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 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感受(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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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20xx年x月x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顺应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需要,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核心,强化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理念,首次构建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准则趋同、涵盖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可独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新的跨越和历史性的突破。
改革开放xx年来,我国会计准则从无到有,从简单的几项准则到比较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我国会计准则的产生和发展凝聚着我国会计专家、学者和会计从业人员的心血,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是相关各方利益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并最终上升为一种政治化的程序,体现为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因此,会计准则的实施会产生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影响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经济后果"。所以,只要存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差别,会计准则制定的政治化倾向和会计准则所具有的经济后果就必然存在。
1会计准则改革起步阶段(1978-199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合资企业与独资企业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使得原有的会计核算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模式的缺点日益暴露,不同所有制和部门的企业之间由于各种会计制度规定的方法、程序和报表格式不同,造成会计信息不可比、给国家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债权人进行贷款分析、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之间进行公平竞争等均带来很大困难,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也及时认识到:会计改革已成必然,只有使会计管理体制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从19xx年开始借鉴西方国家的会计基本原理,并于19xx年开始关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会计学会还组织翻译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供国内会计专家学者研究使用。19xx年财政部提出了制定我国会计准则的设想。19xx年x月x日我国财政部正式设立了专门研究会计准则制订工作的"会计准则组,并召开会计工作座谈会拟定我国会计改革纲要,在正式发布的会计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制定会计准则,改革会计核算制度"。19xx年,财政部发布了会计准则草案,广泛征求各地各部门的意见,19xx年x月,以财政部部长令的形式正式发布了第一项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准则》。
2会计准则具体化阶段(1992-20xx年)
19xx年x月制定了第一个企业会计准则之后,19xx年我国财政部开始了具体会计准则的制订研究工作,19xx年x月x日,财政部正式颁布了我国的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之后的几年陆续颁布了债务重组、会计差错更正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准则,无形资产、租赁准则等16个具体会计准则,而且在这16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制订中大量借鉴了国际会计惯例。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发布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防止出现制度空当,我国在发布和实施会计准则的同时,还不断地制定、修改会计制度,20xx年还制定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协调的企业会计制度,进而形成了国际上少有的"准则"和"制度"并行的会计规则结构。
3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阶(20xx-20xx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以国际化策略为主导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20xx年x月正式加入wto,我国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进程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大,中国的会计走向国际化已成为共识,《企业会计准则》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合经济和会计的发展,与后来颁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以及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和制度不一致。因此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更加迫切。但由于我国的会计环境的特殊性,我国不能完全照搬ias,同时又要为经济的国际化服务,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确立了以国际化为主导同时兼顾我国自身特色的渐进式的会计准则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制订策略。
4会计准则体系构建阶段(20xx年以来)
20xx年x月x日财政部向外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20xx年x月x日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完善后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构成,于20xx年x月x日在上市公司试行。基本准则在整个准则体系中起统驭作用,主要规范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定、会计基本原则、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具体会计准则又分为一般业务准则、特殊行业的特定业务准则和报告准则三类。而具体会计准则的应用指南则类似于《企业会计制度》,主要对会计科目的设置、会计分录的编制和报表的填报等操作层面的内容做出示范性指导。至此,我国终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该体系在总原则、结构与范围上充分借鉴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趋同,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及法律环境,对部分经济事项或交易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会计处理方法。
1环境变化是会计准则发展的基础
