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模板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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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一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三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四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丽亚女校虽然已有五十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染污,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地、缓慢地、一寸一寸地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置于米开朗琪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
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在那缓慢而庄严的钟声里,高矮不一、脸蛋儿或苍白或红润、有些身材丰满、有些体形纤小的姑娘们,焕发着青春活力和朝气,像小溪般涌入教堂。在那里,她们将跪下祈祷,向上帝低声细诉她们的生活小事:她们的悲伤,她们的眼泪,她们的争吵,她们的喜爱,以及她们的宏愿。她们将祈求上帝帮助自己达到目标,成为作家、音乐家、教育家或理想的妻子。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她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克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一九三七年)。
张爱玲个人经历。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张瑛。19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
张爱玲成就,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09月0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于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母黄素琼(字逸梵)。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原籍河北丰润,原名张瑛。1912月11日,唯一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张爱玲随父亲迁居天津英租界。父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1924年,张爱玲开始私塾教育,母亲与姑姑张茂渊奔赴欧洲游学,张爱玲由姨奶奶看管。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由天津搬回上海,母亲和姑姑也由英国返回上海。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张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
1931年,张爱玲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随白俄罗斯练习钢琴。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1933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发表第一篇散文《迟暮》,并开始与父亲学写旧诗。1934年父亲再婚,后母为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并迁回麦根路别墅。张爱玲写《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后母的心》等文章,但是皆未发表。1936年,母亲携美国男友返回上海,张爱玲在《凤藻》上发表散文《秋雨》。1937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校刊《国光》半月刊发表小说《牛》、《霸王别姬》及评张若谨小说《若馨评》。在《凤藻》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后与后母因一点小事发生口角,被父亲责打,并拘禁半年。1938年年初,张爱玲趁夜逃到母亲家(详见张爱玲自传散文《私语》)。同年张爱玲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今常德公寓)5楼51室。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认识终生挚友炎樱。[1]1940年,张爱玲的散文《我的天才梦》参加《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获第十三名荣誉奖,并获学校两项奖学金。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港大也因此停课,母亲的男友死在新加坡战火。
张爱玲《泰晤士报》上写影评和剧评。在英文《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戏及其他》等散文和其他五六篇影评。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当时月刊《紫罗兰》的主编,作家周瘦鹃。五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展露头角。六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认识了评论家柯灵。此后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
