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 回归本质的教育探索(六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一

一、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和良好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万般被宠爱，造就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不懂得怎样去关心别人。作为家长我时刻注意自已的言行举止，不把工作压力和情绪带给他，以良好行为来影响他。凡事从正面去教育，遇到一些负面的不良影响，和他一起讨论让他懂得判断是非的能力。

二、以身作则，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现在的孩子读书压力大，作为家长应尽可能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舒适的环境里心无旁骛地学习。在孩子学习期间尽可能不去干扰他们，在旁边静静地看书报做家务，随时回答孩子关于学习方面的提问，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他们在一个言传身教的良好环境中快乐学习。

三、强打根基，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习最主要的是打好基础，我曾听过这样的话：小学、初中差不多就行，高中好好学。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小学和初中是很关键的打基础、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的阶段，一旦基础打不好，上高中后很难改变局面。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每天叮嘱孩子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课，不懂的一定要弄懂。英语一定要多读、多背、多听;数学一定要掌握基础，不能混淆概念，答题时看清题意，小心谨慎;语文不仅要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还要了解和课文相关的、书本上没有的其他知识要引申出去。从细微之处做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学习自觉性。

四、用爱心和微笑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孩子进入初一后，可能是青春期的缘故，越来越觉得与父母有抵触情绪，也不愿意多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学习好坏更是不愿讲。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以家长的身份与他说话让他反感?于是我放下家长的架子，对孩子报以爱心的微笑，经常有意无意地讲一些自己单位的事及自己在工作上碰到的困难给他听，并让他出谋划策。渐渐地孩子也对我讲一些学校里和学习上的事。对于他学习上的失误我从不直接批评，而是以鼓励和提出希望为主。

爱心和微笑的力量是无穷的，孩子求知的欲望是由父母激发出来的。假如父母是和善、循循善诱的，不用粗鲁的方法去使孩子疏远他们，而用仁慈的感情与言语去吸引孩子，就容易得到孩子的好感，孩子就整天开心快乐并愿意与你沟通交流。每天给孩子灿烂的微笑会让孩子身心感到愉快，智能得到发展。我是一个喜欢笑的人，我很庆幸在我的家庭教育中拥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微笑。在孩子取得成功时，我会用微笑送去欣赏;在孩子感到失落时，我会用微笑送去鼓励;在孩子犯错误时，我会用微笑送去宽容。我用微笑赢得了孩子的尊重和爱戴，微笑是一把闪闪发光的金钥匙，能开启教育成功的大门，帮助孩子茁壮成长。

五、培养良好兴趣，树立自信心。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有了兴趣才会有动力去做好它，带着兴趣学习和被动的学习，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从来不给孩子施加压力，让他报读什么提高班、辅导班之类的他不愿意学习的东西。我的孩子总是在玩中学、乐中学，而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现在，我的孩子已学会了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踩滑板、骑自行车、滑冰、游泳等。他从这些运动中懂得了什么叫团队协作精神，也尝到了成功和失败的滋味，这些亲身体验对他来讲是一笔很好的精神财富。

六、认真总结经验，制订好下一步学习计划。

每一次考试，我都让孩子总结成功经验，找出每一个阶段的弱点与不足。每次成绩出来后，都要和孩子一起总结分析每一科目存在的问题，制定好下一步的学习计划，打有准备之仗，凡事做到稳操胜券。

七、教育孩子正确地面对挫折。

在人一生当中，遇到挫折在所难免，苦难是人生一大财富，不幸和挫折可以使人沉沦，也可以铸造人的坚强意志，成就充实的人生。苦难是人生的一位良师，它能教给孩子学会用感激的心情，积极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勇敢地参与社会竞争。

八、把握好尊重、信任、鼓励、批评的尺度。

做父母要学会换位思维，要尊重、信任孩子，多了解他们，以心换心，用信任赢得他们的信任。日常生活中要通过细心观察、倾心交谈、悉心照顾、耐心帮助等方式多了解他们成长的烦恼、心灵的需求，切忌拿自己孩子的缺点和别人孩子的优点相比。每当遇到困难，多鼓励安慰，帮他找回自信。以恰当的方式批评孩子所犯的错误。

