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汇总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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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一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54.

［2］袁伟.本雅明说的是啥［j］.国外文学，(4):47－5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鲁迅.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79.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二

在牟宗三的学思历程中，一直注重逻辑学、知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也非常重视逻辑思辨与逻辑分析。但长期以来，学界多是从“阐明儒释道三教义理;疏导文化生命途径;抉发中国哲学问题;融摄康德三大批判;会通中西哲学道路”1五个层面来理解其哲学思想，研究者甚至包括牟门弟子2一般也是从学思历程、历史文化、中国传统哲学、中西哲学会通四个方面介绍和论析牟氏的哲学思想，鲜有学者从逻辑学或逻辑哲学的维度，对牟氏的学思进路作一详尽精当的梳解和评析。应当说，欲理解与阐发牟氏在中国哲学、历史哲学、比较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的深刻义理，对其逻辑哲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基于此，我愿作一粗浅的尝试，以就教于方家。

2牟宗三的逻辑历程。

牟宗三(1909–1995)，山东栖霞人，1927年春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本科班。此时牟宗三的授课老师主要有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三位先生，此三人是牟宗三的逻辑学、哲学启蒙老师。三位先生对他的学术影响很大，牟氏在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曾说：“那四年中，给我帮助与影响最大的，在校内是张申府与金岳霖先生，在校外是张东荪先生。”由于受三位先生的影响，牟氏的主要学术兴趣在数理逻辑、分析哲学与新实在论，平时研习的也主要是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并由此“上提”到康德等人的哲学、逻辑学，而牟氏本人对中国哲学的主要意趣也仅限于《周易》。4直到1932年遇到业师熊十力先生，才激发出牟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兴趣，但既便如此，逻辑分析和知识论也仍是牟宗三最初的学术家底。1934年，牟宗三自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主授逻辑学与西方哲学。1949年，他只身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和东海大学，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在台湾地区逻辑学的输入酝酿阶段5，在台湾大学里讲授逻辑课程最知名的三位教授是陈大齐、牟宗三和殷海光。1960年以后，牟宗三的主要学4牟宗三在其1935年写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原文是“函义”)一书中，将卦和爻按照数理之“序”构成牟氏谓之“记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牟氏对《周易》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公理化、形式化的研究进路可能，他的解读方式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现代诠释作了有益的尝试。近年来易学逻辑研究领域，沿接此进路的有周山等人，但返观牟氏八十年前的研究似有首开先河之意义。不过，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为牟氏之逻辑哲学思想，其易学研究之价值，另文再论，此不赘言。5戴宁淑将台湾逻辑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69年，输入酝酿阶段;1970年–1979年，启动阶段;1980年–年，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种划分基本是恰当的，且直至目前仍为发展阶段。当然，也有学者对台湾逻辑学的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问题持不同的观点，如张斌峰、董志铁、吴泽强以及台湾学者王文方、陈世昌等人，此问题需专文评述。此不展开。6此三人中，殷海光多为大陆逻辑学界熟悉，研究成果颇丰。牟宗三和陈术活动是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牟宗三的老师熊十力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上没有严格意义形式化、符号化的逻辑学，也缺乏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论(或认识论)，据此原因，中国文化也就没能产生近现代意义上的数学和科学来。熊师深以为憾，毕生决力由其来补正中国在认识论上的缺憾，并坚持经由其所著《新唯识论》作为“境论”来开出“量论”。7其时，牟氏给熊师写信：“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遗憾的是，熊先生由于精力不济，终生也未开出“量论”。牟宗三作为熊师的衣钵传人，熊师也希望由牟来承接他的遗愿。牟宗三果不负所望，以西方现代逻辑和知识建构为基础，相继撰写出《逻辑典范》(1941)、《认识心之批判》(1949年)、8《理则学》(1955年)、《现象与物自身》(1975年)、《名家与荀子》(1979年)9五部大著。这五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牟宗三逻辑学和认识论思想的核心。

除此以外，牟宗三译注了维特根斯坦的《名理论》(后来学者一般译作《逻辑哲学论》)。还先后撰写了数十篇逻辑学论文，10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矛盾与类型说》《逻辑与辩证逻辑》《略评金著逻辑》《论涵蕴》《觉知底因果说与知识底可能说》《逻辑实征论述评》《传统逻辑与康德的范畴》《论纯理》《aeio的四角关系》《关于逻辑的几个问题》和《评述杜威的逻辑》等。

