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 西方人如何庆祝圣诞节英语(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一

第三节同学们期待的party开始了，老师说：“第一个节目就是猜人，谁能猜出装扮好的同学是谁，就有糖吃。”太有意思了!带服装的同学们纷纷去乔装打扮起来。

第一个上场的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戴着刘昊男的面具，不过一看体形就被猜出来是佟昕卓。第二个是孙浩博，他那个魔法披风太明显了。

紧接着第三个人上场了，他脸上戴着一个金黄色的面具，披着魔鬼披风，披风下面一半穿着校服，一半穿着毛衣，头上还披了一件大衣，腿上也包裹着各种各样的大衣，为了防止掉还特意系了个腰带，鞋子都被盖上了。

这也太难了，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忽然杨首权说：“是李政航!”老师微微一笑，摇着头说：“不是。”师一杨提议：“让他说句话!”台上的人娇滴滴的学着女生说话，声音都变了。

听了这声同学们都大喊：“是个男生!”可还是猜不出来，苑俊奇又说“让他走几步!”台上人一听马上配合的走起来，不过这回他学鸭子走。这下同学们更乱了，高铭甚至跑到台上要摘掉他面具，但被拦住了。

没有线索同学们都放弃了。老师说：“不知道我就公布答案了!”台上的人一听赶紧伸出手去摘头上的大衣。咦?这小胖手怎么这么熟悉?这不是他的吗?我赶紧喊：“老师，我知道!是徐卓男!”

台上的人一听一下子扯掉了头上的衣服，喘着粗气大声喊道：“不可能!我都包成这样了，快憋死我了，你还能猜出来?”“哈哈，刚才你要摘衣服的时候你的手出卖了你!”他一听气得“啪”的一下拍了自己的手，同学们一看都笑了。接下来几个都很容易就被猜出来。

这时老师宣布说：“下一个节目——吃糖!”一听这话，同学们都把带来的糖拿了出来，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是花花绿绿的一片，有棒棒糖、奶糖、口香糖、粘牙糖、巧克力糖、胶皮糖……

我拿了一个波子汽水味的棒棒糖，这是口味的，好多同学都想要，于海一最想要，他求了我好久，可是就一个，我也不想给他，只见他跑过来趴在我同桌身上伸出手一把抓起棒棒糖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用手撕糖纸，可是不好撕，他就用嘴使劲一咬，糖纸掉了，他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嘿嘿，这回你还敢要吗?”“太恶心了!我不要了!”我气得直跺脚“你得再给我一个!”就这样我们这里抢一块糖，那里抢一块糖，正当我们玩的开心的时候下课铃响了……这是我上过的最有趣的一节课，也是我过得最特别的一个万圣节了!

10月31日是西方的万圣节前夜。那天下午，我参加了“联大”的“走进万圣节，感受万圣节”联欢会。下午四点，我准时来到了联大的303教室。首先，每个人得到一个棒棒糖。

我找到一个座位，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棒棒糖，一边听一位老师介绍万圣节：万圣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年年都会庆祝的秋季节日。这个节日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节日，而主要是孩子们的节日。在万圣节这一天，人们最主要的庆祝方式是：1、制作南瓜灯。2、孩子们提着袋子挨家挨户串门，说：“trick or treat，money or eat.”意思是：不款待就捣乱，给钱还是吃的!于是大人们就会把准备好的零用钱或糖果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好不好?”老师问。“好!”同学们都开心得叫了起来。体验完“要糖果”，我们又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可爱的面具。最后进行最重要的一项：制作jack-o"-lantern(南瓜灯)。

老师给每人发了一个桔黄色的小南瓜，然后由外教带领我们制作。我先用铅笔在小南瓜上画出它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我画的是可爱型的，咧着嘴巴在哈哈大笑，还有一双眯成一条线的眼睛。形状画好了，就开始刻南瓜了。我用刻刀对着眼睛的轮廓一刀扎了下去，可是因为南瓜太硬了，没有扎透。抱歉，小南瓜，我于是把刀从南瓜“肚子”里拔出来，然后瞄准好位置，使出全身力气，这回终于扎透了。沿着画好的轮廓扎几刀，用力一拔，眼睛部分就掏空了。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依次掏空了另一只眼睛和嘴巴。唉，只是南瓜太坚硬了，我有次差点扎住手，看来制作南瓜灯真是不容易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小时的精心打磨雕刻，我的南瓜灯终于完成了。它看上去很开心，好像在感谢我“创造”了它呢!老师给每人发了一根小蜡烛，我把蜡烛点燃，放进小南瓜被掏空的“肚子”了，桔黄色的温暖灯光立刻照亮了小南瓜。呵呵，好像冰心笔下的“小桔灯”啊!忽然，教室的灯被关灭了，黑暗中无数“南瓜小妖怪”在冲我们微笑，我们也开心地笑起来!