九、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一到孩子放假，我们都会抽空带他去旅游，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孩子通过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增长了不少见识，开拓了视野。看到孩子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玩耍、其乐融融自我陶醉的样子，我们舒心的表情喜形于表。是啊!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十、做好表率，常怀感恩之心。

现在的独生子女们，家长们宠着、爱着，个个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小太阳，有时用软的不行，用硬的也不奏效，不好管理。所以要求他做到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做好表率，尽量做到最完美。例如：要求他不要经常打电脑游戏，那首先我们也要做到不玩，努力去做他的榜样。孩子是有思想、有血有肉的，我们为孩子所付出的爱心、耐心和关心，他们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家长的言传身教和无微不至的关爱会感动孩子，他们无论何时，无论对老师、家庭、社会都会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也会带着一颗诚实、善良、感恩的心去努力创造一切并回报社会。

培养孩子的体验远不止这些。它是多方面的、具体的、有感触的。每个家庭的环境不同，孩子的具体状况不同，教育的具体方式也不同。在孩子的成长教育过程中我也曾困惑和彷徨，但我会依然执着和努力。我坚信：只要我赋予孩子更多的爱心和微笑，我的孩子一定更棒，将来一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二

今天，我们上了一堂“语美整合课”——语文、美术一堂学。

人教版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七的“口语交际”是看图讲故事——说好“话”的前提是读懂“画”，其后有一“画画写写(绘制连环画)”练习;美术第13课是“故事画”——画出美画的前提是讲出故事，绘制连环画是其拓展项。教学内容与要求的同向让我们想到了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的横向穿插教学：备课是在两科老师的商讨下完成的，活动是在两科老师的交叉引导下进行的。

整堂课分讲故事画图、看图讲故事、画图写故事三环节：

第一步，语 文老师引导示范“如何讲述自己的生活小故事”;美术老师特意点明其中包含的“绘画要素”：时间与场景、心情与表情等的紧密联系——这也正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点。

第二步：小组内自由讲故事，美术老师为各组拍照——为引导学生“从身边讲起、画起”准备现场资料;语文老师观察、指导各位同学的表情、语言等各方面的情感表达方式。

第三步：投影显示“现场照”，真正让学生体会到“我就是故事与图画的主人公”。语文、美术老师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指导图画的描述、绘画方法，同一个观察点，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投影”;同一脑海中，对同一情景的“三视影像”又会彼此互动，感触点的增多自会让想象更加合理到位，让语言表达更加深情真挚，让图画绘描更加真切生动。而且，这一特别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们一会儿感到语文老师是自己的“同学”，一会又感到美术老师是自己的“同学”;一会儿在与“同学”一起向老师提问、请教，一会儿又与“同学”一起反驳老师、表述自己的正确理解——行动的勇气就来自身边那位特别的“同学”，这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自然、真实的“师生一体化”学习氛围吗?

第四步：回归课本。自读语文课本上的“故事图”，自由讲述后想象、续编，利用所学描述、绘画方法进行表演、作画，并将二者融为一体——制作连环画。

三课时的教学内容(美二语一)两课时完成了——连课下作业都搬上了课堂!二位老师的交叉引导，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主人身份，敢于放宽自己的思维领域、提高自己的表达勇气，让语文“口语交际”与美术“故事画”的学习都取得了超标教学效果。

反思：前苏联教育家斯卡特金在具体分析作文训练同小学各科教学的关系时，认为作文训练同阅读、美术、音乐、数学、综合实践等学科建立横向联系，科任教师协助指导，让各科为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提供条件，使这些训练服务于各学科，能达到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的目的。口语交际是作文的雏形，教学过程中更应时时考虑横向穿插。它既能让老师的引导全面到位，又能使学生的思考与练习点滴不漏、扩及千里。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三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四

两科一堂学

今日，我们上了一堂“语美整合课”——语文、美术一堂学。

人教版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二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七的“口语交际”是看图讲故事——说好“话”的前提是读懂“画”，其后有一“画画写写(绘制连环画)”练习;美术第13课是“故事画”——画出美画的前提是讲出故事，绘制连环画是其拓展项。教学资料与要求的同向让我们想到了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的横向穿插教学：备课是在两科教师的商讨下完成的，活动是在两科教师的交叉引导下进行的。

