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 源于生活的自然教育的心得(九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一

1、我已经晓学校开展的防溺水专项教育，已清楚辖区内河流水文特征及危险性，充分认识溺水事故的危害。我一定选择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让孩子切实认识到溺水事故的危害，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2、我一定做好预防溺水的家庭教育。坚持每天安全提醒教育，经常教育孩子做到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上下学途中、节假日不到江(河)、水库、池塘、建筑取土形成的水坑等地戏水玩耍。

3、我一定尽到监护责任：在孩子上学、放学途中，双休日、节假日这些时段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监护工作，尽到监护人责任，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

4、我一定加强与学校联系，高度重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与监护，及时掌握孩子的活动去向，消除安全隐患。

本承诺书一式二份，学校存一份，监护人存一份。

承诺人：(学生签名)：

学生家长(签名)：

__年__月__日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二

尊敬的xxx：

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一年，为切实加强我市教育系统普法和依法治教工作，根据国家和省、市“五五”普法规划工作部署，特制定本年度工作要点。

以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工作的意见》和省市教育法制工作精神为指导，以普法依法治教工作为重点，认真贯彻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决定》，紧紧围绕局中心工作，强化推进措施，创新工作思路，开创教育法制工作新局面。

1、开展教育系统全员普法教育活动，抓好“五五”普法启动工作。

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加强学校领导干部、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把权利与义务、知识与实践作为法制教育的重点内容，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和守法精神，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义务观。

各校要认真执行普法学习与考核制度，做到普法有教材、有记录、有讲稿、有笔记、有心得。重点学习《现行教育法规与政策选编》、《教师法治教育读本》和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在普法的方式方法、时间内容和人员对象上，要突出针对性、强化实效性。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将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延伸到学生家长。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普法依法治校工作计划，抓好“五五”普法启动工作和各项任务的落实。

2、继续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和先进校创建工作，推进省厅《决定》、《标准》的实施。

“五五”普法期间，各校要继续认真贯彻实施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决定》和《关于依法治校的建设标准》，逐步推进学校章程的实施，积极开展省市（县）级依法治校示范校、先进校的创建工作。要建立依法治校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坚持季度例会制度，确定工作重点，认真完成依法治校示范校、先进校的创建工作。

3、加强法制课教学工作，提高法制教育质量。

各校要落实法制教育“四落实”要求，开展法制课教学达标评优活动。加强法制教育课堂教学，深化教育教学研究，提高任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课堂教学能力水平，突出法制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法制课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4、深入开展十项常规活动，增强法制教育实效。

各校要根据实际，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常规活动。活动包括：板报（墙刊、校刊、广播、电视）开设法制专栏；组织大型普法讲座；举行法律知识竞赛；召开法制主题班团队会；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开展师生法制演讲或征文；举办普法书画竞赛；组织学生参观法制教育基地；评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优秀学生；开展普法教育宣传月、周、日活动（3月份为我系统法制教育宣传活动月，9月份开学第一周为普法宣传周，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

5、加强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和学校稳定。

各校要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制定工作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的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和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建立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协议制度，使各方责权明确，保护学校合法利益，正确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要加大对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据有关规定对责任人严肃处分。要认真执行学生伤害事故逐级报告制度，及时上报情况。

6、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保护教育主体合法权益。

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净化育人环境的暂行规定》，积极协同司法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和查处校园滋事、干扰教育教学的行为，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减少不良环境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努力创建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和育人环境。

要依法解决校舍、校园、教学实验用地和其他财产被侵占等问题，坚决保护学校的合法利益。出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7、推进实施学校章程，依法规范办学行为。

各校要加强对学校章程的学习，严格执行学校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依法管理学校，规范办学行为。要推进学校民主建设，严格执行校务公开制度，重大决策要经领导班子研究，接受群众监督。要切实执行并完善校内师生申诉制度，认真解决师生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

8、开展教育法制工作研究，推进普法依法治校工作。

各校要根据各自实际，组织领导和教师开展普法、依法治校工作调查活动，总结经验，撰写论文，促进工作，优秀调研报告和论文要上报到局法规科。

各校要协助局加强乡镇街教育执法专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专职干部普法依法治校工作任务，保证专职干部的办公条件。专职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依法治校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各校法制工作计划附具体日程安排，于3月30日之前上报到局政策法规科。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三

