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 应对大变局中国外交开创新局面心得体会(六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一

纪录片《大国外交》共6集，分别为，《大道之行》《众行致远》

《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美与共》。向我们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奉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充分体现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大国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国外交中的自信表现，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总书记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达到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内政发展为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夯实了敢于担当的底气;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自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十三五”规划进入深入推进的重要阶段及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要继续保持战略实力，积极在世界舞台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中国要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深层次、宽广度发展，保持中国实力，推动中国战略。当前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力争新的合作是当务之急，此外还要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进一步拓展与欧洲国家关系;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有大局意识、大局观念，经略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问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的变化直接关乎我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要想谋稳定谋共赢，就要有大局意识，掌握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以自身实力与魅力促进周边稳定及共同发展;

要秉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顺势而行，利于千里。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下，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经济全球秩序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最期盼的。公正合理的多边外交能够带来互惠与共赢，是中国一直秉持推崇并将继续推行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更有成效、大有可为。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二

按照通常的说法，国际传播是指“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就一般性的技术应用及信息走向而言，这个界定具有普遍意义；而当视线转向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舆论环境时，该界定就显然缺乏阐释力了。大量事实表明，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其核心是话语权。也就是说，国际传播效果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一国发出的信息能否在他国顺利落地并被接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则取决于该国的传播理念及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理解、信任，入脑入心，达成共识。

如果说话语权是权力在话语实践中的体现，那么国际话语权就是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反映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优势，它的思想、主张连同利益诉求就可以通过广泛传播大行于天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具有话语优势，它的对外传播就会举步维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现实双重因素的影响，西方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相形之下，中国媒体则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从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角度出发，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话语能力由此成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一项“核心能力”。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聚合、建构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的特点。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在它由弱国向强国转变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个话语建构及至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过程。

我们以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独立之前，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掠夺和高压统治之下；即便获得国家独立，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仍然被英国人（以及欧洲人）所鄙视，认为它缺乏历史和文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人开始利用舆论的力量构建自己的话语。在早期美国的报刊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胜任这项大业”之类的豪言壮语；美国《民主评论》和《纽约晨报》创始人约翰·奥沙利文更是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这一口号很快被美国舆论界接受并广为传播，成为鼓舞民心、打造美国精神、树立国家形象的利器。

与此同时，美国思想界也逐渐意识到，一国领袖，尤其是开国领袖代表着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尊崇华盛顿与认同美国是一致的。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尚未形成厚重历史的国家来说，强化对于开国领袖的崇敬，将他树立为典范，是激励美国精神最有效的办法。这一理念很快成为媒体和舆论界的共识。尽管华盛顿在世时没少受到媒体的谩骂与指责，但是在他去世以后，媒体却高度一致地将美名和赞誉献给了他。从《华盛顿的美德》、《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引人入胜的趣闻轶事、本人的荣耀和青年的榜样》的出版，到华盛顿诞辰100周年全国各地纪念性文章和传记作品的陆续问世，再到华盛顿思想的整理、加工、学习，到处都充满着对华盛顿的溢美之词。美国媒体及思想家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构华盛顿精神，对这位开国领袖进行了全面的神化。而这一切无非是想告诉欧洲，告诉全世界：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产生于美利坚，产生在美国这样一个孕育了华盛顿的伟大摇篮里。其结果是，在颂扬华盛顿的同时，美国建国的意义、美国精神以及美国文化逐渐得到认可、尊重与弘扬。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遭受了巨大打击，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大洋彼岸的美国非但没有卷入战争，反而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初步拥有了全球领导者的经济实力。为了赢得霸权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试图以区别于旧殖民体系和大国均势理论的框架重构国际秩序。面对美国的崛起，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多有不甘并竭力维护原有的统治地位，致使美国建构世界新秩序和全球话语体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军事、金融与贸易方面的优势，取得了对欧洲乃至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将自己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作为一 种“普世价值”向全世界输出，而将那些与美国民主制度不同的国家视为异端或政治敌手。与此同时，美国还大力进行文化输出，其文化产品负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世界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有关规定，联合国得以创立。为了达成战略目标，美国多次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联合国决议，向世界各国发号施令，联合国也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建构全球体系的一个支撑性平台。为了应对战后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还在欧洲成立了“北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通过以上布局，美国成功建构了辐射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冷战是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导的“华约”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展开。为了在冷战中赢得主动，美国政府除了采取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之外，还把心理战作为与苏联交锋的“第四种选择”。1950年7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文件，题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编号为nsc74）。该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对苏心理战的目标：通过各种心理手段影响“铁幕”后苏联军民的心灵与思想以动摇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其不再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迫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国际关系，瓦解克里姆林宫权力集团赖以控制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联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卫星国民众以削弱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干涉，迫使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西方世界产生向心力……冷战的结果是“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世界话语霸权地位也由此确立。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瓦解，中国则在这场大变局中逆势而行，并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视为异端，认为中国和苏联一样具有危险性。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即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针对中国设置了种种话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崩溃论”不见了踪影，“中国威胁论”则不断变幻出新的花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先是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competitors），继而升级为“对手”（rivals），针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也全面展开，这些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中已有充分体现。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将中国作为必欲打击的对象，把美国自身防控不力的责任甩给中国。一些美国政客还提出追责中国、让中国给予赔偿的无理要求。在“追责赔偿”的议题设置下，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议员和民间团体先后提出起诉中国、赔偿“损失”的诉求。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长期以来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成为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和全球话语的“带风向”者，并且总能如愿以偿？它的底气和自信来自哪里？

