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 国外货物赔偿协议书范本(七篇)
- 上传日期:2023-01-11 08:1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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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一
商品包装盒上注明 所属垃圾类别
初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会对其叹为观止的垃圾分类所折服:日本有些地方的生活垃圾分类多达23种。
外国人到日本后,要到居住地政府进行登记,这时往往就会领到当地有关扔垃圾的规定。当你入住出租房时,房东也许在交付钥匙的同时就一并交予扔垃圾规定。有的行政区年底会给居民送上来年的日历,上面一些日期上标有黄、绿、蓝等颜色,下方说明每一颜色代表哪天可以扔何种垃圾。
扔桌子、衣柜等大件垃圾是需要花钱的,居民要到便利店、超市等处购买一种处理券,把券贴到大件垃圾上,然后在指定日期搬运到指定地点。
在公园、高速公路休息站等公共场所,则通常会设置一大排垃圾箱,分别收集生鲜垃圾、瓶子和罐头、塑料饮料瓶、报纸、不可燃垃圾以及其他垃圾等。在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人们用餐后拎着一袋垃圾站在垃圾箱前,从袋中一件件地掏出垃圾,经确认后分门别类地扔入垃圾箱。
日本垃圾袋是半透明的,所以扔了什么垃圾基本一目了然。如果想“偷懒”,很可能被人指责。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很多日本人以名片上印有“使用再生纸”为荣;饮料容器被分别送到相关工厂,成为再生资源;废弃电器被送到专门公司分解处理;可燃垃圾燃烧后可作为肥料;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
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就已注明了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玻璃垃圾分有色无色 塑料垃圾要分软、硬北欧国家瑞典一直以环境整洁、优美而闻名于世,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该国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瑞典街边的垃圾桶就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家里面的垃圾分类比较细,主要有:残食类、报纸类、硬纸板类、金属类、透明玻璃类、有色玻璃类、硬塑料类、软塑料类。
瑞典的超市在垃圾处理系统中也占据很重要的一环,瑞典所有的中大型超市都设有回收站。这里会分门别类摆放着许多垃圾箱,上面标明专门盛装某种垃圾。有的回收金属类包装盒,有的回收报纸杂志,有的回收塑料包装瓶和罐子,就连玻璃制品也要分为有色的和无色的分开放。
为减少垃圾数量,这里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纳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每条街边都设有不同分类的大垃圾箱,每家每户附近都有一个垃圾回收中心,专门收集分类后的垃圾。
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这些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里。这样做起来很方便,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更为先进的是,有些居民的厨房水槽里还装有食物垃圾粉碎机,垃圾可被搅碎后直接冲到地下水桶,再由垃圾运输车直接送往沼气场,连收拾都省了。
丢错垃圾政府发函警告
王女士20xx年去美国探望儿子,说起在当地的生活,她直言“丢垃圾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得要学习一阵子。”
“儿子的公寓楼附近摆放着绿色和黄色两个垃圾箱,绿色的用来装可回收垃圾,黄色的装不可回收垃圾。有一次,我没注意将废纸和剩菜放在了一起,环卫部门竟向儿子发了信函提醒说:"你们家生活垃圾放错了地方,如果下次再违规,我们会进行罚款处理。"”
在美国,不同地区垃圾分类不同。比如旧金山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和普通垃圾;洛杉矶将垃圾分为三类:可回收垃圾、植物垃圾和普通垃圾。
纽约是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城市。市政府统一规定,垃圾桶分蓝色和绿色。纸类垃圾放在蓝色桶中,瓶子罐头等则放绿桶里。秋季的落叶和冬季的圣诞树则由专人回收。
政府也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理出的垃圾。
有机垃圾当肥料埋在自家花园
德国早在1920xx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至今已有100多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而合理的体系。
通常情况下,每栋住宅楼都有3至4个垃圾箱,分别存放各种包装物、不可回收垃圾、纸制品以及玻璃瓶。垃圾公司根据住宅楼的住户密度,决定垃圾箱的大小,确定住户需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
家电、电池、家具等垃圾则采取定点收集处理。
与垃圾分类相伴的就是德国统一、标准化的垃圾箱设计及其简洁清楚的标志,如德国各地投放玻璃的垃圾箱就被漆成白色、绿色和棕色,分别用于投放透明、绿色和棕色的玻璃瓶。又如,在投放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箱上都有橙色标志;投放包装物的垃圾箱则为黄色。
在家庭垃圾方面,德国人处理非常仔细。日常生活中制造的垃圾大部分都是有机垃圾。若是有自家花园的,他们就将这些有机垃圾当作肥料自行掩埋。比如酸奶的罐子,他们都要用水将罐子里酸奶的残留物清洗干净,再把罐子扔掉。家里的报纸和纸张类是积攒到一起再扔到专门的纸张类的垃圾桶;对于啤酒瓶子等专门的玻璃制品,也有专门的垃圾桶。
