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模板11篇)

偶尔我们需要暂停一下并思考一下我们的方向。要注意总结的长度，既要覆盖主要内容，又要保持简洁明了。希望大家能从这些范文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思路和表达方式。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一

发挥和引导以农户为主体，多渠道投资相结合的格局形成，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及各类股份合作企业。大力促进投资的有效利用，鼓励农民把资金集中起来，利用闲置资金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上，银行机构方面要放宽信贷政策，扩大信贷面以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投资。各级各部门引用资金或发展农业联营项目，向各种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倾斜，对主导农业产品和市场潜力大的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对农业型产业基地加大扶持力度。

2、农业经济离不开政策力度的支持。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政策与体制创新，探索各种农业经营方式，寻找乡镇企业的优势，创造新条件，以优势龙头企业为核心，以本区域现有的品牌为基础，切实培养、组建和壮大符合经济规律的，加强乡镇企业的战略性，使发展较强的优势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3、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参加相关农业技术培训。

农业部门更要支持建立更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的能力培训，加大农业教育基础和体系建设，积极鼓励农村中青年群体抓住参加农大、夜大、电大等技术培训机构的学习机会，扩展教育、深入教育，培养具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新观念型农民，同时，应根据本地区农业特色，有针对性地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并开展多渠道形式的阶段性的技术与教育培训，培养出新一代具有当代先进科学技术与农业知识的新型高素质农民。

4、以市场为导向，加事农业产业化进程。

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对农业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与调整，进行专业化生产，集多种经营方式于一体的经营方式，以市场为依托，带动农业基地生产，与基地农户联合，开成种植、养殖深加工产业，形成以生产、供应、销售为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

5、加大“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品牌赋予农产品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涵，反映农产品的特性或功能，带入着农业文化情感，实现着与消费都的沟通，最终成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最可依赖的东西。农业产业的品牌意义，需要根据农产品的特性、消费都的心理及各种社会因素进行定义，如市场价格导向与文化传统等，塑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头的品牌。目的在于如一提到蔬菜，消费都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品牌的其它属性，如价格、品种、质量等。建立农民广泛参与一些各种合作组织或博览会，这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及巩固品牌形象有相当重要的熏陶作用，通过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以农业人的身份人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使农民职业化。这种模式是建立品牌声誉制度的有效方式，有利于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6、做好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转换机制和调整结构，建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高效、开放、协作的运行机制，以从事农业相关的病虫灾害规律与防治的研究，进行农作物高产、高效综合增产技术的开发和农业资源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研究，以达到农业技术推广的真正目的。同时，成立以各省市级农业组织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开发，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完善技术咨询服务，全面落实其研究、开发、经营、服务等各项职能，积极开展第三产业的建设，以发展农业科技培训，信息技术服务为主。

7、提高土地的多种方式运用。

在农业经济中，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最主要的运用方式，它主要是改良土壤，增加土壤的养分，从各种耕作措施和田间管理等都可以有效改良土壤，也有的地方进行种植植物进行改良土地，以改善土壤，增加土地的营养成分，以达到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以增加土地的产出率利用率，促进农为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是从根本上有利我国农业长期战略的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坚持农业经济的状况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二

伴随社会的进步，农村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了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农村能源具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基于能源角度，农村能源指的是基于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就地开采可以使用的能源，这些能源包含了石油，煤炭，核能以及天然气等一些能源，同时还有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以及风能等一些自然性能源。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生物能源。基于当前的发展来观察，一些非常规能源尚且不可以大规模使用，将这些能源称作补充能源或者说辅助能源。基于经济角度来讲，对于农村能源的建设包含有能源的开采与利用，同时还有能源的具体利用问题等。

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能源种类数目比较大，并且分布也较为广泛，这些能源可以再生。基于能源种类数目来看，不但包含有生物能源，例如说生物质能以及非生物性能源，同时还有地下能源，例如说地热能等。基于分布范围来讲，在我国地区到处都存在着一些可利用能源，分布十分广泛，然而由于各地区能源分布得不平衡，因此呈现出地域性。并且，能源具有不稳定性以及间歇性，能源之所以具备这些特性，是因为能源受到了该地区自然条件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所以在开采的过程里，一定要注重多能互补。生物质能源以及自然能源均是可再生能源，这种能源是消耗不完的，并且对环境无污染，例如说太阳能。基于能源互换层次来讲，例如说可以将太阳能置换成生物质能，而水能则可以被置换成机械能。农村地区的能源主要分为如下几类：一，常规性能源，这种能源又可分为可再生能源以及不可再生能源两大类；其中可再生能源有水能与电能等，而不可再生能源包含了煤炭，石油，天然气能源等。二，非常规性能源，这种能源包含了一些传统能源，例如说畜粪以及秸秆等，另外还有太阳能与风能等一些能源。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同时为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做好了铺垫。但是，农村设施的改善及时地满足了农村地区能源建设的条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则会带动农村的能源建设速度，反之，则会阻碍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发展。不仅如此，能源发展速度和消费速度是一种正比例关系，能源消费水平反映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伴随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我国能源的消费量会慢慢减少。

