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汇总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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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一

摘要：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

关键词：国际形势，霸权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正文：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霸权主义直接间接地引起、激化或加深了当前世界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动荡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

不论美国两党中的哪一方赢得这次大选，美对外战略都将保持一定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美为其世界霸权谋求制度和法律保障、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尽管民主党在加强美世界霸权的策略手法上与目前的共和党政府会有所不同，但争取使美世界霸权最大限度地制度化、合法化，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是美两党的共识；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以便为给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四、国际形势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对我国来说，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给我国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机遇就会继续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当前国际矛盾的特点、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弱化而且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和争取比较有利的地位，对于国家主权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价值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倡导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共赢基础上的合作。

再次，台湾问题对中国保持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的不利影响呈增大趋势，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涉台外交在维护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积极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虽然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挑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自己，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使我军建设更加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最后，世界经济保持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大了对世界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使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有关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也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二

摘要：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依托驻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地方党委政府共同谋划"国防建设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的发展思路，在全面规划、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中构建与"市场"环境和"战场"需要相适应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机制，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实现既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又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经济建设。

一、综述。

军队和地方各有自身的优势，我们要科学筹划，综合运用合理配置军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在融合。对那些具有通用性的资源，要尽可能做到军民合用，如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军事设施的军民共用、国防科技工业的能军能民等。同时，针对军地资源的异同，我们要发挥优势，实现二者共同发展，促进整体实力的提升。

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所有问题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发展。而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巩固的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国之策。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拥有政治权力以及构成这种权力的武装力量，雄厚的国家综合国力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通过国防建设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通过经济建设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两个方面统一于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之中。从国策上来看，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国防建设；祖国统一既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强大的国防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靠包括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强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放到了国策的重要位置。从实践上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与否事关国家的强盛与安危。两者协调，则国强；两者失调，则国危。不谋经济发展，不但成不了富国，国防建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支撑和基础，国家最终也强大不了；反之，只谋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再好，即使可以成为富国，但如果忽视国防建设，仍然不能成为强国。

（二）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军之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要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大的军队，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合理的结构及科学的理论。一方面国防建设是建设强大军队的主要途径，而经济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就无法建设好国防，建设强大军队的目标也就难以完成。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能够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也会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在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既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英国为了控制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建立了以海军为支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也建立了一支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着力完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对建设强大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强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增强坚持这一方针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驾驭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能力，加速推进军队建设的进程，在富国的过程中，实现强军的目标。

（三）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国家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能否顺利地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必须以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作保障。只有军队强大了，威慑力增强了，才能为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才能维护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争取到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因此，面对复杂而又多变的外部发展环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必须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保持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保证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为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和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胜武，叶信产。积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5,(5)。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三

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向全球敲响警钟，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问题，自此它引起了群众的积极响应。怎样确保粮食安全，这也成了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

概念：

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

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

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安全现状。

国际社会的粮食安全。

第一，粮食供给处于紧平衡。从20_年的情况分析，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认为，20_年世界谷物产量可达到22.16亿吨，而在需求量可能达到21.76亿吨的情况下，供大于需只有4000万吨。

第二，粮食价格滞留于高位。借助于需求增加和大宗资源价格上升的力量，国际市场粮价最近几年一路扶摇直上。

第三，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据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20_年全球每天忍受饥饿的人数将达到10.2亿人，扭转了过去40年中饥饿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而且这一数字今年将继续增加。

在中国，耕地仅占世界10%，人口却占世界的22%，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因此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是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总目标。

影响因素。

在影响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中，人口因素应当是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因素。

并不只表现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导致对粮食供给的压力，还表现在生产要素、结构变动等多个方面：

第一，粮食需求的膨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依照全球150个国家的人口指数预测，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91亿，粮食需求随之将增加50%。

第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恶化。

第三，粮食分配与消费的严重不均。

第四，消费结构升级加剧了粮食供给压力。

解决方案。

提高全球性耕地的资本投入。

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

创建协调性与联动性的国际机制。

(1)联合国可建立一个全球性粮库，履行“世界粮食银行”职能，并制定“特别借粮权”，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应对粮食危机。

(2)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获得撤销相关国家粮食贸易限制性规定的职权，(3)经合组织负责制定全球性的生物燃料指南和保障措施。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负责评估相关国家应对粮食安全危机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国际市场粮食产品及期货的分析和监督。