以爱之名，用爱灌溉

【背景分析】

威廉·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赏识教育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挖掘学生的优点、闪光点，予以及时鼓励和赞扬，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教育行为，使学生把教育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促进学生健康主动的发展。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他们将自身能力发展至极限的最好方法，是促使他们树立自信心、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成长中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截然相反的。孩子是变化发展的，教师的观念是要跟得上孩子的变化发展的。只有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才会在引导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责无旁贷的担当起孩子的心理健康医生，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使其人格健全发展，我们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他们的成长导航把舵。 爱是人类一个美好的永恒主题。人类需要爱，社会需要爱，教育需要爱，孩子需要爱。切莫因学生的某些不足就对他们放弃培养和转化。

【案例描述】

中途接班，学生金某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作业不做，上课贪玩，考试成绩经常是个位数，老师头疼，同学厌烦。老师们苦口婆心地教育，收效甚微。我没有放弃他，主动地去接近、帮助他，在学习上对他降低要求，采取“小步勤挪”的办法，耐心辅导。我与他达成如下协议：简单的题目，做对一个，奖励2分。为了得到奖分，他上课开始认真写字了，虽然经常管不住自己，但有了转变;听写虽然不达要求，也有了进步。我每次奖分时，他向同学们投去羡慕的目光，轻轻地叹息着。我发现了他追求进步、渴望得到认可的优点，及时与他交流：“有进步!你把错字写会，老师二次检查，如果你全对，奖励5分，怎么样?”他点点头，算是对我的回答。每次到教室去，他总是主动地把本子拿到我面前：“老师，我改写完了!你什么时候检查?”此后，他多次得到奖分，心里美滋滋的。一次作业，他居然全对了。我给予他双倍加分、免一次作业的奖励。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自发地叫好!这是有史以来金某第一次全对，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深深地体会到：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孩子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好办法。 我认为小明已经彻底变好了。好景不长，刚上语文课，一位女生眼泪汪汪地的报告：“老师，我的钢笔下课时放在桌子上，回来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是星期天爸爸花了三十多元钱才给买的!” 我马上意识到班里出现“小偷”，怎么样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学生呢!我马上进行了调查，下课时，只有小明没有出去玩。许多同学要求检查金某的书包。我慎重地说：“也许哪位同学拿着用，没来得及说，下课后给送回去。” 金某低下了头。下课后，我把全班同学带到卫生区打扫卫生，让他负责擦黑板。上午放学时，那位女生找到我：“老师，我的钢笔找到了。”我和他进行一次长谈：“金某，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有什么困难对老师说，老师帮你解决。”他泪流满面地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重犯。

【原因分析】

行为规范不良的金某，由于父母离异，从小缺乏母爱，父亲信奉“棍棒教育”，对他关心很少，感情上的交流沟通也较少，发现不良习气非打即骂，使孩子从小

养成孤僻、贪玩的内向性格，平时很少交朋友。但是内心渴望得到老师、同学们的认可，但是“恶习”难改。爸爸有时对他关心不够，有喜爱的东西，没钱买，导致发生偷窃行为，以至于干了这件不该干的事。

【措施方法】

在本案例中，我首先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多处，从细节入手，从易到难，采用奖分的办法，激发他在学习上追求进步、渴望认可的本性，逐渐改变他的不良习性，特别是在集体教育行为中，他由于学习上的努力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他在班级中有了威信，树立了学习自信心，取得了进步。 其次，偷窃行为往往与家庭不良的教育方式及个人缺乏自制力有关。我在弄清学生偷窃行为的动机后，在为他保有自尊的情况下，以正面教育为主，又注意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教师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孩子的人格，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挖掘其积极因素，切不可进行心理打击、变相体罚，说不该说的话，挖苦讽刺训斥都不可取采用了为学生保密的原则，以保护他的自尊心为前提，引导他的情绪和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把一个学生的缺点和毛病公诸于集体，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事情，要很有分寸，讲究方法，要有很高的技巧。集体对于个人施加的影响应当是使学生认识自己，对自己负责。”我正是将事件简单化，人性化，起到了借他山之石的作用。

