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心得体会(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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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一
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安排,会前我们围绕改革开放史进行了集中学习,下面我结合学习成果与各位同志交流以下几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这四个“深刻”,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背景和历史方位,再次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在新时代不忘改革开放初心、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生动写照。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和国家陷入危难之中。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打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40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40多年来,中国由一个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项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回答和应对了“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和挑战,扭转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党和国家由此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进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上确立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艰辛努力,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充分说明党的八大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而忽视了经济建设,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十年“文革”的爆发。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要求全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们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自觉摆脱历史虚无主义,充分肯定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接续总结,生动具体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
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矛盾尖锐,同时西方国家也对新中国进行了种种打压封锁,发生在我国周边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封锁包围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同时在1978年底敏锐提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
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决定实施对外开放政策。4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积极促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30%以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发展引擎。
我们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回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幼小走向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归根结底在于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人民群众也逐渐摆脱贫困奔向小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发展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划,开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人民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坚持将人民群众放在内心最高位置,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一批各族群众心里最为关心、反映最为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二
清晨,温柔的阳光轻轻的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来到窗前,窗外拂过一阵微风,送来青草的馨香,一只鸟儿正快乐地飞掠而过,草丛中还传来几声虫儿的歌唱。啊,新的一天,又一个美好的日子来到啦!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都沐浴在这样的晨光里,感受着此时此刻的这份宁静、祥和和幸福。是的,我是幸福的,我们是幸福的!这样的声音在我的心中已响过千万遍。
这个声音在我饱览大自然美丽风光的时候响起,在我贪婪地吮吸文学甘露的时候响起,在我看到社会生活的和谐画面的时候响起,在我了解您——我的伟大的祖国——这条东方巨龙腾飞而起的时候响起,这个声音犹如唱片里的优美旋律。聆听着来自您心海深处那激越昂扬的歌,我,我们在幸福地成长。
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享受着传承着汉民族瑰丽的传统文化,您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告诉我璀璨的文学宝库是民族高度文明的标志。我喜欢收看《百家讲坛》、《子午书简》节目,倾听您,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声音;我喜欢徜徉在南通书城那一排排书架中间,仿佛听见了百家争鸣、自由和进步的学术思想。是您的书,您的文化让我迷上了墨香。
古仁人以“济天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您的历届领导人也都把人民的生活放在首位。翻开报纸,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各级政府为民生工作殚精竭虑:为下岗工人寻找再就业机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创业环境,为孤寡老人解决生活困难,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为了让每一个身患疾病却无力医治的病人得到治疗,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历时24年,终于在20xx年的春天有了定稿,这个消息无不让我们心里更多了一份安心和感激。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您一直在努力着。在人们洋溢的笑容里,我把您对人民深深的爱谱成歌珍藏在心底。
回顾您走过的沧桑岁月,虽然八国联军的枪炮曾将您的尊严摧毁,诸多不平等条约曾让您蒙羞,但是您的儿女的傲骨却从来没有改变。在充满复杂矛盾的外交活动中,您从来都没有让对手感到您软弱卑微。学校每周一早晨的升旗仪式上,当雄壮嘹亮的国歌响起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心潮澎湃,“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出了您的坚强不屈和尊严,这是您永不消失的旋律。
在我的心目中,您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正是这样,每当有国际争端或友邦遭遇危难的时候,您总是及时站出来,以人道主义的胸怀、公正的立场发表观点或热心援助。您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博鳌论坛、奥运会、世博会等诸多重要的国际性活动在这里举行,无论是能力还是实力,您都可以自信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风采。一个声音从北方传来:“二十一世纪是我们中国的时代。”
学完了初一的《中国历史》,我记住了我国古代有医书、农书、科技著作、航海技术、四大发明都曾远远的走在世界的前列,您像一艘巨轮在世界的海洋上领航;今天的您也已经成为太空俱乐部的一员。这些辉煌成就无声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永远是一个智慧的民族,而我在您无声的言语中更明白了我的责任,更坚定了我的理想。
我在聆听您的声音,幸福的感觉在心中荡漾。身边的阳光、微风、小鸟和(hè)着这声音,和我一起飞过长江黄河、高原长城。
我曾读过一首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今天我要大声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奋斗,来报答您——我的祖国给我的幸福生活!”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三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这是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青年提出的殷切希望。
