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 对新疆的认识为心得体会(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1840年，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这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些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野蛮和屈辱。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勿忘过去，面向未来!用我们的勤勉与奋斗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勿忘过去，面向未来!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国永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人们常说“皮相好的人惊艳，骨相好的人耐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此书，让我感叹此书“皮相和骨相”都甚好，初读惊艳，再读仍是为之叹服。我“正正经经”地学习历史六年，虽对历史甚是喜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他“枯燥、乏味”的评价。尤其中国近代史，从初中开始反复学习，那些历史事件早就烂熟于心，应试教育下的强行记忆更添乏味。堆砌罗列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史书，会令人没有翻阅的欲望。先生此书，让我耳目一新，且受益良多，知晓了以往许多我所不知的历史，亦更新了我一些观念。曾为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沉醉，但该书加入了小说的手法，多了许多趣味幽默，却少了一丝历史的厚度沉稳。先生此书既比一般史书生动但仍是历史纪录的方式，中和二者，正当好。

一

读书不可不知作者。

蒋廷黻先生幼年入学，从小学习新学，少年时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青年时赴法国进行战地服务，当时便体现出对国民的关心，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后回美国先后修习新闻、政治，后主攻历史。可见先生对政治是有专业知识的，这对其后来研究历史自当有大助益，毕竟“政史不分家”。获博士学位之后同年就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蒋廷黻先生是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后弃学从政，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先生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我们已可从先生生平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真才实干、有科学知识、有深厚文化基础、有一副爱国心肠的人，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

借浅谈此书之特点论吾所知所感。

特点一，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只是讲述“近代之历史”，先生惯于联系久远的历史，也常常以后来的事实为据，使读者可以更加通透的理解历史。

如本书开篇就以往的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与英、美、法诸国相比，提出“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来阐述其所言“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又如此《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的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讲太平天国起因，并不像通常那样讲“政府苛税”“天灾人祸”“民心不稳”“外敌入侵”，而是从中国惯有的历史走不出的“循环套”。中国历史惯常是“大乱之后有大治”，大治之后又走向衰败，衰败后大乱起，遂新朝建，大治起，历史又进入怪圈进行下一个循环。明末大乱，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如此讲解不仅让读者很好的把握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必然性，也一并解释了中国几千年的起义，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又如第二章第四节“洪秀全失败”中讲发挥重要作用的曾国藩的湘军，蒋廷黻先生联系了几十年之后的北洋军阀。

先生先讲其组建的文化基础与现实条件。其一，湘军是民间的“团练”所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这种武力保存了乡民的勇敢朴实，加之农民对“匪祸”有切身利益，军队便更加团结勇敢。其二，“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才干，但这两点虽然是湘军之所以骁勇善战在清朝腐败的军队中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其弊端之起因。湘军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私有军队的起始，其流弊延续下去并对民国建立后的中国影响甚大。因为湘军的特殊组建方式，所以湘军“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都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对于国家的概念很是淡薄，遵从长官而不是国家。“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如先生所言，这自然不能归咎于湘军，这是中国几千年“熟人社会”“家族观念”“乡土情怀”所留下的，其在发挥精神纽带的有利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着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军队形式对中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的四分五裂，北洋军阀的士兵将领们并不知什么的国家天下，他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有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军，都听从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所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便失去了领导者纷纷做了“小袁世凯”。先生此书的讲解解答了我对于“为何袁世凯死后便出现军阀混战”的疑惑。

中国在民国初建后正逢列强忙于备战无暇顾及中国，又加上国家新建，革命之威尚未散去，本应是一鼓作气奋起直追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袁世凯一死军阀混战把国家再次拖入混乱。容我们设想，这错过的十年光阴若用于建设国家上，后来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巨大悲痛耻辱是否可以避免呢？中华民族在近代一次又一次错过崛起发展的良机，今日想起，国人仍不免心痛。