在我看来，这个底气和自信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简单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基于某种思维定势对事物做出的认知与判断，它一旦形成就会主导人的态度与行为，具有恒久性的特征。因为价值观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将其纳入国家外交战略中，形成了“价值观外交”。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威尔逊总统当政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价值观外交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等，美国一直谋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试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世界。正如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所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val-ue）与“普世价值”(universal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也充分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

那么，美国是如何将一国价值转变为共同价值的呢？

首先，与美国历史上的援助战略有关。

以“马歇尔计划”为例。作为美国援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援助计划，也称欧洲复兴计划。事实上，“马歇尔计划”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体现了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把复兴欧洲与遏制苏联结合起来的战略意图。在实施援助的过程中，“马歇尔计划”附加了许多不平等条件。在经济上，它一方面促进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同时也加深了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依赖；在文化上，它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以及各种消费品等推行美国价值观，抵制和打击左翼思想在欧洲的发展。由于欧洲国家在战后重建中有求于美国，它们不得不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获取经济援助；美国则通过“马歇尔计划”掌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

战后美国对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样如此。细察之下不难发现，美国发展援助（特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还是肯尼迪推出的“争取进步联盟”及和平队，亦或是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和标准塑造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例如小布什政府推出的“千年挑战账户”，明确规定了受援国在市场经济、政府治理、人权方面所应达到的标准。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这些标准对本国经济乃至政治体制加以改造。

其次，与美国的战略结盟有关。

美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因共同利益而结盟，例如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情报联合体“五眼联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会晤机制“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轴辐体系”等。美国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北约”组织，拥有30个成员国，主要任务是就国际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磋商，研究和制定统一的战略及行动计划，举行各种军事演习等等。由此可见，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很多同盟者与追随者。这些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关联，有着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在国际舆论方面常常与美国高度契合，易于形成对某个国家的合围之势。

第三，与美国的信息资源优势有关。

从历史上看，早期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本着“先到先得”的强人法则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各种资源，包括信息资源的过程。长此以往，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走向便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特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后来居上的美国利用其语言、信息渠道、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他国媒体对其信息、信号的二次传播、多次传播，将本国的信息产品连同价值理念传遍全球，影响、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受众对于某个问题、某一事件甚至某个国家的看法。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建构中被格式化的。一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或处于中立状态的国家，其媒体报道同样充斥着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原因即是如此。

这就使我们更加明确了一点：国际传播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

如前所述，美国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以其价值观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这一话语体系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它以自身经验强制性地嵌入其他国家的制度与经验中，却不相信、不承认、不接受超出自身经验和认知习惯的事物，对于中国的看法即是如此。

中国用4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却一直处于“普世价值”的悖论中：你讲贫穷、他讲价值；你讲发展、他讲价值；你讲富裕、他还讲价值，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各类变种都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产物。这一思维定势与话语偏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也实际干扰着中国国内社会共识的达成。因此，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掌握话语权，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

毫无疑问，这个价值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为宗旨的思想观念。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大局，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目标与愿景，更是一种价值观——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抬头，各种挑战、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的意义尤为重大。