为将这套复杂的分类系统传给下一代,德国学校的老师和父母们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意识。上小学时,老师也会专门教学生如何扔垃圾。
用可回收垃圾换食物
在巴西的库里蒂巴市,有一个计“树”牌,上面不断刷新的数字表明:我们通过回收垃圾,相当于又少砍了多少棵树。为了鼓励市民分类回收垃圾,政府资助50%的成本实施“垃圾购买项目”,垃圾回收车一周两次来社区,后面还跟着一辆满载食品的车,市民用2公斤的可回收垃圾可换回1公斤的食物,或者公共汽车票、文具,甚至圣诞礼品。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二
一、留学背景
我出国留学的专业是教育社会学,希望从中外对比的角度中来研究课题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9世纪后期,义务教育普及后,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家长自由择校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一些1翟博发展中国家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捷克在个性化教育方面表现突出。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地区开始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xx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提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一条,使中国教育均衡发展上升到法律层面,掀起了中国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与实践的过程。
但是,目前国内外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大部分研究成果还停留在经验总结和基础理论探讨上。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来看,国内外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在实践中,只有部分地区取得了一些成绩,总体情况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城乡之间。迫切需要探索更加完善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模式。所以我希望通过留学项目,可以更多的了解到世界各国教育均衡的研究成果,促进1翟博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留学原因捷克查理大学
查理大学成立于1348年,是莱茵河以东1捷克地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1捷克查理大学大学之一。培养了从人文学科到医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数百名专家,一贯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这种优良传统能给我很好的熏陶,这种教学模式是我的追求。同时,在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影响下,学校有着良好的教育积累;另外教育学、社会科学等查理大学专业正好是英语专业,留学生也比较多,有利于我适应环境和早期的专业发展。
地理上,查理大学位于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的城市,是全国经济中心,重要的文化中心,旅游中心。这个城市有大量各种风格的建筑,还有许多剧院、博物馆和美术馆,可以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全方位陶冶自己。同时,城市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与周边国家联系密切,方便我对多个国家的教育进行对比研究。
三。预期目标、计划和可行性
我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在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梳理国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体系,回国后进行系统的中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比较研究,构建1翟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体系和生态良性发展模式。留学预计8个月:2个月语言适应和提高,4个月理论学习和研究,2个月教育考察和实践研究。
目前从事西部农村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本科学历是英语专业,在专业基础和语言方面有条件完成研究任务。回国后,我会继续在延安大学工作。单位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科研条件,也支持我继续从事这项研究,肯定会有所突破。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三
甲方:。
乙方: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因甲方在卡塔尔建筑工程需要,招收乙方来卡塔尔从事建筑装饰瓦工工作。
本劳务合同是由乙方本人在神志清醒、无任何压力或诱惑的情况下,经过多次阅读和反复思考,并取得亲属的支持后,自愿签署的。
1.甲方责任
1.1.甲方提供乙方赴卡塔尔的工作准证和签证。
1.2.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在卡塔尔的工作保险。
