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七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一

这个环节，我认为在本次活动中，我把握都很到位，紧扣课标，而且语言精炼，简洁明了地让学生能快速明确本节课的学习任务。

二、自学指导的设计

我们在高效课堂培训的时候，就学习过如何制定自学指导。自学指导中要明确四个方面的内容：自学的内容、方法、时间、要求。也就是要知道学什么，怎么学，学多长时间，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前三点，我基本上都能做到，而且能具体到是看一看，画一画，写一写。但是最后一点，关于学到什么程度，对学的结果的要求提得不够明确。要求就略显宽松、模棱两可，学生在看书之后、交流之前不清楚自己究竟学得怎么样。所以今后我要明确提出怎么检查。

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知识的难易程度、我采用了课前或课上或二者结合的自学，并把课前预习作为一种自学的主要方式。围绕本节课的重点和的难点进行设计预习提纲或自学提示，让它成为学生自学的一条线索、一个拐杖。通过预习或自学，使得学生学会一半的东西。

在学生“先学”的环节，我做到了，给足时间和空间，给学生思维和体验的过程，有过程就是很好的学习。一般不过早做裁判，做好军师，静观其变，运筹帷幄。并不时的巡视在学生间发现各种“问题”，尤其是关注“差生”。在先学阶段，让学生“板演”，展示错误，课堂是允许犯错误的地方，知错改错，就是进步，抓住底部，整体抬高。先学环节不仅只包含看书，还包含检测。看书的时候，老师要提前把要求讲明白，看完书，我基本做到了，不要讲，直接做题。出现错误后再去说明白。需要讲解、强调的部分到题里结合具体题目在学生纠错的过程中进行说明。

我首先是学生先来纠正，即“兵教兵”，所有的学生都不会，然后才是老师纠正。除此之外，启发我尽量做到恰到好处，画龙点睛，点在要害处、点在模糊处、点在容易出错处、点在学生自己解决不了的地方。

六、做好自学检测和讨论更正

在教学中，我有机的将自学检测和讨论更正结合起来，避免两张皮、两条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学

提示就是课堂教学的一条主线。在自学检测环节，针对学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见解，错误的、偏差的、理解的不深刻的不全面的等等。及时的交流讨论、更正纠错，抓住我们倡导的精讲的大好时机。尽量做到讲在知识的重点处、难点处、易混淆处。

七、当堂训练做到要由易到难，先熟练再拓展

做好练习，在学生真正理解、弄清、弄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消化和吸收的情况做好练习，给足练习的量.，在练习中课堂训练做到有节奏，有效率，有变化，有反馈，作业做到面批面改，课堂结束最终回归目标。

八、不但注重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更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

这尤其对学习基础差的学生，付出了更多的爱心和辛苦，对差生的辅导工作自己始终没有放弃过，常为他们做耐心的辅导，帮助他们卸去思想上的包袱，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看到他们的点滴进步，自己感到是那么欣慰。因此,在本学期的教学工作中,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完成了学校部署的各项任务。

它并不是单一的只抓教学的工作，它涉及到教育的方方面面，要使每一个孩子在各方面都能得到锻炼和发展，就必须重视教育的其它方面。学生不仅要会学习，更要学会怎样做人，因此，在教学中，我更注重渗透思想品德素质的教育。德育是一门科学，教师工作一应努力向科学化迈进。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二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前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像春雷震惊了世界；它像春风使中国大地开始复苏；它像春雨使万物更新焕发生机。这次会议，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国门，做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荡，从而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从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震撼世界的改革开放那一刻，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逐步走到了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浩劫，使中国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潮流，毅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首次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中国国情出发，使国内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完美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国家和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作出了理论、思想、制度、实践的保障。

按劳分配制度得到了不断体现，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增加了竞争原素，计时计件，出勤出力，奖优罚劣，绩效考核成为常规，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更加注重了质量至上，按劳分配——按能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逐步得以实现，一些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资产重组，使得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才重现了青山绿水，使大同的天更蓝，水更清，树更绿。

