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科学家的故事(优秀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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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一

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老家在梅州蕉岭，在香港长大。父亲曾在香港香让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学院任教。父教母慈，童年的丘成桐无忧无虑，成绩优异。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突然辞世，一家人顿时失去经济来源。尽管丘成桐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却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

他的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家境贫寒。他中学的时候逃学一年，曾经成绩非常差，差一点落榜。19岁的时候来到美国伯克利，“21岁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几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望把丘教授聘请过来的时候，系里讨论时一个年纪非常大的几何学家引用陈省身先生说的一句话。他10年之后成为数学界的一代天骄。从他入学伯克利到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做一小时报告还不到10年。当年他只有28岁，也是在那一年，陈景润先生被邀请做45分钟的报告。这期间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几何分析。

1981年，他32岁时，获得了美国数学会的维布伦（veblen）奖——这是世界微分几何界的最高奖项之一；1983年，他被授予菲尔兹（fields）奖章——这是世界数学界的最高荣誉；1994年，他又荣获了克劳福（crawford）奖。

大学期间，他以三年时间修完全部必修课程，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资料。他的突出成绩和钻研精神为当时的`美籍教授萨拉夫所赏识，萨拉夫力荐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研究生。七十年代左右的伯克利分校是世界微分几何的中心，云集了许多优秀的几何学家和年轻学者。在这里，丘成桐得到ibm奖学金，并师从著名微分几何学家陈省身。

命运是公平的，奖章、荣誉，授予了那个在教室中坚持到最后的人。这，并没有让丘成桐止步不前，他继续进行着大量繁杂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成就。

坚韧、坚持、锲而不舍，这就是丘成桐的精神。当然，也不是每个有着这样精神的人都能取得丘成桐一样的成就的。数学需要勤奋，更加需要天才。正如著名数学家尼伦伯格所说，丘成桐“不仅具备几何学家的直观能力，而且兼有分析家的才能”。著名数学家郑绍远先生回忆说，对于许多艰深的数学问题，丘成桐已思考近20年，虽然仍未解决，他还是没有轻易放弃思考。

丘成桐对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非常关心。从1984年起，他先后招收了十几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要为中国培养微分几何方面的人才。他的做法是，不仅要教给学生一些特殊的技巧，更加重要的是教会他们怎么领会数学的精辟之处。他的学生田刚，也于1996年获得了维布伦奖，被公认为世界最杰出的微分几何学家之一。

数学是奇妙的，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探求其中真谛。对于丘成桐这样的数学家来说，这种探求不但是人生的意义，也是人生的乐趣。

丘先生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但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但你不可能不喜欢他的数学，他证明了许多妙不可言的定理。大家假设学数学，读到研究生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定理非常美妙，他的卡拉比猜想毫无疑问是数学中最深刻的定理之一，尤其是在超弦理论中应用之广不可思议，我想当年丘教授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个性坚强，永不服输，永不言弃，著述等身，得奖无数。这些也带给他许许多多的误解。由于少年得志，20几岁就功成名就，有人说他目中无人、傲慢至极。当然，有这样的成就也让他有傲慢的资本。我把他跟陈省身一比。陈省身先生，大家跟他相处久了就知道也傲慢，只是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傲慢，丘成桐是直截了当，数学和为人是他衡量你的标准，他看你的话，你数学不好，他不愿意跟你多谈，你做事情不入他的眼，他不愿意搭理你。

先生是微笑不语，什么人他都可以非常平和地相处，但是这微笑中就蕴含着尊敬或者是不屑，你自己可以感觉出来。他们都是真正的君子，都是我最敬佩的伟大的数学家，他们都尊重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数学家。我想这是他们真正可贵的地方。

30年来，丘先生不仅时刻把握着数学与物理跳动的脉搏，引导着世界数学发展的潮流，还一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关心和帮助着中国数学的进步。他培养了众多的华人数学家。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在国外各个重要的大学里都有。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二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导弹之父。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能够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能够做英雄。可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先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异常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仅使同学们，并且使教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三

钱人元生卒年：1917年9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汤家桥。江苏常熟人。

1931年，在苏州中学化工科学习。1935年，化工科毕业，进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1939年，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助教。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理化系任助教及教员。1943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大学化学系学习。194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做研究生并任研究助教。1947年，到依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学习。1948年，回国，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级讲席。1949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起，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兼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81年，任所长。1985年，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高分子部聚合物表征和性能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太平洋高分子协会理事。

钱人元研究领域：

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开拓了中国的高分子物理与有机固体电导和光导的应用基础研究，并结合实际在丙纶纤维的开发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人元作品：

主要著作有《无规与有序：高分子凝聚态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有机晶体中的电子过程》、《高聚物的`分子量测定》等。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四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五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教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

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我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六

邓稼先(1924—1986)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是安徽人，后来在北京大学当物理老师，1948年10月，邓稼先去美国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级科学进步特等奖，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邓稼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安徽人，在同一个中学上学，从小两人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墙球、比赛爬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就是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邓稼先等科学家研究的原子弹和氢弹就是非常厉害的核武器。

核武器爆炸的五大危害：

光辐射，又称热辐射。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产生几亿摄氏度甚至几十亿摄氏度的高温，能快速融化一切。光辐射只要涉及到人的皮肤，皮肤就会立即变成焦黄或黑色，并致使人体死亡。

冲击波，是一种机械波，通过介质震动传播能量。核爆炸冲击波与普通炸药的震动波性质相同。一枚当量为100万吨tnt的核弹在爆炸时会即刻摧毁5.6公里范围内的全部建筑。冲击波直接作用于人体可造成各种直接冲击伤。

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十几秒内放出来的y辐射和中子流。它是核武器特有的一种杀伤破坏因素。人体在早期受到核辐射影响时，易出现休克和中枢神经系统失调，造成器官损伤、内脏组织损伤和免疫系统功能退化等症状。

瞬间电磁波，核武器在爆炸时，可使空气发生电离，产生巨大的电磁场，电压为几百千伏。瞬间电磁波可破坏各种武器装备的电子设备，杀伤人员。

放射性沾染，这是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地面、空气、人员和武器装备等各种物体的污染，主要释放粒子的y辐射。这些放射性裂变的小微粒悬浮在空气中，造成地面、人员和物体表面沾染，可引发人体引起造血障碍、眼睛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恶性肿瘤、生育能力下降或胎儿畸变等症状。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七

翻开竺可桢日记后页的通讯录，可见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与他有着往来。胡适、赵元任是与他同期的“庚款生”，陈寅恪是他的同学，还有中国科学社中的同人任鸿隽、杨杏佛等，每一个名字叫出来都响当当，或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先驱，或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说起来，似乎那是个谈笑皆鸿儒的时代，我们或许能从竺可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当时学人的共性及背后时代的特点。

§中西合璧的一代。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八

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九

曾老有一次去美国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接到50年前在美国读书时一位教师的邀请。

见到90多岁的老教授后，曾老惊喜万分，但他还是不能确定老教授是否真的`还记得自我。“怎样不记得你呢你就是那个晚上从来不睡觉的中国学生嘛！”原先，曾老在美国读书时的用功和勤奋在当时是全校最出名的，“当时你的勤奋在学校里无人不知！”老教授慈祥地回忆道。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篇十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