中国,正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青年,使命更光荣,责任更重大。因为,当代青年将亲身见证两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此时此刻,凝视青春,新时代要求当代青年必须有十分深刻而又清醒的认识。
青春是需要坚定信念的。
“砸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遥想当年,延安,是成千上万青年人心中的圣地。他们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据统计,光是1938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各界英才就达6万多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实现民族解放的信念激励吸引着他们。有一位油画家王式廓,从西安出发,走了整整12天才到达宝塔山下。
106年前,一个叫方声洞的福建青年,投身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4月27日,他参加攻打广州督署的战斗,英勇牺牲,成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那一年他才刚刚26岁。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提笔给父亲写了绝命书。信中说: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之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我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家中诸大人及诸兄弟、姊妹、诸嫂、诸侄儿女及诸亲戚,统此告别!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四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1:在权威圣圈面前
1900年,著名教授普朗克和儿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他神情沮丧,很遗憾地对儿子说:“孩子,十分遗憾,今天有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同样同样重要。”他提出了量子力学假设及普朗克公式。他沮丧这一发现破坏了他一直崇拜并虔诚地信奉为权威的牛顿的完美理论。他终于宣布取消自己的假设。人类本应因权威而受益,却不料竟因权威而受害,由此使物理学理论停滞了几十年。
25岁的爱因斯坦敢于冲破权威圣圈,大胆突进,赞赏普朗克假设并向纵深引申,提出了光量子理论,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随后又锐意破坏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创立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一举成名,成了一个更伟大的权威。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2:五易画风的白石老人
齐白石,本是个木匠,靠着自学,成为画家,荣获世界和平奖。然而,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功,他永不满足,而是不断汲取历代名画家的长处,改变自己作品的风格。他60岁以后的画,明显地不同于60岁以前。70岁以后,他的画风又变了一次。80岁以后,他的画的风格再度变化。据说,齐白石的一生,曾五易画风;正因为白石老人在成功后仍然马不停蹄,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为成熟,形成独特的流派与风格。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3:鲁班发明锯的故事
相传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他和徒弟们只好上山用斧头砍木,当时还没有锯子,效率非常低.一次上山的时候,由于他不小心,无意中抓了一把山上长的一种野草,却一下子将手划破了.鲁班很奇怪,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于是他摘下了一片叶子来细心观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齿非常锋利.他明白了,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后来,鲁班又看到一条大蝗虫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两颗大板牙非常锋利,一开一合,很快就吃下一大片.这同样引起了鲁班的好奇心,他抓住一只蝗虫,仔细观察蝗虫牙齿的结构,发现蝗虫的两颗大板牙上同样排列着许多小细齿,蝗虫正是靠这些小细齿来咬断草叶的.这两件事给了鲁班很大启发.于是他就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试验,结果果然不错,几下子就把树杆划出一道深沟,鲁班非常高兴.但是由于竹片比较软,强度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拉了一会儿,小锯齿就有的断了,有的变钝了,需要更换竹片.鲁班想到了铁片,便请铁匠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鲁班和徒弟各拉一端,在一棵树上拉了起来,只见他俩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
在鲁班之前,肯定会有不少人碰到手被野莫划破的类似情况,为什么单单只有鲁班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锯,这无疑值得我们思考.大多数人只是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往往在治好伤口以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而鲁班却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和正确的想法,很注意对生活当中一些微小事件的观察、思考和钻研,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甚至获得某些创造性发明.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留意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小事,勤干思考,会增长许多智慧.锯发明以后,鲁班又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古书对此有很多记载.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4: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袁隆平,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与其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发现一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成为突破“三系”配套的关键。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5:氧的发现
物体为什么会燃烧?18世纪时的权威理论的回答是“烧素说”,认为能燃烧的物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烧素”的特殊物质。
1774年,英国有位叫普列斯特列的科学家,他在给氧化汞加热时,发现从中分解出的纯粹气体可以促使物体燃烧。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普列斯特列习惯地从“燃素说”的常识出发,就将它命名名“失燃素的空气”。
同年10年,普列斯特列带着他的实验到法国游历,受到化学家拉瓦锡的接待。当拉瓦锡得知普列斯特列的实验后,他立即重做一遍得到了那种新的气体,并第一个命名为氧,再通过思考研究建立了燃烧的氧化理论。这是化学史上的一次革命。为此,我们除了对拉瓦锡敢于从“常识”头上迈过一步的勇敢精神表示钦佩外,对普列斯特列被“常识”像梦魔一样拉着,不能不为之叹惜。
改革创新成功的事例篇6:揭开天体的层层面纱
长期以来,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心体系”的理论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托勒玫认为地球居于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后来,哥白尼推翻了托勒玫的理论。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阐明了日心说,告诉我们: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后,布鲁诺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日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个卫星,太阳有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金星、水星都有盈亏现象等。不久,开普勒分析第谷·布拉赫的观察资料,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提出行星三大运动定律,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是不断发现的过程,真理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五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解放生产力是历史主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有关伟大改革精神心得体会报告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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