1.3.合同期满二年后,甲方负责提供乙方由卡塔尔至中国的机票,如果合同期间乙方自动毁约,要求提前回国,甲方扣除乙方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同时机票有其本人承担。
1.4.甲方提供乙方在卡塔尔期间的合理的食宿。
1.5.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在卡塔尔期间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1.6.甲方负责乙方在卡塔尔期间的一切管理工作,如果乙方本工种工作量不足,甲方有权调配乙方其他工作,乙方必须服从。
2.乙方须具备如下条件
2.1乙方须是思想正派、身体健康、技术熟练,能吃苦耐劳的合格建筑工,能充分了解并适应卡塔尔的高温天气,能完成合同期的工作。
2.2.乙方在中国无犯罪记录,符合国家规定的出国人员政审及体检标准,如隐瞒病史,甲方将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所有后果由乙方个人承担。
若乙方因慢性病在国外发作而无法继续工作,乙方必须回国,所发生的医疗费、往返机票费、签证费、工作证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3.乙方的工作职责
3.1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保证工作质量,符合甲方的施工要求。
3.2.严格按照甲方对建筑工的操作要求进行工作,不能凭自己意愿施工,不浪费材料,对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甲方将要求乙方予以赔偿,并在当月的工资中扣除。
3.3.文明施工,无条件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规定,如有违反,甲方有权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罚,由此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一律由乙方负责。
3.4.鉴于卡塔尔的实际情况,甲方在合同中已将工资标准及发放的办法在合同中作了规定,乙方己表示同意,乙方到了卡塔尔之后不得与其他国家的工人或其他中国工人攀比收入,甲方有权对表现好的工人进行奖励,对违纪者进行处罚。
3.5.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领导与管理。
乙方自带并负责保管自己和本小组的各种手动工具,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工具丢失或损坏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3.6.乙方在卡塔尔必须遵守以下规章制度,如若违反,经甲方查证属实,甲方将立即终止合同,并将乙方遣送回国,所发生的遣送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
甲方保留追索损失的权利。
乙方必须遵守甲方项目部的管理纪律、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乙方不得违反卡塔尔当地法律法规及其宗教信仰。
乙方只能为甲方工作,不得私自外出打工、不得以任何形式变更雇主或私逃。
乙方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纪活动。
乙方不得与当地人或外散人员同居。
乙方不得赌博、嫖妓、打架、酗酒及加入任何教派。
乙方不得无故旷工。
乙方不得无故外出不归。
乙方不得向外人泄露甲方业务机密。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参与罢工。
乙方不得煽动闹事。
3.7乙方不得根据自己的利益强行要求更改本合同条款,也不得强行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并以消极怠工等方法要挟甲方。
如有发生,甲方将依照卡塔尔相关法律作出严肃处理。
即:
每旷工或怠工一天扣罚2天工资。
旷、怠工超过3天的按罢工处理,三天内遣送回国,遣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已由甲方承担的往返机票款,在乙方工资中扣除。
如果同班组、同宿舍超过4人怠工或旷工,其性质视为罢工,三天内遣.
送回国,遣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请假休息,则不计当天工资,每周请假休息不超过1天,病假例外。
4.合同期及乙方的工资待遇
4.1本合同期为二年。
根据双方的的愿意可以延期。
4.2工资标准:乙方在卡塔尔的收入主要按计件办法实行。
砌墙,抹灰,贴瓷砖,
贴大理石根据难易程度定价。
甲方按工作需要,将乙方编入相应班组,以班组为结算单位,工程量按实计算,价格按拟订的价格计算。
无法计件的工程量或工作,可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的标准为:每天正常工作10小时(以进入工作面时间为准,午饭和午休时间不算),必须完成下达的施工任务,月工资不低于7000元人民币。
如因乙方个人原因,不能完成甲方下达施工任务的,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下调乙方的工资标准。
4.3休息日采取自愿加班,加班采用计件或计量工资的形式,计件工资或计量工资标准按双方签订的计件工资的单价进行包干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4.4工资发放方式:工资按月结算上册,第四个月支付第一个月工资,依此类推,。
在卡塔尔期间每月发放生活费100卡币,该费用在发放工资时扣除。
4.5甲方免费提供住宿,伙食。
4.6甲方一次性发给乙方劳保用品,如有损坏自己购置。
因未穿戴劳保用品发生的伤残由乙方承担责任。
4.7甲方为乙方办理在卡塔尔工作期间的工程意外保险。
乙方如发生工伤意外,将按卡塔尔法律进行处理
4.8乙方在卡塔尔工作期间,如发生疾病可以到卡塔尔政府和劳工部指定的医院就诊。
5.其它
5.1如因工程需要延长合同期,乙方必须服从。
