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第二十一章心得体会和感想 红岩第二十一章心得体会和感想100字(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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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岩第二十一章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

（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

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是既有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

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轉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

（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

（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

（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敌为友，与张冲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当权派中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如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陈诚等，他们虽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但主张联共抗日，对中共比较友好。周恩来同他们都有密切交往，并尽力争取，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

（一）红岩精神为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完成好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在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制定出“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很好地隐蔽在群众中，使得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捕捉的目标”，达到了保存党的力量的目的。而且广大共产党员在依托职业，深人社会的同时，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与之同时，通过党员长期隐蔽于社会中，深人于群众中，而潜移默化地把许多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争取过来，逐步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极大地扩大了党组织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当年南方局所创造的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那些蕴含于红岩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执政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如何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有形于无形”，真正将“群众观念”变为执政中的自觉，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红岩精神为新时代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益路径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神圣使命，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较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抗战，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相忍为国的坚韧毅力坚持重庆阵地。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义”来判断政治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才可能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还善于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即政治阵线）“画最大的圈子”，把团结争取一切爱国中间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坦荡人格，去与他们交朋友，尊重爱护、关心支持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逐步与他们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成为党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最终与党一道共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境界，为新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冶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利益诉求之复杂前所未有，就更需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努力画出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三）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把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政治修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所展示的人格力量;董必武为六角钱向中央作检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律精神，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普通党员都能自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理想信念，加强个人的政治理论修养，从而才能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经受住金钱美色的诱惑，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正是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使当年在红岩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能经受住各种诱惑与考验，永葆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样，那些被囚禁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用献血与生命总结出“狱中意见”，对党组织慎重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2]等八条真知灼见。“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一步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红岩烈士们的谆谆嘱托转化为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关于红岩第二十一章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红岩》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当年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本书反映了重庆解放前夕敌人的种种野蛮行径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

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我们熟知的：忠贞的江姐，对胜利有着坚定信念的许云峰，坚持气节的成岗，做秘密工作的小萝卜头，为越狱做出巨大贡献的“疯老头”华子良……在潮湿黑暗的渣滓洞里，他们吃着发馊的饭，喝着不干净的水；受完酷刑后，虚脱的身体只能躺在冰凉的地上。但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一段让人无法忘却的历史，一个个让人撕心裂肺的场面，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告诉我们，窗外明媚的阳光，曾经是怎样从重重黑暗中穿透出来的。读完这本书我在纸上写下了“铭记过去”这四个大字，以此激励自己。

铭记过去，铭记江姐说的那句话，竹签子是竹做的，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做的！敌人听到这句话时，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们被惊吓到了。正因为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江姐面对丈夫的首级才越发坚强。

铭记过去，铭记成岗的自白。在地下监狱白公馆里，受尽非人折磨的他依然顽强不屈，壮志凌云地写下了自白书，表明自己的决心。

铭记过去，铭记监狱之花的诞生。在那样一个受苦受难时刻被监视的恶劣环境下，如果没有全体狱友的悉心帮助，没有满怀胜利的信心，又怎么能让反动派对这事不管不问呢？

读《红岩》，一个个英雄人物走到我的面前，他们身上那种坚强的意志，不懈的斗争精神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心里油然而生的敬佩，也陷入深深的沉思。天真懵懂的我们，曾经憧憬着未来，规划着人生，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可在实现的过程中，谁又会想到，会是如此艰辛！但是，恰恰如此，那段残酷的岁月才值得铭记，那段过往记录了梦想实现的点点滴滴，那种鼓舞人心的斗志就是你遇到坎坷时不放弃的精神支柱，是你不知所措时的力量源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当你有了一点值得骄傲的成绩时，不要忘了，最初的你想要的是什么，当初的你曾经为此付出的努力。只有坚持不忘初心，持之以恒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才不辜负这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我会一直品读这本我最喜欢的书，因为我知道，每次读它，我都有不同于之前的理解和体会，收获满满的精神食粮。

关于红岩第二十一章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红岩》出版于1961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的血与火的考验，见证了众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经验，他们在1957年写了革命回忆录《火中永生》，然后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该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称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

影响过几代人的成长，在读者中有名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由几位作者集体创作的。罗广斌是作者之一，也是排名第一的作者。

罗广斌，1924年出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被抓进白公馆秘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的时候，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务委员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长和市文联专业创作者。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家中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拘留所坠落死亡，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早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斗，也是派斗的牺牲品。罗广斌死亡38年了。

由于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也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当时他的日子不好。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声已经像白天一样，但政治生活依然受到很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建议选择他作为访问日的代表，重庆市的一部分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问为理由拒绝的第二年共产党青年团召开了9大准备，成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否决了。在阶级斗争每年讲、每月讲、每天讲的时代，罗广斌在大屠杀之夜从监狱脱险的经验，正好构成了不安的历史疑问。因此，罗广斌在文革面前感到压抑。以席卷所有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立刻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舞，感动。他成为重庆最早的叛徒之一。这也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文革初罗广斌等作家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组，参与反抗夺取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组干部中最早反抗。1966年8月底，市文联员工郭青等开始设立反叛派组织红卫兵战斗组。当时，罗决支持，说:怕什么，最多进监狱，掉头，狱，掉头，家人成了反革命！放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似乎从罗广斌这句话中又看到了参加地下斗争时热血青年的风貌。遗憾的是，这次的献身决心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我们无限遗憾的地方。

文革中上海叛乱派一月夺权得到中央的肯定，各地纷纷听风。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所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士首先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像革命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抓住罗广斌》、《周扬黑线上的人物》、《黑帮派沙汀、马识途》、《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棒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当大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在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了派对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叛乱司令部下令逮捕罗2月5日，建设工程学院红卫兵绑架罗从家中抄写的2月8日，夺权者重庆市革联会宣布成立的2月11日，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宣布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解散……

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在拘留所坠落自杀。当时守卫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无法忍受连续几十个小时的精神拷问而跳下窗户死亡。罗当时被关押在大坪马家堡物流学院，审查员必须认真说明1949年11·27是如何被特务释放的。从5号被绑架到9号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轮流供应，罗先生一个接一个地吸烟，把清凉油涂在烟上，表情非常疲惫不安。这样彻夜失眠到了10号早上，罗端拿着洗脸盆在3楼的厕所里打水洗脸，没有准备好人就爬上窗台，说:毛主席万岁！跳下来，掉在地上撞到楼梯上，当场死亡。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怕罪自杀还是死亡抵抗？是杀人还是逃跑时不小心摔倒了？……文革中的这些说法曾经被叛徒派对炒鱿鱼。最后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议上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为他翻案，我们完全无视他。华英山游击队，完全不好，叛徒太多。——一段时间，华英山游击队叛徒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多的传闻广为流传。这表明迫害罗广斌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政治迫害的开始。更多的人的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信口开河后全改变了。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时代的缩影。回顾过去，我们似乎能触摸到那个荒唐的时代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置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冤案才得到昭雪。

罗广斌的死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而不是本文所能做的。罗广斌是一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鲁迅的话，有缺点的士兵毕竟是士兵，完美的苍蝇只是苍蝇。特别是现在有些人总是说牺牲的时候，应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开口闭嘴改革，开口闭嘴说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

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我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我认为，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