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激发创新动力心得体会和方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心得体会(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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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全面激发创新动力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十八大以来，中央把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使如此，我们在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方面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1.管党治党意识有待增强。一是存在把主业当副业的现象。有的基层党组织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存在片面理解，认为经济工作是中心，其它工作包括党的建设都是“副业”;有的基层党委书记认为抓住经济发展看得见、摸得着，短时间内容易出成绩，抓党建工作不显山、不露水，一时难以看出效果;有的认为党风政风、政治生态的优化受大环境影响的多，凭借一己、一域之力难以扭转，因而对经济工作思考多、管得多、出场多，对党建工作谋划少、抓得少、露面少。二是存在把党内职务当成政治荣誉的现象。有的单位行政领导，忘记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和职责，只看重行政职务，一说就是“我是搞业务的”，把履行党建工作职责等同于开会讲个话、发文签个字、活动露个脸，“一岗双责”没有落到实处。三是存在压力层层递减的现象。一些基层党组织习惯于“上传下达”，满足于“照抄照搬”，上级布置什么就完成什么，开展党建工作创新的主动性和原创力不够，过于依赖上级部门的布置和推动。出现了“上头热、下头冷”的现象。

2.考责评责体系有待完善。一是考核比重偏“轻”。有的地方虽然将党建工作考核纳入了地方党委、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体系，但所占权重太小，对抓党建工作的激励作用不明显，甚至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考核内容偏“虚”。基层党建工作不同于上项目、抓产业、搞工程等工作，无法物化，难以量化，以致考核内容上把成立了领导小组没有、发文了没有、开展了活动没有、经费解决了没有作为指标，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甚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三是考核方式偏“单”。注重年终集中考核，忽视平时的监督检查和民意调查。组织、纪检、宣传、统战考核各自为政，分别考核，不能综合评定党建工作的成效。四是结果运用偏“空”。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尚不完善，党建工作考核结果合理使用缺乏与之配套的相关制度条规，因而即使主观上努力运用考核结果，实践中也难免力不从心，由此导致为考核而考核，考核与考核结果的运用形成“两张皮”，没有真挂钩、真兑现，考核结果运用仅体现在精神和物质层面，而对党员干部最关心的政治待遇、升降去留相关性不强，对党员干部起不到普遍激励的作用。

3.敢管敢严力度有待加大。一是缺乏敢抓的底气。有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自身不干净，对违法乱纪行为管起来腰杆不硬、底气不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有的党务工作者怕执行规定过严，会束缚干部手脚，落下影响干部积极性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罪名”。二是缺乏严抓的党性。有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思想，对违规违纪的一些现象和人员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三是缺乏常抓的韧劲。对党建工作上级重视基层就重视，开展活动就紧一阵，不开展活动就松一阵，时紧时松，缺乏持之以恒的韧劲。四是缺乏细抓的定力。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约谈的不约谈，“从严治党”的思想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加强和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要从五个方面拧紧责任链条，强化责任担当，努力在党内营造敬法畏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增强责任意识。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要像抓经济工作、项目建设那样抓党建，引导各级党组织书记牢固树立“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强化第一责任人的唯一性，增强主动意识、主业意识、主角意识、主责意识，切实把党的建设作为最大政绩来抓。

2.健全责任体系。党建工作影响力深、覆盖面广、工作量大，只有明确职责，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才能富有成效、取得实效。要全面落实、全员落实、全程落实“一岗双责”制度，着力健全完善“三个体系”，即纵向到底的层级责任体系、横向到边的齐抓共管体系、定向到人的推进落实体系，积极构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让人人肩上有任务、个个心中有压力。

3.狠抓责任落实。落实从严治党，要落到实处，而且要落到“点子”上，落到具体的事情上，找准载体向实处使劲，找准切口向细处用力，找准问题从严处较真。要坚持把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尤其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主动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切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从严治党责任落地生根。

4.完善责任考核。考核是无形的“指挥棒”，考核的导向，直接影响干部努力的方向。要细化量化考核指标，明确各项指标的数量、时间、标准、要求，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要加大考核权重，尤其是对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形成“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导向。要改进考核方式，尊重平时检查考核，尊重群众对党建工作的评价。要整合考核项目，把分散在党委各部门的考核合并起来，以便对各地各单位党建工作状况作出全面的评价。要注重考核结果运用，与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真挂钩、真运用。