目前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有近忧，也要有远虑，带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健全国家和粮食储备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严格限制粮食的工业化等方面下大力气,全社会共同努力，为粮食安全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四

一是当前的国际竞争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国际格局本身也是依据实力变化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掌握霸主地位一直不变。现在的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过去强调硬实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软实力的竞争，包括文化的力量、制度的创新、国家的形象、国家的吸引力等都在软实力范围之内，是当今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范畴。

二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角色。传统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领导人之间的、官方之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出现了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比如城市和城市之间可以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还有一些跨国家行为体，像一些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比如红十字会；最后还有一些个人。

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问题。过去我们谈安全一般是谈军事安全，而现在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其中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生物化学武器、温室效应，甚至包括淡水资源紧缺等。

四是国际政治出现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课题，公平和正义成为世界潮流，这成为值得期待的一个重要特点。

(2)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认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火车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巨大，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简言之，国际形势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探底企稳，但复苏艰难。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

三、国际体系深刻调整，金融变革取得进展。

四、大国调整对外政策，互动频繁。

五、全球性问题突出，引发大国博弈。

六、全球思想大反思，发展模式多样化。

七、中国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五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15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朱启臻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我向说实话》李昌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著新华出版社，2006。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叶堂林著新华出版社，2006。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六

摘要：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着廉政文化主体自律意识不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以及相关制度的匮乏和建设单一等问题。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解决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廉政文化；存在的问题；对策。

廉政主要是指公共权力机构的人员，应该廉洁不贪、勤政不迂。廉，是最基本的要求；政，是主体和根本目的。廉政文化则是指在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政治组织中所达到的以廉洁勤政为核心价值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廉政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来说，包括廉政文化的指导思想和人文精神；从制度层面来讲，包括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监督制度；从道德标准层面来讲，包括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风气层面来讲，主要是指文化手段，即通过舆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廉政文化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廉政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的积淀与传承，廉政文化也不例外，早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提出“礼、仪、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清代的朱舜水在《伯养说》中指出：“公则生明，廉则生威”，即强调为政必须用公心，持手廉。此外，在中国的历史中流传下来的廉诗、廉文及廉吏的故事，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第二，廉政文化具有政治性，廉政文化是用来调整公职人员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调整性文化。廉政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于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承担着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特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价值观。第三，廉政文化具有其时代性，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中的体现，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廉政文化蕴涵了廉政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当前大力倡导克己奉公、廉洁勤政，建设廉洁型、服务型政府等，都融入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彰显了时代的特质。第四，廉政文化具有国际性，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交融的，所以这就更需要廉政文化这种共识来增进各个国家互信互利。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一种廉政文化以国际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凸显了廉政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共通性。

廉政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发挥着教育引导功能、优化与创新功能、调控与维护功能。其中教育引导功能是指通过廉政文化自身创造的各种环境和条件进行潜移默化的陶冶加上通过正规系统的培训使人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积极主动地把握其基本知识和行为规范，从而以廉政的特定的文化模式来完善自我；优化与创新功能是指廉政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调控功能，它通过各个时代统治阶级所掌握的舆论工具进行传播、教化，它倡导清廉、公正、诚信、仁民等主流价值观，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组织进行社会监督，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调控与维护功能是指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来指导人的行为，但融合在廉政文化中的一些管理制度、规定以及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对人们行为的外在约束，是以强制力和权威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廉政文化的维护功能在于充分发挥制度的、管理的作用，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以形成社会的自控机制，维护社会基本风尚，促进社会结构稳定运行。

1.廉政的自律意识不强。在严厉打击腐败的今天，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和惩治力度，往往忽视了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其原因是因为一些强制手段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而很多人认为廉政文化只是起到了点缀作用，还有人认为廉政文化只是对执政者而言的，对普通民众无关紧要，这就导致了廉政文化在思想上被忽视，廉政文化的底蕴薄弱，致使廉政文化的自律意识亟待提高。

2.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建设廉政文化的过程，是在当今廉政精神的指导下，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调动各方面积极的物质因素，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出崇尚廉洁、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然而，现今人们没有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不能按照其内在的规律办事，严重阻碍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例如，个别官员把廉政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只当作书本知识去学习，领会其表面意思，把以往一些廉政的事迹、经验生搬硬套当作是廉政文化。

