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实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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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一

中国江苏早在17世纪中叶即已形成了与现代行政版图近乎完全相同的“体国经野”“以民为极”的省级政治、经济、文化区划。实际上，若依历史文化脉络沿时空上溯，远自春秋以来的数千载文化的一脉相承，已经为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构建起了一种独特的超文化表征。这种超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文化的超时代性、超地域性、超文化性，无论是其“体国经野”的治理理念，还是其“以民为极”的民生天道的抚民思想，都超前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

（一）吴韵汉风与句吴文化等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由来以久，远迄自春秋战国时代，这一区域即已率先成为文明最为开化与文化最为融合的地区。而春秋时期的泰伯奔吴则不仅为吴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且更为吴地带来了一种谦让宽仁的超文化精神，并将其所带来的先进生活经验与生产技术等加以文化性地因地制宜，最终深度融合而成了一种有着吴韵汉风表象的句吴文化。从而开启了江苏省历史上长达千年的灿烂辉煌的文明篇章，泰伯亦因此而被称之为江南鼻祖。应该看到，以江苏省域区划为核心主体的句吴文化，为中国近代史荟萃了饱含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文精髓，使得整个以江苏省其时的文化得以成为文化的里程碑式的典范，并得以在人文与财赋两个支撑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层面冠绝中华。句吴文化在时代的渊薮与文化的氤氲下，与本土文化交相激荡、彼此融汇、共生共荣，最终形在了一种独特的泛吴文化意义上的文化类型。该文化为后世的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等的缘起，铺就了坚实的文化基石。同时，这种泛吴文化亦成为江苏省区域文化的一种表象化的综括与贯通表达。

（二）楚汉文化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着吴韵汉风的春秋婉约式表达，又有着楚汉文化的刚劲雄浑式表达。尤其是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更是以其南北共塑的中国文化史上罕有的特征，将刚劲雄浑与尚武崇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地理位置而言，楚汉文化正当东襟大海、西据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之要冲，如此关键的地理区位、周遭环境、文化氛围更是为楚汉文化建构起了一种整个江苏省区域文化为典型的江南繁庶文明影响下的清雅的文化特征。从戏曲文化而言，江苏省区域文化中有可为动漫产业利用的“拉魂腔”等独特文化韵律；从文学作品而言，这里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独特言说，并且，这里亦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汉文化与吴韵汉风的句吴文化，最终共同形成了一种“好一朵茉莉花”为俪采追新意象化形象的区域文化；并且纯文化层面的北经南玄二学的渊综广博，亦与教义理念等在此进行了深度融合，进而完形而为一种能够诉诸于动漫产业化的区域文化的意象化弥纶表达。

（三）分途异向深度融合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其利有二，其一在于透过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能够强化区域文化特色，又能够顺势而为地进一步快速发展相关的区域文化产业。其二则在于能够借以实现动漫产业发展与影视产业发展的平衡、动漫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平衡、本土文化语境与全球文化语境的平衡。同时，由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出发，还能够为区域文化更加充分的可持续发扬与永续利用，带来引领区域文化踏上新台阶的丰厚的文化积淀。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源自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承载着中化文明上下五千年的龙脉遗风。甚至早在魏晋南北朝纷乱的时期开始，江苏省域的区域文化即已在淮北、淮南、江南等三大区域产生了分途异向与汇流融合等不断演变，在这一演变、衍生、延展的整个过程当中，江苏省的区域文化由此开始渐现雏形，并在此后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灿若漫天星斗的一直延续及今的泛江南文化，进而建构起了由这种泛江南文化抽象而完形的区域文化符号，并由此升华而为一种区域文化抽象化的统摄表达。

（一）多元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江苏省区域文化特征首先即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有着历史文化根性的多元性、丰富性、灿烂性，其多元性主要反映在北方多民族南迁的士族庶族等的多元深度融合上，其丰富性则表现在多元文化的一体海纳、一体包容、一体衍化等方面上。而其灿烂性，则表现在整个江苏省域的江海文化、运河文化、山文化、水文化、湖文化等的深度融合等方面。这些区域文化的符号表达，为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带来了一种形诸于区域识别性的文化表达以及形诸于文化、习俗、价值观等隐性元素的无形的区域文化，形诸于建筑、服饰、方言、特产等显性元素的有形的区域文化表达。这些区域文化表达，由吴韵汉风和楚汉文化等人文因素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既有着贯通性、渗透性、补充性，又有着相依性、相济性、相融性；从而成就了足以为动漫产业提供发展支撑、发展依托、发展根性的突出、鲜明、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并为江苏省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深度融合提供了文化一体化发展、一体化、一体化等的宝贵基质。

（二）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

文化研究的因素相关性使得文化研究有着远比其他任何机制都更为复杂的成因。其漫长的时代沿革、历史建构、地理氤氲、人文浸染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改变、左右未来。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仪式性的源于三国时期的放施食文化，又有着儒释道深度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同时，更有着敢于问鼎天下的最为典型的楚汉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均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永续参照的遗存，并且，更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由词汇、语言而文学文本，由图腾、纹饰而绘画建筑等的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人、山、水、江、海、湖等六位一体的特殊文化载体下，以其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孕育出了共存共荣共生的文、德、宽、和与武、劲、雄、阔相融并济的世界人文历史中所罕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同时，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所特有的这种文化体系，更将其人文精神表达为一种负山带江的超越了人文精神的虎踞龙蟠气息。