同年,汪精卫政府宣传部部政务次长胡兰成,因得罪了汪精卫而入狱,而苏青听说胡兰成入狱后,携张爱玲到周佛海为胡兰成求情。年底在日本人干预下胡兰成出狱。除夕那天胡兰成看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中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后大为赞赏,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情况,张爱玲也从苏青哪里知道胡兰成的情况。后胡兰成亲自拜访张爱玲,两人长谈5个小时,一见倾心。此时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并且胡兰成已经结婚。
1944年1月,张爱玲在《万象》刊出长篇小说《连环套》,共登六期,7月自动腰斩。2月,张爱玲和胡兰成在《天地》刊出散文《烬余录》。后发表《花雕》、《谈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系列小说,散文。5月,傅雷以讯雨为笔名发表评论性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金锁记》大加赞扬,而对其他小说采取批评态度特别是《连环套》。8月,胡兰成与其第二任妻子离婚,后在炎樱的媒证下与张爱玲结婚。9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杂志》出版,四天后即再版。张爱玲也因此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杂志》编辑部多次举行《传奇》的座谈会,张爱玲也出席了一些作家间的社交活动。11月,张爱玲在胡兰成创办的朋刊《苦竹》第一期发表散文《谈音乐》,后继续发表小说散文。同时胡兰成到了武汉,住在江汉医院,认识了一名姓周的护士,很快与周护士开始了同居生活。12月,大中剧团在卡尔登戏院(今长江戏院)上演舞台剧《倾城之恋》,张爱玲在《苦竹》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回应傅雷的批评。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五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六
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差一段)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一九三三年)。
每每读起现代文坛女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几乎每次都读不下去,读不完就得放下,所以至今她的作品也没有读完。纠其原因呢,就是读着读着,心里就会被气愤和惋惜填满,所以只得放下。她的作品可以说是现代文坛女作家里的精品,尤其是她的散文,对人对事对社会对整个世界都有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她不仅是女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让我气愤的是她怎么会在她名噪海内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也就是她只有二十四岁之时,怎么就会爱上了那个大她十四岁又是大汉奸的混蛋胡兰成呢?并且和他同居三年之久都没有发觉他是个用情不专,猪狗不如的滥男人,难道如此聪明绝顶的女作家也和普通女人一样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如同被霥住了双眼吗?当然不可否认胡兰成在文学方面也是有一定造诣的,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他和世人眼里的圣女张爱玲真的太不配:论年龄可当她的父亲差不多,并且认识爱玲之前已有两次婚姻,身份又是大汉奸,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替张爱玲惋惜。
我对她当时爱上胡兰成做了一些心理解析:本该那样的年龄对她应该拥有才子佳人的传奇爱情,却怎么演变成和胡兰成搅在了一起呢,一呢,可能是爱玲从小父母离异,缺少父爱,把缺失的父爱转加在胡兰成身上。二呢,就是当时张爱玲在文坛名噪海内外,又清高脱俗,拒人千里之外,周围优秀的男人都自愧不如,只能远远的望着,在他们看来爱玲就是一个圣女可望而不可及,而她当时的年龄也正是渴望能拥有一份如火如荼的爱情,已至被这个混蛋胡兰成死缠烂打钻了空子。
真的是惋惜至极,胡兰成不但毀了张爱玲的大半生,更毀了张爱玲的文学艺术生命。不然张爱玲的一生不知要多写出多少绝世作品。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就这样消失在夜空。
现今社会也出现了如此怪异现象:越是学历高有成就的女人,好象越找不到可心的伴侣,但我在这里奉劝所有学历高有成就的女性朋友们和所有女性朋友:宁缺勿滥!保持清醒的头脑,最终总会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如意伴侣!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七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上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上海人冷漠?标签一。
是真的冷漠吗?
上海人一般认为。
你要开口,我一定帮。
你要是自己都无视,
那我也无权干涉。
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好。
其实那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上海女人要强?标签二。
上海人骨子里相信男女平等。
男生能做的女生一样能。
上海女生也有很小女人的一面。
外面闯荡再艰辛。
回家丈夫哄两句就没事了。
若真要面对困难。
上海女人有惊人的能耐。
和平常娇生惯养形成强烈反差。
上海女人太精明?标签三。
难听点就是,'会算计'。
我们说,那叫'会过生活'。
老上海人很多是外地移民。
靠奋斗打拼、省吃俭用才能立足。
为了活下去、活得更好。
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那点钱。
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上海人'狗眼看人低'?标签四。
接触上海人多了你会发现。
上海人爱才。
喜欢会奋斗、有能力在这个城市立足的人。
可能北京人会指手画脚'教'你怎么过日子。
上海人随便你。
只要不侵犯到我的利益,都由你。
上海女人就喜欢名牌,物质?标签五。
上海女人确实过的比较小资。
小资不见得一定有钱。
上海女人要面子。
没钱照样旅游、买名牌、咖啡馆。
但一碗小馄饨照样能吃的幸福。
表面虚荣、精明、冷漠。
只要用心体味就能发现温柔和善良。
上海又被叫做魔都。
但这些年,她都被妖魔化了。
上海女人也被骂了这么多年。
但那些骂上海、上海女人的人。
有多少正真在上海生活过?