【效果分析】

由于家庭等多种原因，造成了金某任性、孤独、自私、说谎、情感不稳定的性格特征，如果老师放任自流，那很容易造成各种问题。“孩子的成长需要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教育。”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是赏识教育的关键。教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捕捉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将其提炼成发光的金子，以积极的态度欣赏、接受和喜爱身边的每一个学生，不失时机地为他们的点滴进步而喝彩。对金某在学习上采用“小步勤揶”的激励措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批评教育效果好。 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偷窃事情发生后，当发现犯错人时，我庆幸自己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教训他，没有带着有色眼镜处理这件事。而是在保护学生自尊的前提下，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刻骨铭心，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这次事件正是我冷静、巧妙的处理，让小明以正常的心态及时改正了错误，为他今后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

【理论阐述】

赏识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激励。赏识教育，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赏识他们，学生就会在不断被赏识的过程中快乐成长。而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的小明更是渴望获得赏识，他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赏识。面对这些学生，依靠教师“孤军作战”，效果并不理想。只有以教师为主导，营造氛围、创设群体赏识情景，发挥学生“群策群力”的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棵树，如果花不鲜艳，也许叶子会绿得青翠欲滴;如果花和叶子都不漂亮，也许枝干会长得错落有致;如果花、叶子、枝干都不美丽，也许他生长的位置很好，在蓝天映衬下，远远看去绰约多姿，也流露几分美感。”

实践告诉我们，阳光属于每一个孩子。赏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展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时雨点红桃千树，和风染绿李万枝”，经常赏识你的学生，必将会迎来桃李芬芳的春天，让你品味到“百花争艳”的教育美景。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四

[引言]

往往犯错的孩子总会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也许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狡辩。如果我们“蹲下来看孩子”，和他们保持一样的高度，才能真正尊重、理解、宽容他们。

[教育案例]

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

20xx年9月，刚送完毕业班的我接手了全校有名的问题班——六二“特班”，班级中令前几任班主任头痛的“顽皮生”就有后几个。面对这样的集体，我心中充满了矛盾：领导将这项任务交给我，是对我工作的信任与肯定，但是面对他们，心中难免打怵，如果管理不好这个班，家长失望，领导失望，自己更失望!就在如此矛盾之时，我想到常对自己说的那句话：永恒就是美丽，执着就是艺术，平凡造就伟大。于是带着这句话，我满怀信心地走进六年级二班，开始了我新的挑战。

一天自习课，正当我在专心批改学生的语文作业时，陈涛气急败坏的走进了教室，在我身边嘟囔了几句，没等我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丢下一句话：“你不解决我自己解决。”气冲冲地去找闫虎大打出手，被后面坐的高个男生拉开，他又摔门扬长而去。看到这一幕，我顿时觉得手脚发麻，头上冒汗。大家也屏住呼吸，等待着事态地进一步发展。

我心想：这次分明是他不对，我要趁机好好镇压他，杀杀这股傲气。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已经15岁太富有个性的男生，我还是选择了忍让。上完课后，我留下了当事人，了解了情况，原来陈涛在上学的路上与一名上初中的男生发生口角后竟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对方不服气在背后给了一拳，这时陈涛生气了，扬言放学后等着。放学后，陈涛正要出气，闫虎跑来打抱不平，踢了陈涛一脚，陈涛感觉吃亏了，后来便有了早晨发生的一幕。陈涛不但不承认自己先打人的错误，还非要闫虎给他一个说法，无论老师如何劝导，他就是听不进去。此时，陈涛的母亲到校，我顿时明白他早晨突然离开的原因。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少见

了，明明自己做错在先，还敢理直气壮地找来他的母亲。与家长沟通后，也认为孩子有错，让他道歉，陈涛不但固执己见，还与妈妈顶嘴，被气得面红耳赤的妈妈狠狠地打了他两拳，便生气地离开了，留下了陈涛在座位上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我心中感慨万分。

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事，晚上我奔走在闫家与陈家。与双方父母进行了一番交谈，孩子终于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错误，并树立起要与同学和睦相处的意识。在临走的时候，陈涛居然主动就早晨无礼的行为向我道歉。回家的路上，虽然天色已晚，但陈涛最后的那句话“老师，你真好”令我的心里无比甜蜜。

第二天，我收到了家长的一条短信。短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谢谢您，王老师，你不仅是孩子的老师，也称得上是我们的老师。你让我们学会了应该怎样和孩子相处。不能靠打骂来教育，应该多了解孩子。我们一定会配合老师好好教育孩子。”

从那以后，陈涛变了。课堂上，他能专心地听讲;操场上，他能和同学和睦的相处;劳动中，他能任劳任怨。

[自我反思]