3.相关制度文化匮乏。制度文化是一种与制度有关的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的总和，在经济发展快、政体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廉政建设的各种机制还不完善、制度意识淡漠、制度文化缺失，因而导致了无视制度，藐视法规的现象频频发生。例如，操控制度规则，功利性地对待制度。一些领导干部会利用职权之便倾斜制度，对那些对自己有利可图的规章制度就执行，反之则不执行，弱化了组织的功能，使自己的利益凌驾于集体之上，从而形成不良社会风气，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此外，部分基层纪检监察部门在制度方面做得不到位，组织廉政文化活动只流于形式，只是按照上级纪委领导的要求工作，深化和延伸工作做得不够。同时，部分纪检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不认真，考核制度只是走走过场，监督机制不健全，给一些人留有“余地”，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总之，相关制度文化的匮乏，导致了廉政文化建设进行缓慢、效率低。因此，要保证廉政文化工作的持久顺利开展，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完善、健全的长效机制。

1.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首先，要加强廉政的价值观教育。教育的影响力是第一位的，要坚持学习廉政文化的理论知识，与时俱进，才能避免在思想上出现滑坡，走上与廉政相反的道路上去。只有在教育的过程中将廉政的思想扎根于心，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增强法制观念，才能在工作中不误入歧途。其次，要树立模范典型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先进的廉政模范是一面旗帜，引导着其他党员干部的行为，同时，也要有“腐败典型”的教育，让其他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其严重性，少“铤而走险”。

2.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我们要把廉政文化理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认真对待。廉政文化理论是否先进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通过对廉政文化建设理论的研究，应对其内容、作用、发展规律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科学论证，从而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为纪检部门的工作开展提供有效的指导。此外，廉政文化的理论成果还能帮助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反腐倡廉工作的进行提供帮助。

3.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制度意识是预防腐败问题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廉政文化历史很久远，但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没有落实到实践，使廉政文化建设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一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公职人员应充分认识并学习制度规定的内容，建立考核机制，其学习成效与薪资对应；第二，加强监督，对于违反规定，甚至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个人或组织予以严惩并公开批评以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

4.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兼顾廉政文化的多样性，利用一些手段进行宣传，例如廉政文化公益广告、办公行政大楼的宣传牌等，要积极进行廉政人物事迹的宣传，各大高校及干部职工的进修课表上都设有廉政文化知识的理论课课程内容，建设警示教育基地等，这样才能兼顾各种人群去学习廉政文化，凸显廉政文化的导向性功能；其次，廉政文化具有包容性、融合性及协调性。我们要用统筹的理念把廉政文化同日常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协调推进。要把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民政、建委等相关部门协调起来，资源优势互补，让更多的个人和组织参与到廉政文化建设中来，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第三，把握廉政文化的时代性，开展各种廉政文化建设，在内容的设计上，不仅注重吸收廉政文化中的精神养分，而且根据时代特点唱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旋律；同时，注重吸收西方现代化普遍价值要素，如民主化、科学化、理性化等合理内容以形成开放的文化理念。在形式上，不仅注重运用书法绘画等传统的教育方式，而且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现代传媒来传播廉政文化，使其体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总之，各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它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把反腐倡廉工作认真落实好，开创廉洁政治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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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凯。对廉政文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j].经济师，2011，（5）.

[3]殷星辰。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j].理论界，2007，（2）.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七

_指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正处于高水平保障与高水平开放并存的时期。一方面，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处于高水平，国际粮食市场成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来源。从国外进口粮食对保障国内粮食供需体系平衡、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以及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粮食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目前的世界卫生环境复杂，也加大了粮食供给的风险。由此，妥善处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粮食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提升中国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对粮食安全新挑战的基本方法。