3逻辑是什么。

一般而言，“逻辑是什么”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二是逻辑与非逻辑的划分标准是什么，逻辑学内部根据什么标准来分类;三是逻辑是一元，多元的，还是工具主义的;四是逻辑与哲学、数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关系。关于“逻辑是什么”，牟宗三在论著中有不少论及。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虽无集中论述，但却涵盖了上述问题的四个方面。可以说，牟氏是我国现代学者中少有的较早深入系统地讨论“逻辑是什么”这一逻辑哲学根本问题的人之一，11这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和逻辑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分别讨论他关于“逻辑是什么”这一逻辑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3.1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牟宗三对逻辑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和看法，主要集中体现在《逻辑典范》和《理则学》两部著作中。在《逻辑典范》中，他认为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标准逻辑”，即经典二值逻辑。他认为，“逻辑的对象是理性发展之理则，而无所逃之必是其必然性，二价系统最能肖似纯理自己之发展，故二价系统是标准系统，足以代表逻辑自己”，“人类理性发展的理则只能是一而不能是二。这便是惟一的逻辑对象。表而出之，便是标准逻辑。”在后来所著《理则学》中，牟宗三的逻辑视界已经开拓，思想理论也渐趋成熟，认为逻辑系统除了经典逻辑以外，还包括真值蕴涵系统、代值学(即逻辑代数)、三值逻辑及多值逻辑系统等。这一观点在其后来所著《认识心之批判》中，也有所表明：“凡成文的逻辑系统皆显示推理自己，显示理性自己之展现，亦皆有一特殊结构模式，因皆有其逻辑句法之构造故。合起来是一个大系统之发展，分开来无一有绝对性，优越性。”不难看出，牟氏对逻辑的研究对象的观点至少包括以下三点：其一，逻辑的研究对象是理性的规则，并且这种理性的规则是逻辑研究的唯一对象;其二，逻辑的研究对象是一不是二更不是多，这个一即是“标准逻辑”，根据学界对“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来判断，牟氏是严格的逻辑一元论者;其三，逻辑学的“理则”是命题间的必然关系。从逻辑研究推理这一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来看，牟氏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的论点，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3.2区分逻辑、逻辑学、逻辑系统三者之不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学者对于逻辑、逻辑学、逻辑系统三者是含混使用，甚至在很多场合是同一个意思的。但牟宗三将三者予以疏分厘清。在逻辑和逻辑学的关系上，牟氏认为，逻辑在本质上是推理，而逻辑学讲的则是研究推理本身之结构的学问。“逻辑全是普遍的，形式的，意义不定的命题函数间的必然的推演关系”，“逻辑学可定为研究‘推理自己之结构’之学”，“它不要牵涉着具体事物或真实世界而讲”，这里讲的“结构”即是“推理的形式”。可以看出，牟氏认为逻辑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推理，而逻辑学是研究推理自已。应当说，牟氏当时已经认识到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形式有效性的。这个观点在今天来看，亦不过时。在逻辑与逻辑系统的关系上，牟氏认为，“成文系统12之多既不碍逻辑是一，而在形式上又实可层层融组而为一，则即表示成文系统之多实不是随意的多，其成也不是随意约定的成”，“我们在本部里已经介绍了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都是纵贯的推演系统，而且都是形式化了的系统，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它们是些‘成文系统’。这些系统都是代表‘逻辑’”。可见，牟氏认为逻辑系统与逻辑不同，他所言的“代表”逻辑，即是认为“逻辑系统”是逻辑的表现形式，形式化的逻辑系统不过是推理的“外化”或显示的结果。这样，牟宗三就把逻辑与逻辑系统分开来表述。区别开了逻辑和逻辑学，又区分了逻辑与逻辑系统，为何他在逻辑理论层次上不顺理成章地走向“逻辑多元论”，而且坚守其逻辑一元的主张呢?我认为，牟宗三坚定其逻辑一元论信条，除了其对逻辑纯粹理性的本质的不同理解这一原因外，更为重要的则是服务于其构建的哲学系统。这一潜在原因，在牟氏后期构建自己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两层存有论”“智的直觉”“三统并建”的哲学体系中得以体现。在牟氏看来，逻辑与逻辑系统是“体”与“用”的关系;逻辑系统可以是多，但逻辑必须是一。如此，牟宗三的逻辑与形上学才得以统一。从上述考察可以看出，牟宗三讨论了逻辑与逻辑学、逻辑系统之间的不同。逻辑是推理自己，逻辑学是对推理本身(即推理的形式构造)的研究，而每一个逻辑系统仅部分地(而非完备地)展示逻辑。不可否认，即便在今天看来，他对于逻辑、逻辑学、逻辑系统三者之间关系的细致区分，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3.3逻辑系统形式化的三个阶段。

牟宗三认为，逻辑系统共有“四大系统”：一是传统逻辑，二是逻辑代数(代值学)，三是罗素的真值系统，四是路易士的严格蕴涵系统。而这“四大系统”可分为“三个阶段”：“亚里士多德用符号把逻辑表示成一个系统，这是第一个阶段。到莱布尼兹的逻辑代数又表示成一个系统，由此一转便成罗素的系统，故此两者可合在一起。若把莱布尼兹的逻辑代数当做一个过渡，而把其与罗素放在一起，而以罗素为代表，就是真值涵蕴系统，这是第二阶段。到路易斯再提出严格涵蕴系统，这是第三阶段。纯粹逻辑发展到此第三阶段算是完成了。”在牟宗三看来，由于亚氏的传统逻辑不能达到充分的形式化，莱布尼茨首先把亚氏的传统逻辑中的“a、e、i、o”四种命题用初步的数学化、形式化的方法表示出来，这种表现形式就很有价值。并且，牟氏认识到，传统的逻辑的三段论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是无效的，有些很细微的问题在老的讲法里没有接触到，或是没有充分地接触到。这是因为，亚氏的传统逻辑不能达到充分形式化的程度。到莱布尼兹以代数的方式表示，就可以实现初步的形式化。由逻辑代数进一步的转型就是罗素的.数学原理中的真值蕴涵系统。但是，罗素的真值蕴涵系统也不是完美的，因有些逻辑真理它不能表示出来，所以路易士才提出了严格蕴涵系统。

很显然，牟宗三从形式化的角度将逻辑系统分为亚氏传统逻辑、莱布尼兹—罗素系统、路易士严格蕴涵系统三个发展阶段，这种区分，是一种条纵向的线，这在当时有着相当重要的创发意义。牟氏一方面将四大逻辑系统理解为一个融贯的逻辑大系统，同时又从逻辑哲学的层面为逻辑系统提供了理性主义、先验主义与严格主义的思想基础，从而构建了他的逻辑哲学，表明了自己的逻辑观：逻辑系统可以是多，但逻辑必须是一。牟宗三将逻辑系统作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但是他没有涉及到，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在1884年就建立起了一个初步自足的逻辑演算系统;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1920年在《论三值逻辑》中就提出了“真、假、可能”的三值逻辑系统假设;还有后来由于对经典逻辑的批判，导致产生的其它的非经典逻辑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直觉逻辑、弗协调逻辑、相干逻辑等，这些都是牟宗三没有看到或是没有论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gdel)在1931年13就发表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gdel’sincompletenesstheorem)，并引起数学、逻辑学、哲学界的危机与恐慌。这一点，牟宗三也未注意或是没有论及。14不得不承认，这是牟氏逻辑学研究的一个缺憾。3.4逻辑学不同于辩证法逻辑学和辩证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最重要的认知方式，两者作为logos的不同发展支向，共同“哺育”了人类文明。作为两种完全异质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一直上演着“恩怨情仇”，甚至多次出现一方要取代另一方的趋向。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史上，逻辑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至今仍未完成。上世纪30年代，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国学者许兴凯、王特夫、邱瑞五、艾思奇等掀起一股以“辩证逻辑”为参考系对形式逻辑进行批评的热潮，同时形式逻辑的拥护者也对其进行了反驳，这在哲学史和逻辑史上，称为“辩证逻辑形式逻辑论战”15，这场论战持续了10年之久。其中，主张以“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形式逻辑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二是形式逻辑不承认矛盾、联系和发展，把事物视为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三是形式逻辑相较于辩证逻辑，是一种低级的思维方法，是落后的思想武器。针对辩证逻辑的非难，国13其时，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三年级，已经开始了他的哲学、逻辑学历程。14严格来讲，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不仅牟宗三未注意哥德尔这个“不完全性定理”，当时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金岳霖、张东荪、张申府、沈有鼎、汪奠基等人均未在论著中谈到。究其原因，恐怕是当时哥德尔所著《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一书没有译介到中国，因此并未进入国内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视野。但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提出是逻辑史和数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值得关注。15这场“辩证逻辑形式逻辑论战”，又叫“唯物辩证法论战”，自1929年至1940年，当时国内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具体可参阅周礼全主编词典和郭桥有关梳理。内许多学者都作了积极的回应。牟宗三向外界发表对逻辑学的观点和看法，最早就是始于1934年为回应“辩证逻辑形式逻辑论战”16所撰《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