作为一种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包括话语体系）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之后又增添了冷战色彩，具有某种框架性的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必然投射到国际关系和国际话语中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话语编码即源于此。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互斥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从战略角度看，这也正是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在较大范围内被知晓与认可，并且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愿景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这是令人振奋的。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使之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与接受？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孤立的口号，而是与“ 一带一路”共建相互支撑的。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共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的推进，二者具有“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逻辑关联性。这就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施政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寻找彼此的共通点，并将这种交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心理层面，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无需讳言，近些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屡屡唱衰“一带一路”倡议，抹黑中国企业：起初蔑称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后又指责“一带一路”项目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美国的议程设置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际舆论，对于“一带一路”共建的推进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舆论中的误解与歧见，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地民众的沟通、交流，在保证共建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为当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好“惠民工程”；与此同时，企业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把我们的诚意与善意释放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往我们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缺乏动力，也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手段。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在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新的舆论环境的当下，企业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发挥好传播主体的作用。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这关系到国家形象，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以增进人类福祉的实际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深意。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了最好的诠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始终保持密切接触，及时向它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为各国科研人员共同研制有效药物和疫苗、开发诊疗工具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还与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组织、加共体等建立了沟通机制，与国际社会进行技术层面的合作，包括及时提供疫情信息和防控诊疗技术，通过视频会、电话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中外专家交流，分享经验与信息。当中国自身疫情控制逐步稳定、全球疫情面临严峻局面的危急时刻，面对来自多国的援助请求，中国开始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提供帮助。据新华社5月11日报道，中国已经或正在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并积极为各国在华进行商业采购提供便利。中国还向多个国家派遣了抗疫医疗队，协助抗击疫情。这一患难中形成的合作机制一方面为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提供示范效应，同时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中国的切实努力和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防范和舆论打击，对于我们的抗疫努力和外援行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提示我们，作为蕴含着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排斥与打击，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进行长期努力。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的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对于这一共同价值观的认识，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就要求中国的对外传播及涉外话语尽可能摆脱局限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国际化层面。

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中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并直接导致我们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行为偏差。具体表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说话，说共同的话，然而国内一些传播者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表现出与大国气度、大国责任不相符的“小我”意识，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叙事特征。例如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绝大多数主流媒体能够对客观事实作出理性分析与评价，但是也有个别媒体调门过高，刻意强调疫情数字上的此消彼长，制作了“中国以外××××例，反超了！”的大字标题；有些公众号甚至以煽情的语言大发感慨：“这是开卷考试，都来抄中国作业！”“xx国家为什么不抄中国作业？”“你们怎么连抄作业也不会啊？”等等，充满了嘲讽味道，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为不符。平心而论，从中国的抗疫成效中获得爱国自豪感无可非议，但是走向极端就不可取了。在信息全球传播的当下，这种言论甚至有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努力带来直接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亟待上升一个层面：由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福科语）。

综上所述，美国国际传播的底气与自信来自基于“清教使命论”和“种族优越论”的“天定命运”“天赋使命”情结，以及广泛结盟之下的共同价值体系；中国的国际传播底气与自信则来自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要素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基于这一思维格局，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立足于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新思想、新理念也相继提出。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种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占据国际社会主体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这种超越性的发展格局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在国际传播中的“后卫心态”和以西方为中心反观中国的视角，树立大国自信，掌握话语权。这也是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在进行对外传播和话语建构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二者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既要坚持原则，敢于发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究战略战术，以大国心态从容应对，以包容、和平、理性赢得尊重。（原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6期）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三

how time flies! 为期两周的商务谈判实训就在我们学学演演中结束了，在这两周内，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商务谈判中的大致流程，从产品的介绍到最后合同的签订，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另外还有谈判模式、沟通模式、沟通障碍、商务谈判的五个阶段，谈判的基本礼仪和技巧等，模拟演练，亲身实践，真是受益匪浅。商务谈判对于我们国际贸易专业的同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必修课，尽管是实训，我还是在课下，我还是准备了许多资料。

礼仪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表示友好的行为规范，在商务谈判中更是至关重要，甚至能直接影响到交易的成功与否。所以这次实训中老师首先教与我们的就是商务礼仪。商务谈判中的礼仪分为很多种，包括服饰礼仪、自我介绍礼仪、握手礼仪、宴请礼仪、洽谈礼仪、迎送礼仪、电话礼仪、签字礼仪和日常交往中的其他礼仪等。在活动中有一个最大的礼仪原则就是女士优先。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案例的学习。通过商务谈判中的一些案例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一些商务谈判中的谈判策略、谈判技巧、影响谈判价格的因素、价格关系、合理的报价范围、报价策略、报价原则、报价方式与谈判中应该注意的事项等。