（三）超文化特征。

追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源头可见，其起源于一种礼仁谦和的仁者之风。这种仁者之风由吴太伯所引领，历经千余载传衍而为整个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带来了一股中原文明风行草偃般的心灵教化，而这种心灵教化式的自上而下的规训，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一力倡行而我国后现代所至为缺乏的。这种仁者之风为江苏省动漫产业赋予了一种超文化的根性灵魂与超文化的仁风精神的独特秉赋，其既具有着大河前横大江流东的吴韵汉风，亦具有着慷慨豪放悲歌激昂的楚汉雄风。同时，从动漫产业视角而言，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中的董仲舒，更是江苏历史文化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其关注民生天道为仁的极致仁爱思想，以其超时代性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理念竟然完全不谋而合。这种人性赞歌，足以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一股强力驱策的文化新风，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亦涌现出了“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高尚情操表达的值得弘扬的超文化特征。这些超文化特征均可在动漫产业中加以更加充分地应用，使得这些特征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铭记下，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抽象化的永恒象征。

（一）发展举措。

动漫产业取材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两大动漫国度——美国和日本即是活生生的实例。美国动漫完全取材于其建国以来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而日本动漫则更多地植根于源自东方神秘文化的怪力乱神。由此可见，文化才是动漫产业快速腾飞的根基、根本、根性灵魂。江苏省历史上自汉末魏晋以来即渐成中国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域，其区域文化由此而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千余载的文化气息氤氲、文化氛围熏陶、文化环境笼罩，使得江苏省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恰恰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模因。深入挖掘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等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并针对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性且有意识地培育，按照江苏省内的县域等自然文化单元进行区域文化区划划分，建构起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产业区，并由文化产业区向外进行基于文化的传播辐射，使之形成一种文化可继性、中继性、延继性。并在此基础之上，由这些区域文化之中萃炼、提取、锻造出可资开发与可供利用的动漫产业文化素材。

（二）发展路径。

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在明晰思路把握特色之后，后续的工作即是研究发展路径问题。从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举措观察，实际上，欲将动漫产业落到实处必须首先构建区域文化平台。区域文化平台既是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又是有效延伸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链条，也是将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从上体的路径来看，必须在区域文化平台的构建过程之中形成文化的实体组织，从而方能将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整合为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应更加深入地研究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区域资源和动漫产业的深度融汇。并且，在文化产业链的效应下，不仅要深度挖掘区域文化，而且更要发扬光大区域文化，不仅要实现区域文化的泛区域化构建，而且更加加快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区域文化效率的切实提高，更快更好更大力度地对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依托、刺激、推动作用。由此方能由区域文化特征形成一种强烈的区域文化本土化的文化认同，以及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一种将江苏省动漫产业嵌入至区域文化之中，并将区域文化不断整合为动漫ip表达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发展展望。

江苏省区域文化与江苏省动漫产业，二者之间既存在着联动性又存在着相互的深度融合性。区域文化能够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基质、源泉、动力；动漫文化产业则能够为区域文化带来数倍乃至于数十倍数百倍的反哺与回馈。发展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重在创新文化发展理念与不断增加区域文化的文化功能价值和文化衍生价值。并且，由此大力提升区域文化的辐射价值，拓展区域文化的动漫产业发展时空，以文化为根本、以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为蓝本，将区域文化与文化衍生创新、文化衍生发展、文化衍生辐射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区域文化快速实现提振、升变、跃迁，从而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最为重要的发展依托。这些区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都可以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创制的有机的文化模因。并且，应针对区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现代科技介入与创新，以期更进一步地大幅提高区域文化传播水准、质量、效率，进而形成有机的可持续的文化产业链。由文化产业向其他领域不断辐射，打造出具有江苏省文化特色的以省级为主核心，以县级为副核心的多核心动漫产业区域文化体系。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是我国中华文明之中最为独特的存在，其有着中国历史文化传衍过程中，吴韵与汉风、吴文化与楚汉文化三者深度融合的结果，因而，其具有非常鲜明的泛文化与超文化的双重特征。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以其“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进的超文化思想成为动漫产业足以借鉴的区域文化永恒的符号表达。同时，这种区域文化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分途异向与深度融合的符号化图景，亦给现代动漫产业创制带来了一种重要的发展参照，尤其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一体化与刚柔并济的超文化特征更是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由文化创制而文化核心，由文化核心而文化体系的重中之重的根本模因。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二

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是努力将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执意将散文融入小说，以达到和谐美为特征的朴素平淡、优美自然的艺术境界。如《大洋记事》中巧云被强一奸、锡匠被打伤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作者只是让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结束了故事。锡匠们以平和的方式取胜，肇事者被驱逐出境，巧云坚定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一个悲愤曲折的故事写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虚，情绪化浓。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传统小说成功的关键。汪曾祺的小说并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而是着力于氛围的渲染，从而构成另一种情调。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点缀，《陈四》便是这样的代表作。《陈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描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酿造出一般朴实粗犷的文化氛围，文章的后部分只用了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人物被浸泡在这浓重的古风习俗之中。其实，这种淡化人物性格而着意氛围营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同情、伤感。

汪曾祺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一次有力的冲击。造成他们的小说散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俗话说“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分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成因，内因至关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说艺术的自觉意识，他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后来在形式上排除了诗，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的。”他还说自己的小说“散”，是“有意为之”。他在小说表现样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说的“以意从法，则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对短篇小说“死法”的突破中获得了自由，从题材的选择与把握到艺术形式的借鉴与创造，这些都保持着其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并借以激活自己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情绪，从而在纯熟老到的笔法中张扬了自己的个性。

在分析内因时，我们会质疑是谁促使汪曾祺小说艺术自觉意识形成的。这就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祖父每天给他讲授《论语》，在他的理论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且解释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还深受道家“追求绝对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笔下，见不到儒家的等级森严，只有庄禅所追求的个体与和谐的精神。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将两者熔铸在他的小说中，从而创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一）其沟通、延续与拓展了被阻断了的小说历史长河。汪曾祺小说一亮相，便赢得了文坛的一致喝彩，有人称之开了“寻根文学”的先河，有人称之为“风俗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之所以能轰动文坛，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传统情节小说模式的冲击，注重了小说的散文化，从而开创了“新笔记小说”这种新文体。他所创造的新文体，绝不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对传统中另一文学样式――笔记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一支，笔记小说一直贯穿于小说发展的整个历史。

