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佛教申请书简短 皈依佛教申请书简短怎么写(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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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皈依佛教申请书简短一

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我是你们这次旅行的导游。今天就由我为大家提供服务，大家如果有什么要求可尽管提出来，我会竭诚为您解决。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镇，西距西安市120公里，东距宝鸡市96公里。法门寺自古就因为安置有释加牟尼佛的指骨舍利而驰名于世，所以被华夏王朝推戴，而成为我国最早的四大佛教圣地。

法门，意为修行者必入之门。法门寺始建于东汉，寺因塔建。法门寺塔，著名“真身宝塔”，因藏有释加牟尼的手指骨一节而得名。公元前485年，释加牟尼灭度，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皈依佛教，为了使佛光远大，将佛祖骨分成八万四千件，分藏于世界各地，并建成八万四千座塔。我国有19座，佛祖舍利塔，法门寺塔一定是其中之一。因此，法门寺塔和法门寺有“关中塔庙之祖”的称誉。

我们现如今能够看到我们刚进来的山门，又叫做“三门”，左右两边的分别为无相门和无作们，中间为空门，我们一般把出家称为步入空门，大概就由此而来。

现如今我们来到的一定是法门寺唯一的古建筑铜佛殿，大殿里供养的是释加牟尼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在大殿两边还有十八罗汉像，所以铜佛殿也叫罗汉殿。

现如今我们来到的一定是法门寺真身宝塔，然而我们看到的是1987年重修而成的，法门寺自古因安置于释加牟尼佛的指骨舍利而著称于世，也是因舍利建塔，因塔成寺，佛殿中记载，公元前485年，释加牟尼灭度，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皈依佛教，为了使佛光远大，将佛祖骨分成八万四千件，分藏于世界各地，并建成八万四千座塔。我国有19座，佛祖舍利塔，法门寺塔是其中的第五处。所以最初的法门寺叫阿育王寺，法门寺塔叫阿育王塔。

法门寺始建于东汉，寺因塔建。到了唐代时唐太宗在这个地点重修了一座四级木塔供养佛指舍利，唐代所建的木塔在明代隆庆年间时崩毁，在明代万历年间，由法门寺僧人化缘重修了一座8棱13层的砖塔，但是在1981年是塌掉了一半，85年的时候，当地政府为了重修这座塔的时候，便人工拆除塌了一半的半边残塔，87年在清理塔基预备重建时意外发现了地宫，出土了四枚释加牟尼佛指舍利和2499件唐代的皇室珍宝。法门寺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瞩目标焦点，下面就请大家到地宫拜一下佛指舍利。

法门寺地宫总长21.2米，面积31.84平方米，是迄今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寺塔地宫。地宫所发现的4枚佛骨，最令人瞩目。第一枚舍利藏在后室的八重宝函内，长40.3毫米，高低俱通，竖置在进塔基银柱上，第2枚藏在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之中，形状与第1枚类似。第3枚藏在后室秘龛五重宝函的白玉棺内，管状，长37毫米，白中泛黄。第四枚舍利藏在前室彩塔绘菩萨阿育王塔内，色泽形状与第1、2枚类似。经国家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周绍良先生坚定，其中第三枚是灵骨，即佛祖的真身指骨，其余三枚为影骨，是唐皇帝为爱护真骨而命人仿造的。但在佛教徒的眼中，影骨也是圣骨，与有同等的意义。

在参观完法门寺地宫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法门寺的大雄宝殿，大雄是对释加牟尼的尊称。它是1994年开光的，里面供奉的是佛教密宗教派的五方佛，分别代表五个方位东西南北，分别是不空成就，阿弥陀，八日如来，宝生佛，阿处佛，边上的是二十组天，代表天上的二十四天神。

参观完法门寺之后呢，我们来参观一下西边的法门寺博物馆，它是1988年11月9号正式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的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专题性的博物馆。博物馆由法门寺历史摆设、法门寺佛教文化摆设、法门寺唐密曼陀罗文化摆设和法门寺大唐珍宝摆设。

我们先参观一下法门寺历史摆设馆，在法门寺历史摆设馆中，主要向人们展现了法门寺的建寺历史由因，以及各历史朝代对法门寺进行修建的历史实物。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大唐珍宝摆设，其中有44件国宝级文物，99件一级文物，它是陕西88个博物馆中国宝级文物比例最大的一个博物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通碑，它是物帐碑，它将地宫中的珍宝是谁送的，叫啥名字，尺寸大小呀啥的，作了详细地记载，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唐代最可贵的瓷器——南方越窑出土的秘色瓷，秘色瓷专用于皇家，是青瓷中的一种，工艺复杂难度高，因秘方秘而不宣，而得名。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秘色瓷盘，好似底部有一层薄薄的水在上面，给人感受特别的晶莹剔透。然而秘色瓷怎么说在中国差不多失传了1000多年，法门寺地宫中属于首次出土，能够说，它的制作方法依旧不能够明白的，应当说是属于千古之谜。

另外，唐代的丝织品也是相当可贵的。但由于丝绸不易保存，特别多都风化了，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簇金绣，簇一定是压缩的意思。一定是用金丝盘结成花朵的纹式再固定到丝绸的上面，就把这种织物称为簇金绣。簇金绣的可贵之处呢，第一一定是它爱护的完好如心，第二一定是它的做工了，我们看，它的质地是罗，上面的花纹全都是金丝绣的，然而，这种金丝可不是一般的金丝，它呢首先用纯金丝在胎线的上面一圈一圈的缠绕上去，假如说中间的胎线为一米，那样金丝要缠3000转。我们看到织物一定是用这种复合线来织花纹的，曾经做过一个测量，没想到是这种簇金绣上所用的金丝最细直径只有6四，6丝一定是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在现如今世界上制作的这种金丝只有20丝在日本，中国只有70丝，没有想到在唐代据文物显示当时的拉丝技术差不多相当的高，已达到了6丝。

接下来，我们到珍宝阁去参观一下法门寺佛教文化摆设，这个展柜的文物安排也是按照佛教中的曼荼罗做结集的。

其中最可贵的文物是这件鎏金双拢12环的锡杖，名为锡，事实上它并不是锡做的，而是摇这个锡杖环的时候会发出淅淅的响声，是以声来命名的。锡杖的级别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如今所看到的属于世界锡杖之王，规格最高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为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金子和58两银子制成的，然而，代表锡杖级别高低的属于杖首轮和鼓的多少，大家能够看见桃子形状的叫鼓，这个锡杖总共有四个鼓，每个鼓上套了3个环，4鼓12环，4鼓12环所代表的一定是佛教最高级别的法力——四谛12因缘，所以它的法力是最高的。而这种级别的锡杖也只能是佛教的创始人释加牟尼才有资历持的，所以它是世界锡杖之王。

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供奉佛指舍利的器具，最可贵的是这件鎏金捧真身菩萨。菩萨身上挂满了珍宝，手上有一个荷叶造型的托盘，盘子上有一块纯金的金匾，金匾上有文字，经考证是一位叫诚一的和尚给唐懿宗李崔送的39岁生日礼物。说它可贵是因为这位菩萨还完成一桩重要的历史使命，唐懿宗李崔当时为了迎请法门寺的舍利，曾经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所以，舍利迎到长安之后，在兴跪拜之礼的时候一定是安置在菩萨手中所捧的荷叶盘之上，所以这尊菩萨也叫捧真身菩萨。

到这个地点呢，法门寺的参观也接近尾声了，希望我的讲解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想!

有关皈依佛教申请书简短二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续高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