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优秀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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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文档为doc格式。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二

11资料来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也是被国家推广、社会认可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发表在cssci上的论文具有规范性、代表性、高水平等特点，基本上能够反映某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本文选择cssci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主题为检索式，以“瑜伽”作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范围截至12月31日);在初步检索的基础上，删除书评、新闻、人物专访等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共得到有效检索文献104篇作为研究样本。

12研究框架。

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我国瑜伽研究情况，在有效检索文献样本的基础上，以noteexpress为文献处理工具，以excel为文献统计工具，采用期刊分析(时间分析、刊物分析)、文献分析(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作者分析(学科分析、地域分析)进行研究。

2分析过程与研究结果。

21期刊分析。

211时间分析。

样本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虽然瑜伽文献发表总数较少，但呈整体上升趋势，同时又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瑜伽研究基础薄弱的特点。，瑜伽论文发表出现爆发式增长，可能与当年奥运会体育热潮有关。近几年，随着休闲健康需求增加，瑜伽学术研究也不断增强。212刊物分析根据统计，104篇样本文献分布于46种刊物。其中，发文超过3篇的有12种刊物，具体见表1。发文数量最多的是《体育文化导刊》，为14篇，其次是《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中国体育科技》《南亚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瑜伽研究学术期刊，可以借鉴印度创办的《国际瑜伽杂志》(interna玻簦椋铮睿幔欤剩铮酰颍睿幔欤铮妫伲铮纾幔，由社会专业机构开办期刊，为瑜伽研究提供专业平台。从发文统计分析，现有研究主要发表在体育类、宗教类、哲学类期刊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瑜伽研究的学科特点。

