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 宣传党的好政策,让群众感受(五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于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关于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摘要】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发挥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的作用。费用管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企业实现开源节流，达到费用精细化管控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以2007年以前在沪深a股上市的104家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7年度财务指标，结合宏观经济及宏观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从产业政策导向的时序性变化角度，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在不同期间的费用粘性程度。此外，以费用粘性的三个不同成因为基础，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解释。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现象;受宏观政策影响，随着间隔期间的延长，费用粘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宏观经济上行会抑制费用粘性，通货膨胀会促进费用粘性;紧缩的产业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

【关键词】费用粘性;房地产上市公司;宏观经济;宏观政策;时序变化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9）08-00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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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受国家经济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政府为规避市场风险，稳定整体经济，推出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但是宏观政策与当时金融体系的不匹配，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进而加剧房地产业的泡沫程度。而供给侧改革的实行是以宏观政策为导向，对房地产业泡沫逐步消化，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机制尚不成熟，政府会出台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以迫使市场供需向政策预期靠拢。因此房地产市场通常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以及政策的影响而波动。在宏观经济以及宏观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为了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需要对日常经营中的费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实务中，由于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费用在业务量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与业务量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呈现非对称现象，学者们称为“费用粘性”。房地产上市公司通过加强费用精细化管控，有效抑制代理成本以及调整成本，从而降低费用粘性影响，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因此，明确经济发展、政策变化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进行费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费用粘性及其成因

从传统的管理会计成本性态的角度看，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视为单纯的线性关系。andersonetal.[1]从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角度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业务量上升1%，其费用上升0.55%;业务量下降1%则费用仅降低0.35%，随之提出费用粘性的概念。threinenetal.[2]选取20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存在运营费用粘性的有19个国家，由此证明了费用粘性的普遍存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孙铮等[3]通过分析1994—200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费用粘性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

不同的理论前提，费用粘性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学术界较为公认的成因有三种：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以及代理成本。

调整成本。企业因持续经营所需通常会签订长期契约，一旦企业经营出现短期变动，由于向下调整成本会造成无法履行契约，其成本较高，管理者可能会选择暂不调整，由此费用没有随收入降低而及时降低，出现费用粘性特征。管理层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产生调整成本。subramaniametal.[4]、bankeretal.[5]依次从不同类别资源、销量幅度变动以及劳动市场角度验证了调整成本导致费用粘性。华雯雯等[6]對企业不同决策动机所带来成本粘性的变动进行研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尽量避免亏损时所做出的资源调整能够使粘性降低，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显著。

管理者预期。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发展预期过度乐观会增加费用粘性程度。itayetal.[7]研究得到管理层对行业未来的预期会决定企业在业务量下降时对闲置资源再配置的决策。李粮等[8]在模型加入了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发现预期乐观的管理层较少地会对闲置资源再配置，导致费用粘性上升。梁上坤[9]通过对非国有企业分析得出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影响费用粘性，并且随自信程度而加剧。

代理成本。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使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业务量下滑时并不会及时削减费用、规避风险，费用下降的滞后就形成了费用粘性。dieryncketal.[10]从公司治理模式和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出发，验证支持了代理成本影响费用粘性。谢获宝等[11]研究发现，经营者可能会在不充分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而过度投资，扩张其资源占有量，使资源利用率低而导致费用粘性升高。

（二）宏观经济、宏观政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callejaetal.[12]将多个国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经济政策以及政治的不同，导致其存在费用粘性差异。谢获宝等[13]通过对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发现，公司的经营、融资以及投资都受到了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非效率投资将造成公司在未来收益不明确的状况下费用加速提高，使费用粘性上升。马文超等[14]将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十年的财务数据分析发现，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的费用粘性越大。叶玲等[15]发现，产业政策与企业的投资规模正相关。李海英等[16]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相关信号传导到资本市场，使投资者以及管理层对行业未来发展做出高于实际的乐观估计。江飞涛等[17]认为，政府会对通过宏观调控干预市场，取代市场本身的自由机制。