（二）其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还只是“瞒和骗”的文学的一种简单反拨，单一的复归并不能带来“百花齐放”，小说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赖于整个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毕竟开创了新的文学风气，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他不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内容上追怀往事，远离现实与政治，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悲切的伤痕文学、沉痛的反思文学和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保持着距离，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参考文献：

［1］陈从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2］吴宏聪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4］邰宇.汪曾祺研究概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7.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三

明清文学在我国的文化长河中处于下游位置，其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传承，向人们展现出气势恢宏的文化内涵，其中蕴藏着的深厚文化宝藏值得我们探寻。当前明清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是教育改革深化、重现文学经典、提升人文素养、改进教学方式的必然，而一言堂的教学方式与落后于时代步伐的教学内容并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开展信息化教学、倡导人文教育、充分激发学生积极性、加大学生课外阅读力度能够有效改善这一现状。

明清文学课堂教学的开展多在高校大学生大三或者大四阶段，此时大学生已全部修完相关的中文基础课程，经过长期阅读中外文学著作的积累，已经逐步形成了较深厚的文学基础。此时开展明清文学课是对基础课程的有效补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大学生的文学功底。明清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四大名著，其分别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这些著作为人们广为传读，并对中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及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艺术修养的养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有助于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一）一言堂的教学方式。

目前，国内各个高校在明清文学的教学实践中采用的教学方式多与传统古代文学教学相同，教师完全占据了明清文学教学的主动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以一言堂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模式的不仅存在于文学教学领域，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也同样存在，其虽然在特定的时期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成果，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及时代背景下，面对思维活跃的大学生群体，这一教学模式无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源泉，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只能被动接受，课堂任务的完成只需要将笔记做好即可，长此以往，学生面对问题的反思与解决能力将逐渐泯灭。而这一教学方式当前并不少见，publicimpact是美国的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其联合主席bryanhassel与其合作伙伴对教学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创新型教师资源配置对个性化教学的影响》中提出，高校大多数教学工作者趋向于固守以往教学模式，因此教学创新很难短期内发生改变。高校明清文学课堂教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二）落后于时代步伐的教学内容。

当前部分高校的明清文学课堂教学内容仍未进行及时的更新，教师手中的教案长期使用未曾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内容必然逐步落伍，无法充分的应用于教学实践，因此，必须深入实际，切实改善这一现象。有学者曾对传统教育的教育目标、方式、资源、环境、创新性等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而在教育创新这一版块中发现当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竟有将近七成与社会发展不符，这无疑不利于先进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在实际的教学开展工作中，需要深入剖析时代发展潮流，明晰当前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把握当前文化发展趋势，发掘明清文学中与当前时代发展契合的思想理念与艺术手法，真正落实教学内容的更新工作。

（一）教育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

我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学成果，其中蕴藏着宝贵的思想精华。明清文学囊括了两个朝代的文学佳作，凝聚了两个朝代的历史文化精髓，漫步于明清文学佳作中，仿佛与历史的又更近一步。[3]明清文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为落实教育改革，必然要在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上发生相应的转变，传统教学已经无法全面满足当前的教学需求，明清文学课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重现文学经典的必然途径。

改革开放一方面使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裕，但同时各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与碰撞也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人们对经济及利益的追逐更加胜过对文化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往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淡化，繁荣的文学逐渐光芒不在。这也导致当代大学生对品读文学佳作兴致逐渐降低，汉语言专业的热度一再降低。过去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文学阅读热情高涨，同时也使得其拥有深厚的文学的功底。但是如今的大学生由于受之前应试教育的束缚，日常功课尚难以有效完成，文学阅读更是无从谈起。在一项有关高校文学经典阅读现状的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选取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有将近80%的学生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但是每周阅读时间仅仅不足5小时，更有11%的大学生仅仅为了修学分而进行阅读，这充分显示出当前高校文学阅读的紧迫性。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是我国优秀文学著作重现往日风采成为明清文学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三）提升文学素养的必然手段。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竞争愈发激烈，就业问题成为困扰大学生的一项现实问题，多数大学生为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通常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各种认证书的考取上，而对于自身的专业课程，尤其在文学阅读上投入的精力不足，这势必会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提升及文学素养的培养产生消极影响，明清文学课堂教学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深度不足，相对而言，其学习或者阅读过程中的功利性元素占比较高；而在做笔记方面，仅有12%的大学生会在阅读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标注及笔记，而绝大多数学生在在这种走马观花的阅读方式下，必然难以发掘与领悟文学经典中的思想精华，借助经典阅读提升人文素质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通过何种方式或手段深化大学生对明清文学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对提升其积极性、提升其文学素养是明清文学教学的关键环节。

（一）合理利用当前的信息化技术。

传统明清文学课堂教学通常采取灌输式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演变，这种模式已经愈发难以满足当前的教学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络的逐步普及，明清文学教育的开展得到了新的发展思路，相关教育工作者开始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明清文学教学工作的开展，将其与人们的距离逐步拉近。同时明清古典文化通过信息化技术与现代文化实现了良好的接轨，对教学创新及明清文学的学习均大有裨益。因此，在教学改革中，教师需要发挥其推动作用，率先使用先进技术，合理使用多媒体，将纸质教材难以展现的内容通过多媒体充分展现，为学生在学习明清文学的过程中带来更多的感官体验；在教学中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学生营造逼真的情境，通过将文学著作描绘的场景与相应的图画及富有诗意的文字结合，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对明清文学形成深入的了解。

