史实及故事中，其实还透漏着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那便是“卜”与“巫”的世界。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神与鬼和人是并行在大地之上的。在人的故事里，神与鬼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制约力量和智慧来源。

余英时在《先知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对于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与文化，需要跳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局限。因为在那时，儒家文化还远远未成型。或者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源头正是“卜”与“巫”的文化。即便在儒家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老先生所知道的有关神与鬼的故事并不比我们少，更为肯定的是，在孔子老师所熟知的“春秋历史”中，神与鬼的故事要流传下来的还要精彩。

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实故事中，神鬼之说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量。经由神与鬼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历史的推进与演变。在文本记载中出现的“卜”与“巫”，往往处在故事转折之前。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中，经由“卜”与“巫”的介入和推演，常常会对之后几年或数十年出现的局面作出预判，更为值得让人深思的是，这些预判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属性：皆验之！

当然这些与“卜”与“巫”有关的言论、说辞，都被谨慎的记录下来，在我们阅读这些卜辞和解惑之语时，往往会面对一大推被我们视为“不知所云”的内容。而这一套卜辞显然具备完整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或者出自《易》，或者出自“卜”与“巫”者才能识别的经验，或者出自“卜”与“巫”对神鬼开示的推演。这些解说卜辞表现出高深莫测的样子。阅读的人都未必能知晓卜辞中到底藏有何种玄机。而对于王者而言，他们通过这些与鬼神相通的“卜”与“巫”，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到的那部分内容。在“玄之又玄”的背后，不可知的命运设置了多种解答方法。

在“皆验之”的前面，命运向每一个参与的人昭示了它巨大的不可测性。这些神与鬼的提示、卜与巫的预言在与命运相结合之后展开之后，显示了其凌厉的残酷性。而这种残酷性又反过来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卜”与“巫”更加的深信不疑。

如果远距离的旁观这些故事，故事中所参与的王者与僚臣更像是卜辞预先设置的棋子，卜辞在应验之时，能恍然大悟的人所剩无几。而“卜者”与“巫臣”只是在一旁冷静的观看着发生的一切，并郑重地用刀笔在竹简之上写上“皆验之”这样的总结性陈词。

这些神鬼之说无一例外的会被人小心的记录下来。在数年或是数十年之后，在验证之时重新被人提起。这些神鬼之说不会一下子打开它的内核，凡是参与的人，都是在事后才能得知这一切均是拜神与鬼所赐。即便这些神鬼之说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梦，或是一个征兆而已！在未来已经在那时发生了......

在阅读《左传》中记载的故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讲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会逐步的成为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而这些史实又会让人想起金斯堡在《嚎叫》中一句：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这一句式在春秋一段的历史中被频繁的套用在出现在《左传》所记录人名的命运上。在《左传》中所记录人名多达四千余人。而这部分有记录的人名才是春秋历史的参与者。对于大多数有史记述的历史而言，95%的人都没有参与到历史当中去。而整部《左传》所记载的不过是四百余年间不过区区四千余人的故事。其他的湮没在青草黄土之下了。

《左传》的精彩也正是在这里！在这四千余人的命运记载中，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看到另外一种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家传统”显然不是一个路径之上的。在《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要更加的刚烈和勇猛。只是这部分传统毕竟距离我们太久了，我们首先遗忘了！

在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当然也包括《左传》所记载的这种传统！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

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著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

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

《左传》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

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

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

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

我觉得，《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六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左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七

《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八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险要，姜氏居心何在，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告诉姜氏：“制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及而求京，也在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篡一开始就落入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二十二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表现了庄公蓄谋已久，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时，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多行不义”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层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庄公没下的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在庄公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已”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已有，封地扩展到禀延也好，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其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不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庄公的深藏不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时间之后，才“可矣”。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庄公亲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且誓曰：“不及黄泉，天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此，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副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庄公为他设下的陷井，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如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置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秦晋殽之战是左传描写的另一场重要战役。春秋时代是兼并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是这边一时代的特点。当时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游说秦穆公，分化了秦晋联盟，使秦与郑另订盟约，加深秦晋见的矛盾，这是秦晋之战的原因。

故事按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展开，而且在情节中塑造了秦穆公、蹇叔、弦高、先轸等几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文章以卜偃传命——假托君命为开端，告诫晋国大夫们“将有西师过轶我”，渲染战争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秦晋两国间争霸中原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就象箭在弦上一般，这是爆发崤之战的根本原因。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而在三十三年春，秦师就已过周北门了。可见秦袭郑是早有准备，而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它也获得了秦袭郑的情报，所谓“柩声如牛”的装神弄鬼不过是耍弄迷信手段来进行战争动员而已。