他在《逻辑与辩证逻辑》中认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法则“只是事实的律，是元学规则”，因此，辩证逻辑“只是解析世界的理论，不能成为一个逻辑”而“逻辑却只有一个”，反对逻辑的那些话完全是无的放矢，风马牛不相及的。可见，牟宗三是反对“作为哲学”的辩证逻辑来批判甚至“取代”形式逻辑的。以当时牟氏的学术功底和对辩证法、逻辑学的理解与体悟，他觉得辩证逻辑的支持者所讲的“形式逻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种“孤立、静止的思维方法”的论点是强词夺理、站不住脚的，二者是有严格的学科界限的。牟宗三进一步明确了他对“逻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看法：“逻辑根本就是形式的、普遍的、必然的，而不是实质的、特殊的、实然的。”牟宗三后期对辩证法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其著作《理则学》附录17，以及一些散见的论文。牟宗三认为，“至于辩证法，它既不是纯逻辑，亦不是科学方法，而乃是形而上学中的方法，我们亦可以叫它是‘玄学的方法’(metaphysicalmethod，或methodofmetaphysics)。”并从三个方面阐明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一是辩证法是一种玄学方法，所以它必须牵涉“真实世界说”;二是辩证法中的基本概念只是：原始和谐、正反对立、对立的统一;三是辩证法的表现处一定是在知性领域以上，即超知性层。可以看出，牟宗三对辩证法的阐述，既表现出其受康德、黑格尔的影响，又赋于了辩证法以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哲学性格。这在后来他在比较和评析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时也有所体现。此外，牟宗三还对逻辑与代数符号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逻辑之为绝对为客观绝不在符号与否，符号不过是表达的工具而已，亚里士多德也是用符号来表示。符号的不同不能区分了逻辑。”辑的划分以及逻辑的数学化、符号化这个思路加以深化。以至后来形成了牟氏的纯理的逻辑一元论思想。

4对真理的认识。

对真理问题的看法，既是一个世界观、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逻辑哲学问题。我国近现代不少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如金岳霖、贺麟、熊十力、张岱年、冯契等)都曾专门讨论过真理问题，当代学者在逻辑哲学论著中对真理问题也多有论述18。可以说，真理问题是逻辑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也是我把这一问题列入本文进行讨论的原因。

4.1对真理的二分法主张。

牟宗三在多部著作中将真理区分为“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并且以此从哲学方法论上阐明自己对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区别的创见和体悟。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谈到：“大家首先要了解，真理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外延的真理，一种叫做内容的真理。外延的真理大体是指科学的真理，如自然科学的真理或是数学的真理。”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认为：“故由普遍性可以言会通，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多姿多彩，讲个性。这两方面都要同时保存。这种普遍性与科学真理的普遍性不同，它只能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而同时就为生命所限制，这两句话不能同时成立而不相冲突。人生的奋斗就在这里，即所谓的为理想而奋斗，这样人生才能上进，而实现价值，实现理想都由此出，故人生就是一个为理想奋斗的过程。这种真理要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又同时为个体生命所限制，即为表现真理的生命所限制，这种真理是什么真理呢?这种真理显然与数学或科学的真理不同，故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真理。数学真理不需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只要通过研究者来研究，其他如科学的真理也是一样，这种真理我们以专门名词名之曰外延真理，这是罗素所使用的名词。另一种真理如‘仁’、‘义’这种需通过生命来表现的真理称为内容真理。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相对。我们一定要承认有这两种真理。”牟宗三所讲的“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主要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思想的启沃，但同时也是对二人关于这一观点的继承和超越。“外延”与“内容”19是逻辑学最基本的概念。维氏首先将“外延”和“内容”运用到哲学的命题上，形成了“外延命题”与“内容命题”;罗素在维氏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认为科学知识的确立，需靠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外延性原则”，即命题可由其外延的范围，也即是量来决定，不受主观的影响。换言之，要靠这个“外延性原则”才会得到客观知识，否则一切命题都是主观的;第二个原则是“原子性原则”，即是说对象可以被分析或分解成若干部分，部分可独立地、单独地被了解。如每一个部分都要通过而且必须通过全体来了解，否则就不可理解，那么部分就不能独立地被了解，这样就无科学的真理。罗素提出“原子性原则”，目的是说明逻辑分析应用的范围，由此才有他的逻辑原子论，为了说明科学知识这个原则是必要的。

4.2区分真理二分法的原因分析。

其一，牟宗三把真理分为“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是为了回应逻辑实证主义，牟氏同意逻辑实证主义通过严密的科学证实和检验，并且可以定量化的，可以得出真理。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提出“内容真理”，并且认为这种真理是要通过个体生命来表现，又同时为个体生命所限制，即为表现真理的生命所限制的真理。比如“仁”这样性质的真理就是“内容真理”，这种普遍的真理要通过生命来表现和体悟，这样就有各种不同的分际，这种普遍性需在特殊性的限度中呈现出来，这样“内容真理”的特殊性就出来了。而像“1+2=3”这样的数学真理就是“外延真理”，这种性质的真理是普遍而无国界的，亦无古今中外之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儒、道、释各家都普遍更为重视“德性之知”，轻视“见闻之知”，这里的“德性之知”就是“内容真理”，而“见闻之知”就是“外延真理”。