22文献分析。

221内容分析在对文献进行精读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我国当前瑜伽研究归纳为基础理论研究、瑜伽运动研究、瑜伽医学研究、瑜伽教育研究、瑜伽产业研究、瑜伽哲学研究等内容。表1瑜伽研究cssci学术论文发表刊物分布1)基础理论研究。瑜伽是古印度梵语yoga的音译，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哲学，《瑜伽经》中提到“瑜伽是对心的变化的控制”[7];在狭义上指的是一种运动，瑜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运动[8]。李建欣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瑜伽发展史归纳为原始瑜伽(公元前30—公元前800年)、前古典瑜伽(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古典瑜伽(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后古典瑜伽(公元200年—公元1990年)、近现代瑜伽(公元1990年至今)5个阶段。陈丽霞等[9]分析了瑜伽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表现出吸收、同化、异化的特点，认为瑜伽的中国化进程是瑜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瑜伽具有健身价值[10]、教育价值[11]、美学价值[12]等，郭兰[10]提出现代瑜伽在全球的流行与其健身价值密不可分。2)瑜伽运动研究。作为一项体育健康运动，国内学者比较了瑜伽与武术[13]、太极拳[14]、气功[15]等项目发展的异同，杨拢郏保常萑衔瑜伽实现全球化推广在于其“大众化”“市场化”发展道路，走出了依靠奥运竞技传播的“怪圈”。瑜伽运动以体式、呼吸、冥想、放松为主，有助于增加肺活量、提高身体柔韧性、减少身心紧张，被认为是大众健身一种安全、有效的锻炼方法[16]。瑜伽运动的减肥功能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采用实验分析法，发现瑜伽练习能够促进脂肪分解代谢以及提升前列腺素e2水平，有利于减肥和健身[17-19]。作为一种心理调控手段，瑜伽也开始被运用到体育训练中。实证研究发现，瑜伽运动能够提高青少年冰壶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心理稳定性，有助于提高训练比赛成绩[20]。3)瑜伽医学研究。以瑜伽干预作为医学辅助治疗方法，是当前我国瑜伽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国际研究保持一致，近些年，我国学者也从各个方面探讨了瑜伽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例如系统研究了瑜伽对心血管疾病[21—22]、痛经[23]、颈椎病[24—25]、腰痛[26-28]等的影响，结果显示瑜伽对这些疾病的防治具有较好的效果。从研究对象上分析，实验方法多针对女性、中老年、大学生群体等，这与国际研究基本保持一致[29]。大学生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与高校作为研究主力身份有关。除了瑜伽对身体方面的.积极影响之外，部分学者也探讨了瑜伽对心理调节的作用机制。杨茜[30]以30名女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瑜伽练习与抑郁症状缓解的关系，认为瑜伽在改善轻度、中度抑郁症状倾向方面效果显著，并建议将瑜伽作为一项高校心理教育工作加以推广。4)瑜伽教育研究。史艳莉[31]探讨了瑜伽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可适性，提出作为一项具有健身、健心、美育价值的运动项目，应该在高校加大普及;她还提到瑜伽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理念。瑜伽课程，在高校目前主要以选修课为主。张海燕等[32]通过发放300份问卷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选修瑜伽课的目的主要是减肥和追求形体美;而国际研究表明，人们练习瑜伽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压力和焦虑情绪。国内外研究的差异，反映出国内瑜伽教育更偏重身体锻炼，相对忽视了心理和心灵方面的教育，也体现出国内瑜伽训练者对瑜伽认识的片面性。毛娟[33]关注到瑜伽教育“重物轻人”的异化倾向，首次提出了促进“身、心、灵”和谐发展的瑜伽教育思想。郁晶晶[34]肯定了瑜伽心灵教育的重要性，但指出高校瑜伽教学中不宜对瑜伽哲学和修炼境界进行虚幻化描述，应该以体式训练为主，进行张弛有度、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5)瑜伽产业研究。瑜伽产业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35]。我国瑜伽产业发展迅速，但存在片面宣传等问题，社会大众对瑜伽认识局限，并被误导为一种女子运动项目[36]。在瑜伽产业化过程中，由于逐利性驱动，瑜伽更多被打造为一种商业健身运动，瑜伽的功效也被过分夸大[37]。瑜伽健身服务业是瑜伽产业的主导，主要行业机构包括健身房、瑜伽馆、瑜伽俱乐部等。裘鹏[38]通过对国内8个城市的瑜伽健身机构调查显示，75%的瑜伽教练员上岗所持执教证书不足半年，瑜伽教练员存在“速成”现象，并且社会认证主体混乱。80%的瑜伽学员认为瑜伽行业准入缺乏统一、权威标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存在缺失。瑜伽产业具有融合性特征，肖宁[39]提出瑜伽具有健康价值和回归自然性，与旅游产业融合形成的瑜伽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22方法分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按照文章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在对104篇样本文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我国瑜伽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共83篇，占7981%，定量研究共21篇，占%。其中，我国瑜伽研究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为归纳演绎法、比较分析法等，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实验分析法等。223作者分析1)学科分析。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根据样本文献分析，我国瑜伽研究共涉及到13个学科门类中的9个(表2)。其中，以哲学(4038%)、教育学(3462%)、医学居多(1154%)，3者之和占到所有统计文献的8654%，反映出哲学、教育学和医学是当前我国瑜伽研究的主导学科。而根据先前统计，国际瑜伽研究学科领域主要是医学(636%)、教育学(117%)，哲学领域只占到085%[30]，这与我国分析结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分析其原因，可能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具有哲学学科背景的学术群体关注瑜伽现象较早，人数多，部分受到各类科研基金支持，易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二是具有医学、教育学背景的学术群体关注瑜伽现象较晚，人数少，瑜伽和医学、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刚刚起步，高水平学术成果积累较少。值得关注的是，在进一步对涉及到的一级学科进行分析后，除哲学外，与体育学相关的文献达到26篇，占到所有统计文献的25%，体育学者成为当前国内瑜伽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一些高产论文学者也开始显现，例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建欣，以瑜伽哲学研究为代表;来自吉林体育学院的毛娟，以瑜伽教育研究为代表;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陈丽霞，以瑜伽临床医学研究为代表。2)地域分析。按照论文作者依托机构所在地区，结合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地区的划分标准，将研究成果进行地域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发文数量最多，占到5769%，并且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代表，北京市由于科研机构较多，发文数量占到整体的2308%。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以及东北地区的吉林省也是发文较多的省份，但总体上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文数量较少，全国瑜伽研究不平衡现象突出。