通常来讲，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数量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基于某种时空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首先，农村地区对能源数量的需求增长速度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慢快；其次，农村地区能源数量需求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最后，农村地区能源数量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一类情况往往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较低，管理技术落后，并且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比较高。第二类情况往往会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升，使得他们对能源数量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最后一类情况往往是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期，在这个时期里，农村地区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并且管理技术也有了巨大地更新，而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量也降低了不少，所以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增长能源需求的数量，甚至有可能会减少。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能源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有着较高的要求，不同类甚至同类的不同产品均有可能会出现质量差异；假如能源产品的质量提升了，那么它们的利用率也就会提升，进而会带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当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时，那么就会对能源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带动了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加快了农村地区能源需求数量的提升。

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不但包含了开发使用，同时还有节能以及服务工作方面。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加快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地物质保障，使得农村经济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第二，能源作为农产品结构的一个构成要素，基于本质来讲，农业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能量转化过程。第三，能源建设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确保农村发展保持着平衡态势。第四，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第五，加快了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效率。第六，推动了农村生产技术的更新。

[3]刘洪波.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发展农村经济[j].农民致富之友,2013,09:177.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四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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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五

2013年度，街道农业人口为24614人，农村经济总收入为41505万元，比上年增长22.93%;总费用23032万元，比上年增长22.95%;农民人均纯收入8472元，比上年增长1420元，增幅为20.14%。第一产业总收入21319万元，比上年增长22.68%;第二产业总收入6027万元，比上年增长16.06%;第三产业总收入14159万元，比上年增长26.48%。第一、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1.36%,14.52%,34.11%，因此，小街是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街道。

2.1、产业结构单一，后续产业不足。

小街街道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所增加，比上年增长20.14%，但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农民增收难。由于小街街道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山区与坝区发展不平衡，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农业是我街道经济的支柱产业，而街道办2013年农业收入较上年增长缓慢，而且农业收入主要是烤烟收入，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传统产业仍占一定比例;品牌意识和产业意识不强，农户缺乏敢闯、敢创、敢试、敢担风险的意识，小农思想、保守思想依然存在，难以把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形成大的支柱产业;在农业产业经营上难以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深加工等较少，产品市场占有率低，难以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格局;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面对大市场仍是目前小街街道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为此，我街道应围绕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巩固和提升烤烟这一传统农业的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蔬菜、林果、畜牧等产业，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坚持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以农户为基础，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搞好规划引导、政策引导、示范引导、做好信息和科技服务，努力寻求经济增长点，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2.2、村集体经济薄弱，集体事业亟待发展。

从集体收入来看，街道村组集体收入只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4%。可以看出我街道村组运转主要靠上级部门扶持。如此薄弱的农村集体经济既不利于集体发挥应有的统一经营的作用，又难以开展水、电、科教、卫生、交通等公益事业。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自主创业，积极争一取上级财政部门扶持资金，发展适合本村委会项目，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使农民和基层十部双向互动，为集体的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整体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增强可操作性;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长远规划，使农村公益事业扎实推进。

2.3、经济结构调整亟待加强。

坚持发展生产、广辟财源、增强实力的原则，切实把经济结构调整和财源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巩固和壮大农业主导产业地位，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有利的条件;继续加强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4、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有待加强。

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思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抓好科普村建设。建设好科技示范基地，加强科技对传统产业的引导、扶持和改造，努力开创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子。

为使我街道农村经济总收入、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建议采取的措施为: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增加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围绕市场调结构，促增收。进一步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及时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供求信息，引导农民围绕市场调结构，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优质无公害农产品，提高市场竞争一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倾斜，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补助，在科技上给予示范、带动，集体扶持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提高农民群众的能力，带动农民增收致吊。

