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实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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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一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ssk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对真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赋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甚至试图解构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ssk指出了理性主义反映论认识中存在的缺撼，但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完全放弃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正如科尔所言:“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动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并非ssk不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某此信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知识的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导，后者需要一种相当的认识论与其它理性手段”，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与动物本能的结合，“集体信念的可接受性”无法获得完备的说明，勿宁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理性主义作为两种理解科学知识的视角成为互补的关系。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二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三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四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

[1][2][3][4][5][6]。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五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六

摘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七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揭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进程中，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本目标，深入研究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日益引起更大范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在全世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着整体论思维方式、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原则、唯物史观立场，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六个层面的基本理论内涵。

首先，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主体论。人、自然和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其次，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物质变换”这个自然科学术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蕴，是循环经济的理念源泉。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阐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并从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由浅入深地分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克服新陈代谢断裂、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那时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再次，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和反人性属性。马克思认为在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劳动成为了异化劳动，进而导致了工业文明社会的自然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要求。

第四，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文明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强调人类相对于自然存在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们又辩证地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相互统一，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自觉遵循生态价值理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想与社会进步论。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共同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些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实践措施。他们提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

第六，热爱尊重和爱护自然论。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看作是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因素，主张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财富基础和精神源泉。他们强调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河流表示深切痛惜，认为“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提示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理论源泉、最可靠的思想启示，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态问题，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其生产劳动的基础作用。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除了拉法格和梅林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最早重视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理论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继承、解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普列汉诺夫。对此，黄楠森指出：“唯有普列汉诺夫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主要阐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独立于地理环境之外的逻辑和规律、生产力中介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量”,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首先，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概念，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他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指出：“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一致，列宁也强调尊重自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破坏环境。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揭露了资本主义大城市糟糕环境状况，“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列宁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生产目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所导致的工人生存环境恶化、殖民地原料被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列宁还通过人造肥料的使用阐述了城乡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平衡论生态哲学思想。布哈林的平衡论把自然界称作“环境”,把社会称作“体系”,认为历史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与不平衡中发展的；他把平衡分为社会体系中的内部平衡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平衡，二者不可分割，互相联系，后者决定前者。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这就决定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布哈林在狱中哲学笔记《哲学的沉思》中认为：“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提出了人类“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的观点。再次，斯大林改造自然的生态观。斯大林既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立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又对恩格斯抱有偏见而抵制辩证自然观，轻视自然界的整体性以及自然界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关注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利益，却忽视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计划当时取得一定成效，但留下了生态后遗症。20世纪70年代咸海开始干涸与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成为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两大生态灾难。苏联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能够自动解决生态问题。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首先，福斯特等人批评了西方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生态思想的荒谬言论，明确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向生物学和自然观延伸。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高兹指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福斯特也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要阻止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不能仅仅在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必须进行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取而代之。

再次，对生态危机本质和危害的揭示。福斯特认为当前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场“终结一切的危机”,是人类“最后的危机”.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发推演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强调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相比更加具有根本性。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开展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行动。奥康纳呼吁：“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斗争，必然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环境的忧患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公正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过于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体系中的地位，寄希望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用生态革命代替社会变革的思路也带有空想色彩。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逐步获得学界认可。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根本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首先，《自然辩证法》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最早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肯定。因提出基本粒子结构‘坂田模型’而享有盛名的日本着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其对科学界和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文中，强调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今天，我想谈谈所遵循的经典着作，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着作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

在日本还有另一位深受《自然辩证法》影响的着名物理学家宫原将平，也十分认可这一点。不仅如此，《自然辩证法》中的“历史发展的思想”也获得了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普里戈金的赞赏。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美国的拉斯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及其物质基础的学说有一种生态学上的持续性要求，“剔除它的传统和19世纪的假想，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探讨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框架。”1995年在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马克思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和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青年恩格斯也被认为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2007年在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全球意义与对中国的启示受到中外学者关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教授强调，“马克思在帮助我们解释当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方面则有巨大作用。”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也认为，“马克思的一些敏锐观察依旧适用于当前，马克思的认识对于后现代经济和生态文明仍然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在着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得出了建立在生态上适度可行的生产发展是“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原则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不同区域和制度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启示、价值指引、实践经验和世界眼光。

