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协议书事件回顾(大全9篇)

  • 上传日期:2023-11-20 17:5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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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是一种通过阐述观点、分析问题和提出结论的文章,它能够促进思考和引发讨论。一个好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下是一些比较典型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对你的写作有所启发。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一

甲方:身份证号码:

乙方:身份证号码:

经双方协商一致,现甲方与乙方就校园意外坠楼赔偿事宜,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愿意支付乙方家长一次性赔偿费用元整。

二、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由乙方自行安排处理,其安排处理的方式及后果不再与甲方有任何关系。

三、甲方履行赔偿义务后,此事处理即告终结,乙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其他任何赔偿费用要求。

四、甲方履行赔偿义务后,甲乙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相关此事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向学校提出其他任何赔偿费用要求。

五、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六、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明白违反本协议所涉及后果,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七、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见证方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当事人各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甲方:(签字)年月日。

乙方:(签字)年月日。

见证方:(签字)年月日。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二

危机事件是指在组织或个人经营活动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可能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危机事件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次机遇。回首回顾过去的危机事件,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提升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下文将从五个方面对危机事件回顾心得体会进行探讨。

首先,危机事件提醒我们重视风险管理。在危机事件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许多问题在危机爆发之前已经存在,只是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应该在日常经营中加强风险管理,不断识别潜在风险,并提前制定应对策略。只有在风险意识上下功夫,才能更好地预防危机事件的发生。

其次,危机事件教会我们及时沟通的重要性。在危机事件中,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对于危机的解决和公众的信任至关重要。因此,及时沟通是危机事件回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以便及时向相关方传递准确的信息,并回应公众的关注和质疑。通过良好的沟通,能有效缓解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危机事件教会我们保持冷静和应对能力。危机时刻往往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应变能力得以展现的时机。在危机事件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被恐慌和情绪所左右,而是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分析形势,制定应对策略。同时,我们还应该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包括危机管理、危机决策和危机传播等方面的能力,以便在危机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四,危机事件回顾提醒我们树立合作意识。在危机事件中,团队合作和协同作战至关重要。危机事件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需要各方共同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因此,我们应树立合作意识,加强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善于倾听不同声音,确保危机处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危机事件回顾教会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危机事件往往伴随着失败和挫折,但正是这些失败和挫折,成就了我们更加坚强和成熟的自己。我们应该从危机事件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和不足之处,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通过从失败中学习,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不断提高应对危机的水平。

总之,危机事件回顾是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从危机事件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提升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重视风险管理、及时沟通、保持冷静和应对能力、树立合作意识以及从失败中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在危机回顾过程中应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只有不断总结和改进,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迎接未来的挑战。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三

经双方协商一致,现(甲方)与(乙方)就20____年____月____日在学校发生的学生坠楼事故,经地方公安派出所多次调解,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愿一次性赔偿给乙方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________元,此赔偿款直接由公司从甲方工资中扣除支付给乙方。

二、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由乙方自行安排处理,其安排处理的方式及后果不再与甲方有任何关系。

三、甲方履行赔偿义务后,乙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其他任何赔偿费用要求。

四、甲方履行赔偿义务后,就此事处理即告终结,甲乙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权利、义务。以后因这次赔偿事故的结果亦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对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

六、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明白违反本协议所涉及后果,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七、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捺指印后生效,双方当事人各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八、乙方今后身体或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四

言语也叫言语。这是在盛大的仪式上和一些公共场所发表的演说。演讲稿是演讲的基础,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暗示,反映了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7月1日是什么日子?是建党节。仅从节日名称来看,1921年7月1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但是,实际上却不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不假,但时间一直是个谜,没有人记得清,连毛主席也只是隐约记得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至31日之间举行的,具体时间他也忘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不是大家不重视,而是当时环境和形势太严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官封”的斗争就从没有间断过。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但是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了二十世纪。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倡导成立了同盟会,并在1911年10月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打破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里,袁世凯自己还想当皇帝,当然没当成,还被大家骂死了,可他一死也出了问题,北洋军阀们群龙无首了,大家谁也不服谁,结果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些人开始把目光由西方瞄向苏俄。紧接着,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了,现在这一天已经成为我们的“青年节”。“五四”运动以学生罢课、示威为先导,后来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进行声援,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斗争的主力。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南陈北李”,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之间,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12名正式代表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3名党员(13个代表,最后只有湖南代表毛泽东、湖北代表董必武在1949年站在了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其他的有牺牲的、英年早逝的、叛变的,也有脱党的,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李汉俊牺牲,李达一大后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文革开始时被迫害致死,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叛变),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党的一大,结果最后一天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到会场看情况,一问他是说走错门了。当时大家警惕性很高,说不行,一定是暗探,赶紧收东西转移。不一会儿,一大队法租界的巡捕果然去搜查,不过扑了个空,我们这些同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最后这一天的会议,后来放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并闭幕。这条小船就是现在的“南湖红船”,是很重要的文物,一般人都不让上的,只能在岸上合个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条船很小,好像还没有沙河上游览船的一半大,这就是当时开会的条件,很不容易。其实用现在一个不太好听的流行词,我们的“一大”在当时来讲就是“非法集会”,躲躲藏藏的,防着被人抓,大家已经到了顾不得记时间的程度。“一大”的文件上应该有具体时间,但是长期革命斗争中丢失比较厉害,一直以来也无从考证,没办法,只好凑一个好记,定成7月1日作为建党节。但是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因为她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我们先说说“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成立,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十月革命”深深影响,这个人就是全世界华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为了维护共和,孙中山先生组织过多次北伐,但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很痛苦。在他最失败最痛苦的时候,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和他进行接触,一语道破他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手中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主要是和一个军阀结盟去打另一个军阀,打来打去反而被军阀们利用了,所以不可能成功,我看这个情况和“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是一样的。另一个是国民党本身,松松垮垮,非常缺乏凝聚力,于是这期间,共产国际另一个代表鲍罗庭用苏俄无产阶级的建党经验,帮助孙先生改造了国民党,效果很不错,使孙先生下决心“以俄为师”。关于这个鲍罗庭,大家知道的也许不多,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据说周恩来总理当时就相当崇拜鲍罗庭,而且大家评价周总理确实相当有鲍罗庭的风范,鲍罗庭还一度被称为是广州的“列宁”,说明这人确实很有实力。因为双方很谈得来,孙先生很快开始就接纳共产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独立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并不成功。有的同志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区,“二七”区有个“二七”广场,“二七”广场有个“二七”纪念塔,这都是为了纪念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特别是其中的“二七惨案”。为什么呢,一个是这次罢工是党组织的一件历史性运动,另一个是这次运动被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损失非常惨重,也从那时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所以当时的情况,国民党有情,共产党有意,就这样在苏俄帮助下,两支同样立志于救国救民的政党联合了起来,还在1924年开始,筹办了有名的黄埔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6月党召开三大时,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留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一大。注意,国民党到这时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了,可从来没开过代表大会,这里就有明显的苏俄痕迹。国民党召开一大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双方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也在国民党的政府里有任职,出任的是宣传部代部长,都是很重要的位子。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6年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股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这次北伐军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且以黄埔生为主力骨干,势如破竹,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占据了两湖、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约半个中国。现在54军127师的前身叶挺独立团,也是在这次北伐战争中给四军打出了“铁军”的名号。胜利还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高峰。