其二，牟宗三把真理二分为“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与其对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定性一脉相承：“智”的文化系统与“仁”的文化系统。即是说，牟氏认为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更为重视“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是“外延真理”;而中华文化传统和东方哲学(甚至包括印度哲学等)更为重视“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或者称为直觉思维，也就是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和“理性之运用表现”，是“内容__真理”。其三，牟宗三认为，西方文化和哲学是一种“智”的文化系统，追求的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东方文化和哲学是一种“仁”的文化系统，崇尚“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这种区分，是沿接康德“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沿着内圣外王的理性之运用的内容表现，强调人文精神和个人修为，追求“内容真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西方文化的理性意义，使得西方沿着逻辑、数学和科学的理性架构，展开了对科学和理性等概念的外延表现，强调求真意识和科学精神，追求“外延真理”。

4.3真理二分法的意义。

此处我们且不论牟氏将中西文化理解为“仁”的文化系统与“智”的文化系统确当与否，仅就这种对具有普遍性的真理进行的二分法的主张作一分析与评价：

其一，牟宗三从哲学方法论的维度，指出二者在意义、性质上的分际与限度，表明了“内容真理”不可量化、外化、客观化为“外延真理”，二者不可互为取代和混淆，同时探究了“内容真理”的主体性与“外延真理”的客观性，揭示了两种真理需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体悟、探求与证成。他认为，这两种真理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中西方传统文化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西方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把“智”引到认知的方向，以存在的“实在论”即“有”为开端，注重寻求“知物”;而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完善生命的“仁”的内在价值，以生命的“生成性”即“无”为起始，注重寻求“悟道”。西方文化里的“知物”，是为了实现价值，满足生命，是要用眼观，所以西方哲学以人性与物性、主体与客体的分解析辩为基点。中国文化里的“悟道”，是为了完善人格，圆融生命，是要用心悟，所以中国哲学是以人性与物性、主体与客体的综合融通为前提。这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本质上的基本分野所在，二者互为异质的理论特质与思维品格就是在对于“智”和“仁”的不同致思追寻中形成的。

其二，这种真理的“外延”与“内容”的二分，在实际上区分开了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毫无疑问，牟氏这种二分法是在同一个论域层面上，回应了逻辑实证主义一元的真理标准，是对真理标准的一次重新划分和定位。其目的是通过真正理解和发现中国哲学的极具创造精神的思想性格、特质、个性及其对于人类社会与世界哲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切实地保__有与生成中国哲学独立的自我人格。这样一来，既肯定了中华文化与东方哲学，又最终探寻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会通、互释、融合之路。这对于继承、宣发和阐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意义重大。

其三，在牟宗三的学思历程中，一个主要的致思路向就是服膺、疏解与融摄康德的批判哲学，但在对“真理”的理解上，牟的观点却与黑格尔的观点高度契合。黑格尔在对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分析与阐释时，就把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作为两种异质的知识类型进行区分。黑格尔认为，经验主义否认所有超越经验和感官的事物，认为思维仅有抽象的概念和形式上的同一性与普遍性的能力。经验主义的本质就是科学对真理和知识的理解，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的区别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这里，黑格尔对“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分，其实质就是对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的区分。从黑格尔对知识体系的不同划分标准，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它们作为人类不同的知识体系是真实地存在的。前述牟宗三对真理区分为“外延真理”和“内容真理”的二分表述，正是与黑格尔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究竟是牟宗三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还是二人在思维上的巧合与暗契，关于这一点，在牟氏的论著和“牟门弟子”的回忆录(包括纪念文章)中，我们也无从得到直接的佐证。

其四，这种对真理的“外延”与“内容”二分的认识，直接的结果是，使得牟宗三从对“外延真理”的追求转向对“内容真理”的体悟。这个转向在牟氏的学思历程中非常重要，标志着他从逻辑学、认识论、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复归，从而“一跃”转向对中华哲学之慧命的疏通与抉发，并以此来构建起自己“良知自我坎陷”“道德的形上学”“三统并建”的哲学体系。

5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

“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逻辑史问题，更是一个逻辑哲学问题。原因在于，如果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那么，中国逻辑史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而作为逻辑学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中国逻辑史的学科根基和研究方向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逻辑哲学问题。这也是我把它纳入本文讨论的原因。

5.1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看法。

牟宗三多次在论著中谈到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例如他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谈道：“名理是逻辑，中国是不行的，先秦名家并没有把逻辑发展到学问的阶段。至于数学、科学也不行，故中国文化发展的缺陷在逻辑、数学与科学。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们并没有发展出来，有就有，无就无，故不要瞎比附。”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他认为，“逻辑是讲推理本身之结构的学问，讨论的是推理自己(inferenceitself),而不是关于任何内容、对象的推理。亚氏的三段论法讲的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结构，这就是逻辑本身的呈现。中国名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惠施、公孙龙都不是讲逻辑本身的，虽由此可进而达到逻辑本身，但仍只算名学的初步预备工作。就是这个名学的初步预备工作，也没能维持、发展下去，这是很可惜的。”

分析以上例举，不难看出，牟宗三是持“中国古代有逻辑的某些思想，但无关于逻辑的学问”观点的。他认为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是在讲“逻辑”，但不是在讲“逻辑本身”，只是“名学的初步阶段”;他讲的“没有发展到学问的阶段”，是没有发展到“逻辑学”的阶段。那么，牟氏认为“中国古代无逻辑学”的持论与理据来自何处?我认为，来自其逻辑一元论的逻辑观。这种观点的得出，与前文所讲的牟氏细致区分“逻辑与逻辑学、逻辑系统”的论述是一致的，亦即与其所讲“逻辑是推理自己，逻辑学则是研究推理自己”也是一致的。就是说，牟氏认可先秦名家确实进行了推理，但是未研究推理的学问、推理的形式，因此认为名家没有“发展到学问的阶段”。概言之，牟宗三认为先秦名家讨论了推理，中国古代确实有某些具体的推理活动，但是没有逻辑学，当然也没有逻辑系统。