以上对费用粘性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整个经济市场或制造业所进行的，而针对房地产业以及从时序变化角度对费用粘性影响的研究很少。本文以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宏观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从时序变化的角度，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在不同期间的费用粘性，以期对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以及宏观政策的应对提供一定的帮助。 三、假设的提出与模型构建

（一）提出假设

基于前文研究所述，本文提出h1：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管销费用与营业收入存在费用粘性特征。

随着观测间隔期的延长，管理者通过一定时间观察内外部环境，会更准确地预测以及判断，合理地配置闲置资源，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会相应减弱。因此，提出h2：随观测间隔期的延长，费用粘性程度将逐渐减弱。

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上行的环境中，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管理层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会延缓实施对资源的调减措施，减慢费用降低速度，从而致使费用粘性恶化。相反的，在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中，管理层会对企业现有资源进行迅速调整，合理配置，降低费用，从而抑制费用粘性。因此，提出h3a：宏观经济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

在通胀较高水平的环境中，房地产企业各项材料、人工等其他成本费用也会相较于低水平通胀环境中的各项成本费用有所提高。所以，通胀水平较高时，若企业营业收入下降，由于受到较高的材料、人工等其他费用水平的限制，费用下降程度要比在通胀水平较低时的费用下降程度小，使费用难以达到管理目标，导致费用粘性增大。因此，提出h3b：通货膨胀与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

宏观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层面。

产业政策层面，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完善，政府会以产业政策的形式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但产业政策并不可能完全影响房地产市场供需机制，因此，在产业政策没有达到预期调控效果时，政府会在短期内连续出台导向性政策，迫使市场发展方向趋向产业政策调控方向，见表1。

政府产业政策调控最终是通过房地产市场销售面积及销售价格得以体现。一方面，当市场遇冷时，随着刺激性产业政策的出台，会给市场传递利好信号，使得管理层对行业做出乐观估计，带来投资行为扩大，增加规模，成本费用控制弱化，加重费用粘性;另一方面，当市场过热时，政府会出台相应的紧缩性产业政策，降低或控制销售面积和销售价格的增长速度，给楼市降温，管理层基于不良预期，会调整配置资源，减少费用，费用粘性相应减弱。因此，提出h4a：紧缩的产业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刺激的产业政策会加重费用粘性。

货币政策层面，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会有所提升，房地产上市公司易于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同渠道获取资金，扩大投资规模，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费用管理的积极性，费用粘性程度随之增大;另一方面，货币很可能超发，推高通货膨胀，增加企业对费用管理的难度，导致费用粘性增大。在緊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房地产获取资金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投资规模降低，管理层会强化费用管理的积极性，导致费用粘性降低。因此，提出h4b：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重费用粘性;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费用粘性。

（二）模型设计

1.费用粘性的测量模型

基于前人对费用粘性的研究，本文运用andersonetal.[1]提出费用粘性检验模型来检验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具体模型如下：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公司管销费用、营业收入选取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宏观经济增长率（gdp）、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商品房销售面积（area）、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price）选取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广义货币供应量（m2）选取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07—2017年统计数据。其中，样本公司管销费用、营业收入选取的步骤如下：

1.以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准，选取2007年以前在沪深a股上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数据。

2.剔除2007—2017年st、*st的样本企业。

3.剔除在此期间存在异常、缺失的观测值的样本企业。

经过筛选，最终样本房地产上市公司为104家，共计1144个样本观测值。

（二）假设的检验与分析

1.对h1的检验和分析

利用模型1对h1进行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中α、β1与β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β20。通过回归分析可知：房地产上市公司的β1=0.585，β2=-0.1150，则表示当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每上升1%时，相应的管销费用也会上升β1=0.585%;相反，当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每下降1%时，相应的管销费用却只会下降（β1+β2）=0.47%。预期h1得到验证。

2.对h2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2对h2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

当n=1、2、3时，β

逐渐增大，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时间间隔延长，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在逐渐增大。这与“反转性”的h2完全不符合。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以下原因：从宏观形势来看，在观测期间，房地产业先后经历5次调控政策的波动（2008年前紧缩、2009—2010年刺激、2011—2013年再紧缩、2014—2016年再刺激、2016—2017年再紧缩）。面对每一次产业政策的波动，企业都要重新调整资源配置方案，由此产生新的调整成本，从而加重了费用粘性程度。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来看，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企业及时应对，但实际上，从公司决策的迟缓与联动的滞后性，再到具体调整后的经营策略落地实施，如此长的时间会导致费用粘性的增加。