一、高水平粮食安全与高水平农业开放并存。

1.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好阶段。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粮食安全问题极为重视。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使得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利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为世界贡献了1/4的粮食产量，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就生产端而言，70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量稳步上升，国内生产供应能力不断提高。1949年粮食产量为11318.4万吨，到20_年已经增长至66384.3万吨，年均增幅达到2.6%。1990年前，国内粮食产量实现了惊人的“十二连增”，连续多年粮食产量稳定在6.5亿吨水平。随着国内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_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74.2千克，成为历史上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最好时期。就消费端而言，中国实现了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获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食物消费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数据显示，1961-20_年，中国人均食物消费量呈稳定的增长态势，其中，主粮消费量增加了1.5倍，果蔬、肉蛋奶、水产品等消费量均增长了5倍以上，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最新粮食安全指数排名榜可以看到，在12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排名第30位，且在食物总体供应、食物获得性、质量安全等重要指标上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农业对外开放处于高水平阶段。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与中国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粮食市场有直接的关系。自20_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对外开放度较高，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较低和贸易自由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通过大幅度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使得平均关税税率仅有15.1%，是全球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1/4，成为世界农产品进口关税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之一。同时，通过不断完善配额管理制度，适时扩大粮棉油及化肥等农资产品的配额量，特别是主粮配额量大，且在配额内关税降至1%，使得主粮进口量大大增加。在出口补贴方面，中国已不对任何农产品出口实施补贴。在国内支持方面，严格按照wto的要求，将特定农产品、非特定农产品“黄箱”补贴约束在特定农产品年度生产总值及农业年度生产总值的8.5%水平之内，这一“微量允许”的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通用的10%的标准，并自主放弃了多边体制为发展中经济体定制的“发展箱”权利。按照wto规则的要求，中国还放宽民营企业出口限制，不断降低国有企业农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了民营企业农产品出口比重，使得涉农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农业对外贸易投资的主力军。另外，中国通过不断调整和修订国内农业政策法律体系，逐渐推动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通过履行入世承诺以及不断加大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力度，为中国农业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商务部数据显示，20_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额为279亿美元，到20_年增长至2300.7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3%。其中进口额从20_年的118.5亿美元增加到20_年的150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5%；出口额从20_年的160.5亿美元增加到20_年的7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随着农业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已经完全嵌入到全球农产品市场。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显然，在国内环境资源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通过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能够为国内粮食供给体系平衡提供支撑。从主粮进口的数据看，从1996年起大豆就成为净进口主粮，到20_年进口量已经达到8851万吨，成为中国进口量最大的主粮品种。小麦、玉米、稻谷也分别于20_年、20_年、20_年成为净进口主粮品种。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_年加入wto到20_年末，中国粮食净进口量从959.2万吨飙升到12782.3万吨，年均增幅超过17%，是世界上粮食进口增速最快的国家，粮食净进口量已经占到了国内粮食总产量的20%。

1.“非必需”的大量进口破坏了国内粮食平衡。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农产品进口调节上并无足够的关税控制空间，也难以运用多元化的关税调控形式。同时，进口许可、数量限制等措施也几乎派不上用场，使得控制农产品进口的手段较为有限，传统的边境保护难以发挥作用。正是如此，随着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问题的加重，国内外粮食价差很快就突破了关税的防护作用，粮食进口的动力日渐增强，超过国内正常供需缺口之外的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20_-20_年间，每年的粮食供需缺口约为5000万吨左右，但实际上每年粮食净进口量均超过了8000万吨，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了1亿吨，这4年间累计的“非必需”进口量超过了1.5亿吨。从20_年至今，在中国进口粮食中有50%的量是超过了正常供需缺口的“非必需”进口。

“非必需”进口量的增加，对国内粮食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冲击了原有的粮食供需平衡体系。一方面，“非必需”进口的激增增加了库存压力，也影响了国内粮食自给率。随着进口量的增加，中国的玉米、小麦、稻谷、大豆等主粮品种自给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如果不将大豆算在内，中国三大主粮的自给率依然能够维持在97%~98%的水平。因每年大豆进口量较多，将大豆计算在内，粮食自给率下降趋势极为明显，20_年约为90%，到20_年下降到83.9%，到20_年勉强维持在86%的水平。另一方面，大量的“非必需”进口冲击了国内粮价，进口粮食价格的“天花板”效应比较明显，不仅导致了农民卖粮难，而且也加大了政府收储压力并加重了公共财政负担。另外，国际市场的低价粮持续进入国内市场，也对国内粮食市场竞争带来了倒逼压力，从而促使粮价的下降。从长远角度考虑，主粮市场被大量的低价进口同类产品挤占甚至是替代，对国内粮食生产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求国内粮食生产支持及补贴政策必须做出适当改革。