思想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导，这种指导地位有待于在实践中凸显；价值指引在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行动，同时社会主义有制度优势，中国生态文明的成功实践必须要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行；实践经验在于，生态文明建设是综合性的战略设计，应结合基本国情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行动；世界眼光是指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性和人类性，中国要承担国内建设生态文明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双重义务。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开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实践。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尚没有成为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只能以理论形态存在，没有付诸实践的条件。”苏联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制度可能性，但未能转化为应有的实践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彻底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在全世界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形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作用和世界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探索。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中，绿化祖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了历史铺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领导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修复生态、保护环境、计划生育、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兴修水利工程和减灾防灾，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提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调“集约经营”和“生态平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94年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2003年提出了21世纪我国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总体构想。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提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战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价值理念、实施原则、建设内容做出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规划部署，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突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目标，以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未来目标；第一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以及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建设方针以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这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设计与实施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继承、结合时代特点的最新发展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运用。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之后，同志着眼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

比如，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将其看作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民意所在民心所向的重要问题。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等六个方面出发，对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和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理论指南，也将对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产生引领作用。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未来。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引领着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绿色变革动力不足，资本主义失去了在人类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引领地位。相反，不以利润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一条具有全球价值的探索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新道路。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八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关键词]翻译哲学；哲学；哲学分支学科。

喻锋平(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项目“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辩证思考”(项目编号：yy1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

二、

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国内第一次对“翻译哲学”概念做出理论化的解释的是张泽乾先生。他说：“在结构上，翻译学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技术科学和翻译实践五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成部分；翻译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论与认识论(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它们是翻译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翻译理论是翻译科学的核心，在翻译哲学、翻译实践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3]张今也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4]p17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翻译哲学定义为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

上通过谷歌搜索，直接关联的词条很少。而搜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电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philosophy为主题的文献。国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phi-losophy这一名称的是圣经研究组织网站上，圣经英语标准译本(esv)所遵循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译，它尽可能寻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和每一圣经作者的个人风格，着重于“词与词”的对应，寻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经翻译则是采用“意译”(thought-for-thought)的翻译方法。此外，“translationphilosophy”有时也直接出现在一些翻译公司或组织的网站上，但从其随后的内容上来看，与上述圣经翻译组织对该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philosoph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显然这些出处的“translationphilosophy”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翻译哲学，而是指翻译原则或方法。

那这样看来，真如刘邦凡先生所说，“翻译哲学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吗？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庞大的体系和强大的影响力不相符合。若撇开这一名称本身，而从翻译和哲学的关系，即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和哲学视阈中的翻译问题来考察西方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那么相关论述就可谓是汗牛充栋了。很多西方大哲学家都谈论过翻译的问题，试举几例：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确立。(伽达默尔)。

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德里达)。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

二、比较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西在“翻译哲学”概念的探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翻译哲学”概念确如刘邦凡所说，是个地道的中国学术用语。并且，国内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都试图对该概念定义，表现出与传统学术研究印象式评点不同的方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但在定义的方式上，哲人和译家又存在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哲学概念的定义都无一例外是借鉴或模拟某一哲学观的定义方式，把“翻译哲学”定义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式的定义显得空泛，内涵很少，就如我们说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既没错误也无法验证，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者在哲学思维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译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哲学”混淆在一起，这好比把“理论”等同于“哲学”，其错误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学研究者则没有简单套用某种哲学的定义模式，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透视翻译问题，尝试对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方式、角度、层次以及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定义翻译哲学概念时能认识到“名”与“实”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学和翻译界并没有翻译哲学的概念定义，但却有众多的哲学家谈论翻译话题。若从哲学和翻译的关系来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中西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的异同。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鉴某个哲学理论说明翻译现象的案例，这也是哲学进入翻译视野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贤。如西方的哲罗姆、贺拉斯，中国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都成为后期翻译研究中寻求权威支持的源流。近现代时期，中西翻译研究中借鉴最多的则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洪堡的语言世界观，以及解构主义、阐释学等等。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某个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如刘介民《德里达翻译哲学的解构倾向》、仲伟合《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李德超《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还有研究者从哲学的层面追问翻译的问题，思考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如上文提到的f.guenther(1978)和(1984)，以及anthonypym最近的论述onempiricismandbadphilosophyintranslationstudie;国内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张柏然《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等等。