另外，当n=3、4、5时，β2分别为-0.177、-0.158、-0.102，β

不断减小，这一现象表明，当间隔期大于3年，费用粘性开始逐渐减小。可能因为当时间间隔大于产业政策调控的间隔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产业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反转性的特征。 3.对h3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4对h3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

其中，β3=0.3090，实证结果与h3a不符合，出现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宏观经济形势上行，管理层对未来发展形成乐观预期，理论角度费用会增加。但管理者也会充分利用宏观经济环境，紧跟趋势发展企业，管理层会更注重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水平，加强费用管理能力，从根本上削弱费用粘性。

β4=-0.0840，h3b得到验证。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原材料（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劳动力价格也相应提高，当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时，受到较高的材料、人工等其他费用水平的限制，从而费用管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导致费用粘性增大。

4.对h4的检验和分析

运用模型6对h4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

从产业政策角度，β3=-0.3710，β4=-0.4520，h4a得到验证。作为调控政策的主要影响结果，刺激的调控政策相较于紧缩的调控政策，销售面积以及销售价格增长率有所提高，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也随之增加，企业持有现金水平又与企业代理问题密切相关，管理层往往利用对持有现金的不当处理来牟取个人利益，实现管理者自利行为，而这种代理问题的出现弱化其费用管理的积极性，导致更大的成本粘性。

从货币政策角度，β5=-0.2210，h4b得到验证。宏观层面，较高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会提高超发货币与加重通货膨胀风险的概率，进而加深费用粘性（上文已提及）;企业层面，房地产企业可获得更多资本，企业面对闲置资本（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的调整又会产生新的一轮调整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费用粘性。

为进一步研究宏观政策变化对费用粘性产生的时序性影响，以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标准，将观测期间2007—2017年划分为五个阶段：2007—2008年、2009—2011年、2011—2013年、2014—2016年以及2016—2017年，并基于模型1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表6所示。

2007—2008年，β2=0.2240，呈现反粘性的现象，这一时期，以紧缩的调控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宏观经济层面，受次贷危机影响，国际经济整体受挫，而国内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问题日益严重，加上受到2007、2008年调控影响，房地产业从降温变成了冰冻，土地流拍、地王退地，销售面积下降14.72%和销售价格下降1.66%;企业层面，市场上供大于求，同时管理层消极的预期迫使加强成本费用管理，费用粘性减弱;另外，2007、2008两年为了实现控制货币供应量、缩紧银根的目标，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资金，费用粘性相应减弱。

2009—2011年，β2=-0.1100，费用粘性有所增加。这一时期，以刺激的调控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产业层面，在积极的调控政策的刺激下，楼市大幅回暖，2009年，销售价格和销售面积双双止跌，销售价格上涨23.18%，销售面积暴涨43.63%，管理层信心有所提升，由消极转为乐观。货币政策层面，房地产上市公司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融资难度减弱，可获取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因此，较次贷危机时期费用粘性有所增大。

2011—2013年，β2=-0.1000，费用粘性较上一期间有所减弱，以收紧的调控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产业政策层面，为抑制上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强势复苏，调控力度加大，遏制房价上涨，总体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暂时抑制，但房价与销量均实现稳步增长。货币政策层面，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规范性发展，在为公司提供良好的筹资渠道的同时，约束公司资金使用。因此，费用粘性有减弱。

2014—2016年，β2=-0.3970，费用粘性大幅增长，达到分断观测期间的最大值，以刺激的调控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基调。这一时期，我国进入新常态，国内经济增速平缓下降，整体经济发展体制、方向等都在悄然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楼市的调控政策也在相应变化，去库存、分类管理成为新的调控重心。产业政策层面，先后颁布四次刺激楼市调控政策，表现为对限购限贷政策的松绑，提高信贷方面支持以及加大税收优惠。对于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来说，相较于上一时期，在整体政策的刺激下，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企业费用粘性大幅增长。