5.2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分析。

一般认为，牟宗三是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常理来讲，牟宗三应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之大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为己任的;抑或说，作为新儒家的牟宗三至少不是一位“文化虚无主义”或者“历史虚无主义”者，但何以却固守中国古代“未开出逻辑学”的观点呢?下面我们稍作分析。20台港学界一般把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称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一观点也一般为大陆学者所认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张君劢、钱穆等既是第一代，又是__其一、牟宗三在指出中国古代在逻辑、科学、数学等方面的缺失的同时，还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开不出逻辑学”的原因。他认为，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仁的文化系统”，而西方文化是“智的文化系统”，并且中国文化中“智未从仁中独立地彰著出”。牟氏认为，“智”应当独立“仁”，属于“智”的范畴的逻辑学的价值也应当是中立的，一旦从属于政治或者道德价值，必然会从内部自我解构。他把中国文化定位为“仁的文化系统”，并不意味着就认为中国文化里对“智”完全的缺乏，只是认为相对于“仁”而言，“智”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为“仁”的附庸。例如，他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谈到，作为“智”的中国古代科学是“不十分高明的科学”，没有达到“学之成学”(即没有“独立性”)意义上的科学。([31]，第86页)他认为，“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惟在显德性之仁学。固一方从未单提出智而考论之，而一方亦无这些形式条件诸概念。同时一方既未出现逻辑数学与科学，一方亦无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此环之缺少，实是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中的一大憾事。”

其二，牟氏所言西方文化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就是康德所谓“纯粹理性”;而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更为重视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运用表现”，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中国文化传统不缺乏“实践理性”，但是缺乏“纯粹理性”这重要的一环，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开不出逻辑学”的重要原因。

其三，在牟宗三看来，中国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与西方以“智”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综合、直觉和实用(实践)为主，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以理性、演绎和分解(分析)为主。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国文化自然就“开不出逻辑学”来。

其四，在牟宗三看来，中华文化关心的是“生命”，西方文化关注的“自然”或“外在的现象”，并且认为“逻辑、数学、科学、归纳法，这都是‘知性’中的事”，四者是同步出现的，是一种“理性之架构表现”，而中华文化正是缺乏这种“理性之架构表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也就是说，牟氏认为中国古代未开出“逻辑学”，是因为中国“仁的文化系统”重点是关注“生命”，而缺乏对“自然”

5.3对此种认识的评价。

牟宗三对中国古代名家和名辩学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可以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积极的方面：牟氏本意是好的，是在为中国名学和中国哲学鸣不平，阐明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之不同，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既然谓之传统，就无优劣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一个是属于生命的学问，一个是属于知识的学问”。儒释道三家所对应的性理、空理、玄理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处于核心的智慧方向所在，这三者都是关涉道德方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故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而性理、空理、玄理也都是为调护润泽生命，为了生命往“上提”而开出的。消极的方面：其一，牟宗三的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借用西方逻辑(主要是经典逻辑)的观点、理论结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来规范、审视和衡定中国名学。这样的认识难免不知觉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其二，牟宗三是严格的逻辑一元论者，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是一种以西方逻辑为范本，来裁定中国名辩学的做法，同时也是沿袭梁启超“据西释中”、“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比附”的研究范式;其三，牟宗三所谓有无“逻辑学”，是以其逻辑一元论的现代经典逻辑的视角来看中国名辩学和印度因明。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用中国名辩学的观点来审视西方逻辑和因明，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谬论：西方和印度“没有名辩学”。显然，这样做是没有将西方逻辑、印度因明与中国名辩学纳入同一个参考系来进行考察。

我们赞同的观点：中国古代有逻辑学，只是与西方逻辑的表现方式不同。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我们赞同相对于“梁启超范式”的“张东荪范式”。张东荪与牟宗三同时代，但他的观点显然不同于牟氏。张东荪认为，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逼出来的，逻辑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的逻辑，西方逻辑不是唯一的逻辑。近年来，这种对中国逻辑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范式”，经崔清田和鞠实儿二人的沿接，呈现出新的面貌。崔清田指出：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逻辑。“名学”和“辩学”与西方逻辑有明显的差别，要用“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来认识中国名辩学。“历史分析”是把逻辑传统置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具体分析时代的社会问题及学派代表人物的追求;“文化诠释”则是把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和中国名辩学视为三者相应文化的组成部分，参照其产生时的哲学、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对不同的逻辑传统进行论证__与解释。鞠实儿在系列文章中证明了“广义论证的逻辑学”概念和“逻辑的文化相对性”：逻辑就是广义论证的规则集合，“无论在元理论还是在对象理论层面上，无论从描述还是从规范的角度看，逻辑均相对于文化”，逻辑存在的合理性相对于它所隶属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文化差别的普遍合理的逻辑。我们认为，在中国逻辑研究的过程中，这种发端于近代学者张东荪，经崔清田明确提出和着力强调，到鞠实儿把广义论证的观念引入并做了合理性论证的“文化范式”研究，目前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的一种研究样式和思路，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逻辑研究的趋势和重点。

6简单结语。

牟宗三认为，理性是人的禀赋，而人因为有理性才得以进行自觉地思维。这种理性的心灵可以分别二用为道德心和认识心。其中认识心的本质是逻辑的，因此也可以称为“逻辑心”，逻辑心是纯粹的知性和一般而言的纯粹理性(即纯理)。纯理是逻辑的主体和根源。逻辑是属于理性的，而理性也为逻辑所伴随。换言之，没有逻辑不是理性的，也没有理性不是逻辑的。在牟氏看来，由于纯粹理性在其展现中透过一个推理过程来圆满它自己，这个展现的过程也就是推理的过程。依牟宗三之意，理性是逻辑的根源。