2.国际规则限制了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空间。

与欧盟、日韩等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农产品进口缺乏高关税保护体系。为了应对国际市场低价粮进口带来的冲击与压力，主要运用国内支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面临着国际规则约束的压力不断加大，20_年之后陆续实施的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使得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黄箱”支持总量一再增长，日渐逼近或突破8.5%的底线。中国国内支持政策的运用受到了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关注，面临着较大的争讼压力。20_年9月，美国以中国政府对玉米、小麦、稻谷三大主粮提供的国内支持超过了微量允许的水平为由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诉讼。20_年2月，专家组报告裁决驳回了美国对玉米补贴的诉讼要求，但依然裁定中国政府对小麦、籼稻、粳稻的国内支持超过了“微量允许”的水平，后上诉机构维持了这一裁决。可见，中国粮食补贴及相应的支持政策，面临“黄箱”规则的约束日渐凸显。总体看，当前中国农业领域遭遇的争端诉讼率在上升，涉及到的农产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按照wto的统计，20_-20_年，中国作为被诉一方的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件有4起，明显超过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农业领域的被诉量。这些案件被诉的事由均属于中国国内支持政策范畴，包括价格支持、配额管理、贸易措施、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等；涉案的产品范围包括主粮、油料、糖类等。显然，中国现行的农业政策体系正遭到美国、加拿大、巴西等世界主要农业出口国的全面审视，因此改革和完善现有农业政策体系特别是粮食支持政策，使之能够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还能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国际贸易争端，这是中国应当重视的问题。

3.国际粮食市场的复杂性加剧了外部粮源的输入性风险。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会带来巨大的进口压力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还面临着诸多的国际规则约束，限制了国内支持政策的发挥空间。除了这些压力之外，国际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外部粮源利用的输入性风险，需要谨慎面对这一风险。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类自然灾害频发的大背景下，输入性风险带来的压力会持续增加。一方面，全球粮食生产及出口依然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市场因素对国际粮食市场及全球粮食贸易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给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除了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格局之变等常规影响因素之外，原油价格波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操控等因素对全球粮食市场供给及价格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这同样给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自20_年以来，由于世界卫生环境的复杂性，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粮食出口，造成了国际粮价的异常波动，使得区域范围内的粮食流通链和供应链中断。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甚至还会升级。不确定性、价格波动性等问题甚至会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常态特征，中国必须要尽早应对，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将这些影响降至最小。

4.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面临阻力。

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大国，为了更好地应对粮食安全的新挑战及新风险，应当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和化解来自于国际市场的进口压力及价格波动风险，另一方面还应主动作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增强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各类风险和压力遏制在萌芽状态。就当前而言，中国应该主动作为，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提升应对全球粮食市场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要提高粮食供给能力以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为全球粮食贸易创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外部环境。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既符合中国应对进口风险及稳定外部粮源的实际需求，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但是，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有一定的阻力。一方面，发达国家经常以中国对粮食贸易实施保护、国内外市场衔接不够等为由来阻止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当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并加大对外农业投资时，又面临着“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无端指责。

1.树立新的应对思维。

(1)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因素是价格，进口与缺口之间不能划等号。

在传统的供需平衡思维模式下，国内供需平衡几乎不考虑价格因素。如果国内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即便是价格较高而国际市场上价格相对较低，但因为内外部市场的隔绝，也难以进口(少部分以调剂为目的的进口除外)。随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调控对国内外市场连接影响力的发挥还离不开价格这个“市场之手”的衔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完全取决于国内外粮价走势，政府对贸易的调控力下降，国内外市场的连接也不再是国内粮食缺口所要求的平衡，而是由内外市场的价差驱动进口。当国际市场作为中国粮食供给的来源市场并成为影响国内粮食供求关系平衡的重要因素之后，只有国内外粮价差距足够大，粮食进口的动力就会继续存在，国内外市场的衔接度也会进一步增强，进口也将成为易事。而对进口与否、进口多少的争论，进口量并不是单方取舍的思维模式，也不是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应有思维。

(2)产量高并不意味着竞争力强，增产并不必然提升自给率。

在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粮食贸易的决定因素是国内外粮价的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对粮食生产的关注点是产量，而不是粮食作为产品的竞争力，因为这两个目标并不能完全统一。农产品属于同质性较高的产品，竞争力的高低是由价格决定的，也就是由生产成本高低决定的。按照边际递减理论，如果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产出的不断增加，可变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下降，因而使得产出边际成本上升，最终使得价格上涨而竞争力下降。如果将技术进步的因素考虑在内，过于追求产量的最大化，生产成本也不一定会下降。在农业开放水平低的情况下，国内产量的增加可以有效调节供需缺口，从而能够遏制进口。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产量增加也可以调节供需缺口，但无法阻挡国内外价差引发的粮食进口。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国内粮食产量增加是以成本增加为代价，国内外价差会进一步拉大，反而会导致进口量进一步增加，从而降低了粮食自给率。