2016—2017年，β2=-0.1920，费用粘性较上一期间有所减弱，以从紧的调控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基调。2016年后半年至2017年，国内经济转型趋于稳定发展，以及上一时期刺激房地产稳增长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效果存在区域差异性问题。同时，通胀预期抬头，金融潜在风险日益显著，产业政策开始从刺激转向收紧。宏观政策层面，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和促改革，政策長短结合，短期依靠限购限贷，长期寻求建立长效机制。从企业层面，经过政策调控，房价和销量迅速降温，管理层的乐观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因此，费用粘性较上一时期大幅下降。

通过对沪深a股上市的104家房地产企业2007—2017年数据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在2007—2017年期间，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存在费用粘性的问题，并且宏观政策调整频率对费用粘性的反转性产生了影响，当n=1、2、3时，受频繁政策调整影响，费用粘性逐渐增强，当n≥3时，跨越调控政策期间，消除政策调控频率的影响，费用粘性逐渐减弱。

2.宏观经济方面，宏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宏观经济向好时，房地产企业整体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提高，费用管理能力相应提高，费用粘性不增反降;通货膨胀会导致费用粘性增加。

3.宏观政策方面，不同的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趋势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当产业政策趋于收紧与货币政策趋于稳健，可以稳定市场发展，费用粘性会减弱;反之，当产业政策趋于刺激与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可以加速发展，费用粘性大幅增加。 【參考文献】

[1]andersonmc，bankerrd，ling，general，andadministrativecostssticky？[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03，41（1）：47-63.

[2]bankerrd，byzalovd，inantsofinternationaldifferencesinasymmetriccostbehavior[d].workingpaper，templeuniversity，2013.

[3]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26-34.

[4]subramaniamc，onalevidenceonthebehaviorofstickycosts[d].workingpaper，texaschristianuniversity，2003.

[5]bankerrd，tingearningsusingamodelbasedoncostvariabilityandcoststickiness[j].theaccountingreview，2006，81（2）：285-307.

[6]华雯雯，耿玉环，张婧超.保盈动机、所有权性质和成本费用粘性研究[j].财政监督，2015（23）：31-38.

[7]itaykama，ingstargetsandmanagerialincentivesaffectstickycost[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2013，51（1）：201-224.

[8]李粮，赵息.公司高管乐观预期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64-69.

[9]梁上坤.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约束与成本粘性[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3）：122-131.

[10]dierynckb，gsmanagementincentivesandtheasymmetricbehavioroflaborcosts：evidencefromanon-ussetting[c].global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symposium，2009.

[11]谢获宝，惠丽丽.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14，26（12）：142-159.

[12]callejakm，steliarosm，ncoststickiness：someinternationalcomparison[j].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2006，17（2）：127-140.

[13]谢获宝，惠丽丽.成本粘性、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企业风险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17，29（3）：110-125.

[14]马文超，吴君民.货币政策变更、费用粘性与企业债务融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4（6）：105-113.

[15]叶玲，李心合.管理者投资羊群行为、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5）：24-32.

[16]李海英，毕晓芳.制度条件、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2）：5-14.

[17]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中国工业经济，2010（9）：26-36.

关于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一）突出党建引领，为民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2020年，章丘区医保局持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内，完善规章制度，严格纪律规矩，加强党员队伍管理，不断夯实政治基础；持续推行“三五”工作模式，开展“三亮三比”活动，提升服务效能。对外，扎实开展开展党组织、在职党员“双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举办知识讲座、健康义诊活动，强化为民服务意识。

2020年，章丘区医保局积极争创省级文明单位，政风行风建设、智慧医保服务等多项工作经验被《中国医疗保险》、“学习强国”、“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刊发推广，多项工作经验在济南市医保系统内推广，实际工作中多次收到群众的感谢信、表扬件和锦旗。