因此，在其表述对逻辑学是什么、逻辑的研究对象、何为真理、逻辑不同于辩证法等逻辑哲学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时，均是沿接康德哲学的精神路向，对逻辑的根本问题作了理性主义和先验主义的解释，从而在其逻辑哲学问题上重开了“逻辑之门”，也就为自己“重开了哲学之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之维是理解和进入牟氏独具创发精神的逻辑哲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三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先秦时代，他的语言思想是公认最为系统的语言观，对诸多语言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名实之辩”体现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认为语言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国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观点为职业交际英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认为，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较为直接的触及语言规范性和标准化的思想家，是语言规范领域的先驱者。

(一)“名实之辩”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语言和语言所代表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对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进行诅咒会对人的本体产生伤害。先秦诸子都对这一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名”只是一种符号，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实”的定义，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产生了“白马非马”的诡辩论，文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论断一片混乱。

(二)“明贵贱，别异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观”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响，战国末期正是秦统一中国前由分裂走向统一十分关键的`时期，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与重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赵国，之后又在多个国家游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从发音和用词几个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语言的不同。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语”与“标准英语”的争论。

(一)有关“标准英语”(standardengiish)简述。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15世纪后成型的现代英语，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已经逐渐成熟。然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发音和用词皆不相同。20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把英国本土皇室、贵族以及高等学府等统治阶级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为标准英语的模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标准英语就是英国本土上层人士所持有的发音和用词。由于英国阶级分化严重，标准英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为人们效仿的标准。

(二)“新英语”崛起的社会文化意义。

1985年，“新英语”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于kach。的三个同心圈理论。他将英语分成内圈(innercirleenglish)，外圈(outercirleenglish)和扩展圈(expendingcircleenglish)。他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为内圈英语，而除了内圈英语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是官方语言的国家为内圈外范围，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英语”。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因之而为通。”(《正名》荀子将夏言作为标准汉语，他认为夏言是当时使用范围相对广泛的口音。在这个层面上，他比“标准英语”的定义标准更为先进，考虑到了使用的广泛性，而不只是阶级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说，对应现代英语的“河口英语”和“新英语”，也就是内圈英语和内圈外英语。他对“方言”采取一种宽容和共融的态度，而作为标准口音的夏言认为是国家统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经济发展。荀子的见解为我们对待标准英语和新英语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四、“新英语”教学。

(一)“新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通过与温州大学英语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学生的从业方向是经济和外贸方向，包括眼镜、纺织、皮具、服装、厨卫、旅游、机床以及口译等等。

(二)“新英语”教学策略。

(1)多元化教学模式。

jenkins在kachru“三个同心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扩展圈国家英语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语是作为一种对外交流的通用语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国际会议或商务交流。

多元化教学模式要根据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必须明确“新英语”变体造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特征，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时刻关注学习者的特征，适时教授交际策略。这对教师和学习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积极进行“新英语”教师团队建设。

“新英语”是语言标准多元化的代表，包含着不同英语的地域变体。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语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在这样的要求下，作者认为母语教师和非母语教师结合，组成教师团队对学习者了解和增强“新英语”的不同变体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英语专业中口语课程都大量运用母语教师，而学习者们也常常以口音标准度去衡量教师的素质。但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脱节。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荀子语言本质说、语言功能说以及语言标准观的解释，阐明了语言来源于社会，是“名”与“实”之间人为的联系，语言能够维护民族团结，并且语言的统一能带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从经济角度来说，大学商务英语专业培养能适应职场生活的学生，在我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国家贸易交流日益紧密，不管是在展会中或者是经济对话中，了解对方英语的方言和口音规律对增进互利都是大有帮助的。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四

持续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是以企业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应该围绕一个“赢”字，包括寻找策划服务公司，企业为什么找策划公司，其目的只有一个――赢利。营销策划公司作为服务类公司，其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帮助企业“持续赢利”。

那么，营销策划公司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赢利”呢，在此特摘录《华夏酒报》对北京方德智业营销咨询公司（以下简称“方德智业”）的一段采访。

一、想“赢”，首先控制“亡”

“赢”字上面是一个“亡”，企业要获得发展，首先就是要控制“亡”。方德智业服务过很多中小企业，对于此类企业，他们首要的策划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远离死亡，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能求发展。让中小企业活下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河北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立足本地精耕细作，在一两个县城成就几千万销售业绩，同样活得精彩。

二、学以致用的“营销”更重要。

目前，国内更多的中小企业还不太会科学地应用“营销”，还在错误地认为“打广告就是营销”。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售点广告，乱七八糟，浪费了很多的钱，其实都是“赔钱赚吆喝”，这样的做法不是“赢利之道”，而是“亡命之路”。

方德智业一直告诫企业，要谨记“赢”字中间一个“口”，出言必行，言行一致，营销和广告一个都不能少，两者要统一策划才能让“赢利”最大化。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才能“花一分钱做两件事”。方德智业在为陕西太白酒服务期间，从“大手笔”商标购买到明星代言都是低成本策划，在陕西糖酒会投入四百万，获得的是近亿元的市场效益。

营销策划强的公司，必须倾向于“以赢利为中心”的营销设计。中小企业更需要营销，而非广告，他们需要的是以渠道制胜、区域精耕、带队伍打天下的营销策划。

三、营销，一切都要为“钱”着想。

既然企业找策划公司是为了“赢利”，那么策划公司就应该一切围绕“钱”着想，

营销策划公司不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企业“去花钱”，而是要帮助企业“省钱”，“花小钱办大事”，“挣大钱”，“持续赢利”。方德智业认为这是策划公司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大家都知道“赢”字中间一个“贝”，“贝”就是钱的意思，增值获利是企业之本。方德智业在为河南月山啤酒集团做营销策划的过程中，首先强化的就是企业的“赚钱的欲望”，告诫企业“不赚钱的事情不做”，杜绝“乱花钱”，集中精力，专注为“挣大钱”而努力谋划。

四、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

随着策划行业的兴起，很多企业已经备受“洗礼”后，开始用“有色眼镜”来看待策划公司，企业的“防忽悠”能力也在增强。

从事策划需要有一颗平凡心。策划公司不能依靠“傍大款”成名，而是要踏踏实实立足专业，强化自身服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客户的信任。对于策划公司来说，客户的信任大于一切。当然，企业找策划，也需要一颗平凡心，随意贬低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欠缺考虑的。