应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先生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不幸的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就去逝了;最不幸的是,接任他的人是蒋介石;最最不幸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结果是大权在握,为他创造了进行独裁的条件。终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原形毕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随之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共力量太弱小,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不看好,他们力挺的对象是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去逝后支持蒋介石远胜于支持陈独秀,搞得陈独秀不“右倾”都不行。这个“右倾”指的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告诉我们,“右倾”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如果说当时的条件下,陈独秀“右倾”有些是迫不得已,所以不能实现从“乱”到“治”,那么现在谁要是讲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右倾”,而且势必造成从“治”到“乱”,危害比当时还要大,更加祸国殃民,更加绝对不可原谅。

1927年,毛主席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了秋收起义,根据原计划要打长沙,可打起来发现敌我兵力太悬殊,根本没法打。打不了怎么办,就只好撤,结果撤的时候又遭到伏击,总指挥都牺牲了,一时间大家情绪非常低落,到处是逃兵。9月29日,部队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候差不多2万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0人。在这里,前委对部队进行缩编,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地,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改编之后,毛主席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当时山里土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穷苦人,他们因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只好占山为王,和梁山好汉差不多,其中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最有名的“义匪”,在这一地区的土匪中很有号召力。毛主席就去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团结改造,估计不少人都知道,毛主席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严格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女土匪的出身,所以“土匪工作”的开展效果确实不错。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主席会师,之后在“朱毛”共同领导下,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并且先后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到1933年下半年,红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在全国十几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国革命也出了一个新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因为由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盲目崇拜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坚持城市中心论,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排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2万5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向西突围,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严酷的事实教训了大家,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醒,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确实会打仗,他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在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一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也就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红军长征一路转战,艰苦卓绝,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长征中还发生了一件事,也得警醒。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主要首长是张国焘,他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策略是北上,但张国焘非要坚持南下,说白了就是拥兵自重,就是想用枪指挥党。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党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让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并对张国焘的军阀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这个张国焘变本加厉,不仅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第二中央”,搞分裂。张国焘一南下,就被国民党军穷追猛打,失败后只好回过头来向中央认错,做了公开检讨,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背叛了革命。这个张国焘是参加过中共一大老党员,资格老,能力也不低,本来可以为革命做很多贡献,但就是因为不听党指挥,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让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党指挥枪,绝对不能搞枪指挥党,否则于党、于民、于国、于军、于己都是祸害无穷。

这几年我们国家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夺得很厉害,老百姓,包括我们大部分官兵的反日情绪都比较高,不少人希望国家对日政策更强硬一些。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解和贯彻中央从大局出发制定的外交策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有这样的心情大家也都很理解。为什么,就是因为中日之间实际上有世仇,8年抗战,日本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忘记的创伤,尤其他们现在还拒不认罪,从这点上讲,确实是不可原谅。但感情是感情,我们今天讲历史。

一说历史更复杂了。从历史角度而言,如果说哪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最说不清,一定是日本。打仗的事就多了,倭寇对沿海各省的袭扰从来不断,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多次大举入侵,我们也多次抗日援朝。比较有名的是明朝万历时期,那时候我们国力还很强盛,把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近代就不行了,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也是因为日本打朝鲜引起的,结果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签了个《马关条约》,把台湾给搞没了;日本人还很灭绝人性,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搞了一次大屠杀,抗日战争时又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还有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非常残忍。

这些是伤痕,除了伤痕,其实还有美酒。汉字、围棋、儒学、武术、《孙子兵法》,日本几乎一成不变从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反过来,中国的近代革命,基本上又都是在日本萌的芽。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日本避难,在日本创立同盟会,期间很得日本支持,可以说没有日本的帮助,辛亥革命就搞不起来,满清就推不倒。共产党呢?我们经常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恐怕大家还不知道,最先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却不是苏俄,而是日本,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是在日文版基础上转译的,毛主席都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如果中日之间这种关系可以用“纠结”来形容,那么打破这种“纠结”,开始让仇恨压倒一切的,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日本人,叫北一辉。

历史有时候还很戏弄人。北一辉本来叫辉次郞,他的第一部专著叫《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听名字像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他当时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他还支持孙中山,一听说辛亥革命的消息就立即来到中国,还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在中国把名字改成了北一辉。这样发展下去,北一辉可能会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是“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参加一战,作为胜利一方,提出要收回德国所占的山东,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却坚持要把山东特权交给日本,这才激发的。这个北一辉终于曝露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他把我们这场运动救亡运动完全当成是排日运动,结果脑子发热了,一热不要紧,他转而去研究法西斯理论,还是在上海的图书馆里完成的研究。这套理论使他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而且很快就用于建立军国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建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

一说“九一八”,就不得不提张学良将军。19万东北军打不过19000关东军,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红军完成长征后,张学良将军和他的东北军也被调到陕北,打红军。和他一起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指挥的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跟红军打了不少回合,总是吃亏,时间长了,东北军官兵想家,想回去打日本人,这跟我们党倡导的北上抗日非常一致;杨虎城将军在北伐时就跟我们党有接触,双方印象还不错,而且他在1935年就表示支持我们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虽然打着仗,却一直和我们共产党藕断丝连。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主动派人——据说此人是杨虎城将军的老朋友——去和张、杨两位将军接触,结果双方很谈得来,一讲就有共同话题:打什么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就打日本鬼子去。这样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双方其实就停止了敌对,不仅互派代表,还经常搞联欢会。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做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是把蒋介石气得要命。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去部署“剿共”,12月又跑去给张、杨两位将军下最后通牒。张、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还说他们“犯上作乱”,两人一合计,除了“兵谏”没办法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为了确保这个事件和平解决,中央派周恩来总理亲自斡旋,还让红军进行了外围部署,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进攻,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结束内战,共同抗日。这样,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也是箭在弦上。

蒋介石这人很记恨,当时周总理建议张学良将军留在苏区,这样的话会安全一些,意外的是,张学良将军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洛阳,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软禁,直到蒋介石离世才重获自由。后来张学良将军去了美国,前些年才在夏威夷去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克服各种猜疑和困难,开始再次合作,并讨论要对红军进行改编,当时蒋介石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说红军改编后只准编三个师4万5千人,不让建立统帅部,还要自己直接指挥,另派一个副总指挥或参谋长,甚至还想请毛主席和朱老总出洋,取消陕甘宁边区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双方确实重新开始合作了,而且是以抗日为目的进行的合作,日本紧张了,于是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正式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本又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一见形势紧迫,不再提过分要求,于8月22日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大家都看过《太行山上》这部电影,电影里第一组战斗讲的是林彪指挥115师设伏平型关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设计剧情呢?我考虑,除了渲染战争场面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这场战役的意义非同小可。抗战初期,日军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要两周内攻占山西,三周内攻占上海南京,然后南北夹攻夺取徐州,一个月近逼武汉,从广东登陆进攻南京,三个月征服中国,由于中国军队作战连续失利,当时“亡国论”和“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都比较流行。在这样的情况下,115师成功设伏平型关,消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一传开,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后来,国民党将军李宗仁在徐州会战中率部血战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歼敌万。应该说刚开始国民党抗战是很顽强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先后壮烈殉国,国民党军以重大牺牲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同时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发展。但是,正面战场许多仗也打得不好,尽管是损兵折将,伤亡约80万,还是丢了北平、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连首都南京都沦陷了。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了6个星期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期间30万军民被杀,1/3房屋被烧,2万多起强奸案。现在的南京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了,大屠杀之后,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基本上寥寥无几。不过说到底,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还是破产了,抗日战争也随之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为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其实提出持久战理论的,当时还有一人,甚至比毛主席提出的还要早,此人是国民党将军陈诚,蒋介石座下“八大金刚”之一,大家应该多少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在台湾学我们党的做法,推行土地革命,从而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也是他。不同的是,我们党理解了《论持久战》后,是用于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可蒋介石听了陈诚的分析,原来这仗中国不会输,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主意又变了,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他策划了皖南事变,使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皖南事变针对的就是我们新四军,当时9000余人除了2000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叶挺军长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也被叛徒杀害。事后我们党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事变真相,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时间全社会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美国也对蒋介石施压,迫使国民党放松了对新四军的打压。

