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彩陶心得体会实用 对于甘肃彩陶文化感受(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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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甘肃彩陶心得体会实用一
编辑本段【沿革概述】
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20xx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编辑本段【风格演变】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藏经洞
1920xx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20xx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20xx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20xx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20xx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20xx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20xx年和1920xx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20xx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0xx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0xx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编辑本段【历史现状】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屈辱简史】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20xx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20xx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20xx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20xx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20xx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20xx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0xx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20xx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20xx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20xx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20xx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20xx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关于甘肃彩陶心得体会实用二
甘肃有个淳朴美丽的小镇,他们靠山而据,日出耕作,日落回家,现在就带大家来领略下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吧,小镇名叫“静宁”即“宁静安谧”之意。静宁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较好,民俗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居住:山区多选择向阳、避风、背山而居,旧时多住窑;川区多房少窑。清及民国时期,富人家筑堡居住。现代农村多住顺水“一面坡”形土墙瓦房、砖瓦房。院内房屋布置,上房居中,与大门基本相对。饮食:旧时均以杂粮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主食小麦辅以杂粮,以面食为主。好熬“罐罐茶”喝,有泼散祭祖习俗。陈设:农村多用方桌、炕桌、木厢、室内挂字画中堂。婚嫁礼俗:提亲、订婚、纳采、迎娶等。
主要有社火、歌谣、剪纸、刺绣等。社火多在春节期间和特大喜庆日子演出。有舞台表演、地 静宁县 群众活动
