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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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一

论文摘要：通过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源――周公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精英定位的论证，可以证明周公的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直接来源，周公伦理思想的精英性质决定了作为他的思想承袭的儒家文化必然是一种精英伦理。

论文关键词：周公；儒家；精英伦理。

关于儒家伦理是精英伦理还是大众伦理的问题，吾淳先生指出：“当我们仔细考察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儒家伦理有十分确定的适用性，它的主体定位是古代社会中‘士’以上阶层，或士大夫阶层，孔子与孟子等早期儒家创始性人物又将其叫做‘君子’。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定位。”并从儒家伦理的基本内容层面作了系统和深刻的阐释，本文试图从周公伦理思想――儒家理论的渊源上来进一步证实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

一、周公伦理思想的精英特质。

(一)周公“德治”思想的精英定位。

周公认识到了“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力量，“德”才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而出现。周公再三讲要“敬德”、“明德”，要“明德慎罚”，就是要实行“德治”。在各种诰词中，“德”字频繁出现就是绝非孤证。

周初，有鉴于夏商两代的兴衰为周的所以崛起和灭商提供理论论证，周公提出了“天命糜常”的思想，并把“天命糜常”的原因归于统治者是否明“德”，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崇德、修德、明德，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尚书・周书》中说：商代的先祖是有德的，所以“天命”归于商，统治了好多年，后来殷王“不敬厥德”，于是“早坠厥命”。西周的先王是“明德”、“敬德”的，所以“天命”就转移到了周。为了保住周的统治地位，使得周的统治得到上天的庇佑，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德治”主张。

周人所说的“德”的具体含义包含“敬德”、“保民”两层意思。其一，“敬德”是对“己”，即如何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周公提出个人德行应以周文王为典范，艰苦奋斗，不图享乐，爱护人民，这就是周人对“德”的“内得于己”的要求。周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史记・鲁周公世家》：“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晡，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勿以国骄人。”不仅如此，周公也要求成王要修其德，成为“德”之楷模，《诗・周颂・噫嘻》载：“噫嘻成王，即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此外，还告诫成王要以“德”待物、待人，“德盛不狎侮。

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旅獒》)。也就是说，身怀大德的君王，待人不会轻蔑怠慢。轻慢官员，就不能使官员尽心；轻慢百姓，就不能使百姓尽力。不贪恋美色歌舞，处理任何事情都会正确无误；戏弄人将丧失德行，玩弄物将丧失抱负。

其二，“保民”。周公确信此“天命”就是民心民力，故而在“敬天”的同时，极力倡导“保民”、“急民”、“康民”、“裕民”。因为只有实现“保民”、“裕民”，才能使“天命”不移。周公深刻意识到做好此事绝非易事，所以他曾一再告诫康叔：“天畏柒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尚书・康诰》)。而要达到真正永久“保民”的目的，必须在治国治民策略上进行变易，以免重蹈夏商灭亡之覆辙。

此外，周公还对官员提出了无逸、禁酒的要求。周公认为贵族官员也应当努力从事生产劳动。《尚书・无逸》中记载，“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即不要迷恋于赏玩、淫逸、嬉戏、田猎之中，让百姓交纳赋税供自己享乐。可见，无逸的伦理要求同样不是对大众的普遍要求，显然是对贵族、官员的要求。而禁酒的命令中说，“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幸”(《尚书・酒诰》)。即要求官员做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蝗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尚书・酒诰》)。事实上，促使禁酒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殷亡的教训。“厥或诰日：‘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尚书・酒诰》)。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资格和条件饮酒者大都是统治阶层，而所以禁酒的原因也是吸取殷亡的教训，其针对统治阶层内部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德”既是一种伦理规范，又是一种政治准则，周人倡导“德治”，便成为伦理与政治联姻的标志。清代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间的深刻联系：“其所以析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也就是对“民”则要从“保民”、“惠民”入手，做到去荒政，察民情，慎刑罚；“敬德”与“保民”显然是对贵族和统治集团而言的，并非对大众的伦理要求。