有多少是道听途说看了表面就以为了解了这座城市。
……。
如果在上海呆久了,
就会慢慢体味到这座城市的张力和魅力……。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八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九
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摈弃了。她再没有这资格,心情,来追随那些站立时代前面的人们了!在甜梦初醒的时候,她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惘;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
她,不自觉地已经坠入了暮年人的园地里,当一种暗示发现时,使人如何的难堪!而且,电影似的人生,又怎样能挣扎?尤其是她,十年前痛恨老年人的她!她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但现在呢?往事悠悠,当年的豪举都如烟云一般霏霏然的消散,寻不着一点的痕迹,她也惟有付之一叹,青年的容貌,盛气,都渐渐地消磨去了。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1、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2、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只有对你,我说过句把真话,你听不出来。
3、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4、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一样,那么我不接受。
5、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6、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
7、唯有一桩事是最该忌讳的,那就是:你爱人家而人家不爱你,或者爱了你而把你扔了。
8、大概人天生喜欢好事的,因为到底喜欢活着。
9、见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从尘埃里开出了花。
10、这个人,她总觉得她的终身不见得与他有关,可是,她要他知道,失去她,是多大的损失。
11、人生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
12、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13、男人的心事通过胃,女人的心事通过阴道。
14、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
15、爱上一个人,心会一直低,低到泥土里,在土里开出花来,如此卑微却又如此欣喜。
16、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处,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17、喜欢一个人,可以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8、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
19、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20、黑黑的一只水壶,烧着水,咕噜咕噜像猫念经。
21、彼此都有意而不说出来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人都在尽情享受媚眼,尽情的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心理,尽情的享受手指相碰时的惊心动魄。一旦说出来,味道会淡许。
22、总说爱一辈子,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似的。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敌天命的。
23、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24、在那一刹那间,他好像是立在一个美丽的深潭的边缘上,有一点心悸,同时心里又感到一阵阵的荡漾。
25、生命中是否会有一个人,当你第一眼看到他时,你已经知道,就是他了。这时,你微笑的眼睛望着他,笃定地说:“你哪里都别想再去了!”
26、回忆永远是惆怅的。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最可喜莫如“克服困难”,每次想起来都重新庆幸。
27、她急急的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
28、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的。
29、从前她是个美女,但是她的美没有给她闯祸,也没给她造福,空白美了许多年。
30、人生很短,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一
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故事,凄美而感人,无须过多言语的诠释:这又是一首情歌,潜在的情感穿越各种迷离,一生永不褪色。一生中,只有那句刻骨铭心的话维系着两颗跳动的心,心与心的感应,心与心的默契,如黑夜里的一个亮点,支撑着一个人的理性灵魂。这种寓平静中的“轰轰烈烈”,也许,这就是张爱玲散文《爱》的魔力。
“这是真的”,我的情感随作者的坦言而触动。她该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吧!我喜欢有月的夜,月光可以柔柔地泻在月白的衫子,她爱在春天的晚上,轻轻地靠在桃树下,攀着发青的嫩枝,让情感从这里延伸,初春是美的,无奈冬意还未褪尽,她的目光一直停伫在桃树对面的那扇门,仿佛门的开启与闭合紧紧联系着所有的惊喜与感动,今夜无月,黑夜中,她已忘记了自己的美,她的执着已忘记了自己是位小康之家的女儿,她忘记这是一种叛逆,她在乎的是那份感动。
她的理想主义。
“就这样就完了”无声的美让人感到缺憾,以至于历尽种种苦难之后,这种美变成生命唯以回味的爱恋,现实的无奈同时让这份爱恋倍受时间无情的煎熬。
“没有早一步,也没晚一步,正好赶上了。”就是那句话构成一段美丽而没有结果的缘,张爱玲跳跃的笔触时刻捕捉着情感的触动与两极感受的隐性描写,蒙太奇的画面、理想与现实中的碰撞,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美的无奈、美的缺憾,也许山盟海誓能代表轰轰烈烈的爱,但这比不上为爱无声守候的美。
我要一片蓝天,自由地飞;我要像一阵云烟,无声无息的美。也许精神之恋是不完美的,那个年代,爱无须表白,无声的缺憾也是一种美的演绎。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二
张爱玲随笔散文【第一篇】:爱(原作者:张爱玲)。
这是真的。
这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的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你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门后,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的不远,站定了,轻轻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差一段)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张爱玲随笔散文【第三篇】:夜营的喇叭(张爱玲)。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始说:“没留心。”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柬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啰’,我也说‘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大,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韧弗拨伊用哉!