3结论与展望。

31研究结论。

1)基于检索的瑜伽cssci样本学术文献分析，以来，我国瑜伽研究呈整体上升趋势，但又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样本文献共分布在46种刊物，主要体现在体育类、宗教类、哲学类核心期刊;发文数量较多的刊物为《体育文化导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中国体育科技》等。2)我国瑜伽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瑜伽运动研究、瑜伽医学研究、瑜伽教育研究、瑜伽产业研究等内容，并且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定量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实验分析等方法。3)我国瑜伽研究涉及到9个学科门类，以哲学、教育学、医学为主，与国外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依托体育学研究瑜伽，是当前的主力研究群体。地域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研究成果数量远远超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国瑜伽研究不平衡现象突出。

32研究展望。

1)在研究内容上，要建立起瑜伽的理论框架体系。从瑜伽的整体概念出发，改变当前“重物轻人”的现象，从瑜伽的健身价值转向综合价值进行分析。针对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热点领域，例如瑜伽基础理论、瑜伽临床医学、瑜伽健身运动、瑜伽教育教学等进行重点研究，探索瑜伽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并进一步与国际研究接轨。2)在研究方法上，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手段，更加科学、规范地分析问题。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体育学、医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将研究视角从宏观定性问题向具体专业问题拓展，进一步加深瑜伽研究的深度。3)在研究主体上，要进一步发挥高校和社会科研机构的力量，积极培育专业瑜伽研究平台。争取建立若干个瑜伽研究团队，引领国内瑜伽研究趋势和方向。加强瑜伽研究团队的跨学科合作和跨国际交流，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瑜伽研究体系。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三

摘要：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而“道”的问题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之“道”可分为天道、人道和道理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孔子;儒家;道。

一、天道之不可违。

《论语》中90次提到“道”字，“道”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里的道指的是人所行走的道路。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即是指“天命”。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持赞同态度，而且十分虔诚。

但同时他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从这里看出，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的意义，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可见，孔子对于天道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一说法源于他所承袭的古代宗教情感。

孔子承认并尊重天之至上神的地位，并将之作为人的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用一句话代表就是“知我者其天乎!”另一方面，孔子又发现天地宇宙中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天地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人的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

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天命”意识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作用。天命是人的命运的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中的知命、畏天命皆是天道的重要内容。

二、人道。

人道即是人所走的道路，人道可能合乎天道，也可能不合乎天道。同时，不同的人可能走不同的道路。人道最集中地体现为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是天下之道。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通过对“邦有道”与“邦无道”言论的对比和论述，揭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也是“道”。

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就会“谷”(《宪问》)，有正直的言行，有合乎“道”的富贵;如果一个国家“无道”，却兴盛，“富且贵”，则是可耻的(《泰伯》)。可见，“道”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至高准则，治理邦国，要遵“道”而行。

而且，“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里论述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见，“道”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保证。。

不仅如此，孔子在评论人物是，也是以他们在“有道”、“无道”情况下的表现，是否合乎“道”作为依据和标准。他称赞蘧伯玉“君子哉”(《卫灵公》)，也是因其遵“道”的行为。

所以，“道”是评价从政人物的准则。“有道”是孔子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境界，他很少用“有道”来称赞现世时君，相反，经常用“无道”来批评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遇的君王，如他批评“卫灵公之无道”(《宪问》)。由此可见，对于天下大势、邦国政局、君主的贤愚以及仕者的行为，孔子在作总体评判时，所运用的基本标准就是“道”。

三、道理。

这里的“道”指的是思想、学说和各种主张，是关于天道和人道的思考，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表明了孔子也有自己的道，而且贯穿他整个思想的始终。这个思想就是仁道。仁道可谓是孔子学术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中最恒久生命力的内容。

仁是由人与二构成的，表明了仁在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孔子所言“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既是指人的生命，也是指人的本性。这也就是说，首先，仁作为人的本性的规定，使人成为人。

仁甚至可以说就是善，不是恶，“苟志於仁矣，无恶也。”(《里仁》)仁是生命的意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打交道，人要承认他人的存在，而且要理解他人的存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总的来说，孔子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类群体才能得到繁衍和发展。离开了它，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人类也与禽兽无异。因此，“爱人”是孔子的仁道之本，也是人道顺应天道的必然表现。