5.是严格责任追究。严格责任追究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的最后一道防线，守不住这个防线，从严治党责任就会流于形式、陷入空谈。要坚持纪律上“从严”、执行上“较真”、效果上“戒示”，加快建立严格的刚性责任追究制度，对严重失职渎职，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依据《党章》、《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严肃进行处理。

有关全面激发创新动力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中共**区委、区纪委：

**年以来，区科技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和区纪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增强党组主体责任认识理解，明确党组主体责任是一个责任体系，局党组和每个班子成员都要知责、明责、尽责，党组履行好领导班子责任，党组书记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其他成员履行好职责范围内的主要领导责任，形成认识到位，责任明晰，履职尽责，问责有力的主体责任落实体系。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领导班子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班子以班子会议的形式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集体决策，负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三书两报告”制度，及时向区委、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七纪检监察组签字背书报告。党组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二)落实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班子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专题研究和部署分管科室及下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任务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并主动向党组书记报告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有针对性地约谈科室及下属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干部，提醒认真执行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督促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做好廉政谈话记录，建立台账资料备查。

(三)落实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一岗双责”。各科室主要负责人根据岗位工作职责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维护党章、严守党纪，坚决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开展《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党组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工作部署》，时刻牢记“三重一大”制度的决定必须经集体讨论，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层层传导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压力，每年初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计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措施、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并主动向分管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职责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情况。

(四)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教育。严抓办公室干部作风建设，积极组织干部参加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举办的各类党风廉政教育学习与培训。积极开展“树清廉家风创廉洁家庭”活动、开展文化礼堂党风廉政建设宣讲、举办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活动，运用简报、微信、办公助手、办公平台、橱窗、标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开展廉政文化宣传与警示教育，不断探索新常态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五)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保障。按照区委、区纪委相关文件要求，建立健全办公室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制度。年初制定《区科技局**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局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各科室(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加强对办公室干部落实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抓好对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一岗双责”等制度执行情况的落实。认真开展“回头看”，对涉及“四风”方面隐身变形的关键性、深层次问题，有针对性地修订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每个科室(局、办)进行公开承诺，制定工作职责与流程图，进一步强化办公室组织纪律，提高工作效率，形成规范、快捷、高效的政务工作风气。

(六)以严要求、实作风推动作风建设专项活动。以“强党性树正气、强规矩树高线、强担当树标杆”为主要内容，围绕打造“政治绝对忠诚、干事尤为担当、做人尤为干净、作风尤为过硬、精神尤为昂扬”勇立绿色发展潮头的**铁军为目标，开展“干净干事创新业”作风建设专项活动。继续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28条办法”和“六项禁令”、市委实施意见、区委实施办法，继续狠刹“酒局”、“牌局”，继续严肃查处各节日送礼等违纪行为。不定期开展干部上下班纪律和工作时间纪律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对违反考勤、上班等纪律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并就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等损害发展环境和形象的问题提出限时整改落实。

区科技局局长**同志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牢固树立“严抓常抓亲自抓从严治党”的理念，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常研究、常部署，抓细化、精细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班子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主动适应新常态，自觉接受监督，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根据工作分工对责任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一级抓一级，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共同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一)明确职责，落实分工。明确了以“一把手”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对反腐倡廉工作做到亲自部署，并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责任分工，将党风廉政建设和科技工作实际相联系，制定了《**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明确以服务为重点，提升作风效能建设;以教育为重点，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以制度为重点，加强科技行风建设;以责任为重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在实际执行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着力于将工作重点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

(二)完善制度，做好维稳。建立健全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负总责，积极配合第七纪检组开展工作，不断规范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积极开展党务、政务公开工作，促进制度执行过程的公开化、程序化、透明化，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完善接访、约访制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带头学习，当好表率。坚持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自觉参加区委、区政府召开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和要求，充分利用党组会、中心组学习会组织班子成员、全局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中纪十九届二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召开党风廉政专题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推进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学习，自觉遵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决策、人事任免、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严格按议事规则办事，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坚持经常下基层，入企业，及时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发展问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如实向纪委、组织部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对本单位信访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全年共研究部署信访工作三次，本年度无信访。