特点二，人物、事件立体，“有血有肉”。

此书短小精悍，用六万字诉说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但较之历史教材，增添了许多细节，叙述与议论并重，人物更加突出，事件更加连贯与丰满立体，引人入胜。特别是人物的记叙与分析，使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使读者更好的把握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也就进而更好理解他们的行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事件便不成历史。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之后，也就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始，理解历史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也就是理解历史。读完此书，令我触动最大的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晚清重臣。大多数没有去了解过的人，对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或是“西太后的代言人”“晚清政府的走狗”“卖国贼”等，甚至于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常被提及她与李的这层关系。特别是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们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更是将李鸿章推向了罪人的刑台。

但走进历史，李鸿章当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臣吗？

诚然，李鸿章大约算不上功臣，一来洋务失败，北洋覆灭，甲午战败，二来大多丧权辱国条约都签自他手下，算是卖国的代理人。于历史进程而言，李鸿章的确没有什么功劳，即使是图强的洋务运动也因为让晚晴苟延残喘了几年而贴上了耽误的标签，至于当时或许万般权宜后签订的条约，放在历史里，后人却未去细细体会当年的为难，只看条约给国家带来的伤害。

但我从这本书中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一个有才干，有远见，在种种艰难中苦求国家富强的臣子。

李鸿章曾对恭亲王上书说，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还看出日本的快速发展，从明治维新种看出日本的威胁，并认定改革必须先培养人才，呼吁改革科举制度，让新学子学习科学文化。在186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出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且深感中国所受到的威胁，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像蒋廷黻先生所言，“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无疑是有功的，既然我们承认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那便不能够以洋务失败否认其贡献。况且洋务失败更多的是历史社会原因，洋务派的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北洋覆灭，甲午战败，其自然是要负责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却也不是其一人之过。邓小平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但李鸿章能称得上是清朝的领导人吗？中国人一向惯于给人物定性，将人物脸谱化，用事件定功过，只看结果。又或者，一过毁前功，李鸿章一生，且不恰当地说，算是“前功尽弃”吧。

历史纷纷扰扰，武则天尚留无字碑，后人难以复制历史，对古人的评说也就始终隔了岁月的隔阂，终究是难以完完全全定下结论。

“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写得好的史书更是如此。“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为什么历史上以往十分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会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直至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极端困苦为什么自从有了.....的领导之后，中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迅速屹立在世界之林为什么有了党的领导之后，我们的祖国会日益强大，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是一部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史，但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追求近代化的奋斗史!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绝对优势，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无力抵抗外来侵略，为资本主义入侵供给了机会。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经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侵夺中国主权和巨额财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财政、文教、国防等大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清政府封建落后，始则盲目自大、闭关自守，到外国资本主义打进来后只经过短暂对抗，当明白外国侵略者并不想推翻大清政权，而是要通商贸易和掠夺财富，便开始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把镇压人民放在第一位，暴露了其敌视人民的丑恶嘴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景下，清政府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出卖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路线，压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致使战争全面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权贵逃亡西安。战争结束后，慈禧竟然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其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一副丑恶奴才嘴脸。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各自在不一样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北洋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交替更迭，人民苦不堪言。

可见，腐败无能、软弱透顶、闭关自守的政府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根源。

虽然清政府极端愚昧腐朽，可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从反帝到反封建，广大人民群众一向是主力军。无数次大大小小抗击外国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斗争，如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戊戌维新、打倒"洋人朝廷"的辛亥革命、反对卖国独裁的北洋军阀的斗争、要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反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专制政府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构成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雄伟画卷。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初，人民群众就与反动统治者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当封建统治者软弱妥协时，人民群众担负起了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利益的神圣任务。