杞子密报是秦袭郑而导致秦晋崤之战的直接原因。秦穆公一心追求霸业，得到杞子“掌其北门之管”作“潜师”内应的密报后，秦穆公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准备劳师袭郑了。他假惺惺的“访诸蹇叔”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元老重臣的附和而已，但当蹇叔陈述利害表示反对时，他非常恼火，仍一意孤行，悍然袭郑，点将出师于东门之外。在蹇叔哭师时，秦穆公竟恼羞成怒，咒骂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寥寥数语，把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表现的活灵活现。

蹇叔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政治远见的老臣形象，他竭力劝阻秦穆公出师伐郑，从战略上作了深谋远虑的分析，毫不犹豫地否定“劳师袭郑”错误做法，指出秦方——“师劳力竭”，结果只会是“勤而无所，必有悖心”；郑方——“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不可行，而且还会丧失杞子内应这样有利的条件；晋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晋国必然会密切注意秦师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御师于崤”。蹇叔抓住秦晋争霸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战略分析，是很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但秦穆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蹇叔的进谏失败了，但并没就此放弃，他哭送与师出征的儿子并做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他希望秦穆公能醒悟，停止侵略战争，以免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蹇叔哭师这一个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国的老臣形象。

下文叙述了秦军在行军途中的骄横和袭郑无功的情况，这里有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皇武子辞客三个故事情节，并一一验证蹇叔“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的预言。

秦军过周北门表现极为骄横傲慢，作者通过王孙满的议论暗示秦军骄兵必败的结局。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聪颖敏锐的人物形象。王孙满年纪尚小，但他有着非凡的智慧，他不为秦师表面的威武和强大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秦军纪律涣散骄傲轻敌的本质，得出“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的结论。

秦军在滑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是一个爱国重义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被偷袭且会有亡国的危险时，急中生智假脱君命，慷慨地“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使遽告于郑”，阻滞了秦军的进军，使郑消除了内患，做好了防备图象的准备。

郑公得到情报，觉察到杞子等人的内应行动，于是皇武子一番巧妙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杞子、逢孙、扬孙，使秦军陷于“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困境，被迫撤军。至此，秦军远涉千里，袭郑无功，“师劳力竭”，失败的征象已露端倪。文章最后部分写秦晋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文嬴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进一步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崤”，“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秦军袭郑无功，“勤而无所”，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回师途中还是要经过晋过险要之地崤山，对此晋国绝不会放弃削弱霸敌的良机。先轸论战就集中反映了晋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望。他抓住了秦国“以贪勤民”师出不义的弱点，驳斥了栾枝“未报秦施而伐其师”的所谓仁义之说，认为“敌不可纵。纵敌患生”、“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明确指出秦晋争霸中原的利害关系。此外，他由提出伐秦的另一理由是“天奉我也”、“违天不祥”，用天命论来激励士气。先轸的鼓动完全代表了晋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晋襄公联合了姜戎部落，带孝亲征，表明晋国动员面之广，争霸决心之大。秦晋两军，一劳一逸，一骄一慎，一方“入险而脱”，另一方据险而伏，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结果完全在蹇叔的预料之中。

同时在结尾中通过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将这三个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完整和丰满。如先轸的耿直忠诚和深谋远虑已在他和栾枝的论辩中表现出来了，尾声中有增添了他问秦囚时盛怒之下的怒唾于朝的细节，就把先轸的鲁莽暴烈突现出来。又如秦穆公，作者在蹇叔哭师的情节中主要刻画他刚愎自用的一面，而在穆公向师而哭引咎认错的尾声中又表现了他勇于改过的一面。这样，崤之战由秦穆公一意孤行而起，又由他总结教训承认错误结束。故事和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完整了。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描写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窜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成熟的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形象，它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骄奢，确实是个昏君。但是作者又表现了她宽容纳谏，知错能改的形象，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君主形象。

齐桓公也是左传中详细记录的一个人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兼并，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齐国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齐国是姜尚（即姜太公）的封国，是西周设置在东方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从姜尚下传到第十四个君主齐襄公当政时，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并且由于他赏罚不明，诛杀不当，臣民人人自危，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害怕被害，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公元前688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在政变中被杀死。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各派大臣都开始了策划拥立君主的活动。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都想辅佐他们各自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国；而此时鲁国也正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边守侯，阻拦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匆匆往齐国赶去。管仲见此，忙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但箭只射到铜制衣带钩，没在有伤着身子。小白为了迷惑对方，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鲁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的军队听到小白已死的消息，觉得已经再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便放缓了行军速度。而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随即发兵在乾时大败鲁军，并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囚送管仲回齐国。齐桓公为什么不杀管仲呢？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对他非常敬重和爱惜，便向齐桓公举荐。齐桓公虚心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果然拜管仲为相国。

管仲当了齐国相国之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中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称霸于中原。齐桓公通过举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奠定了齐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

春秋左传读后感篇九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春秋》和《左传》是绝对不能不说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左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