(四)主抓班子，带好队伍。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好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层层传导、落实到人。每个季度对班子成员进行一次约谈，了解动态。自觉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认真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增进班子团结，增强班子活力。做到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重大问题集中讨论、重大事项集中决策，保证议事决策言路畅通、公正透明。对班子队伍，坚持尊重和依靠全体领导班子成员的力量，做到分工明确，职权一致，及时把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落实到局具体工作中，做到把握方向、协调解决问题、强化督查考核。对全局干部队伍，坚持多倾听、多沟通、多鼓励，注重调动每位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单位内部形成了一心一意干工作、和衷共济谋发展的良好工作氛围。

今后，科技局党组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党内法规和条例，进一步提高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认识和担当;进一步重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进一步争先创优、攻坚克难、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之路，争做绿色发展的探路者、模范生。

有关全面激发创新动力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摘要】纵观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从严治党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由强调思想建党到在思想建党基础上推进制度治党两种党建模式。思想建党是建党初期就形成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代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治党日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取得了重要进展。制度治党是一种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思想建党相比，把从严治党推进了一大步。但制度治党也不是万能的，在缺少先进政党文化支撑的情况下，制度治党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在继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基础上，加强文化强党是未来党建模式发展的进一步创新与升级。如果说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1.0版，加上制度治党则是从严治党的2.0版，再加上文化强党就是从严治党的3.0版。

【关键词】从严治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文化强党

【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05-08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从严治党，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严治党的模式和重心有所不同，管党治党的特点和效果也有所不同。从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建党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重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了从严治党进一步深化和全面发展。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从严治党的模式和重心还将进一步创新和升级到思想建党加制度治党，再加文化强党，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更为有效地新型建党模式。

所谓思想建党，即通过党内政治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认识问题的一种党建模式。在民主革命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党的制度建设，但思想建党则是其中的主要党建模式。这种党建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精神利器。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多次重要的思想建党活动，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党和红军一直在农村的环境活动和发展，新的党员和士兵主要来自农民，这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农村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陋习，严重影响党和红军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了解决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严肃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大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8个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党的思想建党史上第一个重要文件。古田会议不仅及时克服了当时党和红军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影响，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思想建党建军的重要原则，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并要求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古田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党和红军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解决了如何通过思想建党建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

1941—1945年党中央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全党整党整风运动，即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党长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用相对集中的时间，采取读书学习、对照检查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形式和步骤，既能够触及灵魂，但又不伤害感情，既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最终达到了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目的。运用整风的形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成功创举，对后来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一跃而为执政党，其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给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开始在党内滋长，一些过去不敢或不愿入党的投机者开始积极主动加入党内，甚至一些在战争年代没有倒在枪林弹雨中的党员干部却倒在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针对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及时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以“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期间，通过学习《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等报告和文件，为搞好整党整风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运动中还依法判处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天津市党政主要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在思想上给全党敲响了防腐拒变的警钟。这次整党整风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通过思想建党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成功实践，显著改进了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能力，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从建党初期到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着力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发展。

第一，解决了当时党内突出问题。每一次思想建党活动都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进行的。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例，整风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风气极为浓厚，整风运动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把全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明确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第二，提高了党员干部理论素质。历次思想建党活动都十分重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学习是思想建党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学习的内容、材料一般由党中央统一规定，重点学习党的有关文件、指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党员、干部都做笔记、写体会、参加小组讨论，并特别强调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个人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通过整党整风等思想建党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亲历过延安整党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第三，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在各种思想建党的方式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群和干群矛盾、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毛泽东曾经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以1947—1948年的土改整党运动为例，整党运动之前党内干部作风上存在着不尊重群众、不相信群众等不良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这次整党采用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在整党过程中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支部会议，揭露和批评党员、干部的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过去支部的工作、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出处理意见、解决办法。这样促进了党群干群更好地融合，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毛泽东对这次土改整党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

