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创合作协议书如何写 华创合作协议书如何写才有效(3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2023年华创合作协议书如何写一

大家好！

今天，我创卫演讲稿的题目是：大手拉小手，共创卫生城。

作为xx的一位公民，我们多希望生活在流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的环境中；我们多希望自己被成片蓊蓊郁郁的绿色环绕着；我们多希望整天与快乐作伴，与健康同行……

可是，社区游乐场内健身器材的残肢孤零零地悬挂着，形单影只；马路上偶有飞来的塑料袋，飘飘摇摇，游荡不定；公园里被践踏的草坪，难过地在哭泣；宽阔的江面上飘来的垃圾，显眼却刺目……面对着这样的状况，有不少可敬的人都在为我们xx的环境做自己的努力，有不少可爱的人都在为x的x“创卫”默默地贡献着。

我曾经为我生活着的城市感到痛心，感到失望。望着四季都是灰蒙蒙的天空，时时漂着的垃圾，还发出阵阵恶臭的羊大河。感受着还未到春天，就刮着干热的季风的气候，火辣辣的太阳日复一日晒得连石头都睁不开眼。出门沟沟坎坎，交通不畅，车轮后漫天飞舞的尘土，迷得人睁不开眼，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一些生活区，还存在着随处摆摊设点的现象，遍地是油垢和垃圾，一到夏天垃圾桶散发出难闻的臭味，烧烤摊冒出的浓烟熏得人不愿出门，户外放养的狗以及遍地的狗屎，那些乱搭建的房屋随意占用公共场所，甚至将污水和垃圾往人行道上排放，有的居民从楼上往下丢垃圾，这些都是影响生活区卫生的“牛皮癣”。同时出租屋的卫生管理也不到位，造成卫生死角，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四害乱窜。对这些卫生死角必须要加大管理力度和处罚力度，也要成为评价政府部门工作成效的的硬性条件。如果将卫生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有专门部门来管理我相信成效一定是显著的。

作为一名学生，我更为痛心的是看到的是学生的乱丢乱吐。学校的三令五申，老师的苦口婆心，学生虽然在学校学到了卫生保洁的知识，也逐渐养成了好习惯，但一出到社会，耳濡目染，就又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学坏三天，学好三年”看来有道理。如果能够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加强卫生常识的宣传，在关键区域多设警示语，加强处罚力度，设立专人负责管理，我相信xx居民的卫生素质会逐步提高起来。xx人口复杂，管理起来很不容易，建设一个卫生街道不难，难的是我们要长期保持卫生街道的荣誉。

其实，只要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创卫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近的触手可及。有时候，我们伸伸手，弯弯腰，将别人丢弃在外面的垃圾，放入垃圾箱里就是为“创卫”做贡献；有时候，我们对别人说一句“请您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就是为创卫做贡献；也有时候，我们帮老师打扫一下学校也是为＂创卫＂做贡献。

只有广大市民遵守公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改掉不讲文明、不讲卫生的陈年陋习，爱护我们的城市环境就象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在管理上长抓不懈，我们才能拥有一个长久的卫生城市。

热爱间隙，热心创卫。彻底让xx成为真正处处无垃圾、处处无污水、处处无四害；人人讲卫生、人人讲文明、人人爱环保，山青水绿天蓝的地方。xx才能成为我们由衷热爱的可爱家园！

蜜蜂之所以能酿出蜜来，是因为它采过许多花，假如它只盯在一处，所得是非常有限的。创卫也一样，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才能很好地帮助金华创卫。如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前这是一片沙漠，我们的共同努力便成绿洲；如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前这是一片嘈杂，我们的共同努力便成一片详和；如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前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儿，我们的共同努力便是那甘霖和雨露，成就了花骨朵的欣然怒放。

创卫演讲稿结束语：幸福要靠劳动，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社会就会迈出一大步。让我们共同努力！

2023年华创合作协议书如何写二

【摘要】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125―1.5 

《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纲所言，“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话语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②余华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创作时人物身份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你写一个农民，外形再像农民，要是他一开口说话，就像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说的话，那肯定是不对了。”③在“王四抢地瓜”事件中，福贵对王四说：“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会肚子疼。”④偷、抢了乡亲邻里的东西吃了就会肚子疼，这是在农民里才保有的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无奈之下福贵又说“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饥饿的压迫下，面对失去了正义公理、丧失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困境，农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还世人公道。不仅福贵如此，只出现两次的老雇工长根的语言，也贴切生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贵把家产输光后对他喊：“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生。”他却摇摇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⑤ 