（二）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其中。

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录、感情的承载、思想的体现，明清文学课堂教学中若教师能够对作品内涵进行正确的解读，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进行精准的把握，文学著作蕴藏的人文精神也就得以充分展现，也就达到了人文教育的要求。由于当前国外各种价值观念及思潮的冲击以及对文化传承的忽视，人们的价值标准逐渐发生倾斜，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极为紧迫。首先，需要将明清文学作品中蕴藏的积极、乐观、正义的元素充分展现，核心素养下大学生的培养要本着人本理念，培养其健康健全的人及正确的价值观念。其次，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标准，比如《聊斋志异》，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其塑造的任务形象并没有太多的阶级色彩，反而更多的展现出人类内心的品质，《婴宁》中善良纯真的婴宁、《翩翩》中淡泊名利的仙女，《阿宝》中对爱情执着的孙子楚，这些奇闻异事中无不散发着人性的芳香，通过这些人文、审美的融入，大学生的整体道德修养必将更进一步。

（三）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明清文学课堂教学改革中只有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起来，让学生融入明清文学的世界中，才能够真正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当学生的学习热情得以激发，其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学习效率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教师可以将学生认知作为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通过开展明清阅读竞赛等趣味活动，并对获胜者进行一定的奖励，鼓励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活动向学生展示明清文学的魅力，拉近其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能够明确明清文学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其学习动力。同时教师可以在教学开始前以当前较为热点的事件或者词汇加以引入，或者将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掺杂其中，使学生能够认知到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激发学生的探索欲。

（四）加大学生课外阅读力度。

当前大学生开设有各种必修及选修课程，明清文学的课堂教学时间紧迫，因此，教学改革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良好的解决。首先课堂教学的一分一秒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可以对较为经典的作品进行详细的讲解，明清文学多以小说、戏曲为主，比如明清经典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戏曲《牡丹亭》、《长生殿》等；其次，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丰富学生的文学视野可以对大学生的课外阅读进行充分的指导，向大学生推荐较有价值的书目，并结合现代明清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学生进行适当的讲解，引导学生深入阅读，从而深化教学改革，形成对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四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

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

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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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五

随着女性主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并日渐盛行，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不仅为古代文学史的重新审视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引入，有助于我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的研究，并导致道德观、价值观乃至审美观的变化，并有助于构建我国新时期女权主义者所极力倡导的“双性和谐”的诗学体系。两汉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文学史、美学史乃至思想史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审美特征与价值观念固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基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能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帮助。

1.汉代文学中女性主体性地位的消解与重构。

一般认为，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偶家族与夫权社会产生的催化剂，并直接导致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首次出现于人类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从原始社会群婚制解放出来的婚姻关系，便以家庭的形式凝固下来，并不断消解女性主体地位，使其逐步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生育工具。上述转变从先秦到两汉一路走来，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并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汉代是我国封建礼教初步形成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建议，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统，从此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也逐步走向单一化。特别是在伦理方面，董仲舒提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这一论断成为封建社会妇女要遵循的“三从四德”的雏形。而汉代的文学作品则与思想领域的转变遥相呼应，一般认为当时刘向的《列女传》与班昭的《女诫》是当时妇女们社会与家庭行为准则的主要文本。其中《列女传》是以男性的视角所提出的女德要求，而《女诫》则以女性的身份提出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三从与贞节观念的产生界定了两汉时期开始的中国妇女的属下地位，完成了对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但任何矛盾都有其两面性，道德对女性的束缚剥夺了她们的许多权力，但同时又赋予她们另外的权力，也就是这种束缚所造就的性别差异，可以使妇女通过对自身贞洁的肯定来实现某种威望，从而获得某种超越感的心理体验。因此，当前对女性主体性的重构，应避免过分的性别对抗，而应结合社会历史现状，实现双性和谐互动的良好关系。客观而论，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文学中屡受当代女性主义者诟病的作品，其实并非无一是处。例如汉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表达和认同，尤其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心理活动体验以及审美特征的表达，说明相当部分的作家与作品并没有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位置上，因此并不可全部予以否定。

2.汉代文学中女性社会身份的变迁。

许多中外论著都谈到了女人的“三性”，也就是女儿性、妻性和母性。“三性”不仅是中国传统女性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诠释，同时也深刻体现着女性本身的社会身份特征。

在女儿性方面，班昭在《女诫》中指出:“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而从女儿一词的结构来看，为儿前加一女字，说明虽然男尊女卑，但是女儿也要担当儿子之道义，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班固的“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的感慨。汉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体地位的日渐消亡，她们只有通过构建自身的“德”这一新权力，通过对自身高洁品质的肯定，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反映到女儿性层面，就表现为忠孝、勇气乃至非凡的才能。这些无论真实还是虚构的女性形象，也是原始女性意识的某种自然流露。

在妻性方面，随着汉代以来封建礼教的逐步形成，女性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同时也要承担与之相对等的各种义务。除了操持家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对丈夫的绝对忠诚，即使死了也不可停止。但另一方面，道德对男性的约束很轻，面对丈夫的背叛，女性唯一可以动用的力量就是情与理。因此，在汉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怨妇的形象屡见不鲜。汉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诗歌通过男女主人公真挚的爱情和悲剧性的结局，告诫父母不要无端干涉子女的情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积极意义。班婕妤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弃妇，其失宠之后，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活下去。她在《自悼赋》中说“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她本人也因此成为封建时期女性的道德典范。

母性是汉代文学作品中妇女的第三重身份。如果说当时妇女的妻性身份主要通过贤淑与勤劳的道德品质获得，那么母性则主要展现在教育方面。例如班昭在《女诫》的第四章明确提出德、言、容、功等关于女性的四大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女性美的最早界定，其强调的并不是外表，而是教育作用之下的内在美。也正是因为教育使得当时的母亲们能够实行举止上的自我规范，才有机会在当时的夫权社会中一展才华，为自己赢得地位。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同时在艺术性上也呈现出发展变化的特征。女性形象在艺术上突破了先前时期那种简单与粗糙，创作手法日渐提高，并逐步走向成熟。