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侬拨我十块洋细,我就搭侬买!’坏弗?……”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来,‘跪呀,跪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现要依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要勿)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抢。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三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但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爱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例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四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红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许是过了时了,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
我这篇文字并不能算影评,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里的中国人。
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梅娘曲》里的丈夫寻花问柳,上“台基”去玩弄“人家人”。“台基”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姗姗地应召而至,和他们迎头撞上了。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凑巧遇见了丈夫。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
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动,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很难使中国人板着脸作此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比奸淫更为滑稽可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强迫他们采取较严肃的评判态度的话,他们一定是不赞成的。从纯粹逻辑化的伦理学观点看来,两个黑的并在一起并不是等于一个白的,二恶相加不能成为一善。中国人用不着逻辑的帮助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他们觉得这办法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
虽如此说,这一类的问题是茶余酒后男宾女宾舌战最佳的资料。在《梅娘曲》中,艳窟里的一个“人家人”便侃侃地用晚餐席上演说的作风为她自己辩护着。然而我们的天真的女主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一个坏蛋把她骗到那不名誉的所在去,她以为他要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学,请她任校长之职,而丈夫紧跟着就上场,发生了那致命的误会。她根本没有机会考虑她是否有犯罪的权利——还没走近问题的深渊就滑倒了,爬不起来。《桃李争春》里的丈夫被灌得酩酊大醉,方才屈服在诱惑之下,似乎情有可原。但是这特殊情形只有观众肚里明白。他太太始终不知道,也不想打听——仿佛一些好奇心也没有。她只要他——落到她份内的任何一部分的他。除此之外她完全不感兴趣。若是他不幸死了,她要他留下的一点骨血,即使那孩子是旁的女人为他生的。《桃李争春》是根据美国片《情谎记》改编的,可是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这里的贤妻含辛茹苦照顾丈夫的情人肚里的孩子,经过若干困难,阻止那怀孕的女人打胎。——这样的女人在基本原则上具有东方精神,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以宗祠为重。
在今日的中国,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典型,如果存在的话,很需要一点解释。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桃李争春》可惜浅薄了些,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导演李萍倩的作风永远是那么明媚可喜。尤其使男性观众感到满意的是妻子与外妇亲狎地,和平地,互相拥抱着入睡的那一幕。
有这么一个动听的故事,《桃李争春》不难旁敲侧击地分析人生许多重大的问题,可是它把这机会轻轻放过了。《梅娘曲》也是一样,很有向上的希望而浑然不觉,只顾驾轻车,就熟路,驰入我们百看不厌的被遗弃的女人的悲剧。梅娘匆匆忙忙,像名人赴宴一般,各处到了一到——她在大雨中颠踬,隔着玻璃窗吻她的孩子,在茅芦中奄奄一息,终于死在忏悔了的丈夫的怀中,在男人的回忆里唱起了湖上的情歌。合法的传奇剧中一切百试百验的催泪剂全在这里了,只是受了灯光的影响,演出上很受损失。
多半是因为这奇惨的灯光,剧中所表现的“欢场”的空气是异常阴森严冷。马骥饰台基的女主人,那一声刻板的短短的假笑,似嫌单调。严俊演反角,熟极而流。王熙春未能完全摆脱京戏的拘束。仓隐秋演势利的小学校长,讽刺入骨,偷了许多的场面去——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全被她垄断了。在《桃李争春》里演那英勇的妻,太孩子气了些。白光为对白所限,似乎是一个稀有的朴讷的荡的妇,只会执着酒杯:“你喝呀!你喝呀!”没有第二句话,单靠一双美丽的眼睛来弥补这缺憾,就连这位“眼科专家”也有点吃力的样子。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五