(二)周公“礼乐文化”的精英定位。

制礼作乐，是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莫大贡献。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于夏商二代，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

而周公所作的礼乐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的历史功绩。周公在“因于殷礼，所损益”的基础上，创立了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日：‘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礼》规定了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分封制、嫡长子制、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官制，以及许多礼制，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它区别了以维护、巩固上下贵贱宗法等级关系为目的，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度格局。“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可谓尽善尽美。

但我们必须明确，在规定了诸多的“礼”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规定了“礼”的适用范围，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下面我们仅通过对“婚礼”的相关规定来说明“礼”从其本质和功能上讲是一种对社会精英的伦理要求，而非对社会大众的普遍伦理要求。关于婚礼，《礼记・效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昏义》亦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谓“附远”、“合二姓之好”，都是要使周族与异姓通过婚姻关系变得亲近起来，形成一种以亲戚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合，这是西周时期、特别是其初期的政治需要。“同姓不婚”之礼制虽然有优生学上的考虑，但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更多的是与政治上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密切相联系，其旨趣也是维护周天子“天下大宗”地位出发，积极与异姓联姻，巩固周天子统治。正由于西周婚姻具有强烈的政治联姻性质，因此周人对婚姻之礼十分重视，也特别强调双方家族的政治地位。当然，这种政治联姻所约束的对象也就是王室和贵族了。我们也承认，在周代的官制中也有婚姻的专职管理人员，民间的婚姻也因循着“婚礼”的一般规定，甚至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也就是说，婚礼已经成为中国婚姻家庭文化的一般伦理规定。但在周公和儒家的思想里，更多的则是强调婚礼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功能，对象也显然主要是王室、贵族等。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精英伦理对一定的社会一般成员产生影响而否认其的精英本质。所以，我们应从注重“礼”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功能来理解其精英定位。

二、孔子之儒家是周公精英伦理的传承者。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德治思想和礼乐思想都是其精英伦理的表现，而孔子在这两个方面也继承了周公的思想。以下就通过孔子及以后诸学者的论证证明之。

孔子本人肯定了他的思想与周公思想的内在关联。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自己以周道的继承者自居，并力图复兴周礼。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论语・述而》)。《论语・述而》篇说：“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哀老得多么厉害呀!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又说：“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在这里，孔子认为周公的才能和美质谁都比不上，周朝的道德就是最高的道德。

孔子在“德治”理论方面也坚持和发展了周公的'思想，强调了统治者要“以德”治民。他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也强调要保民、富民。《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之。”民富之后为何要“教之”、“以何教之”，朱熹解释道：“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可见，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有“以德”治民，统治才会长久，而保民、富民、爱民等思想则是内在于统治者的“德”里。显然，在这里孔子的“德”实质上是统治者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之“德”，而非大众之“德”。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那些破坏周礼的僭越行为，孔子更是痛心疾首，“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地奔走于列国，其目的就是想恢复周礼。《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成也。”《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杨宽先生解释为：“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西周的治道就可以在东方传播了。”

很明显，孔子讲的德礼也主要是针对诸侯和士大夫的，而非普通老百姓。《论语》中的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而让孔子最不能容忍的行为是统治阶层中对礼的僭越。而孔子所尊崇的道德楷模周公本身也属于最高统治阶层，也体现出了孔子伦理的精英定位。

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大多都认可孔子和周公的伦理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淮南子・要略》说：“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寻根溯源，乃植本奠基于周公。”韩愈实际上也论证了周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昌黎集・原道》)。”陕西岐山周公庙保存的一块清代康熙十九年《重修周公庙募缘疏》石碑，碑文乃“关学三李”之一的李柏撰写，碑文开头便为：“道生天，天生尧舜，尧舜以所得于天之道传之禹、汤、文、武，禹、汤、文、武传之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则是，周公之道，上承尧舜而下启孔子者也。承尧舜，则尧舜无子而周公其子，启孔子，则孔子无师而周公其师。”钱穆先生言：“周公之定宗法，则固兼存天下之万姓百氏，而同纳于此一礼中，固不限于一姓一宗之私而已也。故孔子虽殷后，亦深契于周公制礼之深义焉。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在谈到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刘起舒先生也说：“孔子之学全部与《尚书》有关。他的学说的主干，就是承自周公的四项遗教，完全是从《尚书》篇章中周公的各篇诰词中学得的。”