“赢”字最后一笔是个“凡”字，我们都需要有一颗平凡心，不论遭遇多少失败，都能站起来，为事业拼搏，为赢利奋斗，为相互的信任而不断前进。

五、智业公司必须“以企业赢利为中心”

策划公司靠的是智慧，不是办公室规模。智慧是策划公司最大的优势，规模往往是一种陷阱。什么都能做的策划公司，跟包治百病的药品一样。

专业是用来赢利的，不是用来吹牛的。虚荣心太强的策划公司往往缺少一定的耐心。浮躁会酝酿冲动，冲动是魔鬼，魔鬼的心态会伤害企业。从事咨询行业需要一颗平凡心，务实一些会更负责，也往往会更有效。

很显然，方德智业是一个“以企业赢利为中心”的智业公司。他们更注重实战营销策划，习惯实实在在的从企业实际出发，把“智慧和实战武装到牙齿”。因为更多的企业需要的是务实、高效的“实战营销策划”，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和导向的策划服务。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五

音乐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对学生自身素养、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提高都有较大的帮助。然而在我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民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如灌输式教学理论、应试性教学制度等。这对国民接受音乐教育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阻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归结于对音乐的认知程度还不够。因此，在认知心理学向艺术拓展的背景下，文章站在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下重新诠释音乐课程和教育理论，从认知心理学中得到对音乐教育的新启发，以尝试构建音乐教育的良性循环机制。

1967年，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设立了“零点计划”的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和心理学在人体符号上存在的缺陷，所谓人体符号即音乐、诗歌、美术等。这些符号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人类的心理有特殊的影响，对艺术概念和学习也产生了新的观点和启发。“零点计划”的理论基础是形成于这时期的认知心理学，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认知心理学拓展至艺术领域。艺术类别中的认知主义表现在：艺术不是作为知识存在，而是大脑活动的一部分。

即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能够用抽象的形式表达出喜悦、悲伤等心理状态，而艺术“读者”也能够分辨并且明白这种抽象表达。20世纪70年代后，“零点计划”研究转向学前至大学阶段的艺术教育，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艺术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论证了艺术对人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零点计划”在心理学、教育学，尤其是艺术教育观念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形成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目前该理论在我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智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前者加入了心理和行为，产生了音乐、人际关系、空间信息等更多元化的自我认识。

音乐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被证实为人类智慧的形式存在，为音乐教育方向点亮了一盏明灯。认知学习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之一、其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其基础上丰富了学习过程方面的研究。

认知学习理论强调意识的重要性，学习的过程：提出学习者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认为主体的学习效果除了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之外还包含外部刺激和个体主观意识;思考、认知等意识性活动在学习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力;重视主体内在强化的作用;强调心理和外部环境对主体学习的影响。认知学习理论就是照亮音乐教育前方的明灯，对音乐课程和教学理论有很大的启发。

二、认知心理学与音乐教育。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刺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创造能力。同时，创设有利的音乐教育环境，开放的音乐课程，进而发展音乐教育，提高教学成果。

(一)认知心理学对音乐课程的启发。

第一、开设音乐课程，完善音乐课程。在我国中小学当中普遍存在忽视音乐课程，重视文化课程的“应试体态”。除了一些艺术生之外，文化生几乎与音乐隔绝，这直接阻碍了学生对音乐进行认知行为，也构成了中小学跨越大学的音乐教育断层。音乐教育是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如此状况下根本无法实现全民音乐教育的愿望。大学中尽管开设了音乐课程，但仅仅只是单线条的存在，在课程结构上并没有把学生的心理需求考虑进去。

中小学缺乏对音乐的认知能力，大学音乐教育又未考虑这一因素，课程结构设置较难，导致大部分的学生对音乐课程不太满意，进而失去兴趣。大学的音乐课程应该根据普遍大学生对音乐的认知能力，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进行。课程内容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欣赏方面，应该结合一定的理论知识，调动学生思考和分析的主观能动性，使其通过音乐认知世界。

第二，音乐教材的极端性。在中小学中不乏在课余时间进行音乐教育的学生，但是这些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很多都不是出自主观意愿，而是把音乐作为一种知识，为了接受家长、教师、社会的考核而学。进而也就有了音乐考级一说，所配套的还有考级教材，完全将“应试教育”搬到了音乐教育中。考级教材尽管是专家为不同程度的音乐学习者所精心编写，但是从认知心理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习者的行为意识，更不用强调学习者的创造能力。而普通高校中，则缺乏相对应的音乐教材，有些教师要么凭个人喜好选择教材，要么直接把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作为教学内容。教材的极端性使普通高校的学生无法接受适合自己的系统音乐教学，造成不良心态，形成恶性教育机制。教育者应该努力编写适合音乐教育各个阶段的教材，其目的主要调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对音乐进行不同阶段的认知，而非目的性的应试。

第三，开放性“音乐课程”。这种课程的形式自由，没有强制性的内容和课程地点，纯粹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刺激学生对音乐的创造力为目的'。无论是中小学，还是普通高校都可以开设音乐社团，一切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社团活动，教师只作为辅助指导而存在。课程内容方面则可打破传统的音乐知识灌输，而是交流大家对音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沟通音乐学习过程中的难点，积极调动学生意识的发展，让其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二)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的启发。

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理论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将理论建立在学生的心理之上，遵从学生学习的自然发展规律，重视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不拔苗助长，不强加教师主观意识。比如幼儿在学习音符时，首先学习四分音符，因为这个节奏与其走路的节奏一致，幼儿容易接受;学习音阶时则从二声音阶人手，即“sol-mi”，因为这个音调和幼儿最早掌握的词汇妈妈的音调一致，随后再慢慢加入la、do、re，以形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如此教学理论则充分体现了学生自然发展的规律。