在正式的商务谈判开始之前，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应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应该组织一个高效精悍的谈判班子，成员要有较高的素质，成员内部分工明确、协同合作;其次，需要搜集情报资料，这包括市场情报、相关地区的政治法律情报、谈判对手的情报等，此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最后，要制定商务谈判方案，包括确定谈判的主题和目标、选择谈判时间及空间、把握对方的谈判目标。只有谈判的前期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使谈判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 完整的商务谈判过程，一般要经过摸底、报价、磋商、缔结协议等几个阶段。谈判者应掌握每个阶段的不同内容和要求，灵活有力地运用谈判技巧。1、摸底阶段，即谈判的开局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洽谈气氛，交换意见和作开场陈述。一般包括公司与产品的介绍，询盘等。开局阶段的策略主要是：要创造良好的气氛，通过交换意见了解具体背景情报，分清楚双方的合作诚意，为后一阶段做好准备。

2、报价阶段即开始进行报价。包括询价、报价、讨价、还价、接受五个阶段。报价又分为书面报价和口头报价，影响报价的因素包括成本、品质、竞争、政策、对方等。报价的基本原则为报价起点的基本原则，报价表达的基本原则和报价解

释的基本原则，报价评论的基本原则。报价的可靠时机包括：对方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有所了解时，对方对价格兴趣高涨时，价格已成为最主要的谈判障碍时。3、磋商阶段，也称为讨价还价阶段，其一般包括这些内容：磋商前的运筹、研究对手、讨价、还价。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具体和条件和环境进行讨价还价。具体策略有：投石问路、抬价压价策略、目标分解、吹毛求疵、假出价等。而让步阶段：我们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价格让步，打破商务谈判的僵局，促进谈判的成功。具体策略有：利用竞争、红白脸，虚拟假设、声东击西、踢皮球、车轮战、顺水推舟等。4、最后就是签订合约的阶段了。

很多谈判的策略我们是从案例中学到的。1、抓住对方的弱点：案例是说一美商看上了印度画商的画，但印商开出的价格太高欲与之还价，结果印商不但不降价，反而将三张画烧掉了两张之后抬价，美商爱画，不忍唯一的画再被烧毁，所以高价买下了最后一幅画。印商就是抓住美商爱画的这一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取得了谈判的胜利。2、要善于运用语言的艺术：案例是说一农夫卖有虫的大玉米，玉米有虫本是农夫的不利因素，但农夫运用语言的艺术，从另一个方面阐述，玉米有虫是因为没有农药，天然无公害。这不仅将不利的地方转为有利之处，还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投其所好。3、坦诚式的开场策略：是说一高管来到地方视察，不摆架子，十分坦诚的与大家交流。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长期合作的双方，以往双方合作都比较满意，彼此也比较了解，不用太多客套。这就减少了外交辞令，节省时间，直率的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使对方产生信任感，但使用这种策略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自己的身份，与对方的关系，当时的谈判情形等。

之后我们具体操作了商务谈判各环节的具体内容，从产品介绍、询盘、报盘与还盘、订单、价格到合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通过教材上的对话具体练习，熟悉了一些经典的，常用的对话等。最后两天是我们的考核时间，也就是对我们两周实训成果的检验，4-5人一组遍一段十分钟左右对话，模拟演练商务谈判的全过程。我们是五人小组，模拟的是手机的买卖，通过对价格、付款方式、运输条件、包装要求、保险、商检、索赔等内容的磋商，完成了此次模拟谈判。

这两周的商务谈判实训后，我对商务谈判的整个流程都较为熟悉，这也算是最大的收获了。但是其中我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英语的表达能力就是我最大的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五

《大国外交》是为全面展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新成就，由中央组织拍摄的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这部专题片紧紧围绕__总__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恢弘历程，充分展现我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

纪录片《大国外交》共6集，分别为，《大道之行》《众行致远》《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美与共》。向我们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奉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充分体现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大国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国外交中的自信表现，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总书记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达到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内政发展为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夯实了敢于担当的底气;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自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十三五”规划进入深入推进的重要阶段及中共__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要继续保持战略实力，积极在世界舞台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中国要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深层次、宽广度发展，保持中国实力，推动中国战略。当前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力争新的合作是当务之急，此外还要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进一步拓展与欧洲国家关系;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__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__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有大局意识、大局观念，经略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问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的变化直接关乎我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要想谋稳定谋共赢，就要有大局意识，掌握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以自身实力与魅力促进周边稳定及共同发展;