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个人剩余劳动产品能够自由买卖，商品能够交换，投机倒把罪名的废除，解除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市场开始繁荣，南北各地物产开始流通，过去的统购统销统配政策开始放松，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一些生产生活用品逐步得到满足，生活得到改善，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过去的四大件蹬蹬、看看、听听、转转(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缝纫机)不再成为紧俏商品。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已被电视、冰箱、空调、汽车、手机所代替。异常是汽车已成为人们代步工具，手机成了每个人必备的通讯方式，进入了千家万户，司机不再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过去能坐上小汽车的人，至少也是县级以上领导，此刻，无论男女老少均可自驾出游。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寥若星辰，此刻的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层出不穷。

文化生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个样板戏，形式单一，枯燥乏味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广场舞、大秧歌、健身操、旅游已成为城乡人民共同参与的课目，人们的观念由传统封建到积极参与上升到享受欢乐的精神层面。人们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档到高档、从单一向全面、从基本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的发展历程。

餐桌和衣着上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常年吃的是窝头咸菜，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的炖肉、油炸糕现已成了家常便饭，八十年代初期的鱿鱼海参，在婚宴上是高档菜，出门坐席能吃上一顿成为办喜事人家的门面和出门人津津乐道的自豪。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由过去能吃得上、吃得饱到此刻的吃营养、吃健康；由过去能穿的暖、穿整齐的黑、灰、蓝、白的单一色调的大众化到此刻的丰富多彩、舒适大方的个性化。过去到澡堂洗澡是“百人一池煮饺子”，此刻桑拿、汗蒸、捏脚、搓背已成普通，从搓澡工对顾客的称谓：同志——师傅——大哥(gang)——老板——领导，都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国家注重科技、教育、医疗工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写入了党章，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成为社会新的风尚。基于此，才能有中国的载人飞船、神舟升天、蛟龙入海、天眼探空、高铁飞驰，科技创新与过去的仿造——制造——创造，核心技术日臻成熟，有许多项目在世界领先。

国家由“人治”转变为“法制”。由过去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到此刻的普法、学法、知法、守法，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成为国家民主法治的坚强磐石，每个公民必守的规则。由改革开放初期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逐步到缩小贫困差距，精准扶贫，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体现了党和国家关注民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增长的经济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领先，国防力量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不断提升。从七九年中越自卫还击战使用的常规武器到此刻尖端武器的配备，航母舰、驱逐舰、护卫舰的入列，使南海成了一些居心叵测的国家觊觎而不敢侵犯的领海；巡航台湾已成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常规训练；几十批维和部队出国执行任务受到国际社会称赞。九七年香港回归、九九年澳门回归更体现了中国的实力和决心。“一带一路”的政策惠及周边国家，更加展示了中国的伟大胸怀和雄韬大略。中国从“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勇于纠正错误，重振雄风。中国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不仅仅是信守承诺并且掷地有声；中国有了自己的主导权，不再任人摆布，仰视别人的眼色。

党内政治生活得到了恢复和健全，党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党的宗旨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断崖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得到遏制，反腐倡廉，惩处腐败使政治生态得以净化，经过了“党内整风、党员重新登记、三讲、党员先进性教育、路线教育、反四风、两学一做”使党员思想变得纯洁，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过去那种领导出行时“警车开道，标语口号，水果饮料，领导汇报，记者拍照，明天见报”的形式主义禁止了；胸中无数点子多，情景不明决心大，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官话多，严谨的套话多的官僚主义少见了；公务接待参与吃喝，认为是一种身份待遇，参与个人吃请，认为是一种人缘标志、“日计有余、年无所功”的享乐主义杜绝了。一大批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得到重用，一些“资历不够用学历补，文化不够用文凭补，威信不够用脾气补，政绩不够用背景补”的领导干部得到处理，净化了党内风气，匡正了用人导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沧桑巨变，由人心思治，人心思变，人心思干到此刻的大发展、大跨越、大繁荣，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从中央到地方，从老人到孩童都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到处呈现出改革开放的繁荣景象。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十九大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中国又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作为一名退休的党员干部更要全力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中国闭关自封，徘徊彷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中国生机勃勃，国富民强，再过四十年的中国必将领军世界，无限辉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必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三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四