孔子的“道”的思想是在阐明一种引导人的宏大且高尚的人生哲学。他穷其一生都在探求一种最本源、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在他的观念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充分发扬人道，完全顺应天道，从而最终总结出“仁”这一统摄全局的根本的人生哲学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整个的“仁道”体系，作为指引世人，匡时济世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西周末年，贵族等级秩序瓦解，新产生的士阶层，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的文化传统，立足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对“天道”、自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经》对“道”的理解。《尔雅》中有“一达谓之道”。《道德经》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道”都强调了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可衍生万物并存于万物中。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对“道”也有自己的认识。

“士志于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内在的精神修养，它与“礼”直接相关。“礼”是“道”的外在节度。正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富与归，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孔子把“礼”的外在约束，认为是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自觉理念，使“道”更具人性化。

“道”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是一种治平的状态。《礼记・礼运》篇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乱的时期，他自己也经历了兴衰荣辱，的漂泊生涯，更使他向往祥和、稳定的局势。《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学而》篇又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此教化，才是包容和合的气象。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无非就四个字―内圣外王。至内圣就要修身，修身要用礼辅助，以此成为内心的自觉意识。外王就要厉行教化、行德政。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涉及的内容有为政、做人、处世等等。“仁”既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又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又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同时，在孔子看来“仁”的至德是中庸，“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温而厉，威而不猛”是待人的中庸;“和而不同”是交友之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审美之中庸;“礼用之，和为贵”是治国之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做事之中庸。

此外，孔子认为为“仁”的精神支柱是“有名称焉”。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孔子把“名”看得很重，在《论语・季氏》中，他就感叹：“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一个人无论生前怎样，死后无名也枉为人。

由此可知，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仁”包罗万象，于国家、个人均有不同方面的要求，最终要成就的是一个合和的社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无论是追求大同社会，还是希冀留得身后名，都离不开人的培养。个人才力足够的，就可以服务社会、服务政治、施行德政、留名青史。

孔子以“仁”为理想的人格价值取向，他自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所以，转而求其次，孔子努力塑造君子人格。

《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提出的人格理想范畴有“志士”“仁人”“君子”“成人”“圣人”等，其中以“君子”使用最多，就用“君子”人格代替这些范畴。[4]孔子是先秦士精神的奠基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士两方面的君子人格。一是修己安人，二是人格独立。

1、修己安人。

总的来说，所谓“修己”就是在内心深处去体认仁、义的基本原则，使自己乐观向上，“君子坦荡荡”的精神状态中。“修己”是君子的内在修养，“安人”是君子的躬行实践。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学而优则仕”。真正的君子，不只是讲求修身养性，还要把所学之“道”用于“爱人”的实践中，学有余力则去做官，以达成内外兼修的完整人格。

但孔子在其言论中，不自觉的偏向了“修己”，“安人”如何施行，未做具体论述。“修己”的论述几乎遍及各篇，简要择录：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2、人格独立。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应当保持不为物所移，不为利所诱，不为权势所屈。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上述孔子认为，士之志不可夺，要保持志节，不为名利出卖人格，即使侍奉君主，也要以道干之，不助长君主行为的随意性，不仕无道之君。

综上所述，孔子追求的君子人格，无不体现他的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忧患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忧国忧民上，“君子忧道不忧贫”是最直接的写照，另一方面是忧患道之不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通过对孔子“道”的简单分析，可以知道：孔子的“道”是在先秦激烈动荡的变革中产生的，他带有强烈的经世和实践特点。孔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坚持人格独立，忧国忧民，为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修己安人”和“忧民之忧”成为后世士大夫不断追求的精神实践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

[2]康有为.论语注・泰伯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8.