当前翻译研究中，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一种向度，即从哲学中寻求权威支持，服务于翻译研究，而思考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却不多。可以说，pym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郝林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齐观的重视从翻译的方面探讨‘神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于20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形而上学大批判运动产生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11]。而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样给我们审视翻译哲学概念以启迪，翻译能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翻译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

三、概念辨析。

以上论述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如要领悟“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就应把它作为哲学来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哲学的定义。现实情况是，尽管哲学历史悠久，但如要对哲学概念进行规定，“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终极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各种词典里也有不少解释哲学的条目出现，比如，philosophia(哲学)按其希腊语本义而言，是指爱智慧、追求真理。汉语中，“哲”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彰显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与学两个词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这表明哲学是对本源意义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而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哲学只是一种可能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努力接近它。我们所说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12](p750)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是方法论，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

但这些都仅仅是哲学历史中某家某派对哲学的见解，不可能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这种多样的概念界定不影响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提出各种新的答案，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对“翻译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同“教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等一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及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

尽管这样表述翻译哲学的内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翻译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属于哲学的领域，这不同于翻译研究中的从经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也不同于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甚至翻译教学也需要哲学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着操持某种哲学理论与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

其次，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切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从翻译实践的经验归纳得出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诉求不同，翻译哲学可以说是通过追问经验何以可能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经验的经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

最后，翻译哲学考察翻译及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考察，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世界本真、终极真理的一种追问。通过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认识界定翻译，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体的人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是哲学的特征，也是翻译哲学的特征。这也使翻译学和翻译哲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如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艺术哲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具体科学的翻译学只是翻译哲学研究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而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更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翻译哲学作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经伴随着哲学和翻译研究两大学科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哲学对翻译的本体性的追问正在扩大着它在翻译领域的影响范围，毕竟思想和文化是没有地理界限的。我们也希望国内对翻译哲学的探讨能“走向世界，使翻译哲学国际化”[6]。如确要给翻译哲学找个相对应的英文词语，我们建议用thephilosophyoftrans-lation，理由是翻译哲学属于哲学领域，用英文的介词of可以说明这种分类关系，不用translationphilosophy是为了避免与英语标准版圣经翻译者提倡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phi-losophy则是要区分“翻译哲学”和“翻译的哲学”，后者给人以只局限于谈论翻译或翻译的方法的嫌疑。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九

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几个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时间投入、论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不错；但同时学生在论文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参考文献阅读、结果与分析等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困惑。建议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需要更加完善。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可自由选择创业规划设计、创造发明、专业营销、科研毕业论文等毕业考评方式，为高校教学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十

结合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总结经验，找准差距，明确目标任务，安排2019年下步工作。下面，我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立足改革，抢抓机遇，2018年工作亮点纷呈。

2018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全系统商品购销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以上，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综合改革扎实推进。

1、统筹推进工作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将综合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五项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县政府工作报告》将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通城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全县建立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部门紧密配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2、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供销社现有二级企业7家，改革期间重组二级企业3家，新成立公司二家，恢复乡镇基层社12个;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36个，提档升级70个;建设三农服务中心2家，庄稼医院18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8家;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再生资源、中药材种植等行业协会3个。2018年通城县供销合作社全年完成商品总购进x亿元，总销售x亿元，实现利润x万元。，大大提升了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3、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了土地托管业务，帮助农户开展耕、种、管、收、储、售全程托管服务;围绕药材、茶叶、养殖等特色农业开展综合服务，打造地域特色产品品牌。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五药并举”产业，实现药材交易，种苗销售额x千多万元。为农民增收x多万元。通过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秩序，再生资源公司购销业绩同比增长10%以上。

4、供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建成了“供销e家”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提质改造农村网点136个，打造“店商+电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零售运营模式,为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探索了成功模式。

5、社有企业管理明显增强。制定和完善了社有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范了对社有企业和社有资产的管理，将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列入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路线图、时间表、督促班子成员加强对分管联系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调整了部分企业领导班子，激发了企业活力。全年资产经营收入达800多万元，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企业基本保障了职工医、社保的正常缴纳。