要秉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顺势而行，利于千里。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下，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经济全球秩序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最期盼的。公正合理的多边外交能够带来互惠与共赢，是中国一直秉持推崇并将继续推行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更有成效、大有可为。

描写外交应对百年变局心得体会范本六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其他部门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随时纳入。

领导小组下设信息综合组（xx部负责）、系统指导组（xx部负责）、宣传舆情组（xx部负责）3个专项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xx部，办公室主任由某某同志担任。

应对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职

（1）接受上级领导，做好上情下达和本单位疫情通报工作，结合公司实际制定防控规划、复工方案、应急预案和处置办法。

（2）加强公司日常疫情报告制度的管理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与评估，做好疫情处置工作，降低疫情危害。

2、应对疫情防控办公室职责

（1）开展各种类型的疫情防控宣传和教育，普及员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知识。

（2）建立企业应对疫情防控联系群，开展疫情联防联控。

（3）准备和筹集应对疫情防控所需的物资，如75%医用酒精、84消毒液、洗手液、喷壶和一次性防护口罩（普通外科一次性口罩和n95/kn95型防护口罩）。

（4）统计复工人员情况，制定复工复产方案。

3、疫情防控期间其他相关部门职责

（1）行政部：负责公司与上级部门的联络工作，落实上级单位和政府部门的疫情管控要求的上传下达，疫情防控期间数据数据的统一扎口和汇报；负责公司物业保洁的联络和任务落实；负责公司应急保障车辆的统一准备和调配；负责员工复工培训、疫情防控知识的培训和教育。

负责公司疫情防控工作的宣传、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与引导工作；负责动员和监督在疫情防控时刻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负责发挥基层工会在员工关怀和帮扶方面的作用。

（2）市场部：负责保障和维护营销系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正常运作，确保合同的正常评审、录入和归档等正常业务流程的有效执行。

（3）经营&供应管理部：负责保障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系统和采购系统的正常运作，合理安排相关人员轮班，确保生产链条不中断，确保2月x月期间的订单的及时交付。同时负责外协、物流和配套采购供应商的“两外”人员疫情期间出入的日常管理。负责仓库和装卸的日常管理和安全管理。

（4）安全质量控制部：负责保障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进厂和出厂产品的检验工作，同时负责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负责疫情防控物资的准备和统一发放管理，负责监督落实各部门疫情防控期间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情况。

（5）车间：负责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对产线人员调配及技能培训等工作。做好本车间员工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人员的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和物资配发。

（6）其他各部门：负责落实本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轮班制的安排和远程办公人员的日常工作管理。同时负责好本部门内的每日防控任务。

4、疫情防控期间的总体管理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每天必须在岗，关键岗位必须落实到位（包括远程办公）；公司每天安排至少1名同志值班负责防控措施的执行实施；各部门必须建立疫情防控期间轮班制和远程办公的具体排班表和相应管理制度，建立每天打卡、汇报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工作秩序的正常开展，业务流程的有效运作。轮班制和远程办公不等于放假，等同与在岗上班，保证工作效率和相应的及时性是第一位。各部门必须建立内部制度或规定，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考核。