1.从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

汉代的文学创作主要以诗、赋为主，其中诗歌到汉代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赋的产生相对要晚得多，但是也在汉代趋于成熟。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样式在两汉时期的发展状况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文学创作逐步摆脱生活的束缚，使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逐步显现出来，从而使文学作品迈向艺术真实。文学特征的变化也反映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以诗歌为例，先秦时期的《诗经》大多描摹的是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形象，其中的思妇往往十分大胆、热情，同时还具有一丝泼辣。而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则褪去了热情与泼辣，显得温柔和敦厚，呈现出一种思而不怨的特征，这些思妇形象已经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化处理，将现实生活中诸多女性的美好特征集于一身，这种艺术化的女性形象，显然比生活原型更具韵味和美感。

2.女性形象从平面化向立体化演进。

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由于表现手法、篇幅等诸多限制因素的影响，对女性人物的表达多是基于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和侧面，因此这种表达具有明显的平面化特征，也就是只展现了人物的一个侧面，丰满性稍差。汉代初期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仍有此方面的不足，例如《陌上桑》中对秦罗敷的表达重心是她的贞节，其他方面较少涉及。而后来的文学作品则产生了明显的进步，例如叙事名篇《孔雀东南飞》的篇幅明显加长，因此可以依靠足够的笔墨展现人物特征，塑造出性格特征丰富的立体化人物形象。其中的主人公刘兰芝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她擅长女红，对家人恭敬孝顺，对丈夫尊重忠贞，表现出其性格上温顺的一面。当她被弃还家，面对兄长逼婚，万不得已以死明其志，又表现出其性格中刚烈的一面。这一形象就比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丰满了许多，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3.表现手法的多元化。

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侧重于写实，较少利用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进入汉代以来，文学迅速发展，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使用逐步增多，并体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例如《诗经》中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虽然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表达的先河，但是显得比较单纯。而汉乐府在女性形象的文学表达上就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例如《陌上桑》中就运用了反衬的手法来描写罗敷的美丽。而在《羽林郎》中作者则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胡姬的服饰打扮。上述描写显然并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却收到了绝妙的表达效果。而到了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各种表现手法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开篇的比兴，紧随其后的排比，还是对府君送来聘礼的夸饰，抑或焦刘分别时的旁观者口吻，都促进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章的艺术美感。

汉代一统天下，从根本上结束了自周代以来近千年的割据与战乱。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与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迅速提升，这为女性的装饰美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文人对女性的推崇与歌咏也为女性的装饰美提供了文化土壤。此外，随着独尊儒术的推行以及《列女传》、《女诫》的出现，忠贞成为女性品德的主要内涵。所以，汉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审美特征产生了较大变化。

1.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修饰美。

诗歌、辞赋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体裁，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外在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出，汉代女性十分注重外在修饰，所有出场的美女们基本上都是满身绫罗、满头金银。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对郑女曼姬的描写:“被阿緆，揄纻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溪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再如班婕妤的《捣素赋》中对赵女的描绘:“曳罗裙之绮靡，振珠佩之精明。”这些上层女子们衣着华丽，配饰精美。不仅上层的高贵女子如此，就连下层劳动妇女的打扮也莫不如此。例如《羽林郎》中对胡姬的描述虽为夸张之辞，但是其注重外表修饰的风尚仍然让我们为之瞠目。由此可见，汉代女性的衣着打扮开始日趋奢靡，这与《诗经》中女性的朴素之美和《楚辞》中美人佩戴香囊的高雅境界已经大不相同。正如晋代葛洪所言:“古者事事醉素，今者莫不雕饰，时移世改，汉代已然。”

2.男性文人对女性之美的推崇。

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汉代的文学其实就是楚文化，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对汉代的诗赋进行分析发现，这些作品中文人对女性之美的描述，确实深受先秦时期《楚辞》文学美学特征的深刻影响，不仅对女性之美的描写十分夸张，而且还穷形尽相、几近完美，这一特征从西汉张衡的《七辩》中可见一斑。

汉代男性文人对女性之美特别推崇，达到了自先秦以来对女性之美的终极，同时也将女性之美的推崇在文学塑造方面达到了极至。他们关于女性的审美特征成为我国古代相当长时期内度量女性美的标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以及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3.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节操之美。

如果说修饰之美是汉代女性形象的外在之美的话，那么节操之美则是女性形象的内在之美了。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节操之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对丈夫的忠贞，二是妇女们对双亲乃至国家的忠孝。

前文提到，自西汉以来儒学逐渐成为中心，因此男忠女贞成为社会思想以及文学作品的主流，汉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极尽其美，另一方面却极少二三其德。无论是《陌上桑》中的罗敷，还是《羽林郎》中的胡姬，虽然都是社会的下层妇女，但是都在操守上表现得极为坚贞。而《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更是流传千年的表达对爱情坚贞专一的名言佳句。正是这些诗歌对女子纯洁忠贞的反复咏叹，才使得汉代女性形象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从而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此外，汉代文学中还出现了王昭君和花木兰两个女性形象。王昭君为国出塞和亲，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出征，都使她们成为形象高大的英雄，这些文学作品将女性形象上升到了忠君报国和孝敬父母的高度。由此可见，汉代对女性的审美还是以儒家正统价值观为核心，将德行之美置于外在之美之上，从而暗合了班昭《女诫》对女性美的要求。

整体而言，汉代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虽然并不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些作品及其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对汉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主体地位的消解与社会地位、艺术发展以及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启示我们: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应该尊重历史、强调和谐，应该通过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爱情观、审美观、价值观的弘扬，构建现代社会的男女双性中心关系，而不是对夫权社会的简单否定及重回母权崇拜的历史旧路。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亲密，越来越多的合作成为人们的需求。中国加入wto后，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必要，我们称这些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国际商业活动，而谈判早已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已采用电子商务的模式，但是它不能取代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的直接接触和面对面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因素是最难以控制，导致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谈判风格的商务人士受到很大影响（冯涛，2013）。因此，了解国际商务谈判的文化因素是关键，同时要知道不同的地方的业务谈判风格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行事方式。