(二)自身建设取得新进展。

1、县供销社规范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和部分公司负责人，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明确了职能定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机关建设有新起色。

2、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供销社党组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全系统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3、中心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彭段村开展精准扶贫和“一对一”帮扶，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系统全年重点工作，制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和社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按县创建办要求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系统各单位内部管理呈现新气象;针对棚改项目搬迁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等特点，及早筹划，合理安排，全面完成生活资料、县社两家公有房屋搬迁任务，受到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群团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8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供销工作亮点纷呈。县供销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党建工作受到县委表彰，荣获市供销社综合业绩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及市社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职工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缺乏政治敏锐感，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识还不到位，机遇意识、改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热情和动力不足，推进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为农服务手段比较单一，传统业务优势不明显，新的发展动能不足;干部职工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利益固化、激情退化的问题，人才短缺，业务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形势，与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

二、坚定信心，抓近谋远，努力创新各项工作新成绩。

2019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2019年的供销工作，省、市已进行全面部署。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综合改革，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各方面改革合力。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筹划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和现代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一体的新型电子商务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三农。

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农村新形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认真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政策，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着力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一是发挥基层组织体系优势，通过电子商务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建立起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新零售体系，促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发挥资源物资回收传统优势，在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方面彰显作用。四是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基层供销社恢复试点工作，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使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五是发挥供销合作社经济合作组织优势，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充当重要力量。

(二)着力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巩固综合改革成果。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前几年综合改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梳理，查找和归纳阻碍改革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一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开展攻坚克难，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的中的突出问题。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改革实施意见和改革方案落地，用好改革试点探索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在面上复制推广，要强化督导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握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筑牢惠农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在继续抓好巩固基层社、扩大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领办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建立健全产业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将更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中来，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引导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实现全县村级社全覆盖。二是大力完善为农服务功能。统筹县域服务资源，着力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统筹提升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发展质量。三是完善供销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惠农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路子，不断完善惠农综合服务。四是实现供销电商与基层组织建设无缝对接，将供销电商融入所有镇村基层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3、创新农业化服务，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一是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认真学习借鉴系统内外土地托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全年新增服务面积2万亩以上。二是积极创新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服务特色产业。继续抓好药材、茶叶、特种养殖等特色产品的产销服务，实行政策倾斜，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为生产加工、产品营销提供全方位服务。包装“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特色农产品2个。四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社会化服务促进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促进生产发展及农民增收。引导带动农民发展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打造供销社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一是抓好通城供销电商线上线下融合，注重供销合作社电商的品牌塑造，打造“中国供销”金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安全放心、绿色优质的“国家队”电商形象。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高标准建成“供销e家”通城县级运营中心。切实做好与“供销e家”的对接，把系统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推进县级运营中心向乡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社延伸，打通惠农综合服务和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打造供销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三是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把工作重点和经营方向重点转向农产品上行方面，全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困难，增加收入。四是着力营造盈利模式，认真研判市场，大力拓宽经营门路，促进营销业绩较快增长，多途径化解企业债务，实现持续发展。

5、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我县精准扶贫攻坚年，而目前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县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将推进综合改革、履行为农服务与开展精准扶贫紧密融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起来，要用好系统资源要素，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通过电商企业搞好线上线下服务，将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点向贫困地区延伸，重点抓好市政府扶贫点龙门村、市委扶贫点望湖村、县委扶贫点内冲村、县供销社扶贫点彭段村等地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搞好基层网点建设试点，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增收渠道。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三)着力发展壮大社有经济。

1、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县供销社要联合基础较好的社有企业，在再生资源、农资等领域开拓经营，履行为农服务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活力。强化供销社监事会职能职责，加强社有企业管理，强化审计监管，进一步盘活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制，加快处置歇业破产、发展无望企业，激活改革活力。年内至少要启动一家社有企业改制。推动社有企业跨区域横向联合和跨层级纵向整合，谋划集团公司组织构架，培育主业突出，具有行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集团。

2、实施项目兴社战略。县社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第一抓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实施项目兴社战略。一是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继续把项目建设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奖惩。二是积极汇报，争取省社、市社的支持。三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引进一批能带动系统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加快建立供销合作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市社和县政府支持，做实本级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增强供销合作社“造血”功能和为农服务能力。