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由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主要是由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来推动的,而不是经实务规范和技术标准逐步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布的会计准则是一种应急措施,基本准则的建立是为了与宏观上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这样可以使我国的会计准则在一段时期内与客观的经济条件相适应,但同时也增加了会计准则的波动性,加大了微观经济个体的执行难度和转换成本。2事件处理是会计准则发展的动力
与西方会计准则的发展过程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是一种"事件处理模式",但是当今风靡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却采用"通用原则引导模式"来为各种经济交易和事项提供会计处理依据。我国第一个具体准则的颁布是为了应付"琼民源事件"引发的会计问题,后来发布的十几项准则是为了应对国有企业上市。"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有助于提高准则制定过程本身的质量、一致性,以及能够缓解实务界要求准则制定者及时做出反应的压力,这种模式逐渐被一些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所采纳(杜莉,20xx)"因此,我们在制定了已经趋同的会计准则之后,应该考虑制定概念框架,同时可以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技术标准"部分以及整个会计理论体系。
3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是会计准则发展的关键
当旧会计准则对某利益集团不利时,该利益集团就惠推动会计准则向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发展,新的会计准则取代旧会计准则就指日可待,当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已变得箭在弦上、不得不为时,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专业性的民间团体都在考量由自己来制定会计准则的成本与效益。社会最终选择谁来制定会计准则,是各相关利益团体(包括政府)博弈的结果。具体到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选择上,数十年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以及目前较强的政府职能作用和相对较弱的会计职业界,形成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政府主体模式。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出台,引起了国际、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和实施以来,无论在会计准则本身的自我完善方面,还是在会计准则产生的作用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1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法规体系
自从19xx年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后,《会计法》一直是我国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以及对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进行管理的母法,而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会计模式从制度型向准则型转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过渡性阶段,以基本会计准则为导向,以行业会计制度为核算的"准则+制度"的实施模式,体现了我国会计法模式的特色。中国的会计法规体系呈现出以《会计法》为依据,以会计准则为导向,以行业会计制度为核心,以内部会计规程和其他会计法规为补充的运行结构有利于会计准则未来发展与完善等特点,是现阶段可行的会计法规体系。
2实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我国新准则体系的出台加快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步伐。首先,新会计准则体系在内容上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其次,新基本准则中的会计基本原则,继续保留了谨慎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等,也强调了对比性、一致性、明晰性等原则,但权责发生制和历史成本不再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再次,在要素计量方面新会计准则体系的亮点在于公允价值的应用,其规定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同时引入公允价值。总之,新会计准则既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趋同,也兼顾了中国的国情。
3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打破了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二是尽可能与国际会计惯例协调。前者为会计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用、可比创造了条件,后者则为中国经济大步融入国际经济的行列扫清了道路。会计准则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会计目标和原则,会计政策和方法以及会计报告体系和结构,消除了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国外资本融入国内市场的空间障碍和阻力。使国内企业到香港地区和美国上市发行股票变得更加容易。4推动了会计理论发展和会计实务的革新
在实施会计准则以前,我国会计界对西方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相对较弱,伴随着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会计实务逐渐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会计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普遍感到过去比较精通的会计知识已经陈旧,与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从而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会计的高潮,并通过中西方会计比较,使之与我国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会计管理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中外合璧"的独特景观。
参考文献:
[1]葛家澍.葛家澍文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xx
[2]杜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及其经济分析[j].会计研究,20xx
[3]蔡明利.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透视[j].现代商业,20xx(20)
[4]李作畅.浅谈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j].科技创新导报,20xx(22)
[5]李应芳.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j].时代经贸,20xx(6)
[6]李平.新会计准则的评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xx(6)
[7]纪金莲.新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20xx,(12)
[8]李强.中国会计准则发展历程和意义[j].现代商业,20xx(27)
[9]孙松.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启示[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xx.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论文题与论文的内容基本相符,结构基本完整,语言也比较通顺,没有大的语法错误。问题是,全文引用的部分太多,自己的分析太少,有些“分析”有抄袭的痕迹。应当说,完成这篇论文所需的材料已经具备,作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稿评语:
在一稿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合并了某些不必要的段落,重拟了论文中某些章节的标题,修改了某些病句,参考文献中的错误也得到了纠正。
新的修改意见包括:摘要的首句,关键词的更换,对影响jack london的一生,并在其作品the call of the wild中有所体现的“superman”还应有进一步的说明。时态用法上的部分混乱情况还需纠正。引用部分过多,自己的评述太少,有的参考书目在文内根本未提及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建议从london是所谓超人,buck也是超狗的角度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作者生平对其作品的影响。
定稿评语
论文题与论文的内容基本相符,结构完整,语言比较流畅。即或在初稿中除了分段过细外,也没有发现多少严重的语法或拼写错误。作者试图从jack london的生平中寻找作家与其小说中某个人物的关联。从内容看,作者对原著比较了解,也收集到了相关的资料,但仅限于资料的罗列,如何通过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论文写作应达到的目的,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作者所下的功夫还不够。
[例二]
初稿评语:
论文涉及的内容对跨国公司内文化冲突的解决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论述比较充分,条理比较清晰。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作者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但对近在眼前的中国的例子却很少。东方文化的例子多取自日本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文章层次分得过细是另一个缺点,几乎一个自然段一层,如不仔细看反而更令人糊涂。在打印格式、拼写、用词上有不少错误,特别是论文的后半部分。参考文献部分尚缺出版社地点。
在一稿的基础上有较大改进。主要的问题多已解决。特别是一稿中分层太细、缺少中国文化例证等缺点。语言上的错误纠正了许多,但仍有上次指出的错误没有更正,如course,cause不分等。参考文献的排列也还存在一些小问题。引言部分还是没有标明出处。
定稿评语:
论文结构完整,各部分基本符合英语论文的写作规范。作者试图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内的文化冲突并寻找解决的途径。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作者显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论述比较充分,条理也很清晰。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本人没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也没有去跨国公司作相应的考察,因此,她的论述只能基于阅读中获得的二手资料,而所谓东方文化又多以日本的资料为代表,要解决人们更为关心的在华跨国公司内的文化冲突问题,读者更需要的则是中西文化的对比,这方面作者虽然在以后各稿中补充了一些,仍显不足。
[例三]
初稿评语:
论文的选题很好,有创意。作者对maslow的心理学理论及jack london的原著都有所研究。问题主要表面在:1:对英语论文的格式很不了解,introduction部分又是图表又是分节。论文的后边没有结语,参考文献的排列也不规范;2:观点方面的错误在于竟然认为人类心理学的理论也适用于动物。其实杰克伦敦作品中的那条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拟人化了的,是体现所谓权力意志的超人,或super dog。此外语法上也有一些错误。
二稿评语:
作者在一稿的基础上作了比较认真的修改。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改进。从网上下载的两个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的流程图已被删除。前言中的部分内容已按要求移到了正文部分。添加了结论部分,尽管内容还有待充实。参考文献部分已重排但仍有不规范的地方。
定稿评语:
论文的选题很好,有创意。据了解,作者是在商务英语的学习中接触到maslow的心理学理论的。而初次读到jack london的the call of the wild则是在大学二年级的英语阅读课上。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作者作了一定研究,特别是jack london的原著。从作者对原著的引用情况不难看出,她对原著的内容是相当熟悉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比较认真,能按照学校的要求与自己在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写作进度分阶段地完成论文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对于初稿中从形式到内容等方方面面的错误,一经指出,作者都能认真对待,反复修改。尽管语言仍略显稚嫩,但论文条理清晰、说理充分,观点具有独创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一,该论文选题合理.区域经济问题是经济界研究的热点,而农业经济增长问题亦是当前讨论的焦点,近几年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对此已有许多较为成熟的论述,在新疆也有专家学者(如高志刚等人)对新疆区域经济问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及其增长问题的结合研究,尚未发现有专门的论述.如何认识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差距现状及未来的走势,促进农业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是经济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该论文选题意义所在.
二,数据资料翔实,分析方法选用得当.该开题报告能立足于新疆实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选用了较先进的分析方法(运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b—j预测,r/s分析,非线性回归),借助统计分析软件做大量的模拟实验,以相关区域经济理论为依据,对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区域经济差异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结论和建议较合理.该论文注重理论依据的阐述和模型分析结果的定性分析,在写作过程中对选用的分析方法均做了试算和合理性分析.对新疆农业区域差异的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相符,建议较中肯,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该论文选题正确,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数据资料充分,分析方法先进,写作进度安排合理,结论和建议具有区域现实意义,建议推荐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本论文选题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文献材料收集详实,综合运用了所学知识解决问题,所得书记合理,结论正确,有创新见解。另外论文格式正确,书写规范,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摘要:语言的形成,无不受文化特点的影响,反过来文化特征也左右语言的发展。一个民族因为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同,致使形成的语言内涵也有明显的区别。教师应该正确认识到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并在教学中予以重视。
关键词:文化差异;语言功能;教学效果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语言传承着文化,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所以语言和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标志。语言的形成,无不受文化特点的影响,反过来文化特征也左右语言的发展。一个民族因为自身的文化传统不同,致使形成的语言内涵也有明显的区别。汉语和英语之间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导致相互间语言学习的障碍,那就是文化的差异产生的语言内涵的差异。那么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差异呢?