聚会结束了，我捧着暖暖的南瓜灯回家了，好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万圣节，而亲手做的南瓜灯是我在万圣节收到的最珍贵最美丽的礼物。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二

本人始终秉着：“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来对待工作和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我是一名党员，始终以一名党员该有的品质和职责来约束自我。

在思想上本人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结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来不断的鼓励和鞭策自我，坚决反对一切不法活动和迷信活动。

在学术道德方面，我的硕士生导师秦海林教师经常教导我们“做学术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来不得半点虚假，要始终坚持不骄不躁的态度来对待学术中的每一个问题”;“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坚决反对学术腐败”也是教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

纵观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是以诚信二字作为自我做人的标准，别且自我也将诚信二字深深的印在心理，时时的提醒自我。透过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理论学习，自我不仅仅在学术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搞学术是一项苦差事，意味着长期要坐冷板凳，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树立考博的目标和正确的对待考博，详细的制定读博期间的各项计划，要杜绝凭空想象，坚持脚踏实地的做事情，拒绝嫉贤妒能的心理，对待不懂的问题要虚心的向别人请教，这样才能搞好的提高我们的学习水平，在学习上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原理，对于自我的劣势要勤奋补拙，提高自我的各项基本业务水平。

首先，结合自身来看，自我对学术研究有着较浓厚的兴趣，在授课之余自我经常看一些更为高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各种经济期刊。可是，有时在自学或是浏览各种经济学杂志的时候，有些方法是我们在硕士阶段没有接触过的，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期望能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能够正握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为以后的学术和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期望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将来毕业后能进入一个更为梦想的大学去从事自我的科研活动和教书育人的职责。当前整个国内高校的教师队伍来看，教师队伍越来越向高学历看起，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状况来看，博士研究生学历无疑是成为别人区分你和他人潜力的一个信号传递的凭证，我们就应顺应现阶段的大势所趋并结合自我的兴趣来进一步提升自我的理论水平，自我还年轻期望透过博士阶段的学习为自我增加更多的人力资本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自我现阶段是一名高校教师，我们所处的现阶段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自我如果不努力学习，为自我增加人力资本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掉，如果选取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科研所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各种评优和晋升条件都与你的学术成果和科研潜力联系起来，硕士研究生的知识储备量，面临着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需求，个性是新知识、新技术、新问题的发现和需求，硕士研究生的知识供给量显然是不足的，这就要求我期望透过更进一步博士阶段的学习，来进一步为自我充电，提高自我的理论水平和科研水平，使自我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不会被社会淘汰掉。

我本科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主修课程：宏微观经济理论、统计学、会计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学、战略管理等等。在本科学习阶段自我就对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首先我们本科阶段的入门教材是高鸿业教师编著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是透过对本书的学习，才把我领入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神圣的殿堂，开始接触到各种经济学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在本科阶段透过和任课教师的交流之外在课下还通读了超多的各种经济学教科书，例如：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平迪克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曼昆《宏观经济学》巴罗的《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等。由于自我本科学的是管理学而非经济，所以自我在课下花费了超多的精力和途径来补习经济学的课程，包括：旁听、有教师交流、自学等方式来完善经济学的各种知识储备。此外，我还自学了《高等计量经济学》《线性代数》《数学分析》《概率统计》来进一步来提高自我的数学水平，为以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打下基础。

2016年我顺利考取石河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产业经济学专业，透过三年的研究生的学习能够说是自我从量到质的一次飞跃，在硕士期间我系统了学习了经济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初步的培养了自我独立科研的潜力，个性是对现代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seminar讨论课，使我对经济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同时也为自我的知识浅薄而感到望洋兴叹!