（二）强化执行力，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

积极推动多项医保惠民政策在我区落地、落实。完成医疗保险的市级统筹，让参保人享有与市区群众相同的待遇；将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助；持续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在我区的推广应用，丰富应用场景，逐步实现就医、取药的“无卡化”。截至目前，职工医保基金支出3.49亿元（统筹基金支出1.82亿元，个人账户金支出1.67亿元），其中职工医保住院现金报销464人次，统筹金支付386.6万元，门诊慢性病审核报销637人次，统筹金支付146.1万元，普通门诊统筹签约21886人次，统筹金支付640万元，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联网结算6196人次，统筹金支付36.64万元。居民医保住院统筹10.5万余人次，基金支付43815.7万余元，门诊慢性病统筹14.8万人次，基金报销4833万余元；门诊统筹106.7万人次，基金支付3463.4万余元；手工报销1629人次，基金支付649.7万余元。生育保险为全区6665人次发放生育保险待遇2789.1万元。医保经办业务成效显著，有力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医疗待遇全面落实。

（三）优化经办流程，服务效能不断提升。

以便民、为民为原则，区医保局持续进行流程再造。不断深化“互联网+医保”、“智慧医保”服务，利用互联网受理申办资料，减少群众纸质证明，各项业务均能实现网上办、掌上办；率先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推广任务；设立12家医保工作站，将门慢申请、居民医保参保登记等多项业务下沉镇街；18个镇街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均实现了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利用信息化手段调取申请门慢待遇患者的病历资料，增设手机推送鉴定信息服务，切实落实让群众“只来一次，现场办结或网上办、零跑腿”的高效服务。

（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医保脱贫攻坚战

新冠疫情期间，章丘区医保局不等不靠，开辟就医绿色通道，为全区群众撑起医疗保障的保护伞；向区内定点医疗机构预付医保资金3150万元，协调上级部门预拨1428万元，确保了各定点医疗机构的无资金压力。复工复产期间，实施阶段性降低缴费比例，延缓缴费申报期，全年降费减费7000余万元。

全面落实医保扶贫政策，贫困人员免缴参保，发放精准扶贫护理券，实施“一站式”救助；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四比对一排查”及党员干部“遍访贫困户”活动，发放、张贴宣传画7000份，确保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医保待遇应享尽享；摸排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对符合门诊慢性病条件的人员直接备案办理；对达不到办理门慢条件的高血压、糖尿病“两病”患者，主动调取系统数据，统一为该类人群办理居民“两病”门诊，切实减轻贫困人员经济负担。截止目前，全区17212名扶贫对象全部享受医保待遇，完成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保硬任务，开展“一站式”即时结算救助11547人次，救助金额361.22万元，为1388名贫困人员办理了门诊慢性病待遇，为4920名贫困人员办理居民“两病”门诊备案。

（五）打击欺诈骗保，基金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多措并举，持续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加大稽查稽核力度，成立案审委员会，规范办案流程；严格“五级联审制度”，主动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基金内审，成立“医保专家库”，让欺诈骗保无所遁形。2020年，共检查协议定点药店222家、定点医疗机构143家、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约谈并责令限期改正14家，暂停医保结算4家，解除协议1家，扣减、追回医保基金167.81万元。

（六）提升医保队伍素质，深化医保政策推广

坚持每周五下午召开“医保课堂”，定期举办“千人培训计划”，让每个人都成为医保的行家里手；启动医保“方桌会”、医保知识“六进”及“进门诊、进病房”活动，发放《医保政策问答》手册及医保知识宣传折页3万份；在《今日章丘》报开办“医保在线”专栏，录制“走进医保”栏目在章丘电视台播放，向全区90余万参保人全方位、多角度介绍医保政策，其网络点击量也高达100万人次；畅通信息渠道，开通医保热线，在微信公众号、医保app等开设局长信箱，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保“两员”、服务对象的社会监督作用，推动医保工作更好的发展。

（一）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筑牢政治保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推进机关工作有序开展。抓住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持续查找廉政风险，细化防控措施，打造干净担当的医保铁军。