整堂课分讲故事画图、看图讲故事、画图写故事三环节：

第一步，语文教师引导示范“如何讲述自我的生活小故事”;美术教师特意点明其中包含的“绘画要素”：时间与场景、心境与表情等的紧密联系——这也正是提高语言表达本事的关键点。

第二步：小组内自由讲故事，美术教师为各组拍照——为引导学生“从身边讲起、画起”准备现场资料;语文教师观察、指导各位同学的表情、语言等各方面的情感表达方式。

第三步：投影显示“现场照”，真正让学生体会到“我就是故事与图画的主人公”。语文、美术教师各自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指导图画的描述、绘画方法，同一个观察点，不一样的视角就会有不一样的“投影”;同一脑海中，对同一情景的“三视影像”又会彼此互动，感触点的增多自会让想象更加合理到位，让语言表达更加深情真挚，让图画绘描更加真切生动。并且，这一异常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们一会儿感到语文教师是自我的“同学”，一会又感到美术教师是自我的“同学”;一会儿在与“同学”一齐向教师提问、请教，一会儿又与“同学”一齐反驳教师、表述自我的正确理解——行动的勇气就来自身边那位异常的“同学”，这不正是我们一向在寻求的自然、真实的“师生一体化”学习氛围吗

第四步：回归课本。自读语文课本上的“故事图”，自由讲述后想象、续编，利用所学描述、绘画方法进行表演、作画，并将二者融为一体——制作连环画。

三课时的教学资料(美二语一)两课时完成了——连课下作业都搬上了课堂!二位教师的交叉引导，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到了自我的主人身份，敢于放宽自我的思维领域、提高自我的表达勇气，让语文“口语交际”与美术“故事画”的学习都取得了超标教学效果。

反思：前苏联教育家斯卡特金在具体分析作文训练同小学各科教学的关系时，认为作文训练同阅读、美术、音乐、数学、综合实践等学科建立横向联系，科任教师协助指导，让各科为学生表达本事的提高供给条件，使这些训练服务于各学科，能到达互相渗透、相得益彰的目的。口语交际是作文的雏形，教学过程中更应时时研究横向穿插。它既能让教师的引导全面到位，又能使学生的思考与练习点滴不漏、扩及千里。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五

新接到2年级语文实验班数学，看到那些可爱小不点，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怕他们对数学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对语文的兴趣实在浓厚，七、八岁能洋洋洒洒写出千字文章，爸爸妈妈惩罚孩子的办法是不让他看书，想来都有点害怕!

开学以后，最担心的事也就出现了，班上一部分孩子反映出对数学的“淡漠”，家长也和我交换意见，怎么才能让孩子对数学有兴趣呢?实在的，面对一群聪明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他们喜欢数学呢?对我真是一个挑战!

我除了上课尽量使用电教手段，做一些动

只要有家长与我交换意见，我就给他们

我这样好吗?我说:“其实，考试不是目的，目的是怎样让他们今后学得更好。”

有个学生在网上这样写到:“昨天，姜老师把试卷发下来了，我看了一下，等级是a ，错了两道小问题，分数就说明是95分—99分，我唉声叹气地说:要是得了a 就好了，分数是100，平时上课要专心听讲、积极发言，成绩会越来越好。啊!这真是我最满意的数学试卷啊。”还有学生这样写:“今天是11月5日，星期三。上午，我们第一节是数学课，姜老师先问:你们是愿意上课还是愿意考试呀?有很多同学都说愿意考试，姜老师一听，就说:数学书放进书包里，把文具盒留在外面，我们一听，异口同声地说:耶!数学考试喽!一会儿，姜老师把试卷发了下来，我们就开始做题了，我做到最后一题的时候，我一看，哈哈!我全会做!我一定能得到100分!”