(3)粮食安全并不是绝对的自给自足。

保障粮食安全并不必然要求粮食的自给自足，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加强国际粮食合作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路径之一。不过，对于中国这一人口大国，保持较高水平的自给自足率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绝对的自给自足认为是粮食安全，那么就会对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产生误解。真正的粮食安全应当是稳定的、持久的高消费水平，而不是维持较低的进口水平。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像人口大国印度就维持了较高水平的自给率，每年能够向国外出口大量的粮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粮食安全处于较高水平。由此而言，在中国农业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要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建立稳定粮源引进渠道。20_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立足国内、适当进口，确立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并重新厘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与边界，从过去要求全面自给自足到保障重点粮食品种安全的转变，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并将国际粮食市场作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在中国农业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全球来构筑国内的粮食安全保障观，建立开放型、持久性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转变粮食安全保障的思路，建立生产、需求、进口三元平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一方面，在明确国内资源禀赋、农业支持政策及国际规则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系统考量生产、供给、进口的关系并建立三者协同的调控机制体制，确保国内粮食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国内外市场、国内供需平衡与进口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另一方面，要关注国际市场供给趋势、风险变化及贸易政策变化，主动参与全球粮食治理体系，积极应对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

2.政策着力点。

(1)农业竞争力提升。

“非必需”进口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粮食竞争力有待提高。一方面，现有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难以与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农业领域展开竞争。中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户均规模只有美国的1/350，美国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方式不适用于中国。即便是到2050年中国农业人口减少至3亿~4亿人，户均耕地规模也只有1公顷左右。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样也带动了其他要素成本的上涨，使得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中国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成本日益接近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家的水平，与美、澳、加等主要农业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考虑到中国劳动力价格、土地资源要素等价格上涨的趋势难以逆转，成本驱动的价格倒挂将会成为常态。如此，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竞争力，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竞争力，才能够减少“非必需”进口。在传统边境保护水平有限，且国内支持政策受到多边规则约束日渐增强的情况下，提升中国粮食产业的竞争力是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2)国内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国际规则。

随着粮食国内外市场融合度的加深，国内农业政策设计必须要充分考虑国际规则的要求，忽略国际规则的农业政策设计空间日渐狭窄，国际规则对国内农业政策的约束力不断加强。由此，中国今后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还需要充分反映国际规则的要求及中国的承诺。中国在农业政策制定或农业法律规范修改过程中，相关内容和条款的设计要与国际规则接轨，使之能够符合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还要避免陷入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之中。另外，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进口大国，不仅要求保证国内政策及立法与国际规则接轨，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重塑，以更主动的姿态和作为，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争取更多的空间。当前，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及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粮食能源化和金融化的复杂形势，以及部分农业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中国应在充分研究现有规则基础上利用好规则，并力争通过区域、双边贸易协定设计出新规则，为以后的国际规则谈判创造出更有利于中国的空间。

(3)粮源进口多元化和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打造稳定、多元化的进口来源渠道是满足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同时还应该做好风险防范及管控。客观而言，中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对相关出口国的依赖度较高，这些国家的供给能力或经济政治风险对中国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了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稳定。由此，在未来的粮食贸易体系及政策安排上，应该推进多元化的进口战略，构建多层次、多区域、多品类的分散式进口体系。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日渐显著的情况下，粮食供需关系会呈现出更多的跨区域属性，各国的共同治理是应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特别自20_年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粮食安全治理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通过合理调整世界的粮食资源，回应各国的实际需求，寻找各国共同的利益交叉点，惟其如此才能够确保治理体系稳定而持续。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在农业扩大开放的情况下，粮食进口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也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就国内而言，一方面，“非必需”的大量进口，使得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升粮食竞争力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而也使得国内粮食安全思维和政策必须及时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多边规则对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约束性越来越大，限制了国内政策的调整空间，造成了较大的改革压力。就国际角度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气候变化、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等成为未来国际市场的基本特征，中国以后利用外部粮源的风险也将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亟待思维转型和政策转型，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食供给体系及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农业政策体系的建立，从而不断提升中国粮食安全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开放性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2.政策建议。