当前，乡镇机构改革正在稳步地推进中。虽然各地改革的时间安排不一样，但从各地了解到的方案或者意见来看，预计都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完成，并将在6月30日前正式挂牌运行。从各地的试点推行情况来看，各地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精简机构、合并职能、提高效能都是改革的目标和措施。也就意味着，乡镇的很多二级机构将在这一轮改革中合并或撤销。

乡镇机构改革，国家层面出台的都是《指导意见》，《意见》的意思也就是给你指明一个大概的改革方向，至于具体怎么改革，各省、各地市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重点抓好四项工作：

一是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转变乡镇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乡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切实解决乡镇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等问题。积极为乡镇转变职能创造条件。

二是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

进一步优化乡镇党政机构和事业站所设置，坚决守住机构编制和实有人员“只减不增”这条底线。

三是改革乡镇事业站所管理体制。

继续推进分类改革，建立健全新型农业服务体系。

四是创新乡镇行政运行机制。

严格依法行政，加快推进政务公开，转变服务方式，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2019年个别地方出台的乡镇机构改革政策

1.设立党政工作机构8个：党政办、党建办、政务服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经济发展局、应急管理局、规划建设管理局、社会事业发展局。

设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6个：便民服务中心、农林水综合服务中心、财政经济服务中心、文化旅游服务中心、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轴承产业服务中心。

2.核定行政编制50人，事业编制65人。党政工作机构的一把手由副镇长兼任，再配备1名副科级副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只配1名副科级一把手。

请注意：以前乡镇的“七所八站”都撤销了，人员全部打乱重组了，新组建了一些部门，这些新组建的部门承担以前“七所八站”的所有职能;据我了解，烟店镇是当地的一个大镇，还是临清市两大中心镇之一，经济条件比较发达，比着河南、山西、陕西等内地的乡镇经济发达的多，人口也比较多，烟店镇以前的公职人员将近200人，现在核定行政编加上事业编只剩下115人，也就是有近80人要被辞退。

2019年6月份，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6月底前基本完成。《意见》主要明确了一点：

乡镇机构不超过12个。规模较大、管理任务较重的乡镇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机构限额为12个，其他乡镇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机构限额为10个。乡镇一般设置党政机构3~7个，事业单位3~5个，已经明确设立的机构：党建工作办公室或者党建工作站、党政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等4个，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各地市、县区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立。

人员如何安置呢?文件原话是：“规范编制管理。所有人员按核定编制竞争上岗，实行一人一编一卡管理。落岗的人员下岗分流，出现空编时优先从原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中录用。”至于具体怎么操作就不得而知了。

第一，乡镇事业编一般不会下岗，丢失身份。根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求，乡镇的各类站所可能会根据职能需要进行必要的撤并整合，人员随职能划转分流安置，继续保持身份待遇不变，不会出现被剥离编制的情况。比如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编制，按照分类改革要求，原则上要求剥离事业编制转为企业人员，但在乡镇能干活的人本来就不多，受制于人少事多，即便有自收自支性质的编制人员，一般也不会清除，顶多是在机构撤销后转到其他岗位安置。自收自支性质的编制人员都不会丢失身份，其他全额、差额人员地位自然更加稳固。

第二，乡镇事业编基本上不可能转公务员。有的乡镇事业编特别是参公性质人员，冀望通过机构改革转换身份变为公务员。可以肯定的是，这基本上不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机构改革现在普遍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原则，行政编制原则上不增加，没有编制，想转业没用;二是从事业编转行政编，要么通过调任，要么通过选举担任乡镇副职，否则根本转不了，而无论哪种选择，都不是易事，没有一定的能量根本做不到。

第三，乡镇事业编基本上不可能有车补，想提高待遇，要么上调，要么多拿职称，其它的别多想，想也没用，老老实实干活是正道。

大家都知道，乡镇人多事杂，机构改革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上级部门都是出台的《意见》，给你指明一个改革的大概方向，具体改革政策还是以各地市、各县区的具体政策为准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五

监督是纪委监委的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监察体制改革以来，xx市监督对象大幅增加，目前全市共有xx名党员，xx名监察对象。面对这么多的监督对象，如何对其实施精准有效监督，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摆在纪检监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现问题是监督工作的生命线。从目前监督工作来看，2020年，xx市纪委监委处置的xx件问题线索中，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线索xx件，仅占比xx%，这说明我们的监督工作还有很大差距和不足。