[4]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65.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四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深入到高校日常教学工作中，它带来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变革。

如何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是每个高校任课教师都在积极研究的课题。

本文从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入手，探析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古代文学课堂；应用。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

它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巴、一言堂”。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代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必须要全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与优势。

1、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和实践。

2、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的三大支撑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把图像、文本、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和通讯技术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技术。

网络技术是指把互联网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的一种新技术。

通讯技术是对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撑。

（1）优化学习环境。

多媒体可以通过图像、文本、声音、动画等媒体为学习者营造出形象、逼真的学习环境。

它是继文字、黑板、音像等教学媒体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的教学媒体，它具有信息多维化、集成化的特点，表现力丰富，能够有效地调动学习者的兴趣，增强学习效果。

（2）丰富教学资源。

网络技术将海量的数据、资料、程序、软件融汇到一起，形成一个特大型的资源库。

在这个资源库里，教师可以找到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大量资源，并共享这些资料，不断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资料。

这是以前任何一种教学技术都无法做到的。

（3）扩大教学规模。

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打破了知识的垄断性，结束了优秀教育资源只被少数人占有和使用的历史。

网络教学资源可以向全社会开放，从而使全社会每一个求知者获益。

现代教育技术将整个教学活动社会化，使教学从学校普及到信息技术覆盖的每一个角落。

二、现代教育技术如何激活中国古代文学课堂。

1、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比起枯燥的讲解，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多媒体技术，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比如讲解《三国演义》中的“赤壁大战”时，就可以播放电视剧中有关“赤壁大战”的精彩片段，以更加直观、生动的形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教师可以一边播放，一边讲解；也可以先播放，后讲解；还可以先提出问题，再播放，再提问、讨论或答疑。

2、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破除“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模式。

现代教育技术能有效地促进教师的角色转换。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还是信息的占有者。

在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教师和书本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教师传递知识的部分职能被现代媒体替代了，教师不仅是现代教育中教学信息的提供者、传授者，而且还是现代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的设计者、创造者。

在现代教育技术下，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主动地学习，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

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将古代文学中抽象的内容具体化，静止的内容动态化，枯燥的文字生动化；可以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

还以“赤壁大战”为例，教师讲解的重点不是战争场面，而是大战之前孙、刘、曹三方军事集团智囊之间的计谋的较量。

“苦肉计、反间计、连环计”，计计相连，引人入胜。

教师在播放视频前，可以适时点拨，引起学生注意；也可以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之后讨论。

4、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教师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多媒体教学，就必须掌握各种媒体的特点、功能，并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来选择、设计、组合、制作和运用，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现代教育技术促使教育者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来帮助学生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结语。

以多媒体与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优化了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为探索和构建新型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广大高校教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努力学习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大力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拓展教学内容，发展学生思维，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还有许多不足，有些教师在使用时还有许多误解，没有真正发挥出现代教育技术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2]普布卓玛。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情景创作中的运用[j]。教育现代化（电子版），2013(14)：166.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五

对周礼的信心，源于对夏礼，商礼更深层的了解。“克己复礼，立大丈夫志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孔子的至理格言。“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为仁”呢？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朝于斯，夕于斯，孔子尽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是，珍馐罗前，何以下咽？的确，根植于心的性情只仁，是需要锻炼的，犹如一块璞玉，即使蕴涵上好的玉质，未经开发之前，还不能说是纯善纯美的艺术品。孔子以为，“为仁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要统治者施行仁政，道德之治。德治和法治，前者唯上，暴行虐施，只能“毁家灭国乱天下”。再说“君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以为“刚毅，木讷，近仁”是核定君子品行的准则。君子，就要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人是一根苇草，脆弱的草，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草。文人迂腐而可爱，灵魂的孔子成了国宝，昭示着文化的不朽。进则从政，兼及天下；退则归隐，独善其身。孔子也曾试图从政，情系苍生。然而，他流离辗转，总也“报国无门”。晚年的孔子私人办学，撰写术书，其著作也使瀚海书林，梅香千古！

孔子思想，恩惠千古，泽被后世，被称为“万事师表”。古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汉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把儒学作为治世经传，极为推崇。伏尔泰，西方文艺复兴的大师，如此的崇拜孔子，以至二十年如一日的始终悬挂孔子的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求气节、尊严、坐怀不乱，道德永比巴黎人来得清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从全球意义上来说，孔子的价值观念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几天前，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我以为，章子怡只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个符号，至多百年而已，而孔子则是永不过时的“万事师表”。当然，章子怡的走红，使西方更了解中国人，中国艺术，然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岂是一个、一百个、一万个章子怡所能代表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圣人之风，山高水长。圣人的精神、思想是无人可及的。