摊子和由狮子、龙、高跷、旱船、高台组成的社火队三种表演形式。耍社火时,要“说仪程”,表演曲子戏、小曲、狮子、马社火、纸马、跑驴、小车、高台、龙灯、旱船、高跷和皮影等节目。 歌谣、谚语、民间故事十分丰富。《毛女子》、《月亮光光》、《催眠曲》、《吆老牛》、《花鸟鸟自由配成双》、《有吃有喝心里舒坦》等歌谣流传较为普遍。《十杯酒》、《四大节》、《十里墩》、《送干哥》等,曲调节奏奇特,在民歌中极为罕见。整理出的谚语约300条,涵盖了气象、节令、农事、思想、修养、社交、生活等方面内容。 剪纸是静宁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装饰艺术,每逢节日(主要是春节)或有喜庆事时,妇女用彩纸剪成各种花、鸟、虫、鱼或人物,贴在窗格上(叫窗花)、门棂上、墙壁上(叫墙花)作为装饰。刺绣多在枕顶、袜跟、鞋头、兜肚上,其中“绣花枕头顶”是刺绣工艺中的精品。刺绣古雅艳丽,保留着独特的民族艺术风趣,绣工细而不滞,图案线条奔放自如,确为雅俗共赏之珍品。
静宁,以农耕为主,也兼营养殖、林业、园艺和家庭手工业。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因之,静宁民众的生产习俗,是和这些生产门类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农谚云:“九九尽,开耕种”。古历正月下旬或二月初,川地、山地、塬地大都解冻,春田按时序开始播种。春播的夏田作物有麦类:小麦、大麦、青稞、旱稻;豆类:麻、白豌豆、扁豆、蚕豆、回回豆;油类:胡麻。春播的秋田作物有:高粱、玉米、糜子、谷子、洋芋、莜麦、荞麦(苦麦)。春播的饲料作物有:苜蓿、燕麦、草秫秫等。 动农 开始播种的第一天,称“动农”,即开始动农活,亦称“动龙”。因二月为“龙抬头月”,龙为水神,庄稼丰收,需要龙神泽润,故在第一次开始播种时,要举行简单的“祭龙”仪式。全家人牵上耕牛,找上耧、耱、锨、枹子等劳动工具,背上种子,端上香火纸炮,酒茶来到地中心,首先架起耕牛,在地心耕一个大“田”字或一个大圆,象征粮囤。然后,全家跪在田字或圆中心,烧香化表,奠酒泼茶,顶礼膜拜祷龙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祭祀结束,开始播种。农谚占候 农谚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农事生产的一整套科学规律,反映在个农事阶段。平凉农民的农谚十分丰富,他们借助这些口承下来的生产经验,指导完成一年的生产。
在这个小村里也出过不少名人哦,由于甘肃小镇的民俗风情干净淳朴,李白,李世民等著名人物都是从这个充满淳朴风情的静宁小镇出来的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关于甘肃彩陶心得体会实用三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国家2a级旅游景区——兰州水车园参观游览。
兰州人有句老话:“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古老的水车悠悠转”,而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兰州水车、微雕葫芦、羊皮筏子,均可在兰州水车园内尽收眼底。园内最有特色手工艺品兰州微雕葫芦等,可供游客尽情选购。另设有临水码头,可乘羊皮筏子沿河漂流,尽享黄河美景。
园内的陇原艺术馆陈列与销售兰州特色手工艺品——微雕葫芦。店内葫芦品种齐全,以鸡蛋葫芦、疙瘩葫芦(为主)和飞碟葫芦(最有名)等为代表。其中本馆的微雕疙瘩葫芦在20xx年6月26日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银奖。
兰州刻葫芦所用材质主要有:兰州特有的“鸡蛋葫芦”及“疙瘩葫芦”。由于兰州特殊的气候环境及多年品种的不断优化,培育出了疙瘩葫芦这一特殊的葫芦品种,堪称中国葫芦的一朵奇葩。疙瘩葫芦通常以奇为美,在直径10—20公分的葫芦上遍布大小不一的疙瘩,有的竟大如小儿拳头,形状千奇百怪,如若虎踞,如若龙盘,又如太湖奇石,更若达摩打坐,回味无穷。这种葫芦上的疙瘩完全由天然生成,雕刻艺人根据疙瘩的形状及分布,巧妙构思,雕刻出“百子图”“百鸟朝凤”、“十八罗汉”、“八仙过海”等传统题材,更赋予了葫芦以文化色彩。疙瘩葫芦还可经手把玩,搓手健身,其涂之松墨永久不会脱落,可以长期保存经久不变。
葫芦,音同‘福禄’,同时,葫芦里面长‘子’,有子孙万代、多子多福的含义,因而兰州人通常把它当作吉祥物,叫做“吉祥葫芦”,有“兰州三样宝,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的说法,吉祥葫芦列为三宝之首,成为馈赠亲朋、旅游收藏之首选。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提高,多种多样的刻葫芦工艺制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青睐。刻葫芦已经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一朵奇葩。如今,刻葫芦不仅只是人们把玩、收藏的物件,而小小葫芦蕴含的大文化,已展示出新风景,开创出一片大市场。兰州刻葫芦由于刻工精细绝妙,注重传神写意,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深受国内外鉴赏者所喜爱。五光十色、技艺精美的刻葫芦,远销英、德、日、美等国,成为兰州市出口的传统工艺品之一,每年出口量在百万枚以上。