（一）站位不高，思想认识有偏差。党章规定，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其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监察法规定，监委是履行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无论是纪委还是监委，监督都是第一任务、第一职责，都要求坚决把监督挺在前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纪检监察干部对政治机关的定位把握不准，不善于从政治上审视、分析和查处问题，重审查轻监督，认为办案是硬指标、监督是软任务，无论是监督检查室还是乡镇纪委和派驻机构都忙于办案而疏于监督；有的对监督的“再”监督认识不到位，出现监督“越位”、外行监督内行的现象；有的担当精神不强，主动亮剑不够，认为监督容易得罪人，导致监督弱化、虚化。

（二）职责不清，权限职能有交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专设监督检查一章，明确监督重点，规范监督方式，使监督更加有力。但是，《规则》对纪委监委各监督主体谁来统筹、职责分工、如何协作等没有详细规定。比如：第十二条规定，党风政风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党风政风建设的综合协调，做好督促检查、通报曝光和综合分析等工作。而监督检查室具体负责联系乡镇（单位）的日常监督，派驻机构负责驻在部门的派驻监督，与党风政风监督室在作风监督的职责上有交叉、有重合。同时，监督检查室的日常监督和派驻机构的派驻监督在对象、内容上边界模糊，职责定位不够清晰，监督关系没有理顺，导致出现“九龙治水”、无序监督，或推诿扯皮、无人监督，或多头监督、资源内耗问题。

（三）机制不畅，统筹运行有阻力。党中央一体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纪律、监察、派驻、巡视“四个全覆盖”的监督格局，为强化监督职责提供了重要支撑。实际工作中，党风政风监督室承担专项监督的安排部署、综合协调工作；监督检查室负责联系乡镇（单位）的日常监督（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机构负责驻在部门的派驻监督；市委巡察办负责巡察监督，但是“四个监督”各管一块、单兵作战、行无定式，没有打破孤岛、聚拢五指，致使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如：巡察办与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之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监督检查室对派驻机构的联系指导作用没有发挥；党风政风监督室在专项监督上无力统筹“四个监督”，没有形成监督合力。

（四）手段不多，方式方法有欠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对列席会议、听取汇报、廉政档案、意见回复等常规的监督方式均有点题，但在实践运用中，各监督主体普遍感到茫然，监督办法不多、方式不新，致使监督效果不佳。比如：监督检查室建立了领导干部廉洁档案，但是仅仅实现了档案见面、材料扫描，对监督对象的性格特征、岗位职责和廉政风险并不了解，这种粗放式的监督，形式大于内容；派驻机构在派驻监督上缺乏全局观念，未将“病树”“歪树”放在“森林”的整体之下分析研判，对驻在部门的政治生态和班子情况心中无数、画像不准；党风政风监督室在对“四风”问题的监督检查上依赖看资料、查账目等传统手段，不会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对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束手无策。

从监督方面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出，监督乏力已经成为制约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不匹配”。

（一）能力素质和监督理念不匹配。从实际情况看，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与当前形势还不相适应。一是监督意识不强，不会督。监察体制改革后，如何按照监察法要求和“四种形态”标准对成倍增加的监察对象开展日常监督，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思维模式固化，不想督。局限于“安排什么干什么”“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日常监督、派驻监督抓什么、怎么抓、如何抓考虑不深不细。三是担当意识缺乏，不敢督。受熟人社会影响，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在开展监督工作中拉不下脸、下不了手，弱化了监督工作的严肃性。

（二）职责权限和监督格局不匹配。从表面看，“四个监督”是简单的1+，但目前4个1+小于4，因为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不能有力支撑起“四个监督”一体化的格局。一是组织架构上，没有指导统筹“四个监督”的领导机构，监督缺少研判、规划统筹，导致各监督主体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没有同向发力。二是职责定位上，监督职责、监督领域有交叉，也有留白，出现了重复监督或无人监督的困境和尴尬。三是人员力量上，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和监督检查室的人员力量不足，在保障办案的前提下，很难有精力开展监督工作。