最近整理书架,无意间指尖划过张爱玲的【童言无忌】,便停下收拾的心情,慢慢地品味起童年。说起这本书,还记得是在高中书时,和室友一起去买的打折书,当时只知道便宜,却不知买回来的是一本盗版书,满页的错别字。只看了一小部分就束之高阁。现在翻开来再看,似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时很喜欢张爱玲,看她的小说,正如有人所说:“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张爱玲无疑是一位才女,说“旷世奇才”一点也不过分。细腻的文字已经让人可叹了,可文字背后那份细密的心思,对社会对生活深刻的体察,更是惊世骇俗的。毫无疑问,我喜欢张爱玲;不仅仅是为她的文字折服,更钦佩她的勇气、才气和那份叛逆。
在她的世界里,去美琪看看电影,去霞飞路喝喝下午茶,去虹口的犹太蛋糕店买份蛋糕……在酒吧,在咖啡馆,听听美国式的爵士乐,这一切都很小资吗?那仅仅是她的生活方式,她喜欢这样生活。其实张爱玲的生活一点也不小资,只不过作为一个文人比较懂得休闲;而那时休闲的方式也只有这几种。
冰心老人曾写诗:“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而在张爱玲的【童言无忌】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雅致、瑰丽、珠圆玉润,作品充满了神来之笔,而这些神来之笔又和谐的存在着,毫不别扭和生硬。她的作品处处体现着作者奇妙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文字高超娴熟的驾驭能力。她的高明之处,更在于她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刻性。
每个人的回忆录里总藏着不同的故事,但对于童年的缅怀总会有相似的心境。张爱玲平静的文字让我们在时光长河里泛舟,撑一根长篙,逆流而上,看年华倒流。
在步入中年的今天来回首童年,心里虽有一点伤感,但更多的是纯粹而简单的快乐与甜美。仿佛间看到小小的自己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一步一滑,春天的陽光洒在金黄色的油菜花上,一片金色的尘埃随风盘旋着舞蹈,耳边的蛙鸣如一首诗意的童谣。这是张爱玲的童年,是我的童年,是大多数人的童年。
每一次回忆后回到现实,总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那一张张曾经帮助过、保护过、激励过我的相识或不相识的面容在眼前渐渐浮现。童年,让我在这个略显冷漠的社会中再次看到了真诚和善良,遥远,却还历历在目。
生活在继续,童年的幻影缩成心底一团软软的小球,迷惘时轻轻触摸……。
无论是阅读张爱玲的作品还是回忆自己的童年,“仿佛坐在夕陽下的民初老房子里,在缭绕的烟雾当中”,听作者细述那渐行渐远的童年。
张爱玲散文童言无忌通用篇十六
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越来越成为了一个绝世孑立的“传奇”。身世是传奇的,个性是传奇的,才华是传奇的,情感也是传奇的……。传奇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俗世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本色上的那个张爱玲,无论是人生的态度,还是文学的趣味,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在她自己的文章里也屡有提及:“我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度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我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纵览张爱玲的一生,也难说够得上世俗意义上的传奇标准,除了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与多少显得不合时宜的孤僻乖张的性子,她的一生原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对自己眼中那些许的小幸福憧憬与追逐的一生。
不过后来的人们是管不了这些的。读者需要传奇,因为时兴的中产阶级们需要一个文化的偶像引领着物质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传媒需要传奇,因为出版商们与编辑者们需要更高的销售额与关注度来充实荷包;这个世界也需要传奇,因为沉闷刻板、平庸琐碎的生活现实已经消磨着人到难以顺畅呼吸的窒息程度。
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自己的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是件值得可疑的事情。如果换做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也许会因为认为这是大众窥私欲望与男权意识的集体暴露而不无骄傲地说上一声“不”。然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切或许也正是她所乐意看到,甚至曾刻意设计过的,正如她的文章喜欢“差次的对照的写法”,人生在她眼里何尝不是一次创作呢:非如此的喧嚣和繁华,又怎能衬出人生底色上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她或许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一旦遇见自己倾心的男子,便不战自溃,感觉“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中去”。她的作品似乎是流露着女性关怀的,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从来没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政治性叙事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女性们,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对等的平视,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游离于故事角色们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