其实说起来皖南事变的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其实就是我们党在舆论战上的胜利。不过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灯,他也会搞舆论,说国民党在前线浴血奋战,共产党却不和日本鬼子交锋,偷偷发展力量,居心不正,一时间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意见很大。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揭露国民党的谎言,彭德怀指挥了敌后战场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动用105个团30万兵力,毙伤日伪军3万多人,消息一传开,全国人民一片欢呼,高兴得很,国民党也老实了,再造谣老百姓都不信。不过另一方面,百团大战也引起了日本鬼子的关注,原来他们一直看不上眼的“土八路”这么厉害,原来他们的后方这么不安全,不行,要扫荡。你要扫荡,我就反扫荡,这样一边搞囚笼政策,一边搞破袭战;一边搞“三光”,一边搞坚壁清野。地道战啊、地雷战、麻雀战啊,都是抗日军民在这段时期发明创造的,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各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打击力度。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一举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这下日本支撑不住了,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代价,赢得了抗战胜利。这里说明一下,当时中国人口号称4万万,也就是100个人里就有8个人伤亡,当时的美元价值是1美元等同于1盎司黄金,1盎司黄金现在的价格接近11000元,也就是按现在物价水平,抗日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是1100万亿元,间接经济损失5500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得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自己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45年春,全国已经建立了19个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9550余万,占全国四分之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总兵力310多万,已经相当壮大。

我们国家政治制度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过大家肯定会说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过说共产党一党专政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国家大事基本上也就是共产党说了算,而且我们军队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非常喜欢用一党专政来说事,说这样做不民主。现在社会上也有些人跟着瞎起哄,为什么会瞎起哄,就是不明真相,不懂历史,因为历史不允许中国搞多党制。

抗日战争时,美国在华最重要的将军叫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曾经带队考察过解放区,发现解放区一片欣欣向荣。这个史迪威还是比较正派的,他建议在战后——当时打败日本鬼子基本上已成定局——在中国模仿美国的竞选机制,组建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基本上就是成立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在报告上还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人民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个方案也表了态,表示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说明,他说:“近代中国,大家都期望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但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概念的成分要多于做法。”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追求,到了有条件该说具体怎么建的时候,又没有谁胸有成竹,包括建国之后的民主协商制度,其实也是慢慢探索,因为这都是第一次。

史迪威的计划出台后,我们党后来还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在国民政府参政院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所以基本上可以说那时我们党对多党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我们国家还真成了多党制国家了的呢?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为什么没法回答,因为多党制的设想根本不靠谱,现在回头去看,大约当时我们同意这个方案也只能算上一种美好的期望,实际上真有点欠考虑。这个计划拿到重庆那里之后,蒋介石马上就不干了,连后来共产党不再提两党制,建议组成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的办法都不同意。最直接的,当时共产党民心向背,一选举国民党肯定下台,在联合政府里席位也不会多。深刻一点,要说两党制的国家,轮流执政、轮流掌权是常理,蒋介石为什么接受不了呢?简单的说法是,他要独裁。这个理由够直接、够充分,可是不够深刻。怎么不够深刻呢?我们如果动下脑子,就会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搞独裁?蒋介石想当袁世凯?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蒋介石也是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还讲过,国民党的主义号称是“民权、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还有句名言,叫做“天下为公”,而我们党呢,倡导公有制,核心都是一个“公”字。这样理解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最终的追求好象很接近。事实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孙中山也确实想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更加看好国民党,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陈独秀的“右倾”。甚至在长征完成之后,斯大林仍想以牺牲中国红军为代价,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中国革命,比如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把逼蒋抗日的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和强盗,说“张学良正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推向深渊。”不管是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共的蒋介石成了共产主义战士,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个现象很讽刺,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蒋介石搞独裁,和他的“主义”也没有那么大的联系。那么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最大的因素是利益。

蒋介石的国民党,直接说是蒋介石本人,代表的是一部分新兴阶级的利益,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无论是北伐、内战、剿共还是抗日,他们都为蒋介石提供了很大支持,非常实际的支持。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在北伐、内战、反围剿和抗日中,老百姓也给了共产党非常实际的支持。一个说法叫投桃报李,另一个说法叫人不可忘本,双方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人群,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利益人群却分属于两个差别很大的阶级,一个是剥削者,另一个是被剥削者,矛盾无法调和,所以即便都是想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两党中间所要使用的具体办法,所要设计的建设思路,注定要大相径庭。有个成语叫“志同道合”,国共之间看来是“志同道不合”,俗话说“道不同不与为谋”,这是很有道理的,干活的时候考虑方式不一样,不可能谋到一起去。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台湾现在两个党,国民党要保持现状,民进党要搞台独,虽然都喊着要给台湾谋福利,但下去之后却天天互相拆台,缺少长远的发展规划,内耗厉害得很,结果老百姓对谁都不放心。

所以虽然史迪威一片好心,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坎坷和曲折了解太浅,美国两个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也是,但共产党不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道,美国两个党走的就是一个道,他们在基本利益上没有太大分歧,所以可以合作很好。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不行,不完全是方法不同,思路不同的问题,最根本的也是利益。两个党在北伐中可以合作,抗日中也可以合作,因为这时候共同利益比分歧要大得多;但是搞建设就不行了,中间要有取舍,就要涉及到各方利益,那么处理起来思路和方法肯定不一样,就像有两个班长,能力素质都很强,抓工作思路完全不同,而且谁都不服谁,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人带一个班,这样可能两个班都能带好,但这样的做法显然不适合一个统一的国家;其次是任一个班长,另一个捋了,省得政出多门,这个比较适合治理国家,但是国共两党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代表的利益,都是用血换来的,哪能说让就让啊;可要是让这两个班长一起去带一个班,那麻烦了,肯定要出乱子,一个国家更加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仗打完了,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可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却代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因为他们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相互妥协也不可能,所以虽然有两个够实力的党,两党制在中国却行不通。

其实,当时美国人也认识到两党制在中国搞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只能选择一个。站在自己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之后,美国最终还是在失去民心但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拥有民心但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中选择了蒋介石,正直客观却不够“深刻”的史迪威也被一个叫魏德迈的所谓“明白人”取代了位置,以期在战后由美国取代日本控制中国,推行他们的全球霸权。美国作这样的选择不能怪他,他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理论上讲,新一轮内战基本上不可避免。

所以起码在刚开始,参与重庆谈判的双方都是比较有诚意的,可是后来谈不到一起去,为什么谈不到一起去,原因刚才其实也分析了,两个党代表着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而且共同的敌人也没有了,相互妥协的基础也没有了,任何一方都不会让步。没人让步的谈判,还谈什么?当时大公报负责人提出过“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论调,毛主席就驳斥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这真是句实在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重庆谈判的破裂也是必然的。但是,大家毕竟曾经想过要争取和平,试过要争取和平,包括前面提到的两党制,大家也争取过,而且我们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还要积极,但是在中国特殊的革命过程中,这样的尝试,注定仅仅只能是一个尝试而已,结果只会有两个:第一,两党制不行;第二,和平给不了。那就只好打仗了。