（三）制度体系和监督模式不匹配。目前，监督工作尚处于探索创新阶段，没有可以“照单”监督的制度体系。一是监督重点上，“四个监督”基本都可以“包打天下”，没有各自的主攻方向和侧重点，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沟通协作机制还不完善。二是监督程序上，除了巡察监督比较规范外，日常监督、派驻监督如何请示报告、如何发现线索、如何整改落实均没有现成的制度规范。三是监督方式上，习惯于按老套路、老办法开展工作，不善于抓早抓小，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监督的手段不多。四是监督对象上，派驻监督和日常监督的对象基本相同，对各自的监督层级和监督重点没有明确的区分，影响了监督效果。

（四）考核方式和监督实效不匹配。尽管xx市纪委监委机关对乡镇纪委、派驻机构和各部室每年进行考核，但是考核管理不精细，致使监督工作没有动力和活力。一是考核导向上，以案件数量论英雄，让监督工作“出力不讨好”，从主观上丧失了对监督工作的积极性。二是考核方式上，指标设置不科学，让考核显失公平，致使监督工作形式化、表面化。三是考核结果上，由于监督工作“一体两面”的特殊性，既要防止数量化，以发现问题的数量论英雄，又要防止形式化，以监督工作的资料称豪杰，需要注重工作实绩，进一步建立科学公正的考核体系。

落实xx市委“xx”部署，推动xx高质量转型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纪检监督作保障。下一步，我们将从“五个方面”，做实做细监督职责。

（一）更新监督理念。做好监督工作必须刚柔结合，同频共振。一方面要树立“治病救人”的理念。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监督意识，增强监督的主动性，通过教育引导、谈心谈话、激励感召等方式开展监督工作，对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干部切实感受到组织的良苦用心，在心底里支持配合监督工作。另一方面要遵循“惩前毖后”的方针。坚持惩治才是最严厉的监督，提高监督发现问题能力，提高谈话函询转初核比例，加大审查调查力度，严厉惩治违纪违法的人和事，真正让纪律带电、监督长牙。

（二）紧盯监督对象。将监督见诸日常，需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一是要突出“关键少数”。聚焦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加强对履行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委决策部署、个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监督。二是要管住“绝大多数”。在盯住重点的同时，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各个层级、各个领域，覆盖到全体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好“树木”和“森林”的关系，维护全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三）创新监督机制。重塑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监督工作秩序需要破旧立新，才能开新局。一是要破除“单打独斗”的旧思想，确立“联合作战”的新理念。统筹推进纪律、监察、派驻和巡察“四个监督”，使党风政风监督室、监督检查室、乡镇纪委、派驻机构、巡察机构互相配合、各有侧重，形成统一调度、协调配合、衔接有序的监督体系。二是要破除“一成不变”的旧套路，确立“四位一体”新机制。制定《关于充分履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首要职责的实施意见》《“四个监督”协作配合工作细则》《监督人员统一调度工作办法》等配套制度，使各监督主体在监督机制上环环相扣、全面贯通，实现“联”“驻”“巡”三者的优势互补、效果叠加。

（四）改进监督方法。做好新时期监督工作，既要用好用足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又要积极探索监督的新路径。一是联合监督。采取“驻守式”与“检查式”监督相结合，“驻点”与“联片”监督相结合，点穴式与常规式监督相结合，实现统筹协作，发挥集团作战优势。二是科技监督。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互联网+”、微信、手机app等智能手段，拓展线索收集渠道，实现动态监管、智能分析。三是日常监督。运用问题线索排查、廉政档案、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列席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开展日常监督。四是专项监督。围绕xx市委中心工作，每年集中时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相关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深度治理。

（五）注重监督效果。监督工作既要善于发现外在问题，又要由表及里，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实现标本兼治。一是要在发现问题上下功夫。“火眼金睛”把好监督的第一道关口，用好“第一种形态”，发挥监督“发现、预警、提醒、教育”等功能，注重抓早抓小，防止小错变成大错。二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坚持把推动问题解决作为监督工作的落脚点，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推动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同时，做好监督的“后半篇文章”，通过“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分析、一案一治理”，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切实发挥监督的震慑作用。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六