陈来先生指出：“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一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公创立的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直接来源，周公的伦理思想的精英性质决定了作为他的思想承袭的儒家伦理必然是一种精英伦理。而我们以往的观念中往往把儒家伦理，尤其是孔子之儒家的伦理当成是大众伦理，当成社会大众的普遍伦理规范，这也是造成儒家伦理高尚的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巨大反差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就忽视了儒家体系内各派和各时期伦理思想的差别和变异，也抹煞了精英伦理和大众伦理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对于这些问题，吾淳先生就曾经指出苟子的伦理思想与孔孟伦理思想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更注重大众伦理而非仅仅是精英道德。我们不难发现，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显然已经对整个社会大众的道德行为有了普遍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此时的儒家伦理与孔子的原儒伦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我们国家近几十年的道德建设中，也存在着用精英伦理取代大众伦理的问题，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成为至善的道德完人，这显然只能是个善良的道德梦想。而公民道德、底线伦理就是在承认伦理道德的层次性的基础上提出的。只有重新廓清儒家伦理尤其是孔子伦理思想的真实意蕴，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当前伦理建设的活水源头。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二

农夫不解地问哲学家：您每天不是读书，就是伏案写作，难道不觉得辛苦吗？哲学家说：因为我有事业心，所以不觉得辛苦。

农夫又问：什么是事业心？哲学家想了想，说：我们不如来做个试验吧。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一做，就知道什么叫事业心了。农夫点头答应。

哲学家接着说：请将你的左手握成拳状，往前伸直，然后将右手也握成拳状，高高举起。接着迈步向前，每走两步后，将左手往两边摆动一下，然后再走两步，将举起的右手放下，又举起。就这样，一直重复着这些动作，并且转圈。

虽然农夫不明白哲学家为什么要他做这些动作，但他还是照做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农夫受不了了。哲学家问：感觉怎么样？农夫说：受不了，太辛苦了！

哲学家笑着问：请问，你会耕田吗？

农夫说：笑话，我是一个农夫，耕田是我的工作，我要是连田都不会耕，那还叫农夫吗？

哲学家说：你能将你平时耕田时的动作，在这里示范一下吗？农夫毫不犹豫地做起了耕田时的动作。只见他左手握成拳状，往前伸直，然后将右手也握成拳状，高高举起。接着迈步向前，每走两步后，将左手往两边摆动一下，然后再走两步，将举起的右手放下农夫惊奇地发现，他做的动作，与哲学家半个小时前让他做的动作一样。

哲学家笑了，问：你耕田的`时候，觉得辛苦吗？

农夫说：不但不觉得辛苦，还觉得很愉快。

哲学家又问：都是相同的动作，一个觉得辛苦，另一个却不觉得辛苦，那是因为什么？

农夫答：因为在耕田时，我心里想着丰收，所以不觉得辛苦。而刚才，我在做您让我做的动作时，心里什么也没想，所以觉得辛苦！

哲学家拍手道：这就是事业心。因为你心里有了追求，所以长年累月做相同的事情不觉得辛苦！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三

