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佛学心得体会及收获 学佛修行的心得体会(2篇)

  • 上传日期:2023-01-06 11:4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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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描写修行佛学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鲁山县位于河南省西部,伏牛山东麓,东临煤城平顶山,北接省会郑州,西与洛阳相望,南与南阳毗连。总面积2432.32平方公里,辖五镇十七乡,554个行政村。西南北三面环山,西高东低,山脉连绵,河流纵横,东向开口与黄淮平原相连。其历史悠久,于夏商时便初称鲁县,曾改称鲁阳,因故城地处鲁峰山而得名,从1983年至今属平顶山管辖。鲁山县自然资源丰富,在平顶山四资源优势中占了两个。这四大资源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黑、白、黄、蓝。其中,“黑指的是煤资源,在鲁山储量达1.3亿吨。另外,“蓝”指的是水资源,在鲁山有大、中、小型水库39座,地热泉5处,分别是上汤、中汤、下汤、温汤和碱汤。其中,中汤年平均水温45。c,下汤年平均水温29。c,上汤最高是73。c,温汤和碱汤两处温泉年平均水温21。c。是春秋思想家墨子的故里,至今仍保留着先哲的活动遗迹。这里曾是唐代大诗人元结(字次山)的诞生地,诗人仙逝,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亲为撰文书碑。颜碑至今保存完好,颜碑亭矗立于鲁山第一高中园内绿树掩映之中,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鲁山县是全国旅游大县,昭平湖景区位于鲁山县中心区域,是国家aaaa级风景区,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已形成一个较大的旅游市场,年接待游客量达60万人次。鲁山是宋代名将牛皋的故乡,是清代大侠买壮图的栖身地,至今仍传颂着他们石破天惊的佳话。

中原大佛景区,座落在,鲁山县城西50公里,郑州至尧山高速公路终点,与311国道交汇处,景区交通便利,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荟萃,拥有世界第一佛、第一钟,大陆第一汤,伏牛山区第一寺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是集佛教文化,温浴辽养、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是河南伏牛山生态游的龙头景区。历经10多年的建设,景区初具规模,知名度日渐提高,已经成为豫西南具有重要影响的旅游景区。景区有牌坊、佛泉寺、愿心台、福慧大道、礼佛坛、八宝广场、中原大佛、天瑞吉祥钟及钟楼等景点景观,及配套服务设施组成。

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汉白玉大牌坊,坐北朝南,东西20余米,高15米,坐落在佛泉河南岸,呈五门六柱型。自底座有六根巨柱拔地而起,撑起上面九层玉雕,直达最高处五个门楼。中间的大门楼高昂冲天,两边逐渐双落,典雅古朴,别具风格。

过牌坊,跨过116米长的朝圣桥,迎面来到千年古寺——佛泉寺。

佛 泉 寺

佛泉寺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一说玄宗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贞观初年,唐太宗夜做一梦,见佛祖立于中州之玉枕山下,为婆娑汤池众生遍洒甘露,为之一震,知佛祖点化,即依梦境画图,命人于中原大地寻觅。自鲁山县城西行过下汤,进中汤,寻至乱汤(上汤),见之地形与图相符,喜出望外。寺前沙河南岸终年有温泉喷出,水质优良,水温适宜,富含矿物质,善治百病,人称“佛泉”。河北山势轩昂,紫气冲天,即于山前寻穴建寺。寺由泉而得名。

佛泉寺历经几度兴废,现修复的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

下面请随我一同走向山门。山门是寺院的大门,建筑面积128.8平方米,正中门上方的匾额“佛泉寺”是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大师亲笔题写。山门两侧是哼哈二将,哼将名叫郑伦,哈将名叫陈奇,他们都是商末时的大将。郑伦拜昆仑山渡厄真人为师,学得“窃中二气”之法。只要用鼻子一哼,便能使人魂飞魄散,由此得名哼将。陈奇是受人秘诀炼就体内一道黄气,张嘴一哈,黄气喷出,嗅到者当场死亡,故称哈将。哼哈二将战场相遇,一哼一哈各显神通,难分上下。周灭商后,天下太平,姜子牙奉命封神,策封郑伦和陈奇镇守西释山门,宣布教化,护持佛、法、僧三宝,称密迹金刚和那罗延天。