要知道他们都是数学有点“问题”的孩子，看到她们对数学自信的回归，我心里激动不已。就这样，班里几个上期数学不好的孩子，都“考”到了很好的成绩，上课他们特别的

真正的单元测查更令我高兴，上期班上补考也不及格的a同学也考了84分，他已经成为班上听课认真、积极举手的一员了，也成为了一名自信的孩子。不过我和他的秘密还要进行下去，直到他考得更好。

推荐回归教育本真心得体会王纲报告六

摘要:叙事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已经被逐渐应用在各个领域中，近年来在护理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主要介绍了叙事教育的概念、素材和教学程序，以及在学校教育和临床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总结了叙事教育对我国护理学未来发展的启示，以期能为叙事教育在护理行业更好的开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叙事教育;护理教育;应用现状

我国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护理教育事业改革的步伐。不管是在学校中传统的授课方式，还是在临床中传统的带教方式，教给护生都是死板的书本知识和临床技能。然而在倡导人文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提高护生的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叙事教育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通过丰富的教学形式带给老师和学生不一样的教学体验，使所学内容更加深入人心，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1993年由美国护理教育学家diekelman首次将此方法引入护理教育领域［1］，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在护理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xx年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125所医学院校中至少有69所院校将叙事教育作为必修课程［2］，可见叙事教育早已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本文通过对叙事教育在我国护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希望这一新的护理教育思路和模式能被更多的护理学者注意并加以应用，推动我国护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叙事教育的内涵

叙事，指的是叙事者向他人讲述某种经历或故事［3］。叙事教育是一种建立在现象学、解释学、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它的作用是通过对叙事资料进行解释，讨论分析来达到描述经验，解释特定现象的目的，让学习者有更深刻的学习体验和领悟［4］。叙事教育应用在护理学科中，可具体解释为是以研究为基础，解释、分析和重构护生、教师和临床护士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经历，帮助学生进行评判性思考，提升教育者教学素养，以达到深层次教育目的，让师生对教学内容有更深刻的感知和领悟的一种教学方法［5］。

2叙事教育的教学素材

叙事教育素材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我国大部分叙事素材都是从国外借鉴，缺乏原创性，目前正处于开发和整理的阶段。叙事素材包括各种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散文、诗歌、传记，也包括影视作品、照片等形式［6］。通过阅读这些文学素材，可以引发师生强烈的情感触动，起到良好的价值信念引导作用。杨晓霖［7］将国外叙事素材大致分为疾病叙事作品、关于医生负面形象的叙事作品、描述治病历程的散文小说、患者对疾病痛苦的叙述以及一些传递医疗知识的疾病素材。我国护理学者高晨晨［8］根据人的生命周期构建、开发了叙事护理素材，共收录了故事、影视和图片素材107件，并与儿童护理学，成人护理学和老年护理学等课程相匹配，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此外临床护理工作中也有着丰富的叙事素材，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总结，将身边的资源有效利用起来［9］。

3叙事教育的教学程序

目前国内尚无具体标准化的叙事教育方案，护理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探索适合我国文化背景、适用于护理学科的教学程序。国外学者mcdrury等［10］运用讲故事这一形式，提出了反思性学习模式，高晨晨课题组［11］在此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叙事护理教学程序，获得了广泛认可。具体内容如下:

3．1选择合适的教学素材，设计教学方案

教师在课前选择好适合教学主题的素材，提供课程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自己搜集相关内容，并回忆与自己有关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根据这些素材，教师可以在这些基础上设计教学方案，进而让学生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3．2引出素材主题，创造真实或者类似真实的护理情境

教师通过引导语引出问题，适时通过言语渲染课堂的氛围，使学生快速进入状态。通过播放图片视频、欣赏文学作品或讲故事等方式呈现素材，并且可让同学对特定情况进行角色扮演，创造出类似真实的情境，让学生有更加深刻的体验。

3．3师生讨论，表达观点

通过不同方式呈现出素材以后，教师设置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疑问，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们各抒己见，自由辩论，老师也可适时参与讨论。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可以深化他们已有的认识，促使新思维的产生。

3．4分享感悟，自我反思

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自身实际经历与教学主题相结合，自我反思，分享每个人的所思所悟。

3．5付诸实践

教师要利用临床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将在叙事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在真实的临床护理工作中。