大力发展畜牧业，大力引进优良品种，调整种禽结构，大力发展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村，努力开拓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我街道工业园区的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用减少农民的办法富裕农民，把增加就业渠道和创业门路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来抓。当前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已成为目前街道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农民在土地上取得更大的收益，促进农民增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变就业增收为创业增收。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发展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中心，按照“工业强镇，农业稳镇，生态村镇”的思路，强化领导，加快发展，实现街道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六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难。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绕优化市场环境、搞好服务指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科技创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虽然近些年我国在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但是农业与农民是则是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民的生活水平，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平均水平是否能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水平。

1.1、农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

市场决定生产，农产品也离不开市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调配，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1.2、农业标准化建设不容乐观。

大力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据了解，我国现行颁布的2万多项国家标准中，农业方面的标准只占10%左右，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也为与国际接轨带来极大困难，使农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

2.1、建立品牌声誉信任实施机制。

现代社会中声誉信任的取得非常重要，品牌声誉靠质量，必须以农产品质量为根基，品牌才有竞争力。应通过优质产品、诚信交易，将维护品牌形象形成自觉意识，并通过质量追溯系统，深化顾客与农业品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顾客对品牌的持久信任度，提高品牌的美誉度。

建立农民广泛参与的各种合作组织，有利于提高品质量、巩固品牌形象。当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民组织的声誉相关，而声誉又取决于他所提供产品的质量时，农民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参与组织合作，并可通过农民组织形式来约束农民的生产行为，减少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农产品质量。

2.2、以农产品特性为基础。

任何一个区域的农业产业总是和其过去的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自然条件、生活习惯和人文精神等都会作为遗传因子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活动方式。农业产业可以充分汲取当地的历史文化养分，利用所在这种历史形成的优势，通过文化积淀塑造品牌，形成具有一方特色的个性化品牌产品，从而获得市场和顾客的青睐。品牌赋予农产品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涵，反映农产品的特性或功能，融入着农业文化情感，实现着与消费者的沟通，最终成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最可信赖的东西。农业产业品牌要根据农产品特性、消费者的心理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塑造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

2.3、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体制，做好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建立社会公益及基础型科研机构，从事遗传育种、病虫害灾变规律及防治机制、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及规律、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研究，建立起高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农业知识、技术转化的新体制，成立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为基础、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二次开发及转化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技术咨询中介服务型科研机构，全面落实其研究、开发、经营、服务等各项职能，积极开拓第三产业，重点发展农业科技咨询业、信息业和技术服务业。农业部门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本领，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发布农业信息，指导结构调整，研究市场营销等，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新型农民。

2.4、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农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是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最终体现，其决定于农产品的结构构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卫生水平等因素。发展现代农业要以优质的原材料生产作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而这一前提条件的要素包括：通过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进而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好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扶持科研单位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构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七

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而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不仅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是国民经济得以进步的源泉。

当前我国农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要想对当前农业经济现状进行改善，需要依靠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思路，使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好的与当前国际潮流相适应，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而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更好的解决。

本文立足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论，具体分析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并进一步探求了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策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领域。

农业循环经济是指把农业投入、生产、加工有机的统一起来，在高度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变废为宝，开辟农产品利用的新出路，将传统的经济体系转变为资源低投入、低消耗，产品多次使用，废弃物再利用，实现资源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农业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新时期发展农业的选择。

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单纯是农业的延伸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还是缓解农业资源压力，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1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1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严重。

我国虽然是个资源大国，但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虽然实行计划生育已经多年，但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问题还是存在，这对我国的农业资源有很大的压力。

我国是个多山国家，山地占66%、平原占12%，有戈壁、沙漠、冰川、雪地、石山、裸地和高寒荒地2.66亿hm2，占国土面积的27.7%，这些地区基本上不能进行农业利用[1]。

近年来，资源过度开发以及资源不合理利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愈发严重、荒漠化扩展速度加快、土地盐碱化的面积不断扩大等一系列的因素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投入不足，农业技术装备落后。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小有成就，但农业方面投入不足，造成的农业技术装备落后的状况也制约着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我国农业规模庞大，但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这与农业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

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农业科技人员利用率不高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新技术无法及时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造成农业生产只依靠传统劳动力的比例较大，农业技术装备落后也带来了生产率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的负面影响。

1.3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生产观念落后。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

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但普遍文化素质不高，依靠传统农业模式和人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农业家庭收入不高，加上陈旧的观念，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有限。

农村劳动力知识的缺乏，导致农业技术推广缓慢，无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业经营模式改进[2]。