硕士期间在我导师的指导下我学习了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动态最优化基础》，龚六堂的《动态经济学方法》，南开张晓峒教师编著的《计量经济学基础》《计量经济学分析》，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范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杨慧馨《产业组织理论》，张维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教师手把手的帮忙下学习现代宏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工具方法变分法和最优控制理论在经济增长求解中的运用。

同时自我在研究生业余时间花超多时间补习数学专业开设且又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数学知识，如《点集拓扑》，《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的学习。三年研究生的深造使我大开眼界，认识到经济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掌握了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在理论课的学习之外我还经常参与教师的有关课题，并承担必须的分工任务，在教师的课题研究中培养了自我独立科研的潜力，也培养了自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潜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潜力，这都为我以后博士阶段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系统的学习了有关经济学课程的基本理论包括《微宏观经济理论》(包括中高级)《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理论、产业政策、产业规制)，自学《数学分析》，《矩阵分析》《概率统计》《实变与泛函》《点集拓扑》《数理经济学》等等为学习高级经济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能搞比较熟练的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处理各种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这些都表此刻我的硕士论文里，并且在硕士期间各门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

此外，在硕士期间我还经常参与教师的课题和专题讨论课，透过对专题和课题的参与大大提高了自我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潜力，并且在实践中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并且取得了必须的科研成果，先将参与教师课题和自我发表的成果罗列如下：

2008-2010石河子大学经济研究院财政与金融研究所从事课题研究工作。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三

   【摘要】：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四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五

一、我院实行绩效管理的初衷

我院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粗放式管理，主要考核办案的数量和诉讼费收入，虽然在当时的形势背景下，也曾经在激发工作热情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存在明显弊端：一是考核指标单一，不能全面反映部门和法官们的工作绩效;二是诉讼费收入指标在法院内部人为形成部门考核结果的差异，挫伤了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三是综合部门工作没有量化标准，行政管理职能相对滞后，

法院财务人员工作汇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法院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法院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加艰巨，单纯考核办案数量已经无法保证职责的履行;二是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期望值更高，不调整法院管理手段就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三是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运用诉讼费收入调动法官积极性已经为政策所禁止;四是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渴望有个公正科学的考核体系，个人尊严和人生价值得到认可。基于对旧的管理模式的反思和新的形势的思考，20__年底我院党组经过广泛调查、征求意见，提出了改革法院管理模式，提高法院管理层次的新课题，并由政治处牵头着手构建责任目标管理体系，对全院各部门和全体人员的工作业绩实行量化考核排序，以此激发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推进法院工作实行跨越式发展。

二、关于构建绩效考核体系的几点思考

绩效考核体系对于法院管理是个新课题。如何做好这个新课题，我院党组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一)绩效考核体系的基本特征

构建绩效考核体系，首先思考的问题是设置这一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通过绩效考核实现哪些目的，取得什么样的成效。这些内容就决定了绩效考核应当具备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目标设置的科学性。无论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核，还是法院内部的部门考核，目标的设置一定要符合工作实际，符合法院工作规律，目标过高不但不利于调动积极性，而且容易助长弄虚作假风气;目标过低就会失去考核的意义，也会降低考核对象对该项工作的信心，降低考核机制的威信。我院在设置业务部门的办案指标时，以上三年各项数据的平均数为基础，结合上级法院有关要求适当予以调整，保证各项工作的连续性。

二是法院工作的特殊性。法院绩效考核在全面考核的同时，要突出审判执行业务的中心地位，不能偏离法院的主要业务。我院对审判业务外的易得分指标，设置为控制性指标，即达到一定的指标即得满分，完不成指标按比例减分，超额部分不予以奖励，避免了把法官的精力吸引偏离法院工作主题。上级法院关于结案率考核标准的调整非常符合法院现实情况，体现了考核体系设置的科学性。

三是考核内容的综合性。绩效考核与旧的管理模式的区别在于，它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一个法院、一个部门或法官个人的工作成绩效率和付出的努力，而不是单项指标的考核。因此，考核内容的设定要尽量周全，避免出现目标上的偏差。我院在设定队伍建设、宣传信息调研等全院部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还针对部门工作职责设置了业务目标，尽可能通过目标考核全面真实反映部门的工作业绩。

四是考核结果的公正性。法院绩效考核的最大难度在于实现考核标准的公正性，因为不同法院的情况差异较大、同一法院内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的差异较大，实行工作全部量化实难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标准。我院对共性目标设定同一分值标准，总分设定为人均60分，对不同岗位业务目标均设定为人均40分，按照工作职责，逐项分解分值，以人均得分排序，实现人多部门和人数部门的标准统一，实现了考核的公平公正。

五是考核程序的民主性。绩效考核工作顺利进展的基础是让考核的权威性，考核的权威性又必须以民主性为基础，只有考核对象共同参与的考核体系才有生命力，失去考核对象的支持，完善的体系也将无法生存。我院每年第一个工作周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求各部门工作意见，修订完善绩效考核办法;每季度的考核初步结果由部门进行核对，听取部门的意见;考核结果及时公布，接受全体人员的监督，让绩效考核办法真正成为巩义法院的“小宪法”，成为指导部门工作的头号文件。