（二）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在“互联网+医保”上求突破，进一步完善医保体系，推动建立新型服务模式；持续推广医保电子凭证，在全区649家农村卫生所安装扫码设备，完成医保电子凭证在我区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的使用；推进信息化建设，整合数据资源，开发医保“大脑”，发挥大数据分析、预警作用，打造不见面就医购药新模式；按国家局要求统一接入异地联网系统，实现参保人在全国范围内享受门诊统筹报销待遇；丰富拓展医保app、微信公众号的使用功能，深入推进网上办、掌上办和不见面审批的深度和广度；在全区18个镇街的为民服务大厅设立医保工作站，与以前的医保办理窗口合二为一，承担医保办理的各项职能，切实做到打通医保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三）织密基金监管网络，管好用好百姓“救命钱”。按照省医保局统一要求接入智慧监管软件及设备，实时监控各定点医院的医保政策落实情况，达到高效、全面，监管医保政策费用落实；巩固“五级联审制度”，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基金内审，多维度保障基金安全；发挥“百名医保专家库”作用，提升专业化稽核水平；用好中公网、移动稽核、指静脉等智慧监管平台，加大智慧监管和在线实时监管，织密医保基金监管网络。

（四）持续巩固扶贫脱贫攻坚成果。把握政策导向和政策标准，对符合医保扶贫、医疗救助人员实现一站式网上审核；建立医疗救助长效机制，与全区扶贫工作、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强化部门联动，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的就医负担，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

关于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科举、建新学为起点，正好大约一百年，并被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鲜明地一分为二。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动，教育制度一再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个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的。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标志着近代教育的脱旧入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行“以党治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育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育系统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得以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与“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军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初步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各类学校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提倡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变革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和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正式的、独立的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提学司，各厅州县设劝学所，各县官立、公立、私立的各类小学堂都归劝学所主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成立教育部，教育部直隶总统。教育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三司一厅。此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本精简原则，循民主集权制思想进行。机构极为简单，除总长、次长为政府任命，其他工作人员概不呈请任命，均称部员。此后，教育部组成几经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的建设，主要围绕教育机关的独立设置及获得较大的事权。民国初年，大多数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下设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司设司长1人，由省长推荐，大总统委任。教育机关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后，教育司被裁撤，仅在政务厅下设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教育厅，设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厅下设3科，各置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的教育行政，经历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的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行县教育局建制，市乡由教育局酌划学区，每学区设教育委员1人，受局长指挥，办理本学区教育事务。并规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董事5名，除县视学1人外，其余依据条件选举产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教育行政改革，是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中央撤消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下设以大学院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专家学者组成的“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关。省市教育行政则实行“大学区制”。即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每一学区内有一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理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事宜。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最高审议机关，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员、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组成。

    

   这一由蔡元培发起的改革，反映其“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以学术化代官僚化”，由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采用合议制）。但这场改革实行一年多后即告夭折。1928年8月，蔡元培辞职，11月，大学院重新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止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有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为理想过高而人谋不臧，欲使教育行政学术化，结果反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以大学统率中小学，忽略中小学实际需要，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导致中小学居于附庸地位，而遭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气氛下比较浪漫的制度变革的尾声，此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整之中。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充实完善，从1928年12月公布《教育部组织法》起，至1947年公布的第10次《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而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督学室、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国民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边疆教育司、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总务司、会计处、统计处、人事处、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置“专门委员会”。教育部专门委员会始设于大学院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多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国语推进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国民教育辅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领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交议事项”。成员多为各领域知名专家，如按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委员25人至40人，其中对教育研究有经验之国内学者占20人至32人，在华从事教育多年著有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以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委员制，下设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掌理的事务为：各级学校事宜，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及学术团体事项，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等事项，其它有关教育行政事项。教育厅虽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不同，但机构较大，人员较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有所提高。这一省区教育行政制度一直实行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的教育行政，又经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公布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4局；1933年后，规定县政府“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时，重申改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均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掌教育大权，教育科仅为辅佐，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洽办事务，造成教育地位明显下降。此后，教育部及教育团体多次呈请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但直至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校制度

    

   中国的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癸卯学制”起，至1922年新学制得以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脱旧入新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从而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癸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规定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即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约需22年左右。此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院，学制5年。“癸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之始。“癸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学内容上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并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之外均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系统。小学堂、中学堂均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

    