农业循环经济的实质是以农业和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为动力，带动农业的发展，遵循循环经济发展的“5r”原则，具体做法为：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再回收原则(reeovery);再制造原则(remanufacture)。

要想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就要转变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观念，首先政府带头转变观念，制定好相关的政策，一定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政策的良好执行。

其次，农业劳动力要在政府的带领下转变传统观念，认识到科技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

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树立先进的生产观念，调动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

积极主动学习新型农业发展技术，将新技术投入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

最后，社会风气需要改变，要认识到农业循环经济的进步性，社会对农业循环经济的舆论会引起国家的决策，对农业循环经济起间接的影响。

2.2科学规划，合理宣传，引导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是我们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

首先要做好整体规划，科学布局，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地方特色农业，根据市场要求，调整产业优势，建立最优农业生产体系。

2.3加大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科技第一生产力，农业生产必须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农业循环经济更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达到资源的重复利用与高经济效益的有效融合，没有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诸多环节都无法实现，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投入大量经费培育新品种、改良基因、新型农药的研发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为农业循环经济做铺垫。

3结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面临人多地少的国情。

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餐桌上的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既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间的尖锐矛盾，也可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农业循环经济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注重资源环境的保护，依靠科技发展，政策支持，又快又好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何龙斌.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5).

[2]沈淑霞，吴洪钟.当代美国农民教育对中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启示[j].世界农业，，(9).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八

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循环经济”起源于工业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去那种高强度开采、高资源能源消耗、高废弃物排放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被反省，人们逐渐认识到:地球上的资源，特别是能源、矿产资源等都是有限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或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实现绿色消费，应该被列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可，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把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当前，学界大多认为“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有2个:一是生态学，二是经济学。

“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既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涉及广泛的大文化现象，即广义的生态文化现象，既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也是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传统经济模式是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开环式、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高开采、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其结果是极大地破坏和浪费了自然资源，一方面导致资源快速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污染。

循环经济模式是以可持续循环发展理论为基础，由传统的“开环式线性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再生”的反馈式、闭环式循环过程，是一种最大化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模式强调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循环，倡导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互相和谐，在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与传统经济理念相比，循环经济的特征在于“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也有学者以“4个可”或“4r原则”概括，即“可回用(reuse)、可循环(recycle)、可回收(re-covery)、可再生(renewable)”，我国循环经济理论还坚持了减量化优先的原则。

我国在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资源约束趋紧，矿产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大宗、战略性矿产资源铁、锰、铬、钒、铜、铅、锌、铝、钾、镉等严重短缺，对外依存度很高。

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从的2.22亿t增长到13.1亿t，进口铁矿石产量从20的0.6997亿t增长到的8.19亿t。

我国自产铁矿石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40%左右，铜精矿对外依存度高达80%，铅锌矿已由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我国锰矿资源贫矿多、富矿少，大部分含铁、磷高，优质锰矿约占总储量6%，20我国锰矿进口量1349万t，比上年增长20%。

钒、铬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复苏及社会的发展，对钒、铬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2012年我国钒产量(折合v2o5)约为6.8万t，约占世界产量的52%。

目前我国铬盐产能已达35万t/a，约占全世界的1/4，但我国铬矿资源极为紧缺，90%的铬资源依赖进口。

我国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煤炭等战略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17%、28%、67%。

金属矿产资源禀赋复杂，埋藏深、品位低，开发利用难度大。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赋存环境恶劣、复杂难处理，许多大型露天矿山逐渐进入极深部开采阶段，开采深度高达1000m。

随着浅部资源的逐渐消耗和枯竭，我国已开始向地下深部获取资源。

深部资源开采条件复杂，选矿难度大，导致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低，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国家低10～15个百分点。

铁矿采选综合回收率不足60%，共伴生组分综合回收率不足35%，大量境界外矿、残留矿、驻留矿尚未被充分利用[2]。

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矿业开发产生的大量尾矿、废石及渣、尘、泥、灰等固体废物未得到有效利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目前仅金属矿山堆存的尾矿就高达100余亿t，并以每年10亿t以上的排放量剧增。

大量固体废物排放与堆存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并对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产生二次污染，矿业固体废物污染生活用水的事件已屡见不鲜。

大量矿业固体废物的排放也造成大量有价金属与非金属资源的流失，成为矿山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矿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而大部分建成于20世纪50—60年代、部分70—80年代的国有矿山多数面临着资源危机[3]。

据不完全统计，有3/5的矿山因资源枯竭而接近尾声或已闭坑，直接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需求的保障能力。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已有69个资源枯竭城市，由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我国矿业及其加工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少循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是，大量开发、大量消耗矿产资源，导致土地、空气、地下水等严重污染的事件频发。