5.2如因乙方本人原因(如工作达不到质量和数量要求、隐瞒病情、不能符合卡塔尔体检要求、无医生证明之病由、家庭事由等,以及违反第2.、3条款)致使乙方不能完成合同期限而提前解约,则乙方必须赔偿因提前解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5.3如乙方因工伤事故而死亡,甲方负责按当地风俗办理善后事宜,费用由甲方负担(仅限于卡塔尔劳工法规定的保险范围之内的事故),无论何种死亡,乙方家属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到卡塔尔处理后事。
5.4乙方在卡塔尔从事非法或不道德活动,则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乙方不得因此提出由甲方为其作担保等无理要求。
5.5方发生工伤事故,且经保险公司等有关方面查证事发实属非当事人自身原因引起,甲方负责协肋乙方办理保险索赔事宜,索赔得到的赔款扣除实际发生的各种费用后,全部转给乙方本人或家属,当事人不得到有关部门直接介入索赔事宜的处理。
若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意外事故,则甲方不负担任何责任。
5.6乙方进入卡塔尔之后,如不能通过卡塔尔的体检或不能适应工作,以及医院证明患肝炎、肺炎、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糖尿病、性病、爱滋病、结石病、关节炎等症状,应立即回国,来回机票、签证费用自付。
若拒绝回国,超过卡塔尔劳工部限定的日期,一切后果自负。
5.7乙方进入卡塔尔工作后,如因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政治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甲方工程中断,使乙方提前回国,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8本劳务合同期限两年,时间从抵卡塔尔第二天起,到离卡塔尔的前一天止。
工人登机前甲方退还工人出国时所交10000元履约保证金。
5.9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直至双方全部履约后失效。
5.10执行合同期间如产生争议,甲乙双方应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如产生重大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则双方约定向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乙方:
日期:年月日日期;年月日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四
甲方: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
双方为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经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加工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加工________(产品)________套所需的原材料,甲方将乙方提供的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后交付乙方。
第二条交货乙方在合同期间,每个月向甲方提供________原材料,并负责运至________车站(经________港口)交付甲方;甲方在收到原材料后的________个月内将加工后的成品________套负责运至________港口交付乙方。
第三条来料数量与质量乙方提供的原材料须含____%的备损率;多供部分不计加工数量。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材料应符合本合同附件一(略)和规格标准。
如乙方未能按时、按质、按量提供给甲方应交付的原材料,甲方除对无法履行本合同不负责外,还得向乙方索取停工待料的损失;乙方特此同意确认。
第四条加工数量与质量甲方如未能按时、按质、按量交付加工产品,在乙方提出后,甲方应赔偿乙方所受的损失。
第五条加工费甲方为乙方进行加工的加工费,在本合同订立时的________年为每套________币________元;合同订立第二年起的加工费双方另议,但不得低于每套_____币_____元;该加工费是依据合同订立时中国国内和国外劳务费用而确定的,故在中国国内劳务费用水平有变化时,双方将另行议定。
第六条付款方式乙方将不作价的原材料运交甲方;在甲方向乙方交付本合同产品前_____个月,由乙方向甲方开立即期信用证,支付加工费。
第七条运输与保险乙方将原材料运交甲方的运费和保险费由乙方负责;甲方将本合同产品送交乙方的运费和保险费由甲方负责。
第八条不可抗力由于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不可抗力引起的事故,致使一方不能履约时,该方应尽快将事故通知对方,并与对方协商延长履行合同的期限。
由此而引起的损失,对方不得提出赔偿要求。
第九条仲裁本合同在执行期间,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方式协商解决。
如未能协商解决,提请中国________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仲裁适用法律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条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在中国法律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国际通行的惯例。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
第十条合同有效期本合同自签字日起生效。
有效期到本合同规定的__________套由甲方加工的成品交付乙方,并收到乙方含加工费在内的全部应付费用时终止。
第十一条合同的续订本合同有效期届满之前_____月,如一方需续订合同,可以向对方提请协商。
第十二条合同文本与文字本合同正本一式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份。