水车园内的羊皮筏子漂流队成立于20xx年,是黄河兰州段唯一经海事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漂流队,其队长马建华,家中五代摆渡皮筏,带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筏工,自皮筏队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20xx年5月,圆满完成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先生一行乘羊皮筏漂流黄河接待任务,得到好评。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水运工具,大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用羊皮筏子送人渡河、运载货物这种交通方式,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境内的黄河沿岸,以兰州一带为最多。制作羊皮筏子,需要很高的宰剥技巧,从羊颈部开口,慢慢地将整张皮囫囵个儿褪下来,不能划破一点毛皮。将羊皮脱毛后,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灌入少量清油、食盐和水,再用细绳扎成袋状,留一小孔吹足气后封孔,以木板条将数个皮袋串绑起来,皮筏即告做成。黄河边供游客乘坐的羊皮筏子都是用13只皮胎采取前后4只中间5只的排列方式绑扎成的小筏子,重20多斤,能坐5个人。坐在筏子上,听“筏子客”高亢的扯着嗓子唱几句颤悠悠的“花儿”,过险滩、搏激流,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黄河的独特韵味。
现在,羊皮筏子已经成为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的特色旅游项目。当你在水车园内信步漫游时,便会看到皮筏子在河道上悠闲漂荡。远远望去,就象一叶扁舟。人筏混为一体,随波逐流;近看则见在紧贴水面的皮袋筏上,坐着五六个客人,随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而行,有惊无险,极富刺激。随着火车、汽车运输的快速发展,羊皮筏子已失去了当年黄河水上运输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它与现代的水上交通工具同生共存,成为一种典型的黄河民俗文化现象。古老的羊皮筏子也开始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和外地游客来兰,成为兰州旅游一道靓丽的风景。
各位游客,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愿兰州水车园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祝大家在兰州旅游愉快。
关于甘肃彩陶心得体会实用四
白塔山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海拔一千七百多米,山势起伏,有“拱抱金城”之雄姿。
古代,这里是军事要冲,山下有气势雄伟的金城关、玉迭关、王保保城;山上有层层峰峦,其中“白塔层峦”为兰州八景之一。
站在黄河南岸,举目北望,黄河铁桥,白塔山公圆建筑群,白塔寺浑然一体,尽收眼底,有“河桥远眺”之称。穿过黄河铁桥,白塔山一,二,三台建筑群,迎面耸立,飞檐红柱,参差绿树丛中,这是自一八年建圆时在坍塌的古建筑废墟上重建的
,总建筑面积八千余平方米。这个建筑群把对称的石阶、石壁、亭台、回廊连贯一起,上下通达,层次分明,结构严整,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别具风格的建筑形式。如重叠交错的重檐四角亭、对立式的二台碑厦、砖木结构的三台大厅等,所有建筑物都配饰砖雕、木雕和彩画。
三台建筑群的迎面是白塔主峰,山势陡峭,古代建筑有“风林香袅”牌坊、罗汉殿、三宫殿等。
山顶的古建筑物有三星殿、迎旭客阁,凭栏远眺日出,放眼黄河,气象万千。
白塔寺,始建于元代,据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完成对大元帝国疆域统一过程中,曾致书西藏拥有实权的萨噶派法王(喇嘛教之一派,俗称黄教)。当时萨噶派法王派了一位著名的喇嘛去蒙古拜见成吉思汗,但到了甘肃兰州,因病逝世。不久,元朝下令在兰州修塔纪念。元代所建的白塔已不存在了,现存的白塔系明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为镇守甘肃内监刘永成重建。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20xx年)巡抚绰奇补救增新,扩大寺址。寺名为慈恩寺。寺内白塔身为七级八面,上有绿顶,下筑圆基,高约十七米。塔的外层通抹白灰,刷白浆,故俗称白塔。塔建成后,几经强烈地震,仍屹立未动,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的智慧与才能。
白塔寺原有“镇山三宝“:象皮鼓,青铜钟,紫荆树。象皮鼓传为一印度僧人云游白塔时所赠,现在这里仅有仿制品;青铜钟为清康熙年间铸造,重为153.5公斤,现存寺内;枝繁叶貌的紫荆树系后人重载。北端山头有牡丹亭,亭内有一碑,据说原碑在湖南衡阳市北的趄嵝山上,字形怪异难辨,后人附会为大禹治水时所刻。宋嘉定五年(公元1220xx年),何玫摹刻于岳麓书院。兰州此碑,系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酒泉郡侯建功模立,碑高九尺,宽三尺,上刻七十七字。
白塔山西北方,林木葱郁,朝阳山、马头山、冠云山、环翠山峰峦层叠。浓荫深处,有休息亭,供游人小憩。亭前有蓄水池。这里山高林密,是登山远眺,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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