1)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

2)苛政猛于虎。(礼记)。

3)皇皇不可终日。(礼记)。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书经)。

5)对勇气的最大考验，就是看一个人能否做到败而不馁。——英格索尔。

6)只有永远躺在泥坑里的人，才不会再掉进坑里。——黑格尔。

7)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郑板桥。

8)只有敢为人先的人，才最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先驱者。

9)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意志的形成。——莫洛亚。

10)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要使火药发火就需要压力。

11)困境是造就强者的学校。

12)只有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监督才会成为动力。

13)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罗曼·罗兰。

14)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朱熹(美文美句)。

16)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的契机。——丘吉尔。

17)杂乱无章的思维，不可能产生有条有理的行动。

18)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19)你愈是躲着问题，问题愈会揪住你不放。

20)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不妨试试;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您。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文化的交融，孔子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更新，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孔子思想价值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孔子文化。不仅如此，国外也流行学习孔子思想的风潮，如一些孔子学校的开办，很多中国教师被聘请为孔子学堂的讲师。孔子思想不仅是在教育界有深远的影响，在思想界、文学界也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如何将这一思想正确的运用的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上来，是众多思想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西周的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于是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思想活跃的学者在如何同一国家、安定民生方面进行了激烈了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即指当时的各个思想学派，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思想产生了。对于孔子学说的'思想要义，首先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此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有权利接受教育，没有高等与低等之分，要使得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孔子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一开始，孔子思想在鲁国没有被接受，于是孔子开始了游说各国的旅程，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各个国家之间的传播。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过两次重大变革，一是秦朝时的焚书坑儒。秦朝建立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的现状，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下令焚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书籍。在焚书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二是汉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孔子思想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在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此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孔子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体现。

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文化的交融，孔子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更新。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而笔者将要谈到的慈善思想也是以“仁”为基础的思想。慈善思想有两种定义形式，从传统的角度讲，是指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提供无偿的援助，从现代的角度，慈善通常是指社会各界的人士进行了无偿捐助。首先是“泛爱众”，“仁者爱人”，最初的“爱人”思想是停留在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爱，慢慢的，推而广之，“爱人”成为了对他人的一种责任，继而关爱他人也成为“仁”的一部分，即孔子思想意义上的“泛爱众”。

此外是“惠民”主张，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疾苦，思民之所思，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急，时时刻刻记得，要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作为第一要务。此外统治者不仅要对老百姓直接施于恩惠，还要引导他们做对自己有益的事，通过一些经济措施，从而使自己在其中受惠。

纵观历史长河，有很多王朝因为百姓忍受不了王朝的欺压，而奋起反抗，推翻顽固的王朝。于是孔子从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角度，提出“均贫富”的理念，要多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施以援助，而不是对富裕的官员锦上添花。

2.2孔子思想在和谐社会中的体现。

孔子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彼此之间是亲友也好，陌生人也罢，都要多一份关心，多一份疼爱，这不仅存在与亲朋好友之间，如果对待陌生人亦如此，那么社会上就会少几分欺骗、黑暗，多几分温暖、真诚。孔子思想将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思想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推而广之，这种仁义也可以以适合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3.1教育界方面的改善。

上述提到了孔子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孔子思想的正确性。但是相比西方哲学家、教育学家苏格拉底的言论，笔者发现，我们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仍需进行适当更新、适当改进。比如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我国的模式比较保守陈旧，这样难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难以拉平。因此在这一方面是需要更新改进的。比如要减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性，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不能一味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应该增强他们的自学能力以及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还需注重师资力量的提高，培养高素质的人民教师，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实干能力，并且职业素养要达标。

3.2如何加快和谐社会的建立进程。

孔子思想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为当今社会注入了正能量。但是笔者认为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的。比如，当前的社会风气不佳，这时不能仅仅在网络上营造一种“网络效应”而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而这不能仅仅依赖个人力量，而需要在政府的带领下，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然后再在其他层次上进行改善。在政府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也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反馈，这样才能更好的扭转这一形势。

结语。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可以基本明确孔子思想的发展史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体现，包括教育界、思想造诣上、构建和谐社会上等等。虽然在实际应用及转化中仍然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笔者相信通过适当的调整及改良，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五