中国各族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以数千万先烈的牺牲为代价，挽救了民族的存亡，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打不垮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本书以恭亲王奕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终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我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理解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此外：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代替。这本书不仅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大师之作，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他不仅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能够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读。作为教材似的史书，它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简便地进行了梳理，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赔多少款，割多少地是怎样回事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当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样产生的?实际上，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我带给自我的。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前言。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8个国家接壤，着名的丝绸之路在这里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成为多种文明的元气之地。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分解中国的目的，故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抹杀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观事实，主张新疆是东土耳其，鼓噪新疆独立，打算分割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历史不可篡改，事实不可否认。新疆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不是东土耳其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移动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孕育发展的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唯一信仰宗教，而是与中华文化融合的伊斯兰教扎根于中华沃土，健康发展。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历史上，培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交流互补、迁徙聚集、冲突融合，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朝代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区兴起，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的族群统称为诸夏或华夏。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群与王朝周边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7个地区，分别与东夷、南蛮、西荣、北狄等周边族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从汉代到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许多地区统称为西域。从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与西域关系疏远，中央政权在新疆地区管理时紧张，但任何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该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开拓了中国广阔的疆土，共同创造了多样化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统一结构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儿童共同奋斗创造的。

西汉前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不断进入中原地区。汉武帝登基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月氏、乌孙等合作应对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三次出兵打匈奴，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喉咙要道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在轮台等地进行屯田，设置地方官员管理。公元前60年，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西域设置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立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事事务。三国二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最后与汉族融合。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置了高昌郡(吐鲁番盆地)。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主，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坎、张、马、阎诸氏。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的割据状态，扩大了县制在新疆地区的范围。土耳其、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相继回到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大大加强了西域的管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相继设立，管辖天山南北。阮王国自称唐宗属，唐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高昌鹈鹕尊中朝(宋)是叔叔，自称西州侄子。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贡献。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西域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建立了稳定、阿端、曲先、少东、赤斤蒙古、沙州6个卫生，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朝，清政府平定准格尔叛乱，确定了中国西北国界。此后，对新疆地区实施了更系统的管理政策。1762年成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一体化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取故土新归的意思，改名为西域新疆。1912年，新疆积极应对辛亥革命，成为民国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新疆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疆土有分割时期和统一时期，统一和分割交替循环，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与中原地区不同时期有诸侯国和分割政权一样，新疆地区也多次出现地方政权分割情况，但无论这些政权分割时间有多长，情况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统一。历史上，西域不同时期存在的国，包括城郭诸国、行国、封国、王国、汗国、王朝、所属国、朝贡国等形态，无论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鹈鹕王国等，元代都是台汗国、明代叶尔羌汗国，都是中国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即使地方分割政权，也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者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者大臣属于中原政权。宋代著名的历史文献《土耳其语大词典》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三部分，上秦是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是喀什加尔一带，三人一体是完整的秦。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汉人被称为桃花石，在《土耳其语言大词典》的词条中，鹈鹕被称为塔特桃花石，也有直译为中国鹈鹕的人。在喀喇汗王朝的硬币上，桃花石布格拉汗、秦王、秦东王等被称为，表示是中国的一部分。