英语是西方文化的集中体现。国情不同导致文化也不同,英语教学的最终结果是英语的运用。语言的交流功能是第一位的,对文化的传承也是第一位的。语言运用中的听、说、读、写能力是交流的四大要素,在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能力也是一项重要技能。所以能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而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忽略了这种能力的培养,也忽略了各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产生阻力。简单地说,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交流就是要让语言的运用者知道在什么背景下说什么话。
在英语学习中,很多时候是有文化差异的。教师要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充分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特点,并且在实际中大力运用。比如我们国家向别人道歉时的语言表达和英语国家的道歉方式是不一样的,comrade是我们常用的称呼,而西方人则称呼sir或者madam。如果在教学中不注意这种差异,那么在交流中就可能会发生误会,影响交流的效果。比如在英语中,教师一词只作为一种职业,而在我们汉文化中,尊师是传统,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称谓,是尊称。这些文化的差异都反映在语言的运用中。教师在教学中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并进行协调,使学生顺利适应这种差异带来的不便。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充分重视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语言学习更加高效。
参考文献:
宋修臣.浅谈初中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协调的方法[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7(21)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摘要】: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经济下行和经济增速、增长结构和发展动力调整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不断增大,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变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挑战。本文从商业银行实践分析着手,探讨如何主动管控信用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变化
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速回落、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改变,这些变化对商业银行这样的强周期、高依赖型行业的冲击和影响无处不在。
(一)经济增速放缓与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相适应,业务增长速度将逐步回落新常态。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8%,而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速却保持20%~30%,这显然不尽合理,也不可持续。在这样的格局下,很多的金融活动实际上是“脱实就虚”“自娱自乐”.同样地,单个金融机构对其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也要更为现实、理性。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区间的下移,商业银行过去“高歌猛进”的黄金繁荣期已经结束,从20xx年前三季度公布信息上看,国内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下滑比较明显,全国16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1.03万亿,同比增速2.1%,其中四大商业银行增速下滑至1%以内,商业银行业务增速回落将是金融业的一个“新常态”.
(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与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金融业态将发生变化。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
一是“资金多,资本少”,造成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偏高;二是“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国民经济的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三是“银行存贷业务多,其他业务少”,商业银行重视发展存贷款,较少从事其他金融业务。今后,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局面将逐步得以改变。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服务业态将加快涌现;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价格机制更加市场化,未来利率、汇率的波动也将成为金融的一种“新常态”.
(三) 与经济增长动力改变相适应,商业银行各项基础条件将不断改进并完善,金融监管环境将日趋严格。一是维护金融稳定,对银行资本的要求更为严格,对流动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二是实施“栅栏原则”,要求把银行或其他不同类别金融业务及风险进行区隔;三是加强审慎监管,一方面要求银行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活动更加透明、规范。