到了1948年9月,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154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以及长江以北地区。三大战役下来,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

这时候麻烦来了,蒋介石一看不行,打不过共产党,再打下去自己死定了,就向我们党抛出一个和平绣球,说你们不是一直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现在别打了,咱们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美国人和蒋介石也穿一条裤子,不过多少对他有点失望,在支持国民党经营长江防线的同时,导演了一场让蒋介石退居二线的“双簧”,还给苏联施压,让苏联做我们党的工作,都是共产党,话好说一些。结果苏联怕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美国干涉和美苏冲突,真就来劝我们停止前进,说你们“划江而治”挺好,再打我们可是不支持你。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都喊苏联是“老大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苏联“老大哥”真是不怎么厚道,好几次我们和国民党起争执时,他们都“胳膊肘往外拐”,只考虑自己利益,根本不设身处地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着想。除了国际压力,国内一些人也聚一起起哄,说你共产党不是反对内战吗?和平来了,你得去争取啊,别再打了,就这么“划江而治”吧。

“划江而治”是什么概念?跟现在大陆和台湾“划海峡而治”情形差不多,现在台湾的老百姓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自称是台湾人,要不然搞“台独”的民进党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支持率?所以“划江而治”的提法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国家分裂,断然不能同意。当时就还有人说,当年抗战时,国民政府不是承认了你的边区政府吗?这会你就不能同意两个政府了?这个论调和民进党前些时候提出来的“一国两府”如出一撤,纯粹是谬论。当年边区政府实际上是处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的,虽然有点特殊,但不可能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这个关系和香港、澳门的情形差不多,算得上是“一国两制”,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可以的,大家还是一个国家,现在香港青年还在搞签字活动,要报名参加解放军,你看搞得多好!但是“一国两府”不行,别的不说,一看是民进党提出来的,就知道在为“台独”找托词,居心不正,所以“划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

另外蒋介石确实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台湾那么多年,从来想的还是中国的事怎么管好。比如我们和南越在西沙打仗时,海军还弱得很,南越受美国支持,舰船吨位比我们当时的南海舰队要大得多,没办法,只好从东海舰队调了几艘大点的船去支援。蒋介石知道之后,就派台湾的军舰为大陆支援舰队护航,还命令台湾海军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开过去帮忙。当时在台湾也有人提出过要独立,蒋介石立刻就收拾他,手段不比当年要赶尽杀绝共产党时软,把台独分子全都赶到了美国,甚至临终还交待蒋经国,绝对不能让他们回来。讲这个故事是要说什么呢?我们据此分析一下,会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不会搞分裂的,那么提出“划江而治”的目的,肯定只有一个,就是缓兵之计,拖延时间,抓紧休整,然后再打。蒋介石很聪明,但是我们共产党也很聪明,看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基本上没有和他们怎么谈,直接就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毛主席的诗词里就有句话,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很有气势,也反映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一鼓作气,把蒋介石和他的残兵赶到了台湾。

胜利形势一片大好。9月21日,我们在北平,也就是北京,召开了新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那一刻起,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为之前我们主要是领导斗争,之后,就要领导经济建设了。

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还走了弯路,“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不对头,但是我们党能够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善于开拓创新,现在的中国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建国以后的党史,在《党史第二卷》上讲得很清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这本书学习。

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本版专门约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近代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的脉络和线索,来寻找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党中央决定,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那么,什么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我是谁”“为了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建立近100年了,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从中深刻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内涵,经受思想的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让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阐述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的脉络和线索,去寻找和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为什么会建立共产党?又是怎样建立共产党的?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结论讲话中说:“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同年4月21日,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大会工作方针报告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社会。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1921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24年的历史。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70多年时间里,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候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70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开党的一大时,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

据考证,1899年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翻译了一个名叫蔡尔康的人写的《大同学》的文章,里面讲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他翻译的马克思中文译名,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三个字是一模一样。中国人见到马克思形象的画像是在8年以后,也就是在1907年,世界社出版了一本人物画册《世界名人六十人》,那里边有马克思大胡子的画像。这就是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的了解。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70多年后,才被中国人所接受呢?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到的,20世纪初的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件是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走路的速度加快了!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把这个道理讲透了!“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社会所需要,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在五四运动中,6月5日后,上海的工人进行罢工声援学生,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是什么性质的党?现行党章中有明确规范的表述。但是70多年前《解放日报》社论的一段话讲的很具体、很生动。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后,6月14日,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胡乔木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28年里,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6万。

第二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二大里程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在我们国家政权机构的一系列名称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些名称中都有“人民”二字。我们的军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货币叫人民币。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如何站立住的呢?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是我们党所肩负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但是,我们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敌视。他们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入侵朝鲜,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中国台湾,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否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稳脚跟和根基。针对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10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出兵问题上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参加会议的人,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不同意见。彭德怀同志到会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决定由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27日,毛泽东同志邀请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他谈到了朝鲜问题。他的这段谈话对我们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有极大的帮助。毛泽东同志说,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啊!同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美国进行较量,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战争的基础是经济,当时的战争打的是钢铁。我们看看中美之间当时经济总量、军事实力、钢铁产量的对比,就可以看到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悬殊。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100亿美元;美国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只有60万吨;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还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仗定乾坤,打出了国威、军威,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朝鲜战场,号称世界头号强国、拥有世界第一流军队的美国,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但最终还是被推回到战争的起点——三八线。这个事实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给美国以严重教训。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维持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和平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党制度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我们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历史性巨大进展。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就在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等,还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建成第一艘核潜艇,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研制成功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当时所取得的50多项科技成果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正像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这期间我们还初步满足和解决了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几亿人的吃饭、穿衣基本生活需要问题,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这29年是新中国的“三十而立”,为后来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四十不惑”奠定了基础。

第三大历史性事件和第三大里程碑: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五

近年来,各种危机事件层出不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扰。危机事件在发生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恐慌、无助和混乱,然而危机事件的回顾却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警示。下面我将以五段式的结构,总结并分享一些关于危机事件回顾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背景介绍。

危机事件是指一种突然而且严重的情况,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威胁。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仅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还会影响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近年来,不论是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还是金融危机,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回顾这些危机事件,能够使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和应对危机,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通过回顾危机事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宝贵的教训。首先,危机事件暴露了我们在预防和处理危机方面的薄弱环节。我们应该加强防控意识,构建多层次和多维度的防卫体系。其次,危机事件揭示了我们在应急响应和组织协调方面的不足。我们应该建立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组织协调能力。最后,危机事件警示我们需要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自救能力。公众应该学会正确应对危机,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第三段: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

面对危机事件,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首先,我们应该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预防危机的发生。其次,我们应该加强危机的管控和处理能力,建立灵活、高效的应急响应机制。最后,我们应该积极引导舆论,防止谣言和恐慌传播,提高社会稳定程度。

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危机事件,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总结危机事件的教训,从中汲取启示。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认识到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不麻痹大意。其次,我们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学会正确应对和处理各种危机情况。最后,我们要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理性思考和决策,不被情绪和恐惧所左右。

第五段:结语和展望。

危机事件回顾的心得体会让我们对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危机。在未来,我们应该加强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能力的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稳定、安全地面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危机事件将变得异常罕见,我们将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安全的社会。

总结:危机事件回顾是我们汲取经验教训、吸取启示的重要方式。通过回顾危机事件,我们可以认识到自身在危机应对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建立更加完善和高效的危机管理体系的迫切性。同时,危机事件的回顾也为每个人提供了自我提高和完善的机会,让我们做好个人的危机应对准备。在不断总结和反思中,我们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六