“有容德乃大，无私品自高。”作为一名老师，就要有容人之量，用宽容打开学生的心扉;用宽容培养学生的自信;用宽容抚平学生的创伤;用宽容激励学生进取、自强不息。

[教育延伸]

只要我有能力工作，就要工作的精彩;只要我有能力体验，就要体验班主任的甘苦;只要我有能力付出，就要在岗位上呕心沥血。”我想这就是我对班主任工作的一点点激情吧。虽然不知这点儿激情的回报值有多大，但与学生们相处这么久，我深深地知道：“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

魏书生老师曾经说过：“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班主任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中播种耕耘的事业，这一职业应该是神圣的。愿我们以神圣的态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得天清日朗，以使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学生，以使我们的学生无愧于生命长河中的那段青春年华。”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五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每个人成功的含义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创造了财富，回馈社会，受到世人的尊敬；有的人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贏得了鲜花和掌声?，还有的人默默无闻，做一名建设者，修桥铺路，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却希望在七星湖畔的三尺讲台，奏响我人生中最为动听的旋律。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踏进中专校园的时候，我的心情和所有梦想成为一名教师的人一样，是多么激动，多么自豪啊。然而，当我拿着课本，走上讲台，用响亮的声音喊：“上课”的时候，看到同学们睡意未醒的样子，极不情愿的起立，还有上课期间几乎一半同学无心听课的情况，让我充满了激情的心凉了半截。

但是，无情的现实改变不了我对教育事业的忠爱，眼前的学习氛围更不能熄灭我激情澎湃的教书热情。面对这些上课总爱睡觉、听课总爱走神的孩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一遍又一遍的和他们分析外面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一遍又一遍的更改着自己的教学方法。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今天，我就是用这套教学方法，在学校的八个模具班中进行理论教学，结果我欣慰地看到了课堂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学生从前睡意未醒的样子，变成了今天朝气蓬勃的笑脸，变成了一双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从前极不情愿的起立，变成了今天响亮而整齐的呼喊：老师好！

在我心目中，每个学生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他们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能充分地发掘出他们的闪光点，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星光灿烂；我也相信当我以一颗真诚的心关爱他们，他们回报给我的将是一颗颗火热的心。

今年三月，学校让我接手的一个班级，那是一个以脏、乱、差闻名全校的班级。为了使班的面貌尽快改观，晨曦中我常常提早赶到学校，到宿舍里把他们赶进教室，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新一天的生活；中午，我没有休息，把表现最差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辅导；月色中，我常常很晚才离开学校，我要替同学们一天的表现作个小结，作为第二天工作的依据。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着，仅仅过了两个月，我们班拿到了第一张先进文明班的奖状，班会课上当我把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全班同学为之兴奋和骄傲。班会课后的第二天，我们班的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老师，我们很喜欢您，是您让我们看到了学业的希望。您知道为什么吗？当您接任我们班班主任的第一天，全校大扫除，我们的任务是清扫课室和包干区卫生，同学们领了任务，就开始劳动。我以为您会离开，但是，您没有，您来到课室，和我们一起，拖地、抹窗，您还把手伸进那污浊的水里，帮我们把地拖洗干净。我看到了汗水湿透了您的衣服，您头发变得凌乱。但是我觉得,老师您那时最帅，因为老师的行为深深的触动了我迷惘的心。两个月来，是老师用耐心和热情，用那份充满了对学生真诚的爱，让我看到了学业的希望，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春泥护根花更艳。学生的几句言语代表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教师的我，能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满园的花朵，能用这点点的星火照亮莘莘学子，能用自己的激情，让学生看到将来，看到希望，那是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自豪。虽然教师的岗位很平凡，但我坚信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同样也会做出不平凡的贡献；虽然教师的工作很烦琐，但我决心在这烦琐的工作中奏响人生的华丽乐章。

迈步七星湖畔，放眼神州大地，祖国的职教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肇庆这块宝地，已成了广东省职业教育的基地，我们庆幸，赶上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自豪，肩负起了培养祖国栋梁的重任；我们努力，决不会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同志们，同行们，让我们用青春和汗水，用理想和智慧，用热情和爱心，共同托起肇庆职业教育明天的太阳。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六

xxx

习水县第四中学始建于1957年，原名“仁怀群力中学”，当时被誉为全国两所红旗学校之一，学校相关负责人曾两次进京出席会议，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人民日报》曾为此刊发题为《两个好榜样》的社论。1979年更名为“习水县第四中学”（简称“习水四中”）。学校已走过了53年沧桑历程，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凝结了厚实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博学、诚信、求是、创新”的校风，“勤业、敬业、精业、乐业”的教风和“会学、勤学、好学、乐学”的学风。