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变化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不可避免要经历行业景气周期性波动,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态势将不断加剧,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尤其是顺经济周期的行业信用风险将不断上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部环境压力加大。
20xx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带来了重大冲击。危机之前,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平稳增长,很多企业对未来发展普遍乐观,并基于对当时经营环境的判断,采取了增加财务杠杆扩张的经营策略。但是20xx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投资增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内需提振乏力,加之信贷政策收紧,很多企业资金断裂,关停倒闭。受大环境影响,煤炭、钢铁、水泥、冶金、有色、机械等支柱行业经营持续低迷,整体经营效益持续下滑,行业风险管控压力加大。在采矿、有色、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支柱经济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下跌,销售量、现金量和利润普遍下降的情况,客户经营状况下滑,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第一还款来源保障度有所减弱,存在通过自身经营性现金流之外的资金偿还贷款本息情况,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控冲击加大。
(二)不良贷款有所增加。据统计,近来多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呈现“双升”势头。预计在今后两年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将进一步增加,不良贷款管控的压力还将持续加大,信用风险管控成效将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风险传递范围扩大。从区域分布看,不良贷款首先从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暴露,目前仍在持续发酵,逐步蔓延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将成为不良贷款新增较多的区域。从客户结构看,受国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政策以及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风险处于高发态势,产能过剩行业风险严峻,钢铁、有色、煤炭、采矿等行业普遍经营恶化,并向上下游扩散,产业链风险加速暴露。同时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紧张、库存量大、集中、房企融资难,绕道融资量大,风险凸现。特别是高风险担保圈、通过关联公司流向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信用风险管控压力明显增大。
(四)客户自身抗风险能力脆弱。
当前企业客户出现风险,有前期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集中体现,主要表现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丧失,陷入流动性紧张、有资产没有现金流的困境。近年来,企业集团化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通过多头融资、过度负债扩张规模,跨界经营,涉房、涉矿,涉及民间融资。随着经营环境变化,市场需求疲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加之用信短贷长用,用信期限错配,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不匹配,导致资金回笼出现问题,企业难以应付日常开支和偿还到期借款,风险很快暴露并传染至子公司。加之受宏观政策的影响以及房地产价格回归理性的趋势,抵押物的价值与过去几年相比出现明显下跌,抵押物的价值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打折,信用风险缓释能力有所下降。
(五) 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不到位。一是风险控制意识不强。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存在“重发展、轻管理”,关注贷款抵押手续落实,轻视企业经营管理,风险识别不准,预警处置不及时,缺少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二是贷后工作不扎实、不精细,对企业生产、销售、盈利、投融资、担保、重大事项等情况不深入调查分析,只停留在客户汇报和表面数据分析,贷后现场检查走过场,没有针对客户的具体情况和经营变化“对症下药”,风险信号报告滞后。三是资金监管不到位,受托支付落实不到位,资金流向与申请时的用途背离,不能专款专用,尤其是集团客户信贷资金多被变相归入集团或关联公司,从而“身首分离”、失去控制。四是抵押物管理不到位,抵押物管理未按规定开展定期评估,抵押物被强行处置、变卖,或被重复抵押、转让不知情、不作为,第二还款来源形同虚设。五是对发现的风险信号不敏感,反应不及时、决策不果断、处置措施不坚决,丧失风险化解的最佳时机,造成最终损失的扩大。
新常态下加强信用风险管控的建议
新常态需要新金融,商业银行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经济环境对信用风险管控的新要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积极应对新常态下信用风险管控带来的挑战。
