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汇总9篇)

总结是对过去的一段时间进行回顾和反思，以便更好地规划和展望未来。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不只是匆匆忙忙地罗列观点。探索自然界中的一些奇妙现象，你会发现它们是如此美妙而神奇。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一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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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二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关键词:治史态度;治史方法;治史价值。

朱熹和陈亮围绕“王霸义利”问题所展开的论辩是思想史上的著名论战,对于这场学术之争所发生的缘由,历来的研究者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但双方在历史观念上的重大差异则是导致这场笔墨官司的最基本因素。

一、治史态度的分歧。

1.陈亮以变通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

陈亮使用的“变通”一词,源出《周易・系辞下》:“变通者,趣时者也”。这里的变通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意思。而陈亮笔下的变通是“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在他看来,一个事物发展的“势”是有穷期的,“况其势已穷而将变,变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此事物的势到了穷尽的时候,就会变化为彼事物。因此,他主张“通天下之变”,也就是循道而变。

陈亮运用变通观点来说明周公之道。他指出周公制作的礼是集百圣之大成,可以通天下之变而不会穷尽。可是,周朝维持八百年后大势已去,“诸侯既已植立,周之王徒拥其虚器”。但是,“当是之时,周虽自绝于天,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这就是说,周王朝虽然不行了,而周公制定的那套制度,要是能变而通之,仍然可以继续存在下去。陈亮说:“《周礼》一书,先王之遗志具在,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后有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人道备,则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变。变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而尤其穷哉!”他还指出,“圣人论《易》之法象而归之变通,论变通而归之人,未有偏而不举之处也。”陈亮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角度,提出人们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把握时势变迁的所以然之故,以求上达于天理、中合乎人道、下通于人世之变,真正使孔周之道、变通之理与天地日月同辉。

陈亮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自麟止以来,上下千五六百年,其变何可胜道,散诸天地之间,学者自为纷纷矣。”依陈亮之见,人们要“明于天下之大势,通古今之变”,才能适应形势需要。陈亮以变通为标准评价历史,指出从古到今每一个朝代都是因时制宜、变通行事的。“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通其变而天下安之。”“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汉高祖约法省禁也是“知天下厌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与因陋就简,存宽大之意,而为汉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

陈亮以变通的历史观分析宋朝历史时发现了其固有的.弱点。“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使天下安平无事,犹将望陛下变而通之。而况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国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陈亮认为南宋王朝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变通,否则将为他姓王朝所取代。“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辱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

权变必须要遵循变通的规律,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能达到变而通之的目的,权变的类型和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变通是一定的,其形式则是变动不居的;只有一定的规律,没有僵化的模式,“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为复开数百年之基。”由上观之,陈亮的变通思想既要遵守规律、坚持原则,又要根据实际条件,灵活采取多种形式,真正达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功效。应该说陈亮的变通思想切中时弊,鞭辟入里。然而,南宋王朝的大厦即将倾覆,独木难以支撑。

2.朱熹以先经后史作为治史的原则。

朱熹与陈亮的主张不同,他认为治史必须遵循先经后史的原则。先经后史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指以经为本,以史为末。朱熹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只有先读经,在此基础上体验“义理”,而后再读史,以“理”考古今治乱及制度典章。第二层意思是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为学要“先立大本”。研读儒家经典是本、是“体”,读史书考查古今治乱安危、礼仪制度,是在“用处作工夫”,是“用”。因而读书要先读经以立“义理”之体,而后方可考诸史事之用。

朱熹认为,“理”不是得自于历史经验,而是得之于《六经》。虽然经史都可以读,但首先必须要明“义理之要”,在此前提下才能读史,以臧否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先穷研经书以洞明“义理”有两个好处:一是读史时心中有一个衡量的尺度,这样读史就可以保持客观冷静,不会被纷繁复杂的历史场面搞糊涂了。“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此亦当预防也。”第二个好处是识得“义理”,心如明镜止水,就能辨别历史上一切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人物及事件,如此便可“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

朱熹认为个体要识得义理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志,要“以圣贤为师。”只有以圣人为师且永不改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方可成就自己的道德涵养。因此,个体必须脚踏实地、诚惶诚恐地进行道德修养锻炼,使自己完全自觉地遵循“天理”的规范要求,这样才能取得“达理然后可以制事”的目的。其次,还需要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加以体认。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先贤在《论语》、《孟子》、《中庸》等经书中所阐述的“义理”只是书本的东西,要想把纸上的义理变成自己的东西就需要加强个体内心的认真体认。

朱熹对为学不遵循先经后史原则的学者是持批评态度的。对于吕祖谦主史学而不重读经的治学理路,朱熹说:“伯恭便不教人读《论语》”。“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今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朱熹在写给吕祖谦的弟弟吕祖约的信中说:“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切要之务。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三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四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五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六

高二历史的学习，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的学习，要注意比较学业习方法的运用。世界近代史不仅阶段明显，而且几条线索也非常清楚。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二历史学习方法：比较学习法，供大家参考!