但从1957年的整党整风运动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党的思想建党活动逐渐演变成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虽然其中有些政治运动整党（如60年代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毋庸讳言，这些政治运动整党除了内容上的错误外，就其方式方法来说也因其突击性、激进性等特点而存在明显的弊端。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不仅干扰了党的中心工作，也严重冲击正常的思想建党活动，给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深刻教训。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仅仅靠强调思想建党已不足以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过去党的建设历史表明，思想建党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建党也必须与时俱进。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思想建党基础上开始重视推进制度治党的党建新思路，“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即制度治党。所谓制度治党，就是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的功能，通过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机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党内存在的问题。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严治党的突出特点，也是从根本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长效机制。

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冲击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越来越重视制度治党的探索。相对于过去的政治运动整党方式来说，制度治党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深刻总结过去的党建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认为，从严治党“制度是决定因素”，针对党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必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改革问题。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党的自身建设要“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此，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先后对党章做了重要修改，并制定了与党章配套的若干重要党内法规，如：1980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4年颁布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党章的重新修订和党内一些重要法规的出台，为应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治党的思想，提出：“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强调：“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矛盾，解决问题，使党的肌体始终保持健康。”针对改革开放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生的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建立干部监督工作督查员制度的办法(试行)》《关于加强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若干意见(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促进了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制度治党的思想，深刻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重点突出、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胡锦涛主持的党中央先后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这些重要文件的制定和出台从制度层面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新任务更是多次指出：“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并强调：“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十八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全党发布了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后陆续修订出台了一系列从严治党的准则和条例，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这些重要文件的修订和出台，系统构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围绕强化党的根本制度、完善党的基本制度、优化党的具体工作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党内制度体系，有效提高了管党治党水平。

第一，建立健全了党内制度体系。一是强化了党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新型政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民主集中制：首先，全面阐述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强调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志、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这一新的阐述突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其次，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十六大章程明确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二是完善了党的基本制度。党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党的十二大章程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召开的期限；党的十七大章程要求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实现任期制。党的选举制度方面，党的十二大章程规定党员有权利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党的十三大章程首次规定党内选举实现差额选举的制度。在党的干部制度方面，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三是优化了党的具体工作制度。党的具体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是党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化。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规定：“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

第二，提高了管党治党水平。一是领导代际更替有序。领导代际更替和权力交接是长期以来无产阶级政党普遍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一个组织越是能够不时地克服和平接班问题，领导层越是不断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接班人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各项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权力交接的有序化和制度化。高层政治制度化，政治局势就稳定，政党的生命力就强大。二是领导干部权力滥用与腐败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高压反腐为从严治党的突破口找得非常准确。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打虎”“灭蝇”“猎狐”，把一大批滥权腐败的干部拉下马，另一方面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把权力紧紧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抑制了领导干部权力滥用与腐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狠抓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制度反腐的效果更是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党的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仍很严重。就以反腐败为例，在十八大以来党的历史上最严厉的高压反腐形势下，仍有一部分官员不收敛、不收手。这至少说明，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刚性的制度治党其威力和效果虽然强于柔性的思想建党，但再好的制度，百密一疏，也难免有漏洞。例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各种规章制度条例一应俱全，但一遇到潜规则，这些制度机制就失灵了，这就是制度依赖路径面临的窘境。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建设并没有放松，党的制度建设中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条例和规定也越来越多，但党内权力腐败并没有因此比以前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要堵住制度的漏洞，还必须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模式与路径。

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党建历程中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决定了什么样的建党模式。从民主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着重思想建党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制度治党，无疑是党建模式的重要进步与完善，但随着党的建设环境与实践进一步变化和发展，党建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家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观念形态上的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刻影响着国民、社会、政党以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正因为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构想。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推而广之，一个政党的强盛与发展也是如此。尤其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要文化强国，必先文化强党。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也特别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在政党文化中，政治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习近平为什么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是因为执政党自身的政党文化素质高低和党内政治文化氛围的好坏，决定着党能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能否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加强政党文化建设应是未来从更深层次推进管党治党的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是要以文育党、以文化党、以文壮党，走文化强党之路。所谓文化强党，是指在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先进的政党文化，利用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营造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党的内部凝聚力和党的对外影响力，提高政党的软实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当下党内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党的先进政治文化要求的现象，例如：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纪律观念淡薄、伦理道德滑坡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必将腐蚀党的肌体，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固然很多，既有思想教育效果不彰，也有制度治理不到位等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政党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因此，大力推进文化强党应当提上党的建设重要议事日程。