校训：求学先求做人，施教先施师德。

校风：责任、合作、创造、奉献。

办学目标：群策群力，以德育为先、智育为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把学校办成观念超前、科研先导、特色明显、质量上乘的县属完全中学。

教育实习是我们作为师范生必须经过的重要实践性环节之一，通过教学实践，我们将进一步了解社会，增强对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教学相长，培养我们实习生的实践能力。经过本次实习，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对地理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熟悉教学的各个基本环节，为即将走上讲台的我们打下夯实基础，对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查漏补缺，是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打下良好基础。

本人经过为期近三个月在贵州省习水县第四中学（习水四中）的教学实习，在指导教师胡江涛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教学院安排的12周教育实习任务，实习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在实习之前，对从来没有上过讲台的我来说是那么的困难，讲话的声音太小、语速太快、容易害羞都是需要我去克服的问题。经过三个月的实习，我从最初走上讲台时的羞涩到实习结束时走上讲台时的那种自信，这是我自认为通过实习对自己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在学生生涯是学习过程中无法完成的；经过三个月的实习，我从最初在讲台上的不知所措到实习结束时的从容面对学生，这种能力的培养是我学生生涯完成质的飞跃的转变。因而只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我们的潜能才能被无限的被激发出来。

在实习之前，所有的都是纸上谈兵，包括在学期结束时的教育见习，在班上所有的中学课堂教学模拟，不论是课堂氛围、班风学风、知识结构、认知水平都是不能和真正的中学课堂所比拟，所以，只有正真的到中学课堂上去实践了你才知道，你正真掌握的知识有多少，还有多少知识是你没有掌握的，那些知识又比较欠缺，这些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发现，去补充，去完善。在课堂上，虽然学生是主体，但老师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主角的角色，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群可爱的学生。因此，你只有正真的到了这岗位，做着这份职业的时候，你才能正真的明白其中的缘由，所以，不论是课上还是课后，还是在大街上，只要有一个学生随意的叫你一声“老师好”的时候，你那种责任感、使命感、那种希望把自己所知都教授给你的学生情感就会油然而生。正是这种责任，它会迫使你去认真备课，认真的去完成每一堂课堂教学，认真的去对学生负责任，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喜欢上并崇拜这个岗位，这份工作。尽管实习时间有限，但对我人生的影响却是那么深远，很感激我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在我实习的两个月时间里，学校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让我不论实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指导老师也很尽职尽责的辅导我，让我尽快的从一名学生的角色转变成教师的角色并且在短时间内就能独立的担任教学任务，因此在很充分的教学实践保障下，我也发现了一些贵校的教学不足

1、因为地理科目是一科比较抽象的学科，因而对学生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要求就很高，这也是我们地理科目设置的培养目标之一，但是在现代化手段比较普及的今天来说，多媒体教学时一个很常见的教学辅助手段，但是贵校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该手段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很少涉及多媒体教学，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既有弊，这要求教师要有较高的水平，能从容处理各种教学难题，且对讲解这种抽象难题有独到的方法，但对学生来讲就很困难；有了多媒体以后，教师就可以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来展现这一抽象世界，学生在思维上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因此我建议学校能在教学硬件的改善上还能进一步完善。

2、学时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个别科目的学习态度，贵校上午安排5课时，下午却只排2课时，并且中午没有看见学生有午休的习惯，这种学习风气并不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我建议早上排4课时，中午强制学生午休，下午排3课时，以保障学生下午、晚上的学习效率。

3、在我实习期间，办公室老师在没课时鲜有人在，都是上课前及时赶到，下课后就顺道回家的现象非常普遍，虽有个别很负责的班主任能经常在办公室、在班级上监督学生学习，但是那只能对班主任的单一科目有一定的影响，对其他学科就没什么影响力，毕竟他只是精通其中的一两个科目，因此当其他同学在飞班主任所教授科目遇到困难时就很难解决，当问题不能及时接到时，很多学生的学习兴趣会逐渐的减弱，直到维持这一科目的学习任务，这中情况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学校都不是好事，因此我建议贵校的老师能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还能在办公室指导一些那些渴望得到答案的学生，能多坚守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