地道乡土语言的使用，不仅把农村的辛酸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把农民世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福贵的缓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宽容与善良，也同样目睹了他们的麻木与狡猾。作家赋予人物的语言措辞又把我们拉去“真实现场”体会和感受他们的生活世态与细细温情。 

《活着》运用一个民间采风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贵讲述故事的结构来进行,由采风者一边听福贵回忆过去一边推进叙事进程，就在福贵漫长的记忆长河中，余华始终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贵一家人之间浓浓的亲情，用充满温情的语言让读者为他们感动流泪。“任何一种回忆都带有温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对无数劫难的过去，回忆同样也会因为叙述者的重生而获得其特有温情。”⑥文本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浓浓温情主要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福贵一家人之间的脉脉亲情上。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语言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语言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活着》温情的流动主要源自语言的力量，透过人物的语言把那一脉脉温情充溢于小说中，告别了以往晦涩繁复的语言障碍，也疏离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说透露出“温情”这一主题。比如“有庆喂羊”、“凤霞出嫁”、“福贵背妻”、“二喜携儿”，类似于这样的一幅幅生动的、饱含人情的画面就在作家似不动声色却是对语言的驾驭和对准确性的艺术追求中流淌出来。 

有庆每天从学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亲为他缝的鞋实在经不住这样来回的路程，不到一个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贵心疼生病的妻子还要带病给儿子补鞋，便揪起有庆的耳朵问道：“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这一句出自于农民之口的问话，不但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为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那种感情所感动，温情的力量顷刻从语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满温情的温暖之光，“家珍说到下辈子还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掉到了她脸上，她眼睛眨了两下微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细节在无声中把真情流露得无以复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让凤霞在外面乘凉，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让凤霞进去睡。”二喜宁可自己去喂饱蚊子,也不让凤霞被叮咬，把二喜疼爱凤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生活虽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间却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每个人都能尽量为别人着想，并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构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福贵与亲人间的暖暖温情感人至深，但他们最终却一个接着一个离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泪下。而他叙述到亲人的死亡时，语言是平缓安静而几近冷静的。《活着》在脉脉温情的流露中讲述的依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动着故事向前延续。如果说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话，那么对《活着》来说，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复正是其重要的叙事技巧。 

福贵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是在众多无奈的苦难中被迫的承受，他无处可逃。与其说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着的真谛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还不如说是亲人的连续离去让他麻木了，也许是麻木才能让他冷静，因此面对死亡，他是这样叙述的：“中午上学时他还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⑩“除了脚和脑袋，身上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贴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系列死亡的叙述平静而毫无波澜。 

作家创作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是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存在的意义和虚无，只不过是要找到恰当的叙事载体来加以体现。在这里，余华通过语言的冷静叙述最大限度地释放所有人性的深渊，他将自己的文学话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触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叙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余华试图表达，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他们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对苦难的忍受。正如他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平庸”，他借助福贵的冷静去表达他对死亡、对生存的独到感悟，并对人生进行了冷峻的剖析与拷问。他的独特正如郜元宝所说“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地方他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无动于衷。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点属于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像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一通。”.。正是如此，余华才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⑥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洪志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③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⑤⑦⑧⑨⑩,-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页。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10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2023年华创合作协议书如何写三

【摘要】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余华；《活着》；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10―0125―1.5

《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①正如洪治纲所言，“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因此，它的话语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②余华自己也表明作家在创作时人物身份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当你写一个农民，外形再像农民，要是他一开口说话，就像苏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说的话，那肯定是不对了。”③在“王四抢地瓜”事件中，福贵对王四说：“这地瓜真是你的，你就拿走。要不是你的，你吃了也会肚子疼。”④偷、抢了乡亲邻里的东西吃了就会肚子疼，这是在农民里才保有的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无奈之下福贵又说“你要是不怕雷公打你，就拿去吧。”在饥饿的压迫下，面对失去了正义公理、丧失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困境，农民自然也只能求助于“雷公”还世人公道。不仅福贵如此，只出现两次的老雇工长根的语言，也贴切生动，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如福贵把家产输光后对他喊：“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生。”他却摇摇头说：“要饭的皇帝也是皇帝，你没钱了也还是少爷。”⑤