国际商务谈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差异，它会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发生实质上的冲突。美国的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时间就是金钱。全球列国的商务人士想补充一点，意识到文化差异和敏感问题等于钱了。文化影响从决策最基本的管理风格开始。随着国际业务关系的增长，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商务谈判将会提升其比率，这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中国已然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转移核心，更多的资金流将流向中国。面对来自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教育文化背景的商务伙伴，首先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及决心来应付文化冲突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可能为国际商务谈判画上句号。因此，谈判的过程及计划应该被密切的关注，通过有备而来解决突发的状况，并且用中国特色的文化魅力去感染对方，同时要尊重对方的习俗，对于相关的细节做出细致的讨论，避免由于文化休克现象的出现，合理谨慎的处理双方的分歧，尽量做到零误解，这才是国际贸易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影响国际商务谈判的是文化因素，包括语言和沟通。在世界上大约有3000种不同的语言，在一些国家中几种语言同时存在，如：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即法语和英语。语言被称为文化的镜子。语言本身本质上是多维的。这不仅是口头语言，也包含非语言，例如手势、体位和目光等。语言的掌握必须超越技术能力，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只能在上下文中理解的单词和短语。这样的短语是文化的载体，它们代表一种文化已经发展到观看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的特殊方式。做国际生意意味着将接触到越来越多与不同的语言，与越来越多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人接触。了解文化差异存在只是步骤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学会处理成功和不成功的国际商业交易之间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必须能够有效地沟通，必须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

其次就是是非语言沟通。这往往不是你说不出来，而是你不去说。眨眼、一个微妙的手势，揉揉下巴都可以是有意义的口语信号。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行为能够帮助你沟通感情，甚至是意味深长的停顿，也成为了非言语交流的一种形式。在商务谈判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沟通，也可以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一些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由于文化的差异，表现方式和内涵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身体语言学的视图，眼睛是沟通的主体器官，其他人盯着你看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在中美人士交谈时，互相直视显示“尊重”。在南欧却有攻击性的含义。谈判就像一首旧的歌曲“每一个微小的举动之意义是无止境的”。语言和非语言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就是风俗习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了解礼仪的基本知识、习惯，也就是说人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你期望的行为类型，没有对礼节和习惯等基础知识的理解，你就有可能把你的公司形象及业务关系放在风险之中（李品媛，2003）。对当地的风俗习惯的良好学习和磨练可以让你脱颖而出并带来附加价值，因为第一印象的元素成为了入门卡。许多有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士都会告诉你“入乡随俗”,了解常见礼节的基本知识，避免周围的任何风险。然而社会在发展，风俗习惯也正在发生的变化，必须仔细的观察识别，以显示对对方的尊重，这在跨文化谈判中成为了风向标。

最后就是人际关系的处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发展国际业务，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与人的联系与接触。例如，在日本职位和等级观念意识非常强。当您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考虑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头衔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澳大利亚人的谈判通常是由决策者带领的，所以对方也应该是一个决策者。否则，他们会感到不愉快，甚至取消了协商。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法国人，他们天生博大的胸怀，与法国谈判，不仅可以谈业务，还可以谈社会历史发展等人文因素，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平淡、乏味的。在21世纪初，法国对社会科学、文学和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吕维霞，2003）。因此法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甚至有点自负。因此，与法国商人谈判的应该是专业人士，谈判过程应该是不卑不亢，而且谈判人要相当熟悉的产品。如果对产品知之甚少，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企业，也不能获得法国人的尊重。显然，文化价值对经营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在进行中。两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差异要时刻在考虑之中，像美国和中国的显着差异就在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社会关系的驱动给人们的合作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态，2003）。

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业务往来，更体现在交易过程中谈判的风格与策略。曾经有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加拿大代表要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准备在中国设立生产与销售的分公司，开始的时候中国公司似乎是热情蛮高，当他被公司派遣到公司总部参观和谈判时，几天的行程让他感到有点受了冷落，他有点失落。后来咨询了一位中国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才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年龄和经验受到高度的重视，而他只是太年轻，使得这种文化的传统观念对他产生了排斥，直接对业务往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日益多元化都显示出文化变量因素会直接影响国际谈判，文化性的差异也对国际商务产生独特的影响，这是业务核心总很具挑战性的元素。其中语言、宗教、价值观、风俗习惯、教育和社会机构等是一个社会特定的环境，能够为对不同行为模式的沟通提供基本的模式和渠道，国际谈判需要从事实文化和知识的解释两个方面入手，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它诠释了经验的重要作用。国际商务谈判完全属于一种跨文化层次的沟通和交流，是由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积极开展的经济活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为国与国之间的商务往来提供了便利，但是文化差异也应该越来越值得重视。从解决文化差异做引导解决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发展问题，有助于中国的招商引资，甚至是开辟国外市场，促进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也在世界的范围内扩大中国的合作伙伴，实现多国的共赢局面。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七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也堪称21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特征，并蕴涵着现代性特征。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张恨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文化融合改造的可能性，对当今文学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因此也堪称为20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其作品如《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张恨水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于传统中融合新知却又不生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融合改造的可能性，这正是张恨水的价值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弄清张恨水传统的旧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他作品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征，从而在历史的流变中欣赏他的独特价值。