六是考核操作的简便性。管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工作，考核程序的设置应删繁就简，具有较强的简便可操作性，既要保证考核工作的效率，要又考虑到部门的工作负担。我院成立以绩效考核办和其他综合部门为主要的考核组织，尽可能减少业务庭因考核新增加的工作量，保障审判执行主要工作顺利开展。

七是结果运用的重要性。考核结果的运用是绩效考核最关键的环节，也是考核体系的生命所在。绩效考核只有同单位、部门、法官个人的政治、经济、精神利益有紧密联系的时候，才能发挥体系的引导激励作用。特别是实行新的财政政策后，经济奖励已经成为历史，我院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晋升、任免、嘉奖等事项的主要依据，使绩效考核成为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绩效考核体系的主要保障

“徒法不足以自行”。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人的执行实现运转。法院绩效考核管理是一项涉及法院方方面面工作的系统性工程，工作量大而且复杂，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精力来保障运转。

一是绩效考核工作需要法院党组的高度重视。绩效考核是法院的重要工作，是法院党组决策得以落实的重要手段。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目标的设定、结果的运用等工作，均需要由党组决策完成。在推行绩效考核的每一个环节，我院党组都以主导者的身份积极主持、支持考核工作的开展，每季度召开一次绩效考核专题会议，分析绩效考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保障了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绩效考核工作需要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绩效考核是关于法院工作的综合性考核，考核数据涉及数十项指标，仅靠某一个部门难以保障考核体系的运转。我院成立了以政治处为主，办公室、研究室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的考核工作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考核工作职责，并根据工作情况予以奖惩，强化成员部门的责任意识。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职能依据考核数据制作案件质量评查通报、涉诉信访工作通报、立案流程管理通报等，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保证了我院在全市法院综合考核中单项指标进入前三名。

三是绩效考核工作需要中层干部的积极参与。中层干部是党组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的坚强保障。绩效考核工作是项对所有部门、全体工作人员的考核，就必须依靠中层干部的执行力来保障运转。我院将部门的考核人均成绩作为中层干部个人业绩排序的主要数据，将部门考核与中层干部考核联结起来，在绩效考核工作中考察中层干部的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充分调动了中层干部对绩效考核的积极性，使绩效考核工作成为一项全员参与的管理手段。

(三)绩效考核体系的辅助措施

任何一项管理机制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法院管理工作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绩效考核体系自身的局限性，都决定了绩效考核需要通过其它辅助措施相助，共同保障法院工作的健康发展，我们的主要思路和作法是：

一是构建审判文化教育体系。绩效管理属于纲性、被动式管理，其不能解决法院管理中存在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法院的经费保障、职级待遇等问题仍存在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实际困难，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做好法院管理工作，还需要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倡导奉献等手段，引导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由被动的接受管理，向自强自励、热情创业转变，在法院内部营造务实干事的氛围。

二是运用工作通报适度调整。西方有句法律格言“法律就象一个房间的蜡烛，不可能照亮房间的所有角落”。虽然绩效考核体系覆盖面较广，但它就象法律一样永远不可能将法院所有工作全部列入考核条文。我院针对该问题，出台了通报制度。对不具有普遍性不必列入考核规定的工作，运用通报表扬、通报批评对部门或法官的业绩得分进行调整，既保证了考核制度的科学合理，又对实绩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三是及时针对单项加强引导。在绩效考核工作中，原则要坚持激励标准的统一性，尽可能做到同劳同值，同时要结合不同时期法院工作的重点、难点、弱点通过提高绩效考核中的比重进行引导。我院在20_年上半年绩效考核中信息和调研工作相对落后，院党组在分析原因后，针对信息和调研工作对绩效考核做出补充规定，发挥了绩效考核的引导功能，把法官的部分精力引向弱项工作，促进两项工作在后半年有了明显起色。办公室工作在全年单项考核中名列前茅，为我院整体工作取得好成绩做出积极贡献。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六

我叫xx，（个人简介）现按照要求分别就个人的道德修养、学术动机，学术背景、学习设想、研究工作和就业目标等方面做出个人陈述，请审阅并考察，多谢！

道德修养：

关于道德修养，一向以来是我们每个人所应追求和努力的目标。虽然自我不敢说自我能在各方面已能到达孔子所言的道德上的"君子"的目标，可是孔子关于"君子"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君子和而不一样，小人同而不和"却是自我一向努力追寻的目标，或者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思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学术动机：