地道乡土语言的使用，不仅把农村的辛酸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把农民世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福贵的缓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宽容与善良，也同样目睹了他们的麻木与狡猾。作家赋予人物的语言措辞又把我们拉去“真实现场”体会和感受他们的生活世态与细细温情。

《活着》运用一个民间采风者的特定身份和福贵讲述故事的结构来进行,由采风者一边听福贵回忆过去一边推进叙事进程，就在福贵漫长的记忆长河中，余华始终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展示了福贵一家人之间浓浓的亲情，用充满温情的语言让读者为他们感动流泪。“任何一种回忆都带有温暖的成分。即使是面对无数劫难的过去，回忆同样也会因为叙述者的重生而获得其特有温情。”⑥文本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浓浓温情主要体现在细节的描写和福贵一家人之间的脉脉亲情上。福贵一家人之间的互相关爱通过人物的语言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体现,如福贵与家珍的夫妻之情,凤霞和有庆的姐弟之情以及福贵与二喜、苦根之间的亲情都是通过语言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活着》温情的流动主要源自语言的力量，透过人物的语言把那一脉脉温情充溢于小说中，告别了以往晦涩繁复的语言障碍，也疏离了往常的血腥，使小说透露出“温情”这一主题。比如“有庆喂羊”、“凤霞出嫁”、“福贵背妻”、“二喜携儿”，类似于这样的一幅幅生动的、饱含人情的画面就在作家似不动声色却是对语言的驾驭和对准确性的艺术追求中流淌出来。

有庆每天从学校回家都跑去喂羊，母亲为他缝的鞋实在经不住这样来回的路程，不到一个月就破了窟窿，根本已穿不了，福贵心疼生病的妻子还要带病给儿子补鞋，便揪起有庆的耳朵问道：“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这一句出自于农民之口的问话，不但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辛酸，更为有庆与他的羊之间的那种感情所感动，温情的力量顷刻从语言中浸透而出。相濡以沫的感情更充满温情的温暖之光，“家珍说到下辈子还要做我的女人，我的眼泪就掉了出来，掉到了她脸上，她眼睛眨了两下微微笑了……”，这种微妙的细节在无声中把真情流露得无以复加；“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天一黑，二喜便躺到床上去喂蚊子，让凤霞在外面乘凉，等把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让凤霞进去睡。”二喜宁可自己去喂饱蚊子,也不让凤霞被叮咬，把二喜疼爱凤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生活虽然很苦，但人和人之间却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每个人都能尽量为别人着想，并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构成了文本感人的情感魅力。

福贵与亲人间的暖暖温情感人至深，但他们最终却一个接着一个离他而去，而且死得令人出乎意料，使人悲痛泪下。而他叙述到亲人的死亡时，语言是平缓安静而几近冷静的。《活着》在脉脉温情的流露中讲述的依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死亡事件推动着故事向前延续。如果说重复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话，那么对《活着》来说，死亡事件的一次次重复正是其重要的叙事技巧。

福贵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是在众多无奈的苦难中被迫的承受，他无处可逃。与其说他是看透了生死，悟到了活着的真谛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还不如说是亲人的连续离去让他麻木了，也许是麻木才能让他冷静，因此面对死亡，他是这样叙述的：“中午上学时他还活生生的，到了晚上他就硬了。”⑦“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⑧“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⑨“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⑩“除了脚和脑袋，身上全给挤扁了，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贴在水泥板上。”,“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系列死亡的叙述平静而毫无波澜。

作家创作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是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存在的意义和虚无，只不过是要找到恰当的叙事载体来加以体现。在这里，余华通过语言的冷静叙述最大限度地释放所有人性的深渊，他将自己的文学话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触及到人性的本真，因此他的叙述既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余华试图表达，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他们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他们活下去的支持就是对苦难的忍受。正如他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平庸”，他借助福贵的冷静去表达他对死亡、对生存的独到感悟，并对人生进行了冷峻的剖析与拷问。他的独特正如郜元宝所说“余华对苦难的情感反应总显得和常人不太一样,该关心的地方他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无动于衷。好像他压根儿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点属于人世间的态度,他的任务,像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叙述一通。”.。正是如此，余华才是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⑥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选《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洪志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③余华：《说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④⑤⑦⑧⑨⑩,-余华：《活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8、127、171、175、180、181、190页。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载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10年8月27日

【作者简介】符玉梅（1986―）：女，海南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