一般寺门都有三个门,且中间门大,两边门小,左边叫无相门,中间叫空门,右边叫无作门。三门都有脱离尘俗之意。由于佛寺多依山而建,所以寺门也称“山门”。

中国的寺院布局大同小异。进入山门的后的第一个殿是天王殿,面阔五间,进深三架,面积96.6平方米。殿中供奉的是弥勒佛,两边是四大天王。弥勒佛的化身像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大肚弥勒佛,完全是中国化的佛。他两耳垂肩,袒胸露肚,开口常笑,但语出无定,疯疯癫癫,寝卧随处,常拿着一个布袋,终日奔走,劝人教化,人又称之为“布袋和尚”。五代后梁真明二年,在岳林寺圆寂时口念:“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这时人们才醒悟,他原来是弥勒佛的化身。弥勒佛的形象启迪世人,要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教育人们要宽容大度,容人容事,不要小肚鸡肠,自寻烦恼。古人撰写对联赞誉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眼前沟施有缘人,相亲相近,怎不满腔欢喜;世上尽多磨难事,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弥勒佛像一般都置于天王殿,面对山门,故又称欢迎佛,寓意笑迎天下朝佛人。

四大天王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提多罗吒,持琵琶,住东胜神洲;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持宝剑,住南赡部洲;西方广目天王留博叉,持蛇(赤龙),住西牛贺洲;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持宝伞,住北俱卢洲。中国佛教徒认为:南方增长天王持剑,司风;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司调;北方多闻天王执伞,司雨;西方广目天王持蛇,司顺。组合起来便成了“风调雨顺”。寓意年年丰收,丰衣足食。

弥勒佛背后供奉的是韦驮菩萨,韦驮又称韦驮天,受佛祖之意,统管东、西、南三洲,护持佛法,保护出家人。人称“三洲感应“。韦驮与金刚力士、四大天王都是佛教护法神。韦驮因护法有功,成了菩萨。我们现在看到的韦驮,是少年武将的形象,手拿法器金刚杵,忠实的保护着佛、法、僧。

寺院的第三进是大雄宝殿,俗称大殿,是寺的主要建筑,面阔七间,进深四架,面积173.28平方米。这是僧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供奉的三世佛:中间是婆娑世界教主释迦牟尼,左边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边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还有阿难和迦叶。释迦牟尼的背后是倒座观音和善才童子、小龙女。

佛是佛教最高的神,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姓乔达摩,名悉达多。释迦是其种族名,意思是能;牟尼意思是“仁”、“儒”、“忍”、“寂”。释迦牟尼合起来就是“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也即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

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逐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年80在拘尸那迦城逝世。

好了,大家也听完了我对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都是传说中的佛。药师佛他左手持钵,表示甘露,右手拿药丸,表示救治众生疾苦。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双手叠置足上,掌中有一莲台,表示普渡众生的意思。西方极乐世界是佛教传说中描绘的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等级之分,众生一律平等,身体健康、聋者能听、哑者能语、跛者能行、人的寿命由自己随意而定。人人可享尽快乐,没有痛苦和烦恼。我们再来看这两尊小佛像,是阿难和迦叶,二人是佛祖五十岁后的两个贴身随侍弟子。

迦叶和阿难常常随侍佛陀左右,被称为“二贤者”,后来在寺院就形成了“一佛二弟子”的雕像。

来看十八罗汉,罗汉都是佛祖的弟子,佛经上说他们受了佛的嘱咐,不入涅盘,常住世间,受世人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关于十八罗汉,据佛经记载:佛祖开始令其四个弟子留在人间普渡众生,后来感到天地太大,便增加了十二个,成了十六罗汉。在唐末画家贯休和尚画完十六罗汉后,又加了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唐代取经的玄奘法师,这便是十八罗汉的由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钦定,去掉庆友和玄奘,补上两位中国僧人降龙和伏虎,就形成了现在的十八罗汉。分别是:举钵罗汉、伏虎罗汉、喜庆罗汉、看门罗汉、静坐罗汉、挖耳罗汉、长眉罗汉、骑象罗汉、坐鹿罗汉、开心罗汉、探手罗汉、托塔罗汉、芭蕉罗汉、过江罗汉、布袋罗汉、降龙罗汉、笑狮罗汉、沉思罗汉。

佛祖后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因面向北,故称倒座观音。在佛教中,菩萨的地位仅次于佛。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扶在左手上,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法广大。观音作为菩萨本无性别,到南北朝时,北魏灵太后,为了更好的体现大慈大悲和方便闺房小姐供奉,改观音为女身,从而产生了咱们所看到女身观音像。观音左边是善才童子,右边是龙女,是观音的随侍。

福慧大道

大殿往上是愿心台,面积约6000平方米。北部设有焚香许愿的大香炉。在这里烧香许愿是很灵的哟!在香炉前跪拜,抬头能看清大佛慈祥端庄的面部表情,焚香叩拜后默默许愿,大佛会保佑你的愿望得以实现。

描写修行佛学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续高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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