任务内容

消毒方法和频次

1、办公区通风和消毒

办公室每隔2小时通风一次，早晚个消毒一次；

行政部统筹，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

2、车间通风和消毒

车间每隔2小时通风一次，早晚消毒1次

车间主任指定专人负责

3、公共区域

每隔1小时消毒一次

行政部统筹负责

4、库房

每隔2小时通风一次，早晚消毒一次；

计划部主任指定专人负责

消毒采用75%酒精或84消毒液对地面和门窗把手、手持工具和进货物品表面进行喷洒。

准备事项

责任人

完成时间

完成情况

1、复工人员情况统计

2、来往武汉及与武汉人员有过接触的人员的沟通渠道（qq群），每天打卡跟踪人员健康状况

3、复工前防护用品采购（口罩、酒精、84消毒液）

4、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文件发布和假日延长期间领导带班/值班排班安排

5、防控疫情宣传

6、员工复工前培训教育

7、2月1日至2月9日员工每天打卡

各部门

负责人

8、复工前工厂条件检查

领导小组

9、完成复工前报批准备

10、防控期间“两外”人员管理（外协和送货人员）

11、来访人员管理，进出门岗严格执行测体温和登记制，对于来自武汉地区的重点关注

谁接待

谁负责

1、广泛开展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宣传，发放预防手册。

2、准备口罩，应急订购的xxx只三层无纺布防尘口罩到位。确保可以应对2月~4月左右的需求。

3、公共区域的消毒，行政部每天负责对公共区域、电梯、卫生间和开水房进行消毒。洗手间配置洗手液和84消毒液。

4、进入管理，行政部负责每天对进入公司人员做体温检测和登记。疫情期间所有进入公司人员（含物业公司、相关方等外单位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后方可进入。不接受测温或不佩戴口罩均不得进入。利用公共交通通勤、自驾通勤的员工在公司门口测温；乘坐班车的员工在乘车处测温。

5、制订发生员工发烧、乏力、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应急处置措施，隔离措施和应急交通送医治疗路线定点医院联系等预案。

（一）必须全面排查职工状况，安排居家医学观察计划

1、x月x日完成复工人员情况统计表，重点统计员工的返回时间、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否途径（或到过）武汉地区、是否有感冒、咳嗽、发热等状况。

2、自x月x日起x月x日，各部门员工开始每天打卡，时刻关注员工身体状况，如有感冒、咳嗽、发热等身体不适的症状必须马上汇报，同时安排居家医学观察（每天联络打卡），等身体恢复健康再来复工。

3、根据《复工人员情况统计表》，对由武汉返回的员工，自返回之日起按规定接受14日的居家医学观察并向所在社区报备；有过武汉区域人员接触史的员工，自接触结束之日起按规定接受14日的居家医学观察；国内其他地区员工，按14天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执行。所有接受居家医学观察的员工，每天早晚测量体温各1次，记录后向所属单位报备；若出现发热或者干咳、气促、肌肉酸痛无力等症状要立即向所属单位报告，由所属单位向公司及属地疾控机构报告并进行进一步诊治。各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返程人员管理工作，为接受居家医学观察的员工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必须做好复工前准备，落实防疫消杀措施

1、严格执行测温合格后进入的管理措施，所有进入公司员工须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入。检测体温超过37.2摄氏度的，按照有关规定自我居家观察休息，必要时到指定医院发热门诊就医。

2、严格访客管理，原则上不接受访客进入公司，各部门尽量采用电话、邮件等方式沟通联系工作。确实工作需要的，来访人员须佩戴口罩并登记个人、单位、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所有来访人员应在原登记内容中增加体温记录。物业公司每日将来访人员登记表复印报行政部备查。

3、加强卫生管理，加强大厅、楼道、电梯、会议室、卫生间、生产设施等场所环境清洁，每日消毒不少于2次。减少电梯使用，停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所有人在公共区域应佩戴口罩，相互之间交流尽量保持1。5米以上距离，尽可能少去电梯间、餐厅等密闭区域。设置单独废弃一次性口罩回收箱，废弃口罩和手套必须折叠封闭后放入指定垃圾桶，不得随便丢弃。

4、加强“两外”人员的管理，计划部在x月x日联系相关外协单位，了解对方防疫状况和员工健康状态，要求外协厂家做好防范措施和复工教育，进场人员必须以身体状况良好的员工，进场必须提前报备和做好防护措施，佩戴口罩和手套。进场货物卸货前必须消毒处理（表面喷洒75%的医用酒精或84消毒液）。供应商来访或送货进场前必须提前报备，慎重接待来自武汉地区的供应商来访，送货进场前必须在门岗接受测温和登记，如有发热症状拒绝接待和收货。