张恨水的小说赢得新旧两方面读者欢迎与他创作背后独特的文化心态有关。他说：“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一方面是新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是旧的传统的文化心态。但毕竟时代氛围不同了，他所处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失去主导地位的时代，外来的西方文化逐渐成为强势。迫于时代压力，再加上在新式学校受教育时“我受着很大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使他具有趋时向新的心理。然而，在张恨水的心理构成中，无疑传统文化成为主导。他的趋时向新的心理只不过是时代压迫下新的文化心理的无奈追加，只是起着催化他适应时代要求的作用。由此他的文化心理构成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框子。这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是稳中求变。促使他在旧的传统文化支撑下吸收融合新的文化素养，使旧的文学焕发出富有现代性的活力。导致他具有如此的文化心态，当然有“过渡时代”的原因，再加上他个人所接受的旧式教育，使他“长久地在新旧文化之间徘徊着，艰难地进行着对新旧文化的独特选择，在新旧兼容中探索着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的文化特征。张恨水的小说深植于丰厚的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水乳交融地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因子连脉，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的一种必然。虽然，古代神话与传说的审美形态简单，审美方式稚嫩，但是包括现代通俗文学在内的所有的通俗文学都同它有着割不断的审美渊源。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在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有所改善，但基本形态方式未变。如《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四角恋爱中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令人啼笑皆非。而《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和金燕西的爱情离合也是在生动曲折的故事推进中让读者获得无限的审美情趣与愉悦。

张恨水由于是一个传统型文人，自然具有丰富的传统思想特征。他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代熟读孔孟之书，形成正统的儒家文化心理，成为他的人格支柱。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坚持儒家伦理道德。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立人”、“立国”的根本，将“尽孝”、“尽忠”视为做人的起码道德。他的个性与气质与儒家标榜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信条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其作品中主人公的一些性格特征成为他这种性格特征最生动的注解。从《啼笑因缘》中主人公樊家树对待爱情的心理中，可以看到很深的儒家文化心理特征。他对爱隋的艰难选择体现了传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徘徊、彷徨的心态。他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这与儒家的“爱民”思想相关。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具有淡泊名利的儒家内敛的风范和为人处世的伦理特征。他对于沈凤喜、何丽娜的爱隋选择，无疑是在传统儒家伦理与审美价值观下做出的选择。由于他固守东方传统文化，所以喜欢具有东方古典美的少女沈凤喜，而不喜欢具有现代西方美的何丽娜。作者故意将沈、何两人的面貌设计一样，更让读者明白，樊家树的选择，女性外表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内在气质。樊家树在儒家审美情趣的影响下，更喜欢天真浪漫、温柔多情、委婉含蓄的沈凤喜，显示了他对以儒家审美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情调执著而深沉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恨水小说乃至他本人身上浓郁的传统情调与儒家文化特征。

传统佛道思想更是张恨水重要传统的文化特征。我们看到他借助佛教来超越现实人生，解脱内心痛苦，寻求精神和谐。同时，他又用道家思想使自己享受生命乐趣。我们可以从他的重要作品《金粉世家》看到浓重佛教的“色”、“空”风格。张恨水在自序中也说过“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在《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爱情本身具备世事姻缘各有机缘的佛教思想。

何丽娜为获得樊家树，宁愿一个人呆在西山别墅，清心寡欲，用佛学来解脱自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张恨水浓厚的佛教文化特征，张恨水是借助佛学来体验人生的悲凉感，用佛学去支撑起自己的人格大厦。由于双重人格的影响，加以旧诗词的熏陶，张恨水具有浓厚的名士情结，这也是他的传统文化特征之一。他自己也曾说过：“用小铜炉焚好一炉子香，就作起斗方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的主人公杨杏园无疑是对张恨水自己的一个有效注释杨杏园是位颇有诗兴词趣、性格孤傲、不乏正直善良的人但由于没有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保障，其名士气不是很潇洒具有穷愁的意味。他淡泊名利，具有超逸淡远的人生态度他对梨云除了情感寄托外，自然具有才子佳人传统文化情结的根由。当梨云死后，他写挽联，清明祭典读悼文，如在第二十九回中，杨杏园独自游园，心情落寞，借景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红飞花影瘦”等诗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落异乡，颇有名士气的文人形象。杨杏园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范，不仅是儒教风范，也是名士情趣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张恨水的名士情结。

张恨水小说的审美题旨同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联系，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从审美的综合因素来看，张恨水小说不侧顷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社会言情的走势流向，且极力地拓展了通俗小说的审美疆界，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张力，使张恨水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真正的嫡传者。

张恨水处于过渡时代，自然我们会发现他身上富有活力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特征。他主张创作要符合时代要求。他具有传统的“风流才子文人隐士”的思想习性，又有对新事物与时代风气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身上具有同时代知识分子趋新避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的小说逐步摆脱旧文学的束缚，不断吸纳新文学富有现代特胜的因素，获得广泛的欢迎肯定。他走着一条同新文学殊途同归的路。他一方面坚持传统文化，用通俗小说的各种样式创作；另一方面又因时而变，将旧的东西转化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恨水因时而动的趋新特点可从他对传统章回体通俗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性改造中体现出来，使之重获生命力。张恨水凭借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吸纳新文学各种必要因素，他认识到旧的通俗小说艺术更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他在作品取材、思想设定上顺应时代潮流，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学习新文学技巧、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描写。

张恨水对旧章回体小说现代性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张恨水小说具有浓郁的反封建色彩。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从社会一文化角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罪恶；而《金粉世家》是从宗教一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维系的大家庭制度的衰亡过程及其必然趋势。这些作品的叙述态度是理性的、温和的。张恨水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虽然没有对民主自由进行显性的呼唤，但在一系列冷静平和的描写中，透露了他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憧憬。在《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冷清秋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特征，她可以说是我国20世纪初叶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女性典型。她有林黛玉的才情、孤高和多愁善感。在爱情失落后，她就有脱离金家自力更生的打算，并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她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摆脱金家奢华的大家庭的束缚，最终走上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自食其力的道路。她以卖文、卖字为生，生活虽清苦，却十分清白自在，成为当时许多女性奋斗的一条道路。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全新的现代思想与特征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的熏陶。