我国资源产出率只及日本的1/7～1/5，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但能源消耗量却占全球的20%左右，主要工业产品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0%～20%。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

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日本的4.5倍、美国的2.9倍，主要工业产品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10%以上。

我国矿业城市万元gdp碳排放强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至少20%[4]。

因此，以循环经济为理念，在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通过节约资源和提高生态效率，推行节能减排与综合利用，发展绿色矿山，推进矿业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是解决资源紧缺、能源紧张、污染加剧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坚持工业绿色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日益成为破解资源、能源和环境瓶颈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自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初，开始重视循环经济工作。

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正式施行;201月23日国务院还颁发了《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了工业领域的各项任务。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物耗、水耗大幅度降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源产出率有所提高，初步扭转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上升的势头。

“十一五”时期，我国矿业循环经济取得了较好进展，由表2可见能源的产出率提高了24个百分点，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59个百分点，工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也提高了13.2个百分点，主要再生有色金属(铜、铝、铅)产量占有色金属总产量的比率提高了7.4个百分点。

在黑色、有色、黄金、煤炭等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并涌现了一批典型。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在推进矿业循环经济的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5]。

该公司对下辖小官庄铁矿表外矿进行回收，每年多回收原矿9万t，可选出tfe品位64%的铁精矿2.28万t，不仅提高了铁矿资源的利用率，而且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效益。

对下辖的张家洼铁矿残留矿体进行开采，每年增加铁矿石原矿产量15万t，采用细筛分级—强磁选—浮选—再磨—强磁选—重选工艺，以强磁选代替原来的重选作业，将尾矿品位由14.5%降低至11.79%，回收率由76%提高到80%以上，同时铁精矿品位也由63%提高到65%以上。

原工艺选铁尾矿中丢弃了大量的铜、钴资源，为回收这部分铜、钴精矿，对选矿工艺流程进行了技术改造。

改造后，按选矿厂年处理原矿230万t计算，铜精矿品位可提高至20%、回收率达到13.5%，钴精矿品位0.38%、回收率53.54%，每年可增加品位20%的铜精矿800t，钴精矿5.07万t。

此外，还对矿山废水、浓缩池回水、尾矿库回水进行循环利用，节约了用水量，仅此1项，年取得直接经济效益400余万元。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是我国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高开采、低产出、高排放—环保末端治理—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5个阶段。

“十五”期间，该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3大挑战:一是资源严重短缺，到，已有4座矿山因资源枯竭关闭停产;二是资源综合利用率低，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以及国内先进矿山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环境问题，该企业是铜陵市大型企业，但污染贡献值也位于第一。

在挑战面前，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将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的循环经济模式转变，步入“主业内循环”、“改造提升现有系统与建设循环经济发展项目相结合”的发展轨道。

为了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公司利用下辖的冬瓜山铜矿矿石中蕴含有丰富的硫、铁等资源，新建了循环经济工业园项目，园区功能配置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延伸产业链，发展精细化工产业，使上游生产的副产品或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材料，利用产业间的代谢和共伴生关系，达到资源循环利用、能量梯级利用的目的。

园区综合回收利用伴生硫铁资源，相当于开发一座年产硫铁矿石150万t的大型矿山，利用余热每年发电约2.4亿kw;sio2转化率提高到99.8%以上，每年可减排sio21260t;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6.67%。

地处河南省中部的灵宝市，有着丰富的金、铜、铅、硫、铁等矿产资源，盛产黄金。

但由于长期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高度依赖，灵宝市也遇到了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产业单一、环境污染、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为了摆脱陷入的困境，当地政府和企业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使该市由单一的黄金采选业发展成为黄金采选—深加工—多金属回收综合利用的产业发展链条，实现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从而逐步扭转因黄金资源枯竭，黄金企业经营困难的不利局面。

年，灵宝市又通过综合开发利用，拉长壮大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以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基地为平台，形成了四大矿业循环经济产业链[6]:黄金产业链、铅业产业链、硫铁化工产业链、铜产业链，形成了金、铜、铅、硫铁等矿业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方式的转型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克服积重难返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困难，挑战巨大，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要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

这对于矿业而言，更具有针对性。

(1)紧紧围绕“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以推进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贯彻落实《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以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行绿色消费、实施大循环战略为重点，把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作为中心任务，高效开发、循环利用矿产资源，推动矿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立足我国国情及矿产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勘探程度低，贫矿多、富矿少、伴生矿多、分选冶炼困难的特点，把握资源勘查、采矿、选矿、烧结、冶炼产业链条工艺中的资源走向和能源利用。