4叙事教育在我国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4．1在学校课堂中的应用

国内将叙事教育运用于学校教学课程目前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于海容等［12］针对护理人文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构建了叙事护理学课程知识体系，包括绪论、关注、隐喻、同理、反思、回应、情绪管理7大模块，共22项教学内容，丰富了护理人文课程体系，为提高护生的人文素养做出了新的贡献。贺利平等［13］在基础护理学教学过程中融入了叙事教育方法，教学干预后，接受叙事教育护生的人文关怀品质有了明显提高。董永泽等［14］在443名护理专业大专生的护士人文修养课程中采用叙事护理教学方法，在课堂中呈现叙事素材并让学生进行叙事角色扮演。课程结束后，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教会他们学会感恩生命与敬畏生命，增强了护理人文关怀意识。杨运秀［15］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20xx级高职护理专业的护理伦理学教学中打破传统教学方案，尝试应用叙事教学法，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用实践证明该方法可以促进学生自觉遵守伦理规范，有助于学生良好人文道德品质的形成。李雨昕等［16］根据护理学导论教学内容，设计教师叙事和学生叙事，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营造叙事教学氛围和师生互动，最后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叙事教学的满意度高达95．1%。

4．2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叙事教育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临床带教中，帮助学生积累临床经验和教训，提高护理工作兴趣和护生的综合素质。在本科护理实习生临床教学中要求护生观看和阅读有关电影或文学作品、鼓励护生与病人交流和撰写反思日记，三周后进行考核评价，这种叙事教学方式提高了护生的学习兴趣，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也有大幅度的提升。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叙事教育法，对进入手术室实习的护理本科生施行叙事教育策略，根据实习的不同阶段向护生讲述相应的临床叙事素材，培养了实习生的关爱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5叙事教育对我国护理学发展的启示

5．1培养护理人员的叙事能力，帮助护患之间进行有效沟通

在临床工作中，护士与患者接触最多，更容易发现患者的精神变化和需求。护患之间发生矛盾，有时候正是由于护士未能够很好地理解和回应患者。如果能培养护士的叙事能力，让护士和患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通过交流让护士及时发现患者的需求和困难，不断反思自己的护理行为，那么将极大促进护患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培养护生和临床护士的叙事能力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国内尚未针对此问题制定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这就需要相关研究者加大研究力度，早日构建培养护理人员叙事能力的教学模式。

5．2弥补不足，创建符合我国文化和护理学科特点的叙事教育方式

叙事教育在我国的开展才刚刚起步，叙事素材不够广泛和新鲜，缺乏创造力，主要依托于西方艺术作品。在以往的开展的护理叙事教育中，教师多借鉴国外的文学作品，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学生有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素材的深刻意义，从而导致教学目的无法达成。因此今后我们应结合我国文化和护理学科特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叙事素材资源库。此外护理叙事教育师资建设和教学评价体系尚不完善［23］，这就需要护理研究者汲取国外经验，创建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的师资队伍和质量评价工具.

参考文献

［2］杨晓霖．美国叙事医学课程对我国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启示［j］．西北医学教育，20xx，19(2):219－221，226．

［4］郭瑜洁，姜安丽．叙事教育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护士进修杂志，20xx，26(1):25－26．

［5］高晨晨，姜安丽．叙事教育在护理人文关怀教育中的应用［j］．解放军护理杂志，20xx，30(11):31－33．

［6］于海容，姜安丽．国外叙事医学教育发展及其对护理学的启示［j］．中华护理杂志，20xx，49(1):83－86．

［7］杨晓霖．医学与叙事的互补:完善当代医学的重要课题［j］．医学与哲学，20xx，33(6b):12－14．

［8］高晨晨，姜安丽．人文关怀叙事护理素材的开发与制作［j］．解放军护理杂志，20xx，31(7):15－18．

［9］岳慧娟，段思柳，刘芳娥．叙事护理教学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报，20xx，24(13):53－56．

［11］高晨晨，姜安丽．叙事护理教学系统的设计及开发［j］．中华护理杂志，20xx，50(2):209－212．

［12］于海容，姜安丽．叙事护理学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xx，51(7):832－835．

［13］贺利平，周芸．叙事教育在培养护理本科生人文关怀品质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导报，20xx，12(9):157－159．

［14］董永泽，杨青敏，邱智超．叙事护理教学在护士人文修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护理教育，20xx，13(9):675－679．

［15］杨运秀．叙事教学法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西部素质教育，20xx(12):93．

［16］李雨昕，罗珊，杨茜．运用叙事教育对提高护理学导论教学效果的观察与探讨［j］．教育现代化，20xx，4(25):284－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