回眸历史沧桑，掩卷长思，荡气回肠。孔圣人的形象，如日月昭昭，如星辰离离，跃然纸上。颜渊叹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借着圣人的光芒，我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六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李玉芝．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七

环境保护档案(以下简称环保档案)，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环境保护档案研究文献则记录了我国环保档案工作发展的进程，对环保档案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来源，以题名=环境保护and题名=档案or题名=环保档案(精确匹配)检索到的223篇结果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这223篇文献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地分析。由于中国知网检索系统的限制，这里仅对排名前40位的数据进行分析。

1作者分布情况。

从作者分布情况看，作者实际发表文献数量与占比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文章数量。这里nmax=6，所以m=0.749√6=0.749*2.449=1.83，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候选人。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位作者中，最多发表文献6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25篇，合计发表文献90篇，占全部文献的40.36%。这些作者中，发表2篇以上的29位是环保档案研究核心作者。

按照洛特卡定律，写一篇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6为左右。如果考虑0%来推算1983年至今的作者总数。经过推算，全部223篇文献的作者应当在134位左右，加上合著因素，实际作者数量应当超过150位。

从前40名作者所在机构看，多数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中18位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39篇;9位来自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8篇;6位来自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6篇;3位来自高校，发表文献9篇;2位来自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1位来自企业，发表文献1篇;1位来自其他，发表文献2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作者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2作者分布。

从样本文献的机构分布看，文献机构分布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机构候选单位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机构文章数量。这里nmax=7，所以m=0.749√7=0.749*2.645=1.98，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机构候选单位。

从上中可见，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个机构最多发表文献7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35篇，合计发表文献94篇，占全部文献的10.32%。上述这些机构中发表2篇文献以上的30个机构是这一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

从前40位机构的类型看，多数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所在机构中22个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46篇;5个为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5篇;4个为高校，发表文献12篇;3个为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0篇;2个为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2个为企业，发表文献2篇;2个为其他，发表文献4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3文献来源分布。

从文献期刊的来源分布看，发表2篇以上文献的报刊共有38种。38种报刊中发表文献最多的12篇，最少发表2篇，平均发表文献4.03篇，合计发表文献153篇，占全部文献的68.61%，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报刊。

发表文献数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种，分别是《黑龙江环境通报》《山东环境》，38种报刊中档案学期刊有15种，发表文献69篇，占30.94%。其中，档案学核心期刊7种，发表文献37篇，占16.59%。环境期刊17种，发表文献66篇，占29.6%。其他期刊6种，发表文献18篇，占8.07%。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所有期刊可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约为74篇)。38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大致是全部文献量的2/3，1～10位的10种期刊(74篇)处于核心区之内，11～35种期刊(73篇)处于相关区。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环保行政管理研究者和核心研究机构多来自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学期刊与环境保护期刊同为研究的主要媒体的结论。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八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篇九

20世纪大致可以算做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适《自话文学史》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响，此期的研究多能发挥学者学术自山之精神，评论杜诗多有创见，至今仍小失经典之论。例如，胡适的《自话文学史》第四章专章讲论杜甫，认为杜诗具有“诙谐风趣”的风格，且这种风格贯穿杜甫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胡适还认为杜甫开创了一种“问题诗”的体式;胡适对杜甫第三时期的“小诗”格外重视，这种“小诗”用自山的绝句体，小拘平仄，多用自话，叙述简单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相联系。梁启超在“诗圣”之外，誉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样子”。梁氏还举例证明杜甫对妻儿、家庭真挚的感情，展现杜甫温柔细腻的另一面。梁氏对杜甫部分诗作“半写实派”的提法，着一字的讽刺手法，杂揉多种情绪而得调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将洗练之功发挥到极致的本领等等的分析，都体现梁氏对杜诗艺术风格细致深刻的体认。