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源自于吉尔·德勒兹等对于电影与哲学的探讨。在《电影1:运动一影像》中，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利用电影业中的术语详尽阐述了他对于影像的哲学概念与想法。他认为“平面”(plane)这一概念已经被“充分的统一与延伸”，电影中所展现的生活可以看作为一种对于追寻真实背后的虚拟与获得超出理性的非理性的一种感染力。换言之，德勒兹是想要建立新一派的电影哲学，形成一个能够利用理论思维对电影中的影像与人物进行说明的体系。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佩斯利·利文斯顿的强化。在利文斯顿看来，电影本身就应当被视为哲学。一些电影可以推进哲学知识的发展来支撑“作为哲学论述的电影这一强大维度”，而且哲学功能“仍旧极大地依赖用语言表述的背后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创造和诊释电影的哲学意涵时都被调动了起来”。在这一前提下，哲学电影，就成为电影哲学的另一张面具，也就是“通过借助独有的电影媒介或艺术形式在电影中对哲学做出历史性的创新与独立的贡献”。因此，电影与哲学思维是互相交织，不分径渭的。本文主要以电影沫日哲学家》为例，尝试对哲学电影的内涵进行阐释，即作为电影哲学的另一张面具，哲学电影体现出在拆解和重塑框架内追求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动态过程。

一、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基于帧画面的设定。

“去疆域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吉尔·德勒兹与费力克斯·伽塔里提出的，指的是冲破封闭的禁忌系统，才能逃逸出各种机制和权威的束缚。在这里，笔者认为“去疆域化”指的是生命具有的动能，在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地域上，探寻新的生存空间。针对电影哲学而言，‘去疆域化”便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反向思考，能够在看似不可能的电影技术内部，寻求一种哲学电影，作为电影哲学新的生存空间。在这里，笔者借助电影技术“帧画面”(frame)这一基本概念，对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过程进行阐述。

二、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以帧画面为核心的过程模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拆解和重组帧画面的去疆域化过程，尼采的生命哲学或许可以给出很好的诊释。德勒兹在其惋粹的内在》(pureimmanence:essaysonalife)一书中，描述了尼采自己生命过程的三种变形，即骆驼、狮子和孩子，象征他工作和生活的三个阶段。骆驼代表了第一个阶段，承载着既定的价值和文化的负荷。狮子象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摧毁社会中所有既定原则的负担。孩子代表的是人生第三个阶段，即建立新的价值和评价原则。

三、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过程—以《末日哲学家》为例。

现在，笔者以电影沫日哲学家》为例展现哲学电影中拆解和重组帧画面以及去疆域化的过程。在电影中，吉米特是雅加达一个国际学校的哲学老师，他强迫自己的20个学生去参与思想实验:想象一场即将来临的世界性毁灭事件。他们进行了三轮基于学生自身选择的'假设实验。这个实验通过吉米特老师的语言指导，在教室内展开。换句话说，电影的表述方式对于哲学思想的表达极其关键，而这种表述恰恰对应了骆驼一狮子一孩子(成帧一去帧一重组帧画面)这一完整的去疆域化过程。

四、讨论与结论。

《末日哲学家》的三个实验过程恰好与上面所设定的哲学电影帧画面过程模型相吻合。在验证了骆驼、狮子和孩子三个阶段在形成哲学电影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日水《末日哲学家》也进一步展现了哲学电影去疆域化过程的其他方面。