世界近代史不仅阶段明显，而且几条线索也非常清楚。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殖民扩张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等知识在各个阶段基本上都有涉及，学习时要注意比较、归纳、概括，找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

如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有17、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1848年欧洲革命和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不同阶段发生革命的相同原因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但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不同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革命的根本任务、革命的进程、革命的借据和影响有很大的差异。

又如思想领域出现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等进步思潮，其产生的原因、思想观点、性质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处于不同阶段的这些思潮其具体主张、历史作用和影响又有很大的不同。学习时对一些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纵向联系、比较、归纳，就能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学习效率。

合理安排时间复习。

记忆是历史学科要求的最基本的能力，复习周期越短、记忆效果越佳。有些同学每天虽有固定的时间复习历史，但往往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今天中国古代史、明天世界近现代史，或者连续一段时间或复习中国古代史、或复习中国近现代史、或复习世界近现代史，周期相对较长，结果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复习到前面又忘了后面。

每天固定的复习时间里，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都要有明确的量的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1.确定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对教材的复习遍次，再根据每册教材内容的多少确定每天对三本教材的复习量(即每天复习多少页)。

2.针对中国古代史内容相对较少，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的内容较多且理论性较强;在固定的50分钟时间里，安排中国古代史的复习时间可用10分钟，另两本教材各用20分钟，再根据每天所规定每本教材的复习时间、所要复习的量来确定每天每本教材要复习多少页。

3.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复习完后，再复习这两本教材的下册，每天所用时间、复习量、方法与上册相同。但此时《中国古代史》已经复习了一遍，是否还要接着再复习?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古代史》的史实记忆相对较多，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侧重于理解，因此中国古代史的复习遍次应多一些，且每天分配的时间只有10分钟，要记住并理解其内容也应多看。

每一遍复习都有侧重点。

以理解为前提的记忆效果比单纯的记忆要好;为此，要掌握知识应注重理解，而且每一遍次的复习不能简单地循环往复，要有侧重点、针对性;这样可使复习以及对知识的了解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达到理解并记住的效果。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遍复习以教材内容为主，包括教材标题、大小子目及具体的内容，做到事无大小、轻重，均一一过目，理清各标题之间的关系。目录是知识的框架，只有把握了历史框架，才能将零碎、非有序的具体知识点归属弄清楚。

第二遍复习以理清历史线索并进行知识拓展为重点。从目前高考文科综合试卷看，历史学科的试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对历史发展沿革(即历史基本线索)的考查，二是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及创新能力。因此复习时要注重对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整理并力所能及地进行学科间的知识渗透，然而学生因能力所限，复习时很难深化与拓展。第二遍复习以解决上述问题为主。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七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八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也曾道：“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清代浙东学派的重史特点可见一斑。虽然浙东史学在考据大兴时因受到压制而衰落，但其史学观念与传统却影响深远。近代不少浙东人士都有志于恢复其重史的传统，陈黻宸便是其中一员。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海内师表”。他学养深厚，于经、史、子诸学无所不究，对西方文化又有所领略，是一位“去旧不能、欲新不达、中西交错”的学者。在解析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他对浙东史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学术置换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清代浙东史学以“六经皆史”或“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主要传统。无论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还是章学诚、邵晋涵等，都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尤其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的章学诚，更是针对乾嘉时弊，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提“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陈黻宸对浙东史学传统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上，也主要是对章氏学说的肯定和发挥。

一“、六经皆史”即“尊经重史”

对“道”的执著是中国传统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们给予“道”的载体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是针对韩愈的“道在六经”，特别是顾炎武、戴震等主张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章学诚生活时代的经学，主张道在六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以明道。但是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六经为道之载体，史也是道的载体之一，要“因史见道”，于是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意在打破“道”专在“六经”的观念。对于章氏之说，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为章氏此命题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是“贬经为史”;二是以为章氏“尊史不抑经”，是“尊史为经”。章氏“六经皆史”的本意究竟为何?细考其言，不难发现，后一种理解更为恰当，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学诚曾言“：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承认六经具有载道的功能，予六经崇高的地位;二又认为道不为六经所专有，约六经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担负载道的重任。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在尊经的前提下，抬高史学的地位，将其置于与“六经”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经重史”。考陈黻宸对经史的论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二、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争。