与以前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比，文化强党有着十分鲜明的党建优势和功能。

首先，文化强党是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粘合剂。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没有党的团结统一就没有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在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各种要件中，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要使这几种党建手段和方式发挥最大效应并形成合力，还需发挥政党文化建设的粘合作用。在政党文化建设中，党的指导思想是政党文化中的灵魂。党的指导思想犹如一种黏合剂，它把党员个体紧密粘合在一起，凝聚成强大的政党组织战斗力。刘少奇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一致，来作为团结基础的。”党内团结不是不讲理念不讲原则的和稀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就是巩固党内团结的理念和原则。反之，政党的危机则首先导引于党员对党的指导思想认同发生动摇和转移，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必然引发政党认同的变化甚至政党分裂。正如学者王邦佐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直接引发了苏共的分裂和垮台。”平心而论，苏共党的建设中不是没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政党文化，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改旗易帜和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最终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经历过数次党内斗争，但由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形成了一种既敢于在原则上同各种错误思想做坚决斗争，又善于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政治文化，所以最终能战胜各种破坏党内团结的错误言行，始终保持党的团结与统一。因此，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形成稳固的凝聚力，必须发挥政党文化建设的粘合剂作用。

其次，文化强党是提高党的制度有效运行的润滑剂。不言而喻，党的制度建设固然十分重要，它是党的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但党的制度体系能否有效运行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而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依赖于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没有真正的文化认同，再多的制度也只是一种束之高阁的摆设，更谈不上制度的顺畅运行了。党的制度制定与运行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人们在建构或选择某种制度时往往体现的是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追求。王沪宁曾经指出：“有什么样的政党文化，便会有什么样的政党现象和政党活动。”近年来发生的党内权力严重腐败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制度供给不足，而是因为更深层次的政党制度文化建设没有跟上。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毫无疑问，党内各种规章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为什么这么多制度却未能从根本上防范和遏制权力腐败的增长？这其中既有制度本身的不配套、不协调问题，也有对制度制定和执行的文化认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很多具体体制机制，如经济上的市场体制、体育上的俱乐部体制、学术上的评价体制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官员财产登记制度等，这些制度机制在国外理论上都已经很成熟，实践中也很有效，为什么引进到中国来却问题层出不穷？最关键的还是缺乏相关的文化土壤和气候。因此，要解决党内各种制度的配套、协调问题和引进制度的“水土不服”问题，以提高制度建设的执行力，就需要一种能把各种制度机制有机协调和有效运行的润滑剂，而政党文化建设就能起到这种润滑剂作用。

最后，文化强党是激发党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发展活力的生长剂。从政治学角度讲，相对于过去封建社会的人治时代，当今是一个政党政治时代。在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自身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作为执政党，除了要通过政党文化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外，还要通过政党文化建设激发党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发展活力。习近平强调：“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共产党90多年自身建设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的坎坷历程中，曾遭遇过多次严峻挑战与危机，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也使党自身建设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通过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实现根本转折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政治文化成功化解各种严峻挑战和危机？习近平做出了深刻的回答：“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别的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所在。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深植于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政治文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各种严峻挑战和挫折时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勇于纠正自身错误，敢于排除外部干扰。这种政治文化就像一副能量巨大的生长剂激发中国共产党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能顺利排除万难，继续奋勇前进。

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路已从强调思想建党逐步走向坚持思想建党基础上增加制度治党和文化强党，这无疑是从严治党模式的重要创新与升级。纵观党的建设模式的演变理路和发展趋势，可以说，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突出的是“建”和“治”，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和规范政党发展的理念、原则及行为，并治理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促进党的健康发展。而文化强党则突出的是“强”，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党的素质和力量更优更强的问题。因此，文化强党是党自身建设发展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创新与升级。如果说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1.0版，制度治党是从严治党的2.0版，那么，文化强党就是从严治党的3.0版。通过从严治党模式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中国共产党必将以更加先进而强大的形象屹立于新时代中国政治舞台中央，引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