虽说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是以帧画面的重组过程为主体，但是电影中的其他处理手法同样有助于去疆域化进程的推进。正如利文斯顿所认为的“明确的电影风格设备或模式的呈现类别通常都包括影片剪辑或编辑、摄像机运动和选择聚焦镜头、配乐与移动影像之间的配合”。这些手法的使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哲学电影自身所具有的拆解力量和动能。一是剪辑技巧。可以通过对佩特拉打开和关闭防空洞大门的拍摄得到很好的呈现，这是一种典型的能够展示佩特拉在防空洞内很失望的心理活动的手法。二是编辑。可以轻松地通过使用旁白的办法呈现出齐普思的大团圆结局，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作为那次思想实验结尾的补充。三是摄像机运动和选择聚焦镜头模式。这一技术被运用到描绘吉米特试图拿起枪的场景，因为该场景中詹姆斯躲在后面盯着吉米特，而摄影机的角度则在二者之后，就像同时盯着二者。四是配乐与移动影像之间的配合。这可以通过第三轮实验中学生们在防空洞内的剧情得到很好的展现，通过配乐与移动影像的使用，展现出一年间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六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仔细观察西方自然法，我们会发现，它每一次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斗争或者是一场革命相联系起来。西方自然法的斗争与革命性的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资产阶级革命和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审判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为革命提供了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工具，据此，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最终获取了革命的胜利。到了二战胜利后，对于战犯的审判就成为战后的一件棘手的事情，此时，人们自然而然的再次请出了自然法与法西斯纳粹的“恶法”作斗争，向世人强调了“恶法非法”的亘古不变的道理。反观中国儒家法往往是治国安民，注重调整社会的稳定，不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

（二）、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存在的时段是不同的。

正如我上文所言，西方的自然法具有革命和斗争的一面，而自然法本身又往往只探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即探讨的是法的外部），而不是主要研究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10]所以，当革命一旦胜利或者不存在斗争，那么自然法学就会完成历史的使命而推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就不用惊奇古典自然法学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不久就被实证主义法学占领阵地的现象。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就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够由当时的实证主义法学。

中国的儒家法正如上面所说的，是治国安民之法，因此，它在太平盛世往往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国古代儒家法的发展历史看出来，最典型的，我想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当今中国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口号，而其中的“德”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法的一个思想。这个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儒家法思想在当代的一个体现吧。

三、结尾的一个反思与检讨。

写到此，笔者忽然想到了冯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再次回到当年读博士学位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冯友兰先生早年读博士的时候就比较了东、西方在近代来的重大差异，最后，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的差异是中国近代哲学没有构建起来。今天的西方已经有逐渐地把自然法和实证法融合的倾向。这说明西方的自然法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没有必要“固步自封”（顽固地抵制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也没必要搞纯粹的复古主义。儒家法与自然法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它们都不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丹妙药。

注释：

[1]、吕世伦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41。

[2]、孙霞著《法哲学纵横》，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p.13。

[3]、同[1]，p.442。

[4]、同[1]，p.442。

[5]、同[2]，p.3。

[6]、同[1]，p.443。

[7]、

[8]、同[1]，p.444。

[9]、这里的“古典”具有标准和正统的意思，以此区别于其他阶段的自然法。

[10]、沈宗灵主编《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p.8。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七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儒家哲学思想论文2篇八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人生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婚姻是人通往幸福之路的必要条件，我国自孟子以来，就提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礼法。《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韩剧中有很多涉及契约婚姻的题材，如《浪漫满屋》《豪杰春香》《新娘十八岁》《美妙人生》和《命中注定我爱你》等。韩剧里的契约婚姻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人的家族长辈订下娃娃亲，由命运的安排相遇，直到相知、相爱的故事。例如，《新娘十八岁》；另一类是因相遇、怀孕、结婚；双方承担因爱情而产生的责任和结果，逐渐相知、相爱的故事。例如，《美妙人生》。这两种题材都体现了对“礼”的推崇，这里的“礼”讲的是社会生活中，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对于现代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年轻人来说，完全抛开当事人的意愿，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如何都有点包办婚姻的嫌疑。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是因为父母人生阅历较多。二是因为普天下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幸福，都是往好处促进桩桩婚事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青春影视剧的热播，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同桌的你》到最近的《匆匆那年》，一种婚恋观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当青春闪过，我们记住的却是——不叛逆不是青春，不堕胎不是爱情。韩剧把含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电视剧呈现在大众面前，展现的不仅仅是对“礼”的尊崇，也是对爱情甜蜜、婚姻幸福和家庭和谐的社会关系建构的渴望与自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剧走进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内心，它们用中国传统文化唤起中国观众对“亲父母”、“理性对待爱情”的关注。