言语也叫言语。这是在盛大的仪式上和一些公共场所发表的演说。演讲稿是演讲的基础,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暗示,反映了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本版专门约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近代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的脉络和线索,来寻找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党中央决定,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那么,什么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我是谁”“为了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建立近100年了,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从中深刻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内涵,经受思想的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让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阐述的三大历史性事件和三大里程碑的脉络和线索,去寻找和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7月1日是什么日子?是建党节。仅从节日名称来看,1921年7月1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但是,实际上却不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不假,但时间一直是个谜,没有人记得清,连毛主席也只是隐约记得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至31日之间举行的,具体时间他也忘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不是大家不重视,而是当时环境和形势太严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官封”的斗争就从没有间断过。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但是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了二十世纪。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倡导成立了同盟会,并在1911年10月发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打破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里,袁世凯自己还想当皇帝,当然没当成,还被大家骂死了,可他一死也出了问题,北洋军阀们群龙无首了,大家谁也不服谁,结果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的泥潭。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些人开始把目光由西方瞄向苏俄。紧接着,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了,现在这一天已经成为我们的“青年节”。“五四”运动以学生罢课、示威为先导,后来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进行声援,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斗争的主力。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南陈北李”,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之间,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12名正式代表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3名党员(13个代表,最后只有湖南代表毛泽东、湖北代表董必武在1949年站在了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其他的有牺牲的、英年早逝的、叛变的,也有脱党的,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李汉俊牺牲,李达一大后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文革开始时被迫害致死,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叛变),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党的一大,结果最后一天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到会场看情况,一问他是说走错门了。当时大家警惕性很高,说不行,一定是暗探,赶紧收东西转移。不一会儿,一大队法租界的巡捕果然去搜查,不过扑了个空,我们这些同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最后这一天的会议,后来放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并闭幕。这条小船就是现在的“南湖红船”,是很重要的文物,一般人都不让上的,只能在岸上合个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条船很小,好像还没有沙河上游览船的一半大,这就是当时开会的条件,很不容易。其实用现在一个不太好听的流行词,我们的“一大”在当时来讲就是“非法集会”,躲躲藏藏的,防着被人抓,大家已经到了顾不得记时间的程度。“一大”的文件上应该有具体时间,但是长期革命斗争中丢失比较厉害,一直以来也无从考证,没办法,只好凑一个好记,定成7月1日作为建党节。但是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主席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因为她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我们先说说“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成立,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十月革命”深深影响,这个人就是全世界华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为了维护共和,孙中山先生组织过多次北伐,但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很痛苦。在他最失败最痛苦的时候,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和他进行接触,一语道破他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手中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主要是和一个军阀结盟去打另一个军阀,打来打去反而被军阀们利用了,所以不可能成功,我看这个情况和“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是一样的。另一个是国民党本身,松松垮垮,非常缺乏凝聚力,于是这期间,共产国际另一个代表鲍罗庭用苏俄无产阶级的建党经验,帮助孙先生改造了国民党,效果很不错,使孙先生下决心“以俄为师”。关于这个鲍罗庭,大家知道的也许不多,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据说周恩来总理当时就相当崇拜鲍罗庭,而且大家评价周总理确实相当有鲍罗庭的风范,鲍罗庭还一度被称为是广州的“列宁”,说明这人确实很有实力。因为双方很谈得来,孙先生很快开始就接纳共产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独立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并不成功。有的同志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区,“二七”区有个“二七”广场,“二七”广场有个“二七”纪念塔,这都是为了纪念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特别是其中的“二七惨案”。为什么呢,一个是这次罢工是党组织的一件历史性运动,另一个是这次运动被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损失非常惨重,也从那时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所以当时的情况,国民党有情,共产党有意,就这样在苏俄帮助下,两支同样立志于救国救民的政党联合了起来,还在1924年开始,筹办了有名的黄埔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6月党召开三大时,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留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一大。注意,国民党到这时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了,可从来没开过代表大会,这里就有明显的苏俄痕迹。国民党召开一大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双方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也在国民党的政府里有任职,出任的是宣传部代部长,都是很重要的位子。

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926年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主要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股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这次北伐军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且以黄埔生为主力骨干,势如破竹,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占据了两湖、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约半个中国。现在54军127师的前身叶挺独立团,也是在这次北伐战争中给四军打出了“铁军”的名号。胜利还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高峰。

应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孙中山先生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不幸的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就去逝了;最不幸的是,接任他的人是蒋介石;最最不幸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结果是大权在握,为他创造了进行独裁的条件。终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原形毕露,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随之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共力量太弱小,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不看好,他们力挺的对象是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去逝后支持蒋介石远胜于支持陈独秀,搞得陈独秀不“右倾”都不行。这个“右倾”指的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告诉我们,“右倾”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如果说当时的条件下,陈独秀“右倾”有些是迫不得已,所以不能实现从“乱”到“治”,那么现在谁要是讲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右倾”,而且势必造成从“治”到“乱”,危害比当时还要大,更加祸国殃民,更加绝对不可原谅。

1927年,毛主席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了秋收起义,根据原计划要打长沙,可打起来发现敌我兵力太悬殊,根本没法打。打不了怎么办,就只好撤,结果撤的时候又遭到伏击,总指挥都牺牲了,一时间大家情绪非常低落,到处是逃兵。9月29日,部队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候差不多2万人的队伍剩下不到1000人。在这里,前委对部队进行缩编,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成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地,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改编之后,毛主席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当时山里土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穷苦人,他们因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只好占山为王,和梁山好汉差不多,其中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最有名的“义匪”,在这一地区的土匪中很有号召力。毛主席就去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团结改造,估计不少人都知道,毛主席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严格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女土匪的出身,所以“土匪工作”的开展效果确实不错。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毛主席会师,之后在“朱毛”共同领导下,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并且先后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到1933年下半年,红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在全国十几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中国革命也出了一个新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因为由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盲目崇拜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坚持城市中心论,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排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2万5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向西突围,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严酷的事实教训了大家,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醒,1935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确实会打仗,他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在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一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也就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红军长征一路转战,艰苦卓绝,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长征中还发生了一件事,也得警醒。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主要首长是张国焘,他瞧不起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策略是北上,但张国焘非要坚持南下,说白了就是拥兵自重,就是想用枪指挥党。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党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让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并对张国焘的军阀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这个张国焘变本加厉,不仅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第二中央”,搞分裂。张国焘一南下,就被国民党军穷追猛打,失败后只好回过头来向中央认错,做了公开检讨,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背叛了革命。这个张国焘是参加过中共一大老党员,资格老,能力也不低,本来可以为革命做很多贡献,但就是因为不听党指挥,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让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要坚持党指挥枪,绝对不能搞枪指挥党,否则于党、于民、于国、于军、于己都是祸害无穷。

这几年我们国家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夺得很厉害,老百姓,包括我们大部分官兵的反日情绪都比较高,不少人希望国家对日政策更强硬一些。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理解和贯彻中央从大局出发制定的外交策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有这样的心情大家也都很理解。为什么,就是因为中日之间实际上有世仇,8年抗战,日本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忘记的创伤,尤其他们现在还拒不认罪,从这点上讲,确实是不可原谅。但感情是感情,我们今天讲历史。