转眼间两个月的实习生活也结束了。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还天天盼望着实习结束的一天，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自己才发现，虽然是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可是自己早已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个环境，融入了这个集体，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个集体里的一份子。想到自己要离开了，是那么的不舍。看到自己相处了两个月的学生和老师，想到今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真的不想走。突然间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好亲切，自己的学生都万分可爱。看到他们一个个不舍的眼神真的很想留下来。时间过得真快，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回想起在这短暂的两个月内所发生的和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真的学会了很多。

实习是大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实习锻炼了我们的实践教学能力。提高了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在实践中体会了教书育人的重大责任。在这两个月的实习期间，我认真的向自己的指导老师学习。认真的听取老师们对我的评价和建议。认真的听好老师上的每一堂课，吸取老师的宝贵的教学方法。认真，充分准备每一堂课，听取老师的建议和教导。帮助作业中错误较多的学生进行个别讲解，尽全力做好一名有责任心的好老师。同时在工作上也得到了其他老师们的帮助和关心。得到了学生的配合和支持。短短的两个月，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都让我的实习生活变得难忘和丰富多彩。

通过这两个月的实习生活，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师着职业的伟大和老师的艰辛。刚开始实习，我的主要任务是听课，听指导老师讲课，再回顾我的任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我从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发现了每个老师都会有不同的教学风格，或许这就是教无定论的真正含义。我深深佩服老师在课堂上的应对自如，他通过讲述他身边的故事和例子，加上幽默风趣的语言，课堂气氛非常的活跃。在听课过程中，我深感，教学是一门艺术，课堂语言是这种艺术的传达方式。听课的过程，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在了解教学流程的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式和组织教学能力的积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听课和实践，我开始有了一些进步。这时指导老师给了我多次机会，分不同层面锻炼和培养我的授课能力。带给我最初、的感受是，讲台下坐着的不是自己的同学而是真正的学生。他们不会像自己的同学那样随意附和、快捷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是真正地思考和等待着我们的解答。他们在听不明白的时候会突然提问，或者干脆就趴在桌子上看书和睡觉。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困难。如课堂秩序。正是这些小小的挫折，让我越勇，更让我懂得，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就要想方设法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在教学活动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教师要把自己当成活动中的一员、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教师既要讲授知识，又要管理课堂纪律，并且与学生进行个别交流。在刚开始时心情特别紧张，由于经验不足和应变能力不强，课堂出现了“讲课重点不突出，教学思路不流畅，师生配合不够默契”等问题。针对出现的问题，指导老师要求多听课，多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多研究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料，并且面对面地指出课件的不足以及上课时存在的缺点。我采用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启发式教学，适当列出提纲，设置思考题，加以点拨。由此而来，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始发挥作用，由“要我学”的教学方式转化为了“我要学”的学习方式。让这群学生学的轻松快乐。之前大家可能有抱怨老师上课的种种。可是实习结束了，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才知道其实上好一堂课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老师没有以前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体验之后大家都对老师这个词有了自己的感悟，但相信有一件一定是一样的：要做好一名老师不容易。自己距离心目中的那个角色还有很多路要走。其实，教师是既伟大又很艰辛的职业。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七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八

教育始终被社会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有力武器，教育问题倍受关注，义务教育、高职教育、高等教育如今在我国取得了较快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不少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功不可没，教育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都是在探索中前进，难免会存在不足，本委现特就此找出相关问题，并提相应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1年历程，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教育改革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也已进行了15年，其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初见成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不少素质型人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今社会尚存的各种与教育息息相关问题：

1、口号天天喊要给中、小学学生“减负”，但现实是学校的实际操作并未给学生“减负”，课余家教之风盛行，学生负担未减反增;

2、高等院校为社会输出的本应是应用型人才，但由于高校教学的专业设置并未结合社会实际需求，导致课堂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形成了用人单位难招到合适人才，学生则存在毕业则失业的双重尴尬;

3、扫盲工作关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但在各地的扫盲工作中，教育过程走形式、考试找人代替现象非常严重，扫盲率完成得不错，但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扫盲工作形式化现象严重，这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4、不少80、90后青年，思想浮躁，缺乏斗志，不愿付出只求收获，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偏离实际。

如何针对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切实进行教育改革，如何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如何矫正身系祖国未来的下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解决的思路