(1)推进从产量到竞争力的粮食安全导向转变。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都是非传统风险，亟待粮食安全导向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当弱化对高产量、高自给率的追求，将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竞争力作为粮食安全新目标。一方面，通过成本与价格对照，对抬升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引起关注，通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降低相应成本，从而变相提升粮食竞争力。比如可以通过加速推动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来降低劳动力成本；通过生物育种、土地种植效率提升等技术开发及应用推广，以提升资源利用率；扩大政府部门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等。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所属气候带丰富，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差异化的生产格局及错位竞争来弥补成本竞争劣势，在提升品质的基础上注重品牌效应，走质优价优的路线；也可以推进中国产业融合来提升农业的整体竞争力等等。

(2)推进农业政策体系从国内分轨到内外对接的设计转型。

在综合考量国际规则的适用性、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性及多边贸易规则改革趋向等因素的基础上，在合理范围内继续优化和完善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粮食生产的竞争力。具体而言：第一，认真研究wto《农业协定》中的模糊空间，在wto规则允许的空间内创新中国农业补贴方式。第二，加强对多边、区域农业贸易、援助、管理等多种规则的研究，提升运用规则的意识和能力。第三，积极推动并参与新一轮农业贸易多边谈判，推动wto农业规则的重塑。一方面，针对现有的wto农业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在后续谈判的时候要加以关注，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重点关注与中国粮食贸易相关的国内支持、出口限制、粮食援助等规则改革，并提出这些规则改革的具体主张，将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行对接。

(3)通过构建主动风险管控模式来提升外部市场的利用能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局势，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预警及管控机制，提升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把控力，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和分散来自于国际市场的进口风险或其他输入风险。具体而言：第一，放宽部分国家的粮食准入限制，继续拓宽粮食进口来源渠道，打造多元化、高效化、稳定性的国际粮源供应体系。第二，利用好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加强对“非必需”进口的调控。鉴于当前中国可用于调控“非必需”进口的手段不多，由此在未来的多边、区域、双边贸易谈判中确保现有的关税、配额管理、国内支持政策空间不再被压缩。同时，加大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力度，充分利用好反倾销、反补贴及特别保障措施等手段，为粮食进口调控留下空间。第三，建立并完善农产品进口检测与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对大宗商品市场的监测、研判及预警，及时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贸易损害补偿办法，从而帮助农户和农业企业提升粮食生产的竞争力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4)通过营造外部环境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在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合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来保障粮食安全已不可逆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加强粮食输入性风险的防控，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的合作，通过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参与的主动权。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深度结合，推进农业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动。“引进来”就是充分利用好国际贸易及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来弥补国内粮食供需缺口；“走出去”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加强对国际市场及国外农业资源的控制，从而减少输入性风险。当前，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支持中国涉农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完善产业链布局，特别是要扩大对土地等上游资源的投资，实现全产业链控制。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为构建持续稳定的全球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还应该努力推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和治理机制的重构。同时，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及投资框架，深入推动多边农业贸易规则谈判和涉农国际机构改革，强化各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协同一致，稳定国际粮食供给体系。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八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第十六章中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由此可见教育部对教育国家化的重视。那何谓教育国际化呢？笔者在此并不打算为教育国家化下个定义。实际上，虽然“教育国际化”已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高频词，但究其定义而言，鉴于社会环境，时代变迁以及探讨者立足点的不同，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界定。简单说，笔者认为，教育国家化就是利用国际视野来把握和发展教育。虽然，教育国家化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最初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国家化也渐渐的引起了重视。毕竟，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了教育的发展高度。为此，各地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现阶段基础教育国家化的模式。

1、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越来越成为教育国家化的主要模式，该模式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联合办学，合作双方可充分利用对方学校的有利资源，教材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资源重组，以达到提高双方办学竞争力的目的，这是对于办学双方都是学校而言。如果是企业与学校办学，那企业可为学校办学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都能看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例子。尤其以北京居多，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与美国波利国民学校合作举办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都柏林高中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与美国昊济思学校合作举办中美高中课程项目，北京第八十中学与英国埃克塞公学合作举办英语wic项目，其他地方比如大连枫叶国际学校也是一个典型的合作办学例子。