说起学术的动机，其实很简单，能够从两个方面做出回答：为己和为他。"为己"或者能够说是为一己之心，此"心"乃是私心中的学术梦想和未来的学术人生之路。"一支笔，一本书，一杯清茶"的学术人生对于我来说有着无尽的吸引力，指引着我不断的向学术之门不断的前行着。"为他"或者也能够用一句话就能够清晰地做出表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社会的发展自然不是自我的身外之事，如果说我能够用什么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话，学术就是我所向往的最大的武器。

学术背景：

学术背景一向是我所有所顾虑的，虽然自我能够说对于"教育"理论的学习已经有八年之久，对于哲学的阅读也初步领略到了其中带给我的理智上的欢愉，然而对于真正的哲学研究，自我却只能说一向以来还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兴趣浓郁，偶尔也想涉足其中，然而却一向迟而未发。如何能使哲学仅仅从自我的兴趣层面转而为发展为自我实际的研究领域，兴趣是否真的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哲学研究，是我一向在思考的问题，或许问题的答案仅有在实际的学习和研究行动中才能做出吧。

知识储备：

由于自我的专业所限，读研期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课程与教学论，尤其是关于国外教师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所以能够说在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的比较丰富之余，哲学领域涉足的不完全。可是哲学却一向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是我专业之余学习和阅读的主要的书目。西方的苏格拉底到"后现代"，中国的孔子到"现代儒学"，一向都是我感兴趣的阅读领域。另外，文化学、人类学，甚至宗教学等都是我经常涉猎和翻阅的图书。或者能够用"由博返约"来形容我的知识学习观，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积淀，就无法对教育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研究工作：

读研期间以前协助导师申请了重庆市重点课题《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督导策略研究》的申报工作，这一课题此刻已经审批成功并在着手研究中。参译了导师主持的《教师督导和评价——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一书十、十一章的翻译工作。另外自我在《外国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正规学术论文七八篇之余。

学习计划：

一向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阅读现代教育类的著作和论文时也总是觉得都是外国的东西多，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掘的资料不够。所以，一向以来有一个设想，能够从中国古代自身的思想出发构建一些真正属于我们自我的教育学思想。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可是读博期间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去作出自我的努力。关于具体的学习计划，其实一向深感自我所读的书还甚少，超多的著作都还需要自我的品阅，所以读书仍是读博期间的一大要务。

就业目标：

对于自我的就业目标，一向以来都是十分的清晰——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做教学研究类工作。此刻是这样想，以后还会这样去想，因为分析个人特质，我认为高校科研机构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居所环境，并且品阅书籍也是我的一大嗜好。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陈述，落笔之余想用康德墓碑上的一句名言结束："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就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对于苍穹星空的仰望，是我学术提高、追求真理的巨大动力，也是我以后为学谨记的法则，对于内心的道德律的遵守，更是我在以后人生道路上为人和处事所严格遵守的道德底线。

xx谨呈

20xx年xx月xx日

如何写西方人过圣诞节的英语范本七

一、活动背景：

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虽然是外国节日，但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每个人都应该的。感恩包括感恩 我们的亲人、感恩老师、感恩学长等，懂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借西方“感恩节”的机会在校园内开展以“暖冬之行：情系暖 冬，感恩之行”为主题的感恩节系列活动。

二、活动目的：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同学们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感 受，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情感，无论对待父母或者老师，朋友或者对手，快乐或者悲伤，都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么，你们就会明白生活是一面 镜子，你哭她也哭，你笑她也笑。当你心存感恩，生活也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三、活动主题：暖冬之行：情系暖冬，感恩之行

四、活动对象：

五、活动时间：11月xx日

六、活动内容：

1、 前期宣传：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出一块展板在24中午之前摆放在食堂门前，在学院堂门口，院青协的志愿者设立的摊点，提供全院学生在已准备好的“感恩砖”上 写下自己的感恩祝福语，然后由自己亲手贴在“感恩墙”上，一起“共筑”感恩之墙。联系学院广播站，广播时间播放相关活动信息。

2、感恩丝语——中午写下的感恩祝福语，粘贴在孔明灯上，希望通过点亮“感恩灯”的形式，来唤醒人们感恩的心。放飞孔明灯，祝福在飞翔(11月xx日)

七、策划主办组织：院青年志愿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