其次小学生大都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静止的音乐教学对其不太适合，教师则需要采用“游戏教学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在玩乐的过程中让学生认知音乐，感受音乐。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心理、认知能力各方面都发育成熟，对其进行音乐教育以启发主观意识为主，大学生一旦主观意识上对音乐进行学习认知，就能自我探索创造力等。教师可从火爆的选秀节目中吸取精华，采用“pk教学法”，让学生在pk的过程中，认知自我音乐学习能力、学习水平和创造力，进而自我开发探索，以求pk获胜。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有助于提高教学理论的创新以及音乐课程的完善。认知心理学从心理角度出发，突出重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主张从从内至外地刺激学生对音乐认知行为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进而开发其创造力。

音乐教育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让学生获得终身的兴趣、素养、审美能力以及传扬音乐文化。学生主观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其主动认知音乐，探索音乐和创造音乐，为自身音乐能力以及音乐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可见认知主义心理学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家长、教师都没能从学生心理的角度出发，让其学习音乐，传统的灌输型教学和强制性手段反而减退了学生对音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至此，希望教师、家长能够站在认知主义心理学的视角下看待音乐教育，找到最适合学生的教学理论，最终达到音乐教育的目的。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六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七

人类有一种内在的生命欲求，那就是“寻根”的意识。美国作家哈利的小说《根》风靡全世界，经久不衰；香港凤凰卫视摄制的电视专题片《逝去的家园》，使多少人感慨、赞叹、沉思？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又让多少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回味、留连忘返？这些社会与人生的现象，本质上都是我们人类共通的“寻根”意识的表现。

当然，人在刚出生时，没有生命史，没有文化的意识，不会去寻根；人在少年、青年时，风华正茂，所关注的是当下，所瞻望的是未来，不愿去寻根。可是，当人们进入了中年，特别是步入了老年时，一股浓郁的寻根意识便逐渐地凝聚凸现出来：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回顾过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有时仿佛觉得现时似乎已不重要，逝去的年华则是那样诱人。人生的“根”意识是随着生命的流逝而渐趋强烈的。

实际上，不唯个人之生命有其“根”，一切自然物的形态都有“根”；顺着“根”，人们可以追溯其最原始的存在状态。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样式更是有其“根”，所以，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历史学本身也有一个史学史。民族有民族之根，文化有文化之根，精神也有精神之根，国家自然也有其根。万物皆有“根”，万事皆有“根”，于是，寻根意识成为人生中普遍的也是必然的观念。

那么，被认为专注当下此在享受的现代人为何也会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呢？实际上，现代的“寻根热”有非常深刻的背景，那就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困境――孤独。

叶梅在小说《五月飞蛾》中描写了农村姑娘二妹，因赌气独自一人离家到了城里，徘徊一整天都找不到亲戚，最后坐在路边，看着车水马龙的人流，心里想：“为什么在石板坡，方圆几十里的大山只有几十户人家，但随时都能感觉到人的存在，某人唱支山歌某家争个嘴大家都知道，某人去砍柴去走人家，大家也都看得明白，而在城里却感觉不到人呢？密密麻麻走来走去的人是不是都汇到那层网里去了呢？”在滚滚的车流人流物流的裹胁中却感觉不到有人，在冷僻的山间村舍小溪旁却始终弥漫着一种人情味，这是何故呢？因为现代人的生存领域无数之多，要做的'事无比繁杂，人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也没有心情去关心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和事，人人如此，造成人人都觉得无比孤独与惆怅。

所以，现代人的孤独，不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缺失――如被抛弃到荒岛上的鲁滨逊式的孤独，而是身处繁密的人际交往之中，身居熙熙攘攘社会里的孤独。在存在的层面，人们热闹得很，每天也许要与数百人打交道；可是，在人生的层面，人人都不关心他人，他人也不关心自己，所以，在内心世界，在人的精神领域中，人们倍感孤独。这便激起人们一波又一波的故园、故乡、家族史、生命史等等的寻根热。而这一切，又无不都是人生之“根”意识的表现。

不过，人们去寻根，不能仅仅是回顾过去。正如现代生命科学已经证明了的，决定一切生命体的是其刚刚形成时所含蕴的“基因”。所以，生命之根是“基因”，它决定了生命体的性质、发展等；而文化的样式、精神的样式、实物的存在，可以说皆有其内含的“基因”，是这些东西决定了它们的存在及发展。因此，寻根者，并非仅仅是追溯万事万物的最初形态、最先的存在样式，而是寻找其“基因”，以把握事物的性质及发展变化。

在人生中，每一个个体了解别人易，理解自我难；认识社会易，看清自我难。人要真正认识自我、掌握自我，从而规划自我的人生之路，就必须不断地回顾过去，反省生命的历程。这是掌握自我人生性质的主要方式，也恰恰是人们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方式：走何路，如何走，以及怎样发挥自我的长处，避免弱点。因此，人们若能不断地“寻根”，必可为人生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八

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陷、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语言游戏论三个方面,来揭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哲学思考.指出维特根斯坦从日常用法的角度对本质进行新的思考,认为对本质只能进行描述而不能进行解释.他将“本质”一词的用法从人们对绝对主义的渴望和冲动中解脱了出来,不仅扬弃了传统的本质观的危险性而且使本质概念获得了新生.

作者：李瑞青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刊名：沈阳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shenyanguniversity年，卷(期)：20(4)分类号：b521关键词：传统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家族相似语言游戏

孔子哲学思想论文汇总篇九

[摘要]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方以智依据“文章即性道”的理论，他将读书事业与道德修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名教寓于迹”、“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万世聪明人，正在《诗》、《书》、《礼》、《乐》足以养之、化之，鼓舞不倦。”而“学”是将这种外在的“道德”化为内在德性的关键，他说：“外内合矣，合不坏分。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正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外学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还包括“寓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大致相当于“博”；“内学一”意指内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当于“约”，“博乃能约”，如果做到“外学多，内学一”，便可达到“内外合一”、“一多相贯”的境界。他批评理学家们“先挥文章、事业二者于门外，天下聪明智能多半尽此二者，不畜之而欧之”，日“本性自足者”，扫除文章，“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方以智将读书识道喻为人初学吃饭，旨在强调学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对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对“小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开启了一种通过训诂方式来重新解释原始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推动中国哲学经由语言训诂的实证方式追求经典中的“道”的语言学转向。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这种“风气”发展到18世纪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终于蔚为大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