   民国之初，1912年9月颁布了一新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章程修改和补充，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废除了经学；取消贵族学堂；体现男女平等的思想，初等教育实行男女同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为女生独立设校。学校系统基本延续“癸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有所缩短，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则从初小至大学需17-18年，共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生长的标志性事件。它是由民间的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和制定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了新学制的讨论和制定。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此草案修改后交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教育会第八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新学制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学制由原先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美国式“6-3-3”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这一基本学制从1922年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系统，改为实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性中学制”，即美国式的单轨制。明确中学实行学分制与选科制。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止预科，并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颁发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并造成学校教育比较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以及《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面是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是“规则”、“细则”、“办法”，教育立法数量繁多。据统计，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公布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多达1200余件；在1930年至1945年的15年中，单高等教育法规就有335项。立法比较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颁布后一直未变，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进行修订。[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一个背景，是对20年代“放任主义”的纠偏，整顿办学过“滥”之弊。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向着权威主义、“整一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之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国式教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学模式。这些教育法规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总纲、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师资、行政、经费、成绩考查、入学、毕业等都作了详尽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并将私人办学和华侨办学牢牢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国式的“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的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并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的科目和课程整齐划一，毫无通融余地，教育的钟摆又回到了从前。这既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品质，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含国民党整肃思想、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关于政策宣传我来讲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关于落实优抚对象和部分军队退役人员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参战退役人员身份认定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对参战、参试人员的认定做出了规定。

一、参战退役人员

参战退役人员是指曾在军队服役并参加过作战的退役人员。作战是指武装力量打击或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

具体界定为：我军为抵御外来侵略，完成祖国统一，为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武力打击和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

主要包括：自卫还击作战、防御作战、对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出国支援作战、平息地区性武装叛乱作战，以及军委、总部认定的其他作战行动。参战退役人员包括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员和作战指挥人员、作战保障人员。

1954年11月1日以来，我军的主要作战有：

(1)解放一江山岛作战(1954年11月至1955年2月)

(2)川、甘、青、藏、滇地区平叛作战(1955年12月至1982年12月)，包括四川凉(山)茂(县)西(昌)地区平叛，西藏平叛(含甘肃、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藏区)

(3)炮击金门作战(第一阶段为1953年8月23日至1959年1月7日，第二阶段为1960年6月17日、19日)

(4)中面边境勘界警卫作战(1960年11月22日至1961年2月9日)

(5)中印边境自卫反击(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

(6)“八.六”海战(1965年8月6日)

(7)崇武以东海战(1985年11月13日至14日)

(8)援越抗美作战(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

(9)援老抗美作战(1968年1月至1978年5月)

(10)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1969年3月)

(11)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1974年1月)

(12)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

(13)“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1979年10月至1989年10月)

(14)南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1988年3月)

二、原8093部队和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

8023部队是原国防科工委21试验基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号，从1964年至1996年，多次执行核试验任务。现为总装备部21基地，驻地在新疆马兰。

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包括参加过核试验效应试验的退役人员，执行过核试验保障任务的退役人员、参加过核爆炸条下军事演习的退役人员，与原8023部队驻同一区域部队的退役人员、曾在核导弹、核潜艇部队涉核岗位服役的退役人员等。

参战认定的的几个关键点

1、对档案无参战记载或无档案的人员身份认定。

在具体工作中，对这类问题“易粗不易细”，只要本人确属参战或参试军队退役人员，经已经确认身份的同批战友2至3人的证明，即可认定。

2、不再到原部队查阅资料。

开展参战参核身份认定工作后，中央下发了参战参核部队名录，对于个人档案中无参战记载或找不到档案，同时又没有战友证明的人员，其身份认定工作可以通过核对中央下发的参战参核部队名录来判别，各地民政部门不需再到原部队查阅资料。

3、对“无工作单位”的界定?

其中的“无工作单位”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1)退伍后从未安置过工作且未曾就业;(2)退伍后安排过工作的在职退伍军人，同时具备依法与所在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关系及工作关系、未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未再就业三个条件的。

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倒闭、破产、重组，所有制形势的多元化，“无工作单位”的界定问题很难把握。既要把政策落实好，又不能引起其他人员的攀比，造成新不稳定因素。

根据部里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当前的信访形势，我们对“无工作单位”的界定问题提出以下原则：以是否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为界线，只要是因企业改制、倒闭、破产，没有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的失业(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参战参试退役人员，应认定为“无工作单位”，应予以登记认定。

4、既是参战人员又是残疾军人，是否登记?