二、“勤俭”、“孝悌”的思想。

《论语•学而》中写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春秋时期，子禹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为什么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听到该国的政事？子贡回答：他老人家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他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会把政事告诉他，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品德。“温、良、恭、俭、让”中的“俭”，意为勤俭，这是儒家文化的立命之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韩剧风行的文化支撑。韩剧中的“俭”，就不得不说泡菜与拉面。韩剧《花样男子》中男主角具俊表在女主角金丝草家过夜，第二天和金丝草一家腌泡菜，感受到家庭温暖，二人感情升温。从贫民女孩金丝草到全民女神千颂伊，都对泡菜与拉面情有独钟。这两种极其平凡的食品在韩剧中的热度，一方面说明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提倡勤俭的生活态度。当“lv”、“代购”、“进口货”成了现代人的口头禅；当中国不知不觉中成了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很多人开始质疑中国人是不是遗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其实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多种文化的交叉渗透，导致部分人群中攀比之风盛行，勤俭被蒙上纱雾而沉睡了。韩剧中无所不在的勤俭，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中国人心中沉睡的美德，获得了观众的认可。除了勤俭，孝悌思想也成为韩剧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的人，会冒犯君上的人，是很少的；不会冒犯君上，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和悌应是“仁”的根本！所谓孝悌，孝是孝顺，孝顺父母，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悌是悌敬，悌敬兄弟姐妹，相互帮助。“孝悌”中所体现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韩剧努力传达给受众的核心思想。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女主角千颂伊从小被父亲抛弃，但他并没有怨恨自己的父亲，当她在医院醒来看到父亲坐在身旁，只是询问父亲这些年去了哪，过得怎么样，并和父亲一起用餐，在说说笑笑间与父亲言归于好。千颂伊的弟弟千允才虽然极端愤世嫉俗，却十分保护自己的姐姐，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姐姐的不好。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经典古训；又有“孔融让梨”的真实事例。但是当“婆媳矛盾”与“兄弟相煎”的类似事件一次次曝光在大众面前，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美德还需要大力提倡与传播。大众媒介具有社会建构的功能，韩剧在中国广受欢迎，也是中国观众对韩剧的殷切希望——通过韩剧的洗礼，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与社会道德。

三、积极向上的思想。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其主要目的是教导民众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以积极思想引导民众从而构建人间天堂般的和谐社会。韩剧之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所传递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思想，都是教人向善的“正能量”。坚强勇敢的金丝草最终获得具俊表家人的认可，谱写了灰姑娘的神话；平凡却善良的便利贴女孩金美英最终赢得完美男李健的爱情；真诚坚韧的千颂伊，最终再次成为全民女神并收获完美爱情。韩剧告诉我们幸福的必要条件是：诚、爱、智、勇、勤，而这种积极向上思想的传递也是受众所喜闻乐见且不分国界的。

四、突破创新的思想。

孔子作为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其重要思想贡献就是创新。孔子对天命鬼神不迷信，主张身体力行而不是宿命论者，他认为世界现象是变化不息的，他要求老师具有“博学”、“学思行结合”等品质，在教育上主张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韩剧在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始终坚持创新，这使得韩剧能在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持续发展。中国最近几年比较流行“小三剧”，如《夏家三千金》《因为爱情有多美》等电视剧，讲述的都是女主角在被抢走丈夫后的复仇故事，最后的结局一般是“小三”找到了真爱，大家江湖一笑泯恩仇。这是符合中国所提倡“和”的理念，“和”即圆满。而类似的韩剧如《妻子的诱惑》中，“小三”的剧情设定是一无所有，并且得胃癌去世。这样的突破常规思维的剧情设定，既折射出生活和社会的改变对韩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冲击，也表现对腐朽社会现象绝不妥协的态度。韩剧在不断向中国文化学习的同时，又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其发展必然势不可挡。在当今社会，继承已有的优秀文化是发展的基础，而创新则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在各种翻拍、雷同剧不断出现的大陆电视上，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突破思维谋求新的发展，是中国编剧们应该深思的问题，韩剧的成功或可作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