这或许与张爱玲自己对时代、对历史的体悟是相关的。她对时代的看法,正如同她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并不认为时代的大趋势是不断前进着的,在她的眼里,“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历史、对时代的深深失望与悲观,她确信了她笔下那些女子们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有问题和需要改进的。那只是弱小的人们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恐怕这也正是她自己的人生态度吧!在一片时代不断毁坏而成的荒芜中,个人是如此的虚弱渺小,“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与其因为抱有太高的期望而最终难免失望,不如退而求诸其次。能拼命抓到手的,也只有一些实在的物资的欢娱和世俗的男女的温情。可是对于一个在男权社会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来说,这点点的渴望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需要企盼他人的施舍——人生便是如此的宿命和无力。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中永恒的基调和背景色,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十八春》里的曼桢,被自己的姐姐与姐夫那么样地摧残,然而终究也甘心顺着那条路走了下去,到最后都没有回头,也没有丝毫的挣扎与反抗。故事中的角色们,就是这么样在时代与命运的逼迫下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波澜不惊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似乎他们自己并不是命运的承受者,而只是一个淡漠冷然的旁观者——“传奇”的世界里其实是没有传奇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意义的完成,也没有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现实的宿命和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意义的苍白。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而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荡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苍凉是张爱玲给自己下的定语,也是她对自己处身的时代和时代下的人生的独到体味。说张爱玲是现代社会中的小资们的先声,应该是不过分的:不像市侩主义者们彻底地欲望着和物质化,总有属于自身精神世界的雅致与向往;但是也没有理想主义家们充当精神殉难者的道德激情与文化野心,在生活的物资细节,尤其表现出极度的耐心与才情。连带着张的文字风格,都给了后来小资们模仿的灵感。然而张爱玲与现代的小资们又存在着距离的,这距离,恐怕就是她思想底色的.那一份苍凉了。
作家们是无法脱离出自己的时代凭空而生的。鲁迅是如此,张爱玲同样是如此的。时代的动荡与惨淡促使了张爱玲的早熟早慧,这不仅仅是指张爱玲早年的家庭背景与童年经历,也包括她于抗战期间在香港的求生生涯。甚至也许主要正是那段经历,在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上涂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日军的飞机在香港的上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张爱玲的心头肯定也不只一次掠过时代与个人、生活与死亡、真实与人性这类形而上问题的困惑与阴影。张爱玲与鲁迅同样承负着时代与生命虚无的重荷,沉重的虚无感把鲁迅逼向了行动,成为一个以行动反抗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身践力行者。而张爱玲作为女性的个性与气质使得她只能反转身来把不停催逼着的虚无本身当作了审美的对象,从对人生苍凉的无限品味中寻求着精神一时安稳的寄壳——时代的悲怆成就了张爱玲那份华丽的苍凉。或许张爱玲自己多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吧,就像她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所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
张爱玲的时代的产物。时代的独特性决定了张爱玲的不可复制。后世并不少为张爱玲的才华与个性所折服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她的文字风格、个性气质和生活方式,然而张的思想深处那份时代的底色却是无法仿制的。张爱玲式的苍凉的境味悠长,在于她身后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如此的惘然与悲怆。失去了时代底子的烘衬,苍凉也就不再具有历史的凝重与沧桑,而蜕化成情感泛滥的俗套与卖弄才情的轻佻。
张爱玲对中国的这片土地无疑是深深热爱与眷恋着的,在其他现代作家眼里只是徒显着中国破败与腐朽现况的世俗图景,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常常独具中国式的古典韵味与风情。这种情感因为完全源自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不掺糅着政治的成分,越发显得纯粹。然而深厚的乡土之情并不能阻止她最终的出走。与其说是因为她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清晰认识,不如说是她那向来沉静的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所使然。正是这种反传奇的现实主义态度,最终使得她幸运地躲过了那些连迭不断的政治运动,成全了张爱玲的这个“传奇”——这或许就是命运的不可捉摸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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