本合同以中、_____两国文字书就,两国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两国文字引起歧义,则以_____为准。
第十三条其他
1.甲方为交付乙方产品而耗用的包装、辅料、运输及保险等项开支,在加工费以外收取,但这些费用不超过每套合同产品的_____%。
2.甲方收到原材料后,应按乙方提供的技术标准,对其规格、品质进行验收。
如乙方提供的原材料不符合标准,或数量不足,在甲方向乙方提出检验报告后,乙方负责退换或补足。
第十四条合同条款的变更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或遇特殊情况需要补充、变更内容,须经双方协商一致。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五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六
推荐信是国外学校了解学生的重要依据,在研究生课程中尤其如此。国外高等院校不仅注意申请人的考试成绩,也很注意申请人在学习和专业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多方面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推荐信,各大学和学院都自行规定推荐信的数目,一般大多数国外研究生院要求学生提交三封推荐信,学生可选择现在或以前的老师、教授或雇主作为推荐人。推荐人须熟悉学生的学习情况,应了解学生的目的是否明确,在学术上是否有前途,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创造性、个性和特长。一般情况下要注意以下几点:
推荐信应尽量避免使用人人都适用的评语,要力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判断其是否适宜选学某个专业。比如:学生选学管理类课程,学校就比较注意学生的领导才能和沟通人际关系的能力;学生选学理论性较强的研究项目,学校倾向于接受那些理论基础良好并且有攻关精神的申请者,学生选学新的,渗透性强的学科,学校则考虑学生的`求知欲,对新事物的反映及适应能力。
推荐信最好能举例说明学生的特点、能力和成就,例如,曾经获得的奖励,发表过的论文,参加过的重要学术会议,以及曾在学生组织事教学组织是的任职等等。
对外国学校招生办官员来说,恰如其分地评份申请人的能力(既指出优点又指出缺点)的推荐信比一味赞扬更有说服力,因而也更有价值。
(1)推荐人应对学生的学习或专业工作情况比较熟悉;
(2)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张其辞,也不要低估学生的能力;
(3)不要用套语,介绍学生的情况要具体、详细,不要过于单调,泛泛而谈。
(4)学生在教学活动以外的其他表现和成就也可作简略介绍
(5)如国外大学提供了推荐表格,则必须使用这类表格、并认真填写各项内容;
(6)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冒名写推荐信;
(7)推荐信必须有推荐人亲笔签名,最好直接由推荐人寄难学校招生办官员。
(8)要用外语写推荐信,否则应附有翻译件。
如何写国外产油协议书范本七
在近段时间里,有部纪录片在热播《大国外交》,这部纪录片主要讲述习近平这五年来在国际事务上作出贡献,为经济低迷的世界开出来中国的药方。
一直以为当__是很潇洒很过瘾,但当看了这部纪录片真的有点很心疼__,真的是为了中国这个巨大而悠久的国家的梦想。为了让这个国家再不受别国欺辱,为了中国从当初的辉煌而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中国声音越来越强,中国的“一路一带”受到了很大的认可,多国元首齐聚中国,这是建国来从未见过的盛世。
中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作为天朝上国,在我们的内心有着诸多的骄傲,但是这些骄傲都曾被打破过,我们开始质疑,开始愤怒,开始迷茫,人们找过诸多的方法来挽救,有的人开始质疑我们的人种,开始崇洋媚外,开始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最终中国找到了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在这纪录片中有诸多的感动,很感人,被诸国打压,现在成为世界的药方的开出者,感到了一代代人的努力,看到了__的工作日程,让我觉得,__都在为我们国家的梦想而努力,我们凭什么在抱怨,再迷惘,跟着他的脚步大步前进,我们迟早会领导全球,重拾我们上国的自信,成为世界的中心。
我们对社会对国家的抱怨,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好,是应为我们爱的深沉,是因为我们曾是世界大国,我们不曾承受屈辱,之所以对国家的抱怨,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国家要求很高,习近平在执政的五年中交出满意的答卷,这不是我们一代人的努力,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前仆后继。
在这部片子放完之后,让我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让我觉得祖国确实强大了,世界都在开始接纳中国,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开始说中国话,来中国留学、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足。
在影片中习近平的形象可是深得人心,很多国家都对__接待都是超高规格,这也显示中国的作用,与强大。在其中有一段在巴西农场主的女儿依偎在彭__的怀里,看着__与夫人,就像是和蔼可亲的父亲、母亲。
越来越对自己国家的强大感到开心骄傲,从心里觉得我自身的责任也会更大,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为社会尽一份力,对中国梦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屹立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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