5、疫情防控期间，快递业务员不得进入取件、送件。因私快递业务一律在公司外交接。因公快递业务，快递业务员在指定收发室进行交接。

6、货车辆及人员，原则上禁止进入，尽量在公司外交接。如有大件货物交接确需进入的，履行相关手续，人员佩戴口罩，经体温检测合格后，经过检查同意后方可进入。

7、疫情防控期间，行政部负责执行全面消毒制度。消杀记录表中记录消杀时间及消杀人员，按规定比例兑制消毒水。

8、重点部位（办公人员密集区域、会议室、报告厅）每日3次消毒；

9、行政部负责对垃圾中转站、下水道、行政大厅、卫生间、电梯轿厢（按键）、公共区各类门及把手、开关等重点部位和关键触点每日2次消毒；

10、行政部负责在每栋楼首层设置“废弃口罩集中回收点”。统一贴回收标识，封闭管理。每日2次消毒，对接环卫部门集中处置。

11、行政部负责对中央空调系统出风口滤网深度清洁和消毒并做好消杀记录。对分体空调过滤网进行清洗消毒。

12、行政部负责对停车场的车辆进行外部消毒。

（三）必须加强餐饮安全管理，合理安排出行交通方式

1、在疫情解除前，所有人员实施分散就餐制。供餐方式改为由个人到餐厅刷卡后领用单份餐食，避免人员集中用餐，鼓励员工自带碗筷，自带午饭或到食堂打饭后带回办公室就餐，自带餐具自行开水消毒，饭后食物残渣必须清理干净，不得随手丢弃在水池。

2、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鼓励复工员工优先采用自驾、乘坐班车、搭乘其他员工自驾车、骑电动自行车的方式，尽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公交）。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要做好个人防护，乘坐班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的同志必须全程戴口罩和手套，途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公共区域到公司及时洗手后再进入办公室。

3、食堂每天向行政部报备从业人员体温测量数据。发热症状人员一律不得从事餐饮制作及服务。打餐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措施。

4、行政部负责对餐厅后场每日深度消毒1次，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做好消杀记录。安全质量控制部不定期检查，每周不少于1次。

5、疫情期间执行先测体温再乘车制度。在自有班车前门上车处张贴乘坐班车须知。所有乘车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发现异常情况禁止乘车，立即上报。

6、全面落实公司班车和工作用车卫生管理工作，强化通风、消毒等措施。行政部负责对公司班车内部每日消毒1次。配备专人对所管辖车辆进行“日消毒”和“车辆通风”的检查。

（四）必须减少会议次数规模，做好开窗通风、消毒工作

1、加强对会议等大型活动管控，减少会议次数。确需召开的会议，控制参会人数，缩短会议时间，鼓励采用视频或电话会议方式。

2、x月x日，上班到岗后，不开空调，办公区域和车间必须通风状态，员工不要串岗，不要楼层间走动，工作事宜尽量电话或qq联系，减少面对面接触机会。

3、x月x日复工后，员工返岗不得带小孩，确有困难的员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远程在线办公。

（五）采用灵活复工模式减少聚集，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1、x月x日前计划部负责落实x月必须交付的合同和生产计划，评估保障生产所需要的的在公司工作的最低人员配置（合同录入、设计、生产、采购、库房、调试、检验），采取轮班制，保证正常流程能够运作。

2、营销人员建议在家办公，如无必要也不必全部到公司上班，每天在qq群里汇报和安排工作。

3、研发各课题组，合理安排每天来单位人员，保证项目进度，能远程办公或在家做的课题就不来公司。

4、充分动员和发挥党员团员干部带头作用，党员干部带头顶上，党员团员骨干关键时刻顶上去，确保x月份的公司有效运行和订单及时交付。

5、每天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的同志，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合理安排错峰上班，躲避交通早晚高峰聚集危险。

x月期间暂停一切现场服务、公务出差和商务接待；特殊情况严格执行批准和报备制度。

x月视疫情控制程度和政府统一安排再定，原则上武汉及周边地区不出差，远程解决。必须出差的执行批准报备制度，派出部门必须做好派出员工的防控预防措施培训和配发必备的防护措施。

1、责任部门（责任人）：

2、进入公司时处置：进入公司时，在测量体温环节发现异常，填写《体温异常通知书》（附表2），经测温人签字交员工，请其离开公司。班车测温异常的员工不得乘车。班车测温人员每日汇报体温异常情况。

在公司内工作时处置：在工作中发生不适，经测体温为异常的，填写《体温异常通知书》（附表2）立刻通知安全质量控制部及行政部门派人送其离开园区。并对其工位进行全面消毒。

行政部每日汇总上报体温异常台账（附表8）。同时将体温异常员工向员工所属单位通报，由所属单位跟踪员工动态。

行政部加强对各部门的消毒防控工作指导，确保各部门各环节有效消毒防控。

行政部负责建立与对应疾控部门的联系渠道，及时处置异常事件。

3、加强落实防控制资采购工作。加强防控物资发放管理，确保物资有效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