(四)着力维护系统大局稳定。

全系统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不安定因素排查、隐患整改及责任追究等制度，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抓好综治民调工作，全系统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确保系统大局稳定。完善工作预案，做到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有章可依，有规可遵。定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梳理，坚持接访、下访、回访制度，努力解决职工群众特别是弱势、困难职工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在重要时期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并做好上访人接访息访工作，确保系统不出现非访、集访和越级上访现象。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工会重要作用，扶持困难企业，关心困难职工生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五)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改革发展工作实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全系统各单位要以党建为抓手，及时召开“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组织主题党日、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积分管理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核心缺失、使命弱化、担当不力等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完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抓党建“五个一”任务清单和五项责任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促进党建工作跃上新台阶。

2、坚持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制度，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有效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是各单位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明确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二是全面开展本系统财务审计，摸清家底，核实资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今年要针对职工反映大，涉及贪污挪用集体财产、参与人情歪风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三是落实工作考核，坚持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和到龄退岗制度。

3、统筹兼顾，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我们要以工作目标任务为重点，统筹兼顾，在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完成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湘汉片棚改项目等目标任务。健全监事会工作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加大监督力度，对社有资产处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抓好工会、老干等工作，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同志们，今年供销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县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全力争创一流业绩，争取在全省供销系统业务考核中争位进档，力争在“三农”服务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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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十一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通用篇十二

行动导向教学法目的在于促进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其核心在于把学习过程与行动教程相统一。德国是行动导向法教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发源地。，德国16个州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新的职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该框架教学计划指出：为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职业学校要强调实施“行动导向”的教学，以使青年人在其未来的职业活动中能独立地制定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价计划。行动导向的教学一般采用跨学科的综合课程模式，不强调知识的学科系统性，重视案例与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学生自我管理式学习。在教学活动中，以活动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通过对行为的引导，让学生获得完成今后不断发展变化的工作任务而获取跨专业、多功能和不受时间限制的能力和具有不断克服知识老化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它是德国“双元制”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在德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它适应了新的'人才素质要求标准：个体不仅要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应变、生存、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其哲学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与探索，旨在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基础。

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可以追溯到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但是对行动导向法影响最大的却是现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查理?皮尔士、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等人。实用主义的意思是行为、行动、事业。其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认为探索、实验、求实、进取是实用主义的基本结构。

在实用主义哲学中，对行动导向法影响最大的是杜威哲学——经验哲学或实践哲学，他从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互相作用出发，说明人类社会现象和人的认识问题。认为“经验”就是人的有机体和环境互相作用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包括人的思想、感情、行动、人的一切活动和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东西。他在教育领域中倡导“在做中学”的理念，强调实践，强调“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提出了“通过多种活动让学生在做实际的事情中而不是由读死书或死读书中获得各种知识和经验并提高能力技能”，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行动导向法的诸多理念也正是源于此，比如，行动导向教学法目的在于促进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其核心在于把学习过程与行动教程相统一-它倡导通过行动来学习与为了行动而学习，这一思想与杜威的“在做中学”的理念，并无二致。杜烕强调“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即强调实践。而行地导向法的教学在于促进学习者的职业能力的发展，把学生的职业能力当作最重要的实践，与整个时代特征相符合。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体没有职业能力，不能很好的工作，不能有效的产生与环境适应的行为，他(她）的生活实践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这与当今“以人为中心”、“和谐发展”的主题是相违背的。

行动导向法的哲学虽然受杜威的哲学最大，但是，行动导向法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又超越了杜威的经验哲学。行动导向法在强调学生通过主动和全面的学习，达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更重视案例与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学生自我管理式学习，并非一味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其中既包含对知识的追求、对科学的信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些其中既汲取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精华，又保留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人文主义与“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这些与均与德国经济的腾飞、双元制模式的建立、行动导向法的顺利展开有很强的关系，我国在开展与运用行动导向法的时候，应慎重应用，特别是对国内的条件情况加以求真务实的分析，而不是照搬照抄，否则适得其反。

三、结语。

时值职业教育在中囯大力发展之际，各种模式、教学方法纷纷引进，对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进行分析与探索，为后续的行动导向法的开展条件与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为行动导向法的中国化职业教育奠定基石。

作者简介：杨国柱，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剑尘，耷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