1、给中、小学学生“减负”，要将具体措施落到实处，把学生“减负”工作责任制层层落实，从政府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到教育部门负责人，到学校校长，再到班主任甚至任课老师，层层签订责任书，加强监督考核，形成长效机制，在教育综合考核评定工作中引入“减负”工作考核指标，实行“减负”工作不落实的一票否决制，不断规范教育市场，严禁学校老师变相给学生加负;

2、高校教育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教育服务社会的方针，加强调研，结合实际深入开展改革工作，将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密切挂钩，增加工作技能方面的课程，真正为社会及时提供所需人才，同时也解决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3、扫盲工作形式化，缘于工作方式“一阵风”，监督机制不到位，所以要使扫盲工作真正取得实效，就得将扫盲工作纳入经常性工作来抓，加强经常检查与突击检查工作力度，同时建立起畅通的监督机制，接受社会的考评监督;

4、在中、小学德育课程中，应针对当代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课程内容，同时建立起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引导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对于教育原本很自然心得体会如何写九

爱心与赏识

“爱是教育的前提，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作为教师，只有热爱学生，特别是尊重、爱护、信任学生，使学生真正感到来自教师的温暖和呵护，教育才富有实效。那些在学习、思想、行为等方面存在一定偏差的学生，我们称之为“问题学生”。他们往往被忽视、被冷落，殊不知，学生看起来最不值得爱的时候，恰恰是学生最需要爱的时候;殊不知，错过学生的一个教育机会，没准就错过学生的一辈子。

在我接的三(3)班里，有一个好动的学生，他叫范腾飞，他人长得瘦小，好动爱讲话，还特别爱随地扔垃圾。他人很聪明，但是上课的时候总管不住自己的手。不是弄同桌，就是自己玩，有时一个笔头就能玩大半节课。跟他坐在一起的同学换了又换，有的受到他的感染，也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违反课堂纪律、影响任课老师的课堂教学和情绪。对于范腾飞，任课老师的反应最为强烈，他的行为不仅影响违反了课堂纪律，而且严重影响了教学进度和任课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他对任课老师的批评教育非但不能谦虚接受，而且还处处找借口，刁难老师。任课老师经常向我反映他的不是，也许因为我是班主任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他还算能够“识相”。

我利用课余找他谈话，而他总是这里答应改，转头又管不住双手。有时趁课任老师上课，我到班里听课，他也能认真地听讲，不过最多十几分钟又开始动了。我也找家长多次沟通，共同教育，也无济于事。

有一天早上，他爸爸突然来学校偷偷地告诉我，孩子得的是小儿多动症。医生说吃药无利于孩子的身体，希望老师能体谅。我只能想方法去慢慢地改变他了。有一天早上正上着课，我发现范腾飞在一张废纸上画画，尽管他这样做固然不对，但画却画得相当不错。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让他展示自己的画，同学们都认为画的不错。跟着我向他提出如果在学习上也能这样出色就更好了。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认真地做作业(不过字体就不敢恭维了)，我还是及时表扬他。还有一次，班里大扫除，他非常积极，抢着拿扫把打扫清洁，并用抹布把自己座位的周围打扫得很干净。我立刻就在班里表扬他，要同学们向他学习，看他多会劳动啊!打那以后，范腾飞他扔垃圾少了，有时还看见他自觉地捡地上的垃圾。课间也没有和同学追打了，并能与同学和睦相处。后来，我又让他做了纪律小卫士，他非常开心，看到老师如此器重自己，范腾飞的学习劲头更大了，成绩进步神速。

分析：爱心与赏识是实现成功转化的两大支柱。

1、奉献爱心，增其自信。我国近代教育家夏丐尊也说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称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作为一名班主任，要搞好教育工作，首先要有一颗赤诚的爱心，用爱的甘露滋润孩子们的心田，用爱心点燃一颗颗纯洁的灵魂。对于那些学困生，特别是留守的学困生，教师应给她们更多的爱，经常鼓励、帮助、督促她们，让她们逐渐增强自信心。

2、运用赏识，促其发展。每个学生身上都有优缺点，学困生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学困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哪怕是很微弱的闪光点，很微小的进步，我们教师也要及时予以引导肯定：尽量挖掘其闪光点，努力从赞美中去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使他们产生欣慰、幸福的内心体验，增强荣誉感、自信心、上进心，提高学习的兴趣与内在的动力。当一个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与动力，他的进步就变得轻松、容易多了。

爱心与赏识，转变了范腾飞同学，也给我这个班主任带来了无限的欣慰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