可以看出，以梁、胡为代表的上世纪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体现出一种“但开风气小为先”的风格，他们首先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观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开创之功，又颇多闪光创见。但是，梁、胡多就杜诗的艺术风格、情感意绪做出评论，未专门论述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术难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政教主流地位，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捆绑约束毋庸赘言。上世纪上半叶，胡适的《自话文学史》作为一而文学界革新的旗帜，意在将中国文学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要“去除”的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难理解，梁启超为何更愿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了。总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启蒙烙印。

(二)20世纪50至8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十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县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翟，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虽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自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子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土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小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土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而，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小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后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后，而小同意实行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小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小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小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们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小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一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小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小彻底”的那一而。

唐海等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小爱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这一点，是他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最大突破。……这就是杜甫其人其诗的人民性一一伟大的、纯洁的、永恒的人民性。”尽管唐文主要论点是强调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问题，仍然是唐文小愿过多触碰的政治敏感区，因而称杜甫爱国爱民而小爱君。此观点是较为牵强的。

总之，20世纪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从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论成为普遍模式;其二，激进的“左倾”研究者对杜甫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对杜甫给子了极小公正的评价，这部分评论随着特殊政治气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萧涤非、傅庚生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给子杜甫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论，赋子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在人道主义方而对杜甫的思想给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虽承袭50年代以来的风气余波，但如50年代“左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评杜甫的声音小复存在，褒扬杜甫人民性、爱国爱民的积极方而的声音更多。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开始跳出阶级性、人民性的框架，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跨学科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学科交叉的丰富形态。政治气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从学术角度给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此期杜甫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莫砺锋、张忠纲、祁和晖、葛景春、刘明华、段师炳昌等等。

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转变的一个侧面。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道:“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做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子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小够的地方。”重视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树，并将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积极联系起来，是莫氏传记的一个特点。对于前一个研究时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评论古代文学家时，要小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这样做便小具备现代意识、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竞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诊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有着对象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应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莫砺锋先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个研究时期解读杜甫思想的误区。思而知来者，这预示着淡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杜甫思想研究的钳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细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为此期的主调。刘明华的《杜甫研究论集，上编》专讲杜甫思想研究，论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现形态等问题，是在杜甫思想内部的一种细分解读。而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则试图打通杜甫与儒家诗学、美学、士文化、经史传统等的文化血脉，可作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种思路尝试。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论文也纷纷涌现。具体篇数因数量庞大小可胜数，笔者聊将知网查到的50余篇相关论文分为若十类型，举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综论性质的论文。这类论文的代表作有吴新生的《杜甫对文化的继承》，莫砺锋的《论杜甫的文化意义》，吴明贤的《杜诗中的儒家情怀》，等等。吴新生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对杜甫的政治思想起着最主要影响作用的，无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义，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一突出表现。”

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小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将儒家的道德标准贯穿日用人伦，杜甫用行动证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莫文还指出，“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小同文化的宽容兼纳的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吴明贤则认为，“儒”小过是杜甫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他强烈的事业心建立在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小断激励着他的功名欲望。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简单认为“儒”只是杜甫用以晋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对“儒”的态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阶段、分具体情况加以辨析，起码在他后期颠沛流、食小果腹的情况下，很难再认为这时的“儒”对杜甫还意味着功名欲望。同时，吴明贤还认为，主张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2、以儒家核心词汇仁、圣、和谐、忧国忧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为核心，探讨杜甫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关系。这方而的代表作有张忠纲的《恻隐之心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国的《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诊释》和《论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和《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等等。

张忠纲将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时期，认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如果说张忠纲之文着重谈杜甫对孔孟儒家的继承，那么建国的论文则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个方而，谈杜甫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对孔孟儒学尤其是“仁”学的选择性、创造性阐释，形成自己的一套诗化的“仁学”思想。

综观杜甫思想研究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基本上经历了从个别大师级人物的启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声从阶级论、人民性角度立论，再到将诗歌还给诗歌、将文艺还给文艺的转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杜诗在艺术形式、审美心理等方而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应也是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范围，对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细研究。然而，关于对儒家经典以及杜诗诗歌文本的阐释一时间难以突破前人之见，所以容易出现文献材料和研究观点的陈陈相因。我们希冀这种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