一说历史更复杂了。从历史角度而言,如果说哪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最说不清,一定是日本。打仗的事就多了,倭寇对沿海各省的袭扰从来不断,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多次大举入侵,我们也多次抗日援朝。比较有名的是明朝万历时期,那时候我们国力还很强盛,把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但是近代就不行了,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也是因为日本打朝鲜引起的,结果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签了个《马关条约》,把台湾给搞没了;日本人还很灭绝人性,日俄战争时在旅顺搞了一次大屠杀,抗日战争时又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还有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非常残忍。

这些是伤痕,除了伤痕,其实还有美酒。汉字、围棋、儒学、武术、《孙子兵法》,日本几乎一成不变从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反过来,中国的近代革命,基本上又都是在日本萌的芽。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日本避难,在日本创立同盟会,期间很得日本支持,可以说没有日本的帮助,辛亥革命就搞不起来,满清就推不倒。共产党呢?我们经常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恐怕大家还不知道,最先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却不是苏俄,而是日本,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是在日文版基础上转译的,毛主席都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如果中日之间这种关系可以用“纠结”来形容,那么打破这种“纠结”,开始让仇恨压倒一切的,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日本人,叫北一辉。

历史有时候还很戏弄人。北一辉本来叫辉次郞,他的第一部专著叫《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听名字像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他当时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他还支持孙中山,一听说辛亥革命的消息就立即来到中国,还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在中国把名字改成了北一辉。这样发展下去,北一辉可能会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是“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参加一战,作为胜利一方,提出要收回德国所占的山东,可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却坚持要把山东特权交给日本,这才激发的。这个北一辉终于曝露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本质,他把我们这场运动救亡运动完全当成是排日运动,结果脑子发热了,一热不要紧,他转而去研究法西斯理论,还是在上海的图书馆里完成的研究。这套理论使他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而且很快就用于建立军国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建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

一说“九一八”,就不得不提张学良将军。19万东北军打不过19000关东军,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红军完成长征后,张学良将军和他的东北军也被调到陕北,打红军。和他一起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指挥的十七路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跟红军打了不少回合,总是吃亏,时间长了,东北军官兵想家,想回去打日本人,这跟我们党倡导的北上抗日非常一致;杨虎城将军在北伐时就跟我们党有接触,双方印象还不错,而且他在1935年就表示支持我们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虽然打着仗,却一直和我们共产党藕断丝连。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主动派人——据说此人是杨虎城将军的老朋友——去和张、杨两位将军接触,结果双方很谈得来,一讲就有共同话题:打什么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就打日本鬼子去。这样在1936年上半年开始,双方其实就停止了敌对,不仅互派代表,还经常搞联欢会。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做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是把蒋介石气得要命。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去部署“剿共”,12月又跑去给张、杨两位将军下最后通牒。张、杨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还说他们“犯上作乱”,两人一合计,除了“兵谏”没办法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为了确保这个事件和平解决,中央派周恩来总理亲自斡旋,还让红军进行了外围部署,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进攻,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结束内战,共同抗日。这样,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也是箭在弦上。

蒋介石这人很记恨,当时周总理建议张学良将军留在苏区,这样的话会安全一些,意外的是,张学良将军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洛阳,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软禁,直到蒋介石离世才重获自由。后来张学良将军去了美国,前些年才在夏威夷去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克服各种猜疑和困难,开始再次合作,并讨论要对红军进行改编,当时蒋介石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说红军改编后只准编三个师4万5千人,不让建立统帅部,还要自己直接指挥,另派一个副总指挥或参谋长,甚至还想请毛主席和朱老总出洋,取消陕甘宁边区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双方确实重新开始合作了,而且是以抗日为目的进行的合作,日本紧张了,于是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正式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本又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一见形势紧迫,不再提过分要求,于8月22日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大家都看过《太行山上》这部电影,电影里第一组战斗讲的是林彪指挥115师设伏平型关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设计剧情呢?我考虑,除了渲染战争场面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这场战役的意义非同小可。抗战初期,日军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要两周内攻占山西,三周内攻占上海南京,然后南北夹攻夺取徐州,一个月近逼武汉,从广东登陆进攻南京,三个月征服中国,由于中国军队作战连续失利,当时“亡国论”和“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都比较流行。在这样的情况下,115师成功设伏平型关,消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大捷”一传开,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后来,国民党将军李宗仁在徐州会战中率部血战台儿庄,取得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歼敌万。应该说刚开始国民党抗战是很顽强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先后壮烈殉国,国民党军以重大牺牲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同时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发展。但是,正面战场许多仗也打得不好,尽管是损兵折将,伤亡约80万,还是丢了北平、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连首都南京都沦陷了。南京沦陷后,日军进行了6个星期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期间30万军民被杀,1/3房屋被烧,2万多起强奸案。现在的南京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了,大屠杀之后,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基本上寥寥无几。不过说到底,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还是破产了,抗日战争也随之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为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其实提出持久战理论的,当时还有一人,甚至比毛主席提出的还要早,此人是国民党将军陈诚,蒋介石座下“八大金刚”之一,大家应该多少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在台湾学我们党的做法,推行土地革命,从而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也是他。不同的是,我们党理解了《论持久战》后,是用于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可蒋介石听了陈诚的分析,原来这仗中国不会输,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主意又变了,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他策划了皖南事变,使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皖南事变针对的就是我们新四军,当时9000余人除了2000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叶挺军长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也被叛徒杀害。事后我们党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事变真相,周恩来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时间全社会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美国也对蒋介石施压,迫使国民党放松了对新四军的打压。

其实说起来皖南事变的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其实就是我们党在舆论战上的胜利。不过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灯,他也会搞舆论,说国民党在前线浴血奋战,共产党却不和日本鬼子交锋,偷偷发展力量,居心不正,一时间不明真象的老百姓意见很大。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揭露国民党的谎言,彭德怀指挥了敌后战场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动用105个团30万兵力,毙伤日伪军3万多人,消息一传开,全国人民一片欢呼,高兴得很,国民党也老实了,再造谣老百姓都不信。不过另一方面,百团大战也引起了日本鬼子的关注,原来他们一直看不上眼的“土八路”这么厉害,原来他们的后方这么不安全,不行,要扫荡。你要扫荡,我就反扫荡,这样一边搞囚笼政策,一边搞破袭战;一边搞“三光”,一边搞坚壁清野。地道战啊、地雷战、麻雀战啊,都是抗日军民在这段时期发明创造的,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各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打击力度。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一举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抗日根据地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这下日本支撑不住了,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代价,赢得了抗战胜利。这里说明一下,当时中国人口号称4万万,也就是100个人里就有8个人伤亡,当时的美元价值是1美元等同于1盎司黄金,1盎司黄金现在的价格接近11000元,也就是按现在物价水平,抗日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是1100万亿元,间接经济损失5500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得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自己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45年春,全国已经建立了19个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十分之一;人口9550余万,占全国四分之一;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总兵力310多万,已经相当壮大。

我们国家政治制度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过大家肯定会说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过说共产党一党专政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国家大事基本上也就是共产党说了算,而且我们军队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因此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非常喜欢用一党专政来说事,说这样做不民主。现在社会上也有些人跟着瞎起哄,为什么会瞎起哄,就是不明真相,不懂历史,因为历史不允许中国搞多党制。

抗日战争时,美国在华最重要的将军叫史迪威,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曾经带队考察过解放区,发现解放区一片欣欣向荣。这个史迪威还是比较正派的,他建议在战后——当时打败日本鬼子基本上已成定局——在中国模仿美国的竞选机制,组建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主的新政府,基本上就是成立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在报告上还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人民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个方案也表了态,表示支持。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说明,他说:“近代中国,大家都期望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但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概念的成分要多于做法。”就是说,大家一直在追求,到了有条件该说具体怎么建的时候,又没有谁胸有成竹,包括建国之后的民主协商制度,其实也是慢慢探索,因为这都是第一次。