张恨水小说思想内容的现代化特征，更在于他紧跟时代选取题材、内容。他主张“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而在创作中他是不肯和时代相脱离的。“至少我是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再加上他的创作是“叙述人生”，因此，紧跟时代选择创作、题材，是他无法避免的。

张恨水对章回体通俗小说的改造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他将我国的传统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显示出与旧章回体通俗小说不同的特征。对此，他有自己的主张：“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写些小动作……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的，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在人物描写时除了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外，他适当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如《啼笑因缘》里沈凤喜的描写多用心理剖析。《金粉世家》里女主人公冷清秋的塑造，更多借助心理描写完成。在情节结构上，张恨水将传统小说的曲折多变、引人人胜与现代小说睛节结构的开放性结合起来。对传统的粉饰现实的大团圆审美观念的不满和唾弃，是“五四”新文学的美学特征之一。张恨水小说情节设定上具有这一现代性文学特征，摆脱了传统文学的倾向。《春明外史》主人公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虽缠绵多情，却以悲剧结尾。《金粉世家》就是主人公冷清秋的悲剧叙述。《啼笑因缘》更是对传统审美圆满主义的一大突破。

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恨水新旧文化特征，发现他走的是一条用创作实践使旧的通俗小说焕发活力的道路。张恨水的存在昭示了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对今天的文学现代性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化，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营养。张恨水对旧的通俗文学的改良，无疑成为这个命题的一个不错的参考答案。张恨水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学因素的融合是成功的。这同张恨水不断的探索创作有关，这种一生不止的探索精神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活力。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八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记录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写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

诗并不只是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写。情于民间，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巧云。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九

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如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讲述的是巧云与锡匠之间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巧云被保安队长性侵犯后，“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淖里淹死”，当她爱恋的锡匠被号长打伤后，她毅然将其接到家里，独自挑起了抚养病瘫父亲和重伤恋人的重担。一幕悲剧经过散文化处理，将矛盾淡化，从而笼上了一种牧歌的平和恬淡意味。同样，《晚饭花》中的王玉英嫁给不务正业的钱老五的悲哀人生故事，在作家娓娓而叙的散文笔调中，拂去了悲哀的色彩，突出了主人公对未来生活的执着希望。《陈小手》中的陈小手被军阀团长请去为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打死的悲剧故事，在作家舒缓的散文笔调的叙写中，同样淡化了悲剧色彩。

二、回忆性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回忆”对汪曾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观，距离的拉远把各种急功近利的感情缓和下来，悲伤、浮躁、大喜大悲、死去活来等等都被时光之水过滤得淡而又淡，心态上呈现出没有功利的平和散淡，相应地，叙述话语也是一样的舒淡平和。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小说“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他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说：“经长久的学习和磨练，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为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生活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考察汪曾祺小说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发现大部分小说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时间跨度都很长。以《受戒》为例，这篇小说成文于1980年，而文本内容呈现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文本叙事时间和文本故事的时间差，神秘地使回忆文本具有了某种美学效果。43年的时间差一方面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对这些片断的审视，由于远距离的关照，使得作家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着既往的人和事，清醒而冷静地审视着一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出超然而淡薄的评判，略去应有的功利主义，从而使文本获得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读者也会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对于创作主体来说，回忆就是把自己所体验过的东西呈现在作品中，使它在审美的意义之上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阈中，因此，当汪曾祺走入对往事的回忆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审美意义上呈现了自己所体验的生活。他追溯往事，以呢喃的诉说传达着他对现实世界和记忆世界的感知，也正是在这样的追溯中，原来幽闭于作家内心世界的回忆得以敞亮于读者的审美视阈之中，成为永恒的美。

三、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获得殊荣，这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美学风范的回归，也就是从废名和沈从文开始的“田园诗风”乡土情结的“还魂”。

风俗画艺术是汪曾祺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画”是文学百花园中不可少的一只奇葩，风俗画小说不仅有审美价值，也有认识价值，对于研究民风和国情有重要帮助。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着眼于民俗民情的细节描写，很精当地造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氛围。

汪曾祺是以自己的故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去构筑一个美的世界。在《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他们日常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女挑夫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趾甲却用凤仙花染红……”《受戒》也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在《受戒》中，风俗与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苏北的民风民俗放焰口、歪荸荠、唱薅草歌、挑担藕等等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构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成为故乡民间世界人情美、人性美的载体。事实上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便是人生的艺术性。汪曾祺优秀的小说几乎都与民俗有关，比如，《茶干》写酱园，《八千岁》写米店，《异秉》中有药店、纸烟店、熟食店，写了各种熏烧炒货和刨烟、碾药的方法，以及有关烟茶的知识等。究其主观原因，在于他自幼年时心灵上就已深深地打下了民俗的印记，他把一切美好的记忆都与民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把自己的欢乐与民俗联系在一起。于是，“美好等于童年等于民俗”，就成了汪曾祺的一个摆不脱的情感情结。因此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四、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

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炼、典雅的特点。他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多采用白描和短句，以看似平常的语言，组合起美的意象，显示清逸冲淡的情致。作者还汲取文言和方言口语的长处，形成自成一体的语言特色，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

首先，来看《大淖记事》中对巧云的描写：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什么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

这里先用白描刻画巧云外貌的美，特别突出她的眼神特点;然后又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人的反应中烘托巧云的美。

再以《受戒》中的一段为例：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这一段景物描写渗透着人情，情与景和谐，富有诗情画意。意象的飘动重叠中，有一种流动的思绪和流动的美。读后让人感到一种氛围，一种韵味，一种言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感觉。

正如汪曾祺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了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决定于作家气质。把语言提到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小说家在长期与语言游戏、玩味、揣摩、较量中的深切体会。

总之，汪曾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有着“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他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回忆性的叙事方式、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具有卓姿独立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