(一)严格落实信用风险管控责任。商业银行行长是信用风险管控的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前瞻思维”“底线思维”,对辖内风险管控“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全力推动信用风险管控。对大额信用风险客户,商业银行领导要挂点包户,亲自研究风险化解方案,亲自推进化解方案实施,前台客户部门要按照分层管户要求,担负起风险化解的牵头责任,做细做实客户风险防控;信贷、风险等中后台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职能,加大贷款到逾期监测,及时预警风险,协助客户部门制定风险化解方案。不断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强化条线工作督导,各司其职、通力协作,构筑有效的前、中、后台三道风险防线,提升风险管控合力,提高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与化解能力。同时,加大对虚假骗贷、内外勾结等引发的信用风险事件责任追究。
(二)主动做好全流程信用风险管控。坚持以“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评价”全流程信用风险管理的原则,严控信用风险。一是提高调查质量,严把准入关。提高调查质量,严格落实信贷政策和准入要求,不能以客户营销和同业竞争需要为由随意突破准入标准,防止“病从口入”.对高风险担保圈、隐性集团客户要加强准入管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做好前瞻性风险预警和防范。二是做实贷后管理,严把评估关。前台部门要定期开展贷后管理,准确识别客户生产经营中的不利因素,及时掌握客户风险变动状况,有效处置各种可能形成贷款下迁的风险因素,防止贷款形态向下迁徙。特别做好贷款到期前及利息结息前各项贷后管理工作,提前落实还贷资金来源,力争贷款到期及时足额收回,防止出现因内部管理不到位、非客户因素导致的贷款逾期。
(三) 持续开展问题客户信用风险排查。定期对辖内法人客户专门开展风险摸底排查,不断加强信用风险的前瞻性管理,真正做到客户风险状况“心中明、底数清”.排查的重点是客户生产经营情况和贷款风险状况,尤其要高度关注客户出现过逾期、欠息的,是否存在过度授信、多头授信、民间借贷;是否存在短贷长用、存货和应收账款超常增长;所处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生产成本是否出现大幅上升;是否存在产能盲目扩张、脱离主业从事矿产品以及房地产开发;是否涉及担保圈、担保链,存在较大代偿风险;是否存在关键管理人员突然离职、失联、涉案;是否存在被收购、兼并,或还款主体变动,造成偿还能力明显下降、甚至债务落空等情况。根据风险排查结果,对有问题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加大贷后管理力度和频次,紧盯客户经营变化和资金流向,防止风险劣变。同时,要根据重点区域和重点产品开展风险专项治理,不断提高信用风险管控效果。
(四)全力化解问题客户实质性风险。一是强化预警。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风险”原则,紧盯辖内重点领域和重点客户,监测客户融资来源与经营模式变化,分析客户资金流向以及各种“软信息”,强化风险预判,实施分类预警,突出实质性风险化解,增强风险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制定预案。按照客户分层管理要求,由前台部门牵头制定客户风险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做实抵押担保手续,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具体任务,有效管控风险。三是主动处置。客户部门要按照各自的“防区”,主动履职,守土尽责,密切关注客户可能面临的风险,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处置风险,严防风险隐患演变成实质性风险。
(五)加快清收存量不良贷款。在坚持自主清收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呆账核销和批量转让力度,进一步加快不良贷款清收处置速度,着力化解存量不良贷款风险。一是立足自主清收,最大限度实现处置收回。突出清收处置重点,集中力量抓好大额不良贷款、新发生不良贷款、抵押担保相对充足的不良贷款的直接清收,以快收、抢收把问题解决在当下。
二是要加大核销力度,实现“能核尽核”.切实做好核销前期准备工作,对存量不良贷款分门别类进行梳理,逐级细化和落实核销项目名单制管理的责任、时限及工作标准等要求,集中力量组织开展核销。尤其是对重点客户和重点产品等不良贷款要加快核销。三是创新思路,拓宽视野,加快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工作,防止贻误处置时机,造成资产风险扩大。
主题中西方文化实践心得体会及收获七
没有梦想的引航,哪有生命如花的绽放;没有信念的执着,哪有一生无悔的病狂。 四十四年的漫长,对于他,或许知识日复一日母亲般的关怀;三十三年的支持,对于他或许只是一双双渴求的目光。
坚守,只因情有独钟而无所动摇。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却拥有让人无比羡慕的嗓音,他的父亲以此为骄傲。本希望这动人的凤凰能飞在华丽的舞台上,却没有想到,她因为爱情走上了另一条路,哪个男子很贫穷,却有一颗爱妻子的心。他自制了一套蜘蛛侠的衣服,陪着爱唱歌的妻子,为路人免费歌唱。
街头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只有一个女孩对音乐的情有独钟的神采,身上没有夺人眼球的华服,只有一个搞笑的蜘蛛侠,因对妻子的情有独钟,是选择义无返顾的坚守。 如非喜悦对音乐的钟爱,怎么在贫困的环境中快乐的歌唱;如非蜘蛛侠对爱的情有独钟,又怎会谱出这爱的华章。
或许,在得到认可的那一刻,人性也在升华,这痴狂的钟情,也注定了他将守着自己的学术专业,哪怕名利。也可挥手扔之。 这就是陈并格先生。
他是一位真正有学力的教授,而学历却寥寥可数,他学贯中西,精通名门语言,可以为学问潜心研究,而不愿为了某个学生花费心思。
他的学生有所不解,小心翼翼地问国他,陈甲格先生说:若是我谋得一个学位,必定要花费几年时间去做课题,倒不如把时间花在我认为有意义的事业上。听了这番话,我有所触动,更加为之钦佩。
这也许就是他对学生的情有独钟吧,因为深深的喜欢,便将其变成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金钱名利有何重要,一切在情有独钟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正因为情有独中钟,所以陈先生才选择了坚守自己的研究岗位,心无旁迨,毫不动摇,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
坚守,只因为情有独钟而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坚守,只因为情有独钟而愈发顽强,愈发痴狂。
坚守,情有独钟,只因为梦的引航义无返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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