史迪威的计划出台后,我们党后来还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在国民政府参政院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主张,所以基本上可以说那时我们党对多党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我们国家还真成了多党制国家了的呢?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为什么没法回答,因为多党制的设想根本不靠谱,现在回头去看,大约当时我们同意这个方案也只能算上一种美好的期望,实际上真有点欠考虑。这个计划拿到重庆那里之后,蒋介石马上就不干了,连后来共产党不再提两党制,建议组成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的办法都不同意。最直接的,当时共产党民心向背,一选举国民党肯定下台,在联合政府里席位也不会多。深刻一点,要说两党制的国家,轮流执政、轮流掌权是常理,蒋介石为什么接受不了呢?简单的说法是,他要独裁。这个理由够直接、够充分,可是不够深刻。怎么不够深刻呢?我们如果动下脑子,就会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搞独裁?蒋介石想当袁世凯?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蒋介石也是个有理想的人。

我们还讲过,国民党的主义号称是“民权、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还有句名言,叫做“天下为公”,而我们党呢,倡导公有制,核心都是一个“公”字。这样理解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最终的追求好象很接近。事实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孙中山也确实想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更加看好国民党,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陈独秀的“右倾”。甚至在长征完成之后,斯大林仍想以牺牲中国红军为代价,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完成中国革命,比如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把逼蒋抗日的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和强盗,说“张学良正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推向深渊。”不管是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共的蒋介石成了共产主义战士,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个现象很讽刺,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蒋介石搞独裁,和他的“主义”也没有那么大的联系。那么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最大的因素是利益。

蒋介石的国民党,直接说是蒋介石本人,代表的是一部分新兴阶级的利益,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无论是北伐、内战、剿共还是抗日,他们都为蒋介石提供了很大支持,非常实际的支持。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在北伐、内战、反围剿和抗日中,老百姓也给了共产党非常实际的支持。一个说法叫投桃报李,另一个说法叫人不可忘本,双方都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人群,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利益人群却分属于两个差别很大的阶级,一个是剥削者,另一个是被剥削者,矛盾无法调和,所以即便都是想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两党中间所要使用的具体办法,所要设计的建设思路,注定要大相径庭。有个成语叫“志同道合”,国共之间看来是“志同道不合”,俗话说“道不同不与为谋”,这是很有道理的,干活的时候考虑方式不一样,不可能谋到一起去。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台湾现在两个党,国民党要保持现状,民进党要搞台独,虽然都喊着要给台湾谋福利,但下去之后却天天互相拆台,缺少长远的发展规划,内耗厉害得很,结果老百姓对谁都不放心。

所以虽然史迪威一片好心,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坎坷和曲折了解太浅,美国两个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也是,但共产党不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道,美国两个党走的就是一个道,他们在基本利益上没有太大分歧,所以可以合作很好。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不行,不完全是方法不同,思路不同的问题,最根本的也是利益。两个党在北伐中可以合作,抗日中也可以合作,因为这时候共同利益比分歧要大得多;但是搞建设就不行了,中间要有取舍,就要涉及到各方利益,那么处理起来思路和方法肯定不一样,就像有两个班长,能力素质都很强,抓工作思路完全不同,而且谁都不服谁,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人带一个班,这样可能两个班都能带好,但这样的做法显然不适合一个统一的国家;其次是任一个班长,另一个捋了,省得政出多门,这个比较适合治理国家,但是国共两党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代表的利益,都是用血换来的,哪能说让就让啊;可要是让这两个班长一起去带一个班,那麻烦了,肯定要出乱子,一个国家更加是这样。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仗打完了,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可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却代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因为他们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相互妥协也不可能,所以虽然有两个够实力的党,两党制在中国却行不通。

其实,当时美国人也认识到两党制在中国搞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只能选择一个。站在自己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之后,美国最终还是在失去民心但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拥有民心但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中选择了蒋介石,正直客观却不够“深刻”的史迪威也被一个叫魏德迈的所谓“明白人”取代了位置,以期在战后由美国取代日本控制中国,推行他们的全球霸权。美国作这样的选择不能怪他,他也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理论上讲,新一轮内战基本上不可避免。

所以起码在刚开始,参与重庆谈判的双方都是比较有诚意的,可是后来谈不到一起去,为什么谈不到一起去,原因刚才其实也分析了,两个党代表着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而且共同的敌人也没有了,相互妥协的基础也没有了,任何一方都不会让步。没人让步的谈判,还谈什么?当时大公报负责人提出过“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论调,毛主席就驳斥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这真是句实在话,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重庆谈判的破裂也是必然的。但是,大家毕竟曾经想过要争取和平,试过要争取和平,包括前面提到的两党制,大家也争取过,而且我们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还要积极,但是在中国特殊的革命过程中,这样的尝试,注定仅仅只能是一个尝试而已,结果只会有两个:第一,两党制不行;第二,和平给不了。那就只好打仗了。

到了1948年9月,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154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以及长江以北地区。三大战役下来,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

这时候麻烦来了,蒋介石一看不行,打不过共产党,再打下去自己死定了,就向我们党抛出一个和平绣球,说你们不是一直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现在别打了,咱们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美国人和蒋介石也穿一条裤子,不过多少对他有点失望,在支持国民党经营长江防线的同时,导演了一场让蒋介石退居二线的“双簧”,还给苏联施压,让苏联做我们党的工作,都是共产党,话好说一些。结果苏联怕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美国干涉和美苏冲突,真就来劝我们停止前进,说你们“划江而治”挺好,再打我们可是不支持你。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都喊苏联是“老大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苏联“老大哥”真是不怎么厚道,好几次我们和国民党起争执时,他们都“胳膊肘往外拐”,只考虑自己利益,根本不设身处地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着想。除了国际压力,国内一些人也聚一起起哄,说你共产党不是反对内战吗?和平来了,你得去争取啊,别再打了,就这么“划江而治”吧。

“划江而治”是什么概念?跟现在大陆和台湾“划海峡而治”情形差不多,现在台湾的老百姓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自称是台湾人,要不然搞“台独”的民进党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支持率?所以“划江而治”的提法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会造成国家分裂,断然不能同意。当时就还有人说,当年抗战时,国民政府不是承认了你的边区政府吗?这会你就不能同意两个政府了?这个论调和民进党前些时候提出来的“一国两府”如出一撤,纯粹是谬论。当年边区政府实际上是处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的,虽然有点特殊,但不可能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这个关系和香港、澳门的情形差不多,算得上是“一国两制”,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可以的,大家还是一个国家,现在香港青年还在搞签字活动,要报名参加解放军,你看搞得多好!但是“一国两府”不行,别的不说,一看是民进党提出来的,就知道在为“台独”找托词,居心不正,所以“划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

另外蒋介石确实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台湾那么多年,从来想的还是中国的事怎么管好。比如我们和南越在西沙打仗时,海军还弱得很,南越受美国支持,舰船吨位比我们当时的南海舰队要大得多,没办法,只好从东海舰队调了几艘大点的船去支援。蒋介石知道之后,就派台湾的军舰为大陆支援舰队护航,还命令台湾海军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开过去帮忙。当时在台湾也有人提出过要独立,蒋介石立刻就收拾他,手段不比当年要赶尽杀绝共产党时软,把台独分子全都赶到了美国,甚至临终还交待蒋经国,绝对不能让他们回来。讲这个故事是要说什么呢?我们据此分析一下,会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不会搞分裂的,那么提出“划江而治”的目的,肯定只有一个,就是缓兵之计,拖延时间,抓紧休整,然后再打。蒋介石很聪明,但是我们共产党也很聪明,看出来了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基本上没有和他们怎么谈,直接就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毛主席的诗词里就有句话,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很有气势,也反映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决心。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一鼓作气,把蒋介石和他的残兵赶到了台湾。