今古文经两家对孔子及六经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家认为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是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蓝图，故当探求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家则把孔子看作一史家，认为六经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产物，当考查其所述之事。见解上的分歧，使今古文两家争执不下，不仅形成了严重的门户畛域，而且给史学研究也带来了不少伤害。因为他们都把史学作为其阐发各自经学见解的工具，这往往使史学受到忽视而不能正常独立发展，甚至沦为经学的附庸。宋恕曾对今古文之争下的浙东史学的艰难发展状况有一番描述，他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但在明代，永嘉史学因受八股取士和阳明心学的双重夹击而呈衰落之势。入清之后，虽然有黄宗羲重新强调重史，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继之，使史学的发展一度得以延续;但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人们只注重一字一音的考证，对历史制度毫无所涉，史学的发展又受到了压制。而18世纪崛起的今文经学也轻视史学。“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三、以史代经，行“道德之权舆”

应对近代社会的变迁，是陈黻宸言“六经皆史”说的又一用意。

前已述及陈黻宸生活的年代，经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抨击，尤其是道德教化功能，更被言为专制统治者施行专制的枷锁。虽然在陈黻宸看来，人们批判的经学是被术化的经学，反对的经学道德教化内容也多是质变后的内容，而真正的经学及其道德教化功用仍是指导国人最好的精神工具。但在近代反经学的大潮中，他也意识到明目张胆为经学摇旗呐喊并不会给他所珍爱的经学带来好运，而且他所理解的经学本身也不同于以往，所以他只能别辟他径以保经及其功用的存在和发挥。于是，他一方面梳理经学发展史，指出真正的经学在历史上并未受到重视，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予经新的涵义;另一方面，在“新史学”潮流下，又藉“六经皆史”说所表达的“经史同源”的含义，将史视为“道德之权舆”，以史代经，将原本由经学所担负的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史学上，既保留住经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顺应了社会反专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他说：“史者，道德之权舆也”，“毁誉之准，是非之宗，善恶之归，荣辱之衡，德之于史重矣”，即言史学具有匡扶人心，奖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如此，原来由经学承担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就可以由史学来承担了。那么史学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呢?陈黻宸以为可以通过史家的作品来实现，“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为言大矣。”约陈氏之意，品德高尚之人有很多言论可以传世以教化人心，而史家所作的史学文本便是其中的经典，这些作品不仅是史家道德品质的体现，而且反映了史家对是非、善恶、荣辱的评判，不仅可以约束教化人心，而且还能对专制统治者以震慑和制约，这从古代史官的地位之崇高和重要以及秉笔直书可以看出。因此，他希望恢复史学的这一传统，用史官的作用制约权力者的行为，在近代起到反专制的作用。

四、结语。

分析陈黻宸“六经皆史”思想，他的基本思路与章学诚是一致的，都是要尊经重史，以“经史同源”的方法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显然又有所不同。章学诚生活的时代，传统学术格局并未改变，经学依旧如日中天，是万人尊奉的对象，史学却不大受重视，甚至只是作为阐释经学的工具。所以章学诚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相信经史本来同源，史本为经即可。而陈黻宸所处的时期，学术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今文经学曾有一段时间的复兴，但经学式微的命运却不可挽回，经学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传统史学尽管也遭到了批判，但史学的作用被人们重视起来，特别是“新史学”思潮的形成，史学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为许多学界巨子的主要学术着力点。因此，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要在史学地位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经史同源来提升经学的地位。当然陈氏此时提升经学的地位并非旧时学者的盲目尊崇，而是以保留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藉此收拾道德伦理标准被推翻而致的社会道德败落的局面为目的。所以他以史来消弥今古文之争，使传统学术研究趋向正常，以史代经行道德权舆之功能，希望通过贯穿经过他扬弃的经学道德伦理观念于史学作品中惩戒规劝民众，挽救社会风气。

总之，陈黻宸的“六经皆史”是在章学诚纯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了顺应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容，使之成为应对近代社会、学术变迁的一个路径。透过他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可以感受到近代经史嬗变的微妙过程。

史学比较范文怎么写篇九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