2、教生交流或交换模式。就教师而言，侧重于交流。这种模式是指有计划有目的定期的选派教师到合作学校进行访学，进修，搞合作研究，到合作学校任教一定期限等方式，一般被交换的教师在合作学校都能得到比本校相对高一些的酬劳。通过让自己的老师“走出去”，可以接触合作学校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设备，以及完善的管理体系。从而提高合作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修养，为自身学校的发展提出较好建议，达到双赢的目的。而对于学生而言，多采取交换学习的模式。每年，我国的合作学校间都会有一定名额供学生出国随班就读一年或半年，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更容易体会到两国教育方式的不同，感受不同的教育文化，从而让学生们的梦想更高远，眼界更开阔。

3、国际课程模式。鉴于作为交换生的身份出国学习的名额始终有限，还有部分学校采取网络教育的模式。这种模式相对而言接受人群的数量较大一些。国内一些中学开班了网络班，作为必修课，每周一到两节课的时间，授课教师是对方学校的优秀教师。而也有些学校采取选修模式，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爱好和需要，选修科目。相对于交换生而言，网络教育模式让学生掌握了主动权。网络为基础教育国际化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该模式将会是将来国际化最有前途和潜力的模式。

其他还有国际留学模式，国际活动模式（比如冬令营，夏令营）也比较盛行。

三、问题与对策。

1、“引进来”与“走出去”。目前来看，我国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在“引进来”方面做得还比较好。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和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学校外国的先进管理体制，我们在努力缩小着与国际领先水平学校的差距。同时，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学校引进人才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但在“走出去”方面，尚且还要努力，我们国内并不是没有优秀教师，而是国内中学缺乏将教师“送出去”的意识，这是观念上要转变。我们应该给我们的优秀教师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去传授我们的先进的东西给别国。另外，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在此方面给予国内学校和教师相关津贴补助。在学生交换方面也是一个道理。

2、“质”和“量”。由于基础教育的国际化水平相对于高校的国家化水平而言偏低，所以在国际化过程中难免出现很多疏漏，并且没有引起重视。基础教育需要国际化，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学必须在同一时间，统一步伐，采取统一模式进行国际化。每个学校都要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能不顾质量的引起所有外国的东西，在引进之前必定要先对引起的东西进行一个取舍，而且引进的东西我们都要有一个理解和研究的过程，不可直接利用。总之，在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万不可急于达到高校的那种成熟的国际化水平，这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应该讲究一个“缓急”，重视“量”的国际化。

3、“本土化”与“国际化”。在基础教育国家化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这样一对矛盾体。既然走的国际化的路子，必然会对自身学校的体制和结构产生一定的冲击，是按照国际化的指令更改还是结合自身本土特色进行探讨研究。这是我们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必然，我们肯定不能一成不变的按照合作学校的路子走，必须结合自身学校办学目标，师生特色，教育目标和宗旨进行调整。这需要在学校领导的得力领导下，全校师生合力才能达到。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长期的过程。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贾波，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燕山大学学报，2005(2)。

3、王一兵，高等教育国际化[j]。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2)。

当前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本篇九

当前，全国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整体水平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地区和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生产工作有弱化趋势，安全生产隐患还不能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为全面贯彻落实_，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巩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果，促进粮食行业发展，国家有关领导已经做出了一些指导意见：要构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格局。

首先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宗旨是：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政府承担监管责任，企业负责事故责任，部门负责行业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的原则，努力构建部门指导有力、企业全面负责、职工积极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格局。

其次指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粮食行业安全生产意识;及时制(修)订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颁布粮食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淘汰影响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督促检查粮食行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按规定报告安全生产事故并根据需要组织救援;组织或参加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或救援措施。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管辖区域内认真履行上述职责。

然后说明了当前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初步建立适应粮食行业发展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得到加强;安全生产事故起数、伤亡人数和经济财产损失明显下降;淘汰不利于安全生产的技术工艺和设施设备，规范操作程序和方法。

最后提出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是：全面落实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各级领导和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对行业安全生产的管理;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建立安全生产信息报送渠道;推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进程，夯实企业管理基础;切实提高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重点防范化学药剂丢失被盗、设备伤人、粮堆倒塌、粉尘爆炸以及火灾等安全生产事故;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安全生产事故救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