胜利形势一片大好。9月21日,我们在北平,也就是北京,召开了新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那一刻起,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党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为之前我们主要是领导斗争,之后,就要领导经济建设了。

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还走了弯路,“大跃进”、“大炼钢铁”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不对头,但是我们党能够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善于开拓创新,现在的中国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建国以后的党史,在《党史第二卷》上讲得很清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这本书学习。

今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生日,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风风雨雨。回顾党的这段光辉的风雨历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人口皆知的话语里饱含着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赞美之情和歌颂之意,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根中流砥柱才有今天正在不断崛起且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一个奋斗的季节,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奋斗的季节里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十二五”规划如一个春雷,响过之后春雨绵绵,滋润万物。吮吸春雨之甘路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将如雨后的春笋茁壮成长,彰显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更高,更大,更强”。蓦然回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即使是在阑珊的灯火下也是那么的突出显眼。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时期成就了三大伟业:经过28年的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2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牢固基础;经过31年的改革开放,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产党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其成熟的典型标志。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重重险阻,一路上传播了革命的火种,使星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支持下,解放了全中国,基本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

获得独立和主权的新中国此时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在全国追歼残敌,而后开展土地革命,还对党组织内部进行思想组织教育,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从政治、组织、思想上给中国共产党筑起坚固的心墙抵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以稳其根基。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矛盾重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遵循“不要四面出”的方针,成功地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随后又以五年计划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做的一切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接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中共八大会议,确立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此从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错误指导下出现了十年“”动乱。正所谓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却是光明的,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进。

十年动乱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大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要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不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还领导中国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通过设置经济特区等,最终在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母亲怀抱,台湾与大陆实现三通互动。许多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直至今天还在延续。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永葆生机,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走向成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指导思想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成果;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又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刑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统一和团结。在这强大的凝聚力下中国共产党正在不断向前求索、开拓发展道路,以提高综合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和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继续推动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21世纪的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知党情,名党史,跟党走;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知己长,名己短,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时刻铭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四有新人,走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1919—1927)。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采取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方法,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举行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国民党中的先进人士一起,在北伐军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发生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1927—1937)。

1927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连续多次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时刻,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再次受到严重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随后,党领导红军以异乎寻常的坚强毅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深入敌人后方,发动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军民逐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敌后军民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妥协逆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踊跃支援前线。国民党统治区掀起的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路线。“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人民民主统一阵线更加巩固和扩大。国民党政府陷入了全民的包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旧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我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各方面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左倾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左”倾。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教条主义。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七

回首虎年,这一年各种大事件层出不穷,给我们带来了太多震撼和反思。在这些事件中,有好有坏,有令人挂念的也有令人欣喜的。这五段式的文章将为大家整理并回顾虎年的大事件,同时提供一些个人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人类面临的挑战。

2022年的虎年,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仍未摆脱疫情的影响,新冠病毒变种肆虐,让人们的恐惧感更加加重。除此之外,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也愈发突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峻的考验。这一系列挑战提醒着我们,人类需要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

第二段:科技与创新。

虎年也是科技与创新层出不穷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开始亲眼见证着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变成现实。无人驾驶车辆、智能家居、人机合作等概念在虎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科技发展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如个人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等,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解决。

第三段:人权与社会进步。

在虎年,人权议题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例如,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和声讨。与此同时,LGBTQ群体的权益保障也成为各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提醒我们,人权和社会进步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需要全球各方一起努力,推动人权保障的进步。

第四段: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虎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森林火灾、水污染、塑料污染等问题不断发生,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加入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中来。2022年,联合国召开了气候变化大会,并达成了历史性的《格拉斯哥协定》,这为减缓气候变化带来了希望和方向。环境保护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第五段:人与人的情感与关怀。

虎年不仅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充满关怀和温暖的一年。无论是面对疫情还是其他困境的时候,人们都展现了巨大的团结和帮助之心。各种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纷纷行动起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援助。这些义举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之处,也提醒我们在遇到困难时要相互关爱、互相温暖。

虎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让我们在面对各种大事件时有所思考和改变。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有科技和创新的力量支持,有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引领,有人性的关怀和温暖相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共同为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八

虎年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大事件。这些事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顾这些大事件,我不禁感慨万分,同时也领悟到了许多深刻的道理。

首先,虎年伊始,新冠病毒爆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疫情迅速蔓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私与勇敢。医务工作者不惧危险,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挽救生命;科研人员日夜奋战,争分夺秒地寻找疫苗和药物。这一切无不展现了人类的伟大。疫情也教会了我们珍惜生命,关注他人的重要性,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可贵。

其次,虎年也是全球经济与金融波动的一年。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经济形势举步维艰。然而,面对困境,人们也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一面。许多企业采取了灵活的经营策略,寻找新的商机。技术行业在这一年里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行业迅速崛起。虎年让我们认识到,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抓住机遇,才能在经济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虎年还见证了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了更多对待多元文化的倡导和包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社会开始更加重视平等和多样性。此外,在环保方面,更多人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共同努力保护地球家园。这些进步让我深感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虎年还发生了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为全球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动。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英国脱欧、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等事件牵动着世界的目光。这些事件再次证明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变幻莫测。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推动和平与合作。

最后,回顾虎年大事件,我意识到每个人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在众多的事件背后,是每个个体的付出和努力。一名名医护人员、一家家企业、一群群志愿者,他们的努力和奉献构成了这个年份的底色。无论是疫情还是经济困难,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实现更好的未来。

虎年是一个壮丽的年份,其中发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件。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我也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只有保持冷静、积极应对,发挥个人的力量,才能共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协议书事件回顾篇九

今年是虎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虎年无疑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不仅有众多的大事件发生,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回顾虎年大事件,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的无常,也意识到每一个个体在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第一段: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控制。

虎年伊始,新冠疫情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对全球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然而,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应对能力和国家凝聚力。从封城到疫情防控,从医疗保障到经济复苏,中国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成为了抗击疫情的榜样。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也让我更加珍惜平凡的日子。

第二段:罗湖爆炸事故的反思。

在虎年,深圳罗湖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这个事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和反思。对于这样的事故,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自然灾害,更要深入思考背后的问题。人们纷纷提出了对于执法监管的要求和对于安全意识的呼吁。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不能只是对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追究,更应该每个人都增强安全意识,为社会的安全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段:日本东京奥运会的精彩。

尽管遭遇了疫情的冲击和各种困难,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依然如期举行。这是对全体运动员付出的肯定,也是对世界各国团结抗疫的信心。这次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崛起和国家实力的提升。同样,运动员们的奋斗和努力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让我们明白只有通过付出和努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绩。

第四段:国际形势的变化。

在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美国政权的交接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从中美关系的紧张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种种事件都在提醒着我们,世界变化太快,每一个人都要时刻关注和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中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以应对变化的大未来。

第五段:个人感悟与展望。

回顾虎年的大事件,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我明白了团结与合作的力量,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付出和努力的回报,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应该牢记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轨迹,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为自己的人生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继续努力,勇于面对挑战,勇敢拥抱变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努力奋斗。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坚持,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和光明。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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