从源头做起，贫富兼采、综合回收、清洁生产、保护生态、循环利用，提高矿产资源采、选、冶综合回收率。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九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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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

摘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中国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抉择，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而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它是在遵循一定的系统变化条件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结构，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本文拟用系统论视角探寻改革开放的科学合理性与实质精髓。

关键词：系统论整体性目的性开放性改革开放。

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是研究客观现实系统共同的特征、本质、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研究事物，成为各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础，并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很难获得成功，所以系统的分析和看待改革开放。

一、改革是个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的系统工程。

整体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系统科学就是关于系统整体性的科学。整体性思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以系统方式而存在着的，而系统又是由多种要素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系统整体效应的产生，既取决于系统自身的客观条件，又依赖于人的主观运筹水平，我们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以系统方式存在由若干要素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并将整体性观点和要求自始至终地贯彻于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全过程。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改革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的改革看成一个由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立足整体，统观全局，从系统整体目标最优出发，去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我国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首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邓小平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其次，农村与城市相比，不像城市人口构成复杂、行业门类差别甚大，而且农村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都相对比较单一，管理方式以及劳动方式都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先把80%的人口积极性调动起来。只要农村改革成功，稳定发展，城市改革就有了支撑基地。

古人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每一项改革何时出台，改革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从整体出发，统观全局。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抓住它的重要性而不注意它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会顾此失彼，引发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二、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始终是为了达到系统目标而不断进行完善的。

所谓目的性，是指系统在一定的环境下，必须具有达到最终状态的特性，它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了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一般而言，系统的目的性与整体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要素的集合，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可以讲，没有目的就没有要素的集合。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首先必须确定系统应该达到的目的，以明确系统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最终状态，以便依据这个最终状态来研究系统的现状与发展。其次，实行反馈调节，使系统的发展顺利导向目的。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如不能推进发展便是失败。发展就必须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稳定，而达到发展的有序，自然界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都必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的、时间的或空间的有序化与之相适应，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里程碑，也必有一些制度的、结构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系统的改革和系统的目的相互依存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目的制约着改革，改革突破目的，改革又会引起新的目的。

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大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都是把推动全国发展作为总方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方式作为总目标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国又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些差错。”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在广州、福建两省试办特区。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区，凡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首先在特区进行实验和实施，使其先行一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的超前试验，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虽然手法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目的是不变的，并且一切方针路线的提出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系统的开放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外界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在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中才能加速自身的发展。如果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封闭起来，“就会失去人类文明的滋养，失去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失去正确的方向，必然误入歧途并陷入长期落后的可悲境地。”所以，邓小平强调，“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系统离不开环境，只有不断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系统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环境选择系统并改造系统，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由此维持着系统的存在，推动着系统的发展。正因为环境影响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以及实施始终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置身于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扩展，从封闭到开放，有彼此隔离到相互依赖，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时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的扩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面对这种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孤立，而必须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性的普遍经济交往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这种联系为本国的发展服务，在开放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开放。

回顾历史，中国在经历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后，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的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的失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一度缩小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又拉大了。因此，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当前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要全面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借助外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建设资金不足是我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其次，技术管理落后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必须积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借鉴和吸引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再次，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必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置身于国际竞争的舞台，才有利于我国正视世界，正视自己，发现差距，从而激励民族的进取心和创造意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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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一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主要法宝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与解放思想紧密相伴的，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我们党首先在思想领域内获得巨大解放，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枷锁，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又一次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解决了姓“社”与姓“资”的迷雾，再一次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摆脱了制度崇拜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别是以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以党自身为对象的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其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解放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党建模式崇拜和原则束缚，为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认为这是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号召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党的十八大也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向前推进，党的思想解放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已成为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新常态。我们要继续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把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突破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

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快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改革拓展，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铺开以致全面展开，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还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了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后来又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推进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这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坚持以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的过程，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纠正过去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提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跨世纪之交，党在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牢固树立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只要真诚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体现了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党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全党要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怎样才能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不懈抓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党要解决关于包括党的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精神文明论、义本质论和基本路线等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纪之交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览全局的能力；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的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了新世纪伟大实践中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过程，也表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巨大成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战略课题的最好解答。

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益越来越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阐述了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党的十三大更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提出要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民主要更加健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使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切实发展，并使党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