土耳其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552年消灭了柔软的汗国，建立了土耳其汗国。583年，土耳其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势力。630年，唐朝发兵击败东土耳其汗国。657年，唐朝联合回上流灭西土耳其汗国，中央政权完全统一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土耳其部队反叛了唐朝，一度确立了土耳其汗国政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上流、葛逻禄等合作平定后，土耳其汗国。回上流领导骨力裴罗因工作被怀仁可汗封印，在漠北建立回上流汗国。土耳其作为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随着汗国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了多个新民族，新民族与古土耳其民族有本质的不同。从那以后，土耳其在我国北方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没有把新疆称为东土耳其，也没有所谓的东土耳其国。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土耳其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经常使用土耳其斯坦这个词，从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致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区，以帕米尔高原为界，这个地理区域分为西土耳其斯坦和东土耳其斯坦。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后，国内外分裂势力政治化了这个地理名词，扩大了其内涵，土耳其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共同构成了政教一体化的东土耳其。所谓的东土耳其论调，成为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分裂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与周边各族和文化连续交流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样化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大动荡融合，到秦汉为止，与周围族群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中原人口多的汉族，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迁移，出现了大融合的局面。13世纪元朝成立，规模空前的政治统一局面推进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迁移，形成了元朝国内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中华各民族在长远发展中，最终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美丽的河山、广阔的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辉煌的中华文化。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密切相关。早在商代，中原和西域就有玉石贸易。汉代张骞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者望路，商旅不断。唐代丝马相互市继续繁荣，参天可汗大道直达内地，沿途车站星罗棋布成为西域先民与中原密切相关的纽带。阮乐、高昌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流行西域风。从现在的新疆库车出生的龟兹乐在中原很有名，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机，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奋起抵抗，去国难，共同写下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民族关系进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时期。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最初开发新疆地区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孙子、羌族人、龟兹人、杨琦人、阮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匈奴人、汉人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鲜卑、柔软、高车、吐谷浑、隋唐时代的土耳其、土耳其、回上流、宋辽金时代的契丹、元明清时代的蒙古、女真、党项、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达调停、回、乌孜别克、塔尔族等，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包括汉族在内的不同民族大量人口进出新疆地区，带来不同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在交流融合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们是新疆地区的共同开拓者。到19世纪末，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归、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调停尔、乌兹别克、塔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人口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结构。各民族在新疆地区经过生育、分化、融合，形成了血浓于水、休戚和共同的关系。各民族为开发、建设、保卫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都是新疆的主人。目前，新疆共生活56个民族，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完整的省级行政区之一。其中，超过100万人口的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4个民族，超过10万人口的有柯尔克孜族、蒙古族2个民族。新疆地区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始终与中华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关。各民族有沟通交流融合，团结、共同奋进是主流。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文化上合并储蓄，在感情上相互接近，在你中有我，在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样性一体结构，是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戚相关，荣辱相助，共同生产生活，抗外来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上流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有乌护、上流、袁上流、韦上流、上流等多种汉译名。回上流人为了抵抗土耳其的压迫和奴役，与铁勒诸部的仆人、同罗等部分组成了回上流部落联盟。744年，回上流各部领导骨力裴罗被唐代册封印。788年，上流统治者在唐朝，请改为鹈鹕。840年，鹈鹕汗国被戛斯攻破，鹈鹕人除了一部分转移到内地与汉人融合外，其馀分为三个:转移到吐鲁番盆地。

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回鹘人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元代，维吾尔族先民在汉语中又称畏兀儿。元明时期，新疆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儿人融为一体，为畏兀儿补充了新鲜血液。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uygur名称的本意。

历史上，维吾尔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两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关系。维吾尔族先民回纥早期受突厥统治，在唐朝军队支持下，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灭亡后，一些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向西迁徙，其中一支长期辗转西迁小亚细亚，融入当地诸族。维吾尔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

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他们都具有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不是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存在南北、东西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形成。秦汉以后，历经各代，在中国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交流交融，最终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既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始于先秦时期。到汉代，汉语已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高昌回鹘使用唐代历书，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期。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新疆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写照。宋代，天山南麓的佛教艺术依然兴盛，至今仍留有大量遗迹。西辽时期，契丹人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地区和中亚，典章礼制多沿袭中原旧制。元代，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并被录用为各级官员，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有力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冲突的过程中徘徊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影响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现代转型，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历史证明，新疆地区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兴、社会进步的时期。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繁荣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经验。

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之前，包括维吾尔族文化在内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已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源自7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才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发生影响。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径，也有通过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的强制方式。在新疆，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这导致佛教流行时期创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和走向，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产生于9世纪至10世纪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经过柯尔克孜歌手世代传唱与加工，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学巨著。15世纪前后，蒙古族卫拉特英雄史诗《江格尔》在新疆地区逐渐形成，与《玛纳斯》《格萨尔王传》一起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3部最著名的史诗。维吾尔族文学佳作纷呈，代表作《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十二木卡姆》等，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中华文化认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之基。历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对新疆进行有效治理、社会稳定的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就畅通，经济文化就繁荣兴旺；凡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华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对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就越明显，新疆各民族文化就越进步。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树立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的国家，除了组织性、制度性较强的几大宗教外，还存在大量的民间信仰。除了道教和民间信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之外，其他都由国外传入。新疆地区历来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地区，4世纪至10世纪，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同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地区逐渐兴盛起来。道教于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至清代传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区并一度复兴。摩尼教和景教于6世纪相继传入新疆。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随着回鹘等民族信仰而兴盛。