对既是参战参试人员又是残疾军人，应予以登记(城镇有工作单位的参战人员除外)。这类人员按就高原则，只享受残疾抚恤金待遇，不享受生活补助。

5、人户长期分离，无法核实工作情况的是否登记?

对人户长期分离的人员，必须要求本人到其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认定，对不按程序办法登记、不积极主动配合向登记部门提供相关证件(证明材料)的，登记部门有权不予登记。

6、符合登记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开除公职的是否算无工作单位?

对参战参试军队退役人员中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公职的，只要不是敌我矛盾，没有重大犯罪行为的，没有享受其他生活待遇的，应认定为无工作单位，予以登记。

7、自主择业的参战参试军队退役干部和军队复员干部，能否享受生活补助?

参战、参试的自主择业军队退役干部和军队复员干部不能享受生活补助政策。当时，他们复员时，已按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拿到了他们的经济补偿。对参加过核试验的自主择业军队退役干部和军队复员干部，应予以登记，参照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的关政策规定进行体检。

8、在《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中，原8023部队和其他涉核人员没有被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破产企业中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要求落实优抚医疗保障政策，如何解释?

根据民政部的解释，这次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的，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发放生活补助，这类人员虽然生活补助标准和参战退役人员、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一致，但在待遇上是有区别的，这类人员只享受生活补助，不享受国家优待政策。因此，民政部等部门在制定《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时没有将这类人员纳入范围，是有依据的。

9、在乡和城镇的参战参试军队退役人员是否全部登记?

根据(民发〔2007〕99号)文件规定，对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发放生活补助。

因此，参战退役人员只登记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有工作单位的不予登记。

根据(民发〔2007〕100号)文件规定，对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的，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发放生活补助，对其他参加核试验的军队退役人员，比照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进行体检，并按照规定落实相关政策待遇。

因此，这次登记要求，对已体检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和还没有体检的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不论在农村和城镇的都要登记，对已体检和还没有体检的人员登记审核表进行分类上报。

10、参战但正在服刑的退役人员是否登记?

对这类人员，目前暂不予登记，待刑满释放后，再无犯罪记录且表现突出的，由村委会(区社)和派出所出具证明，县区民政部门方可认定身份，从认定之月起享受生活补助。

11、对这次漏报人员是否不再登记?

由于这次调查摸底认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完成，做到一个不漏，一个不重，是不可能的。对漏报人员，只要情况属实，县区民政部门应予以认定，逐级上报。

12、部分退役人员档案有参战记载，可退伍证上的部队代号不在认定范围，是否给予登记?

对本人档案有参战记载，部队代号不在认定范围的退役人员,应先予以登记,同时将部队代号、参战时间以及参战类别等详细情况上报省厅，省厅汇总后报民政部，由民政部与军方协调确认后，再予以认定。

13、对参战部队留守人员是否按参战人员对待?

对整建制参战部队的留守人员，应视为参战人员，给予登记认定。

生活补助如何申请?

上述对象中，符合“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生活困难”条件的，可申请定期定量生活补助。按下列步骤实施：

(1)申请人书写书面申请材料;

(2)申请人提供原始证件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户口薄、身份证复印件;

(3)所在村(居)委会在上述等材料收齐情况下，对申请人进行调查。情况确实的，在村(居)委会公示栏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的，领取并填写审批表，经村(居)委会提出意见后，相关材料上报镇(园区、街道)民政部门;

(4)镇(园区、街道)民政部门在此基础上，做好走访调查取证，对符合条件的，形成书面综合材料，提出初审意见连同相关材料报送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

河北纵驰信息—优抚优待业务管理系统：优抚对象信息管理实现优抚对象的信息化管理，包含：优抚人员建档、动态跟踪维护、优抚资金发放、资金投入管理、优抚事业单位管理、评残、调标、残疾辅助器具申领、审核、审批管理等。实现处室电子化申报、审批、审核等流程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