9世纪末10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并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40余年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结束了佛教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不断传播，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趋衰落。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强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原来当地居民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仍然存在。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约自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

新疆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其中，清真寺2.44万座，佛教寺院59座，道教宫观1座，基督教教堂（聚会点）227个，天主教教堂（聚会点）26个，东正教教堂（聚会点）3座。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不得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不得利用宗教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新疆全面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决不允许在信教和不信教、信这种教和信那种教、信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众之间制造纷争。新疆始终坚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偏袒某个宗教，也不歧视某个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无论什么人、哪个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违法，就必须依法处理。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中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也证明，宗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防止一切“去中国化”倾向。必须大力培养和提倡世俗化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摒弃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必须弘扬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传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国各种宗教，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积极引导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唐宋时期，在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王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元代，有大量回鹘人改信景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不是当时民众主动改信和转型，而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结果。虽然这种强迫并不影响今天尊重维吾尔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权利，但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先民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既保留了这些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新疆地区其他民族和内地的文化，一些原有的宗教观念、仪式、风俗习惯经演化得以存续，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兰教。例如，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但维吾尔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崇拜，这是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典型的表现。在麻扎上立高杆、挂旗幡、悬羊皮等习俗，则是萨满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的遗存。又如，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伊宁拜图拉清真寺、乌鲁木齐陕西大寺等，在修建时采用了内地传统梁柱式结构。这都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导致暴恐案事件多发频发，给新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宗教极端主义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号，宣扬“神权政治论”“宗教至上论”“异教徒论”“圣战论”等，煽动暴力恐怖，制造族群对立。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倡导的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等教义背道而驰，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反宗教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对宗教的背叛，绝不能把宗教极端思想同宗教问题扯在一起，绝不能用宗教问题来替宗教极端思想作说辞，绝不能借口涉及宗教问题而推脱清除宗教极端思想的责任。新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坚决措施，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沉重打击了暴恐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遏制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满足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权，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是人类正义、文明对邪恶、野蛮的斗争，理应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国际上有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奉行反恐和人权“双重标准”，对此横加指责，胡说八道，完全违背了人类公理和基本良知，这是一切爱好正义和进步的人所绝不能答应的。

结束语

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问题，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关系中国的统一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

当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和睦和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新疆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和追求。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新疆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新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主题近代新疆心得体会和方法六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从外交角度解读清朝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我国的历史发展，但这不是一块完整的历史叙述而是断代史阐述。

蒋廷黻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另辟蹊径，从外交的角度讲述中国近代史，从外交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原因。《中国近代史》折射出蒋廷黻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者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是对中国近代遭受侵略的一种深刻反思。虽然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其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完全正确，但其思考的精神，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读大学。在大学里，蒋廷黻主修历史学，兼修其他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望，想通过学习历史，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同时，由于历史系的课程枯燥单调，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了解了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国、意大利政治家是如何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自然学科的教授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而要求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和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蒋廷黻终身受用，使得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能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事政治工作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对很多事有较为清晰的见解。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再次进入大学进修后，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就进了新闻学院。他不久便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后来，他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导师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转了一圈，蒋廷黻又学习历史了。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

鸦片战争暴露了清朝腐败的政治、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八股式的文化、没有民族意识的社会，与之相对的是步入近代化的西方，这种差异甚至差距应该也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有关联。

任何时代都有英雄。林则徐、曾国藩是优秀的人。

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是历史的“重复”，而辛亥革命确实带来了新的东西，但军阀割据又暴露了中国大众缺少民族意识。

史料的选择往往会受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对历史的解读会很多。提高学习历史的辨别能力建立在较强的逻辑思考基础上，不然可能会没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