今年以来，多营镇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区委“5242”产业发展总体布局，紧紧围绕“藏茶小镇·多营新城”的发展定位，系统落实、提振精神、加压奋进，切实推动多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现将我镇2020年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计划报告如下。

2020年工作回顾

一、筑牢党建基础，狠抓队伍建设，激发党建活力

（一）抓好干部带队伍，打好选育管用“组合拳”。以“两项调整”改革为有利契机，共调整12名党组织书记，切实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第一人”，充分发挥好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的“领头雁”作用。今年共储备8名发展党员，着力抓好青年人才的培养，建立完善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的年轻干部队伍后备库，为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基层发展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强化教育提思想，拧紧廉政思想“总开关”。党政领导班子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廉政风险苗头，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案例等方式，强化反面警示作用，时刻为广大干部职工提神清脑，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时刻清醒，行动上认真践行。今年以来，共开展提醒谈话9人，党纪立案3件3人，给予党纪处分2人。

（三）旗帜鲜明讲政治，种好意识形态“责任田”。镇党委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党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会8次，设置固定户外大型宣传板5个，各类标语横幅400余条，整治非法宗教场所19处，坚守网络阵地建设，累计报送信息167余篇，切实做到思想认识、组织领导、人员机构、氛围营造“四到位”，有效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有落实的组织领导机制。截至目前，我镇无重大舆情事件发生。

二、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重点难点，狠抓工作落实

（一）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责任落实聚力脱贫攻坚。多营镇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持续对标“两不愁三保障”，严格落实“五个一”帮扶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驻村帮扶工作。我镇共有3个贫困村，分别是殷家村、大深村、龙池村，“一低五有”各项指标全面达标。242户678人，“一超六有”各项指标全部达标。今年争取扶贫资金220万，实施2个扶贫项目，硬化道路3.3公里；完成住房提升改造19户；完成成农村产业扶持34户；安排防疫公益性岗位31人；完成105名学生的教育救助基金申报工作，指导在读中职、高职、本科学生24人申报贫困家庭中职学生生活费补助。医保、签约医生服务、慢性病特殊门诊、低保、退耕还林、新农保等民生政策全部落地落实。高质量完成了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各项目标任务。

（二）严管严防严控，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多营镇坚决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部署和要求，扎实开展宣传、排查、管控等工作。全镇共设立各类检查站13个，抽调镇干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两委人员、志愿者800余人24小时蹲点值守，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排查；劝导群众推迟或取消婚嫁等宴请活动39起，从简办理丧事3起。张贴公示公告1000余份。以沿路沿线、主开道为重点，悬挂宣传横幅450多处。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0余份。截至目前，多营镇疫情防控工作正常有序开展，辖区范围内未发生1起病例。

（三）不等不拖不靠，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我镇牢牢树立大抓项目建设推动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拉高工作标杆，牢牢把握关键具体环节，着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对岩镇新场镇商贸物流聚居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面完成，金仓中路已进场施工，茶马大道预计年底进场施工，持续做好高端民宿集群项目打造工作。d9、d10地块完成征地搬迁任务90户，d13地块全面完成。

（四）提前谋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减灾救灾工作。镇党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抢险队伍，提前做好应急队伍力量、应急物资等准备工作。加强地灾排查、做好预警天气人员转移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灾后第一时间组织镇村组干部、民兵队伍对受灾村组开展清理淤泥、搬运杂物、消杀、运输物资，物资发放工作。每日集中和分散安置转移群众600余人，集中大锅饭的形式每日供应700余人饮食。用最快的速度帮助多营镇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紧扣乡村振兴，立足多营实际，提升农村品质

（一）以乡村振兴为统揽，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按照“一园、一镇、一村、多点”的空间布局，构建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产业与生态和谐相融的新型城乡空间形态，全力打造集藏茶文化传承、西康记忆、美丽乡村、田园度假四大特色为一体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今年以来，在国道318线建设彩叶林带，围绕“藏茶小镇”建设，完成五营“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开展五营村乡风文明建设，产业道路修复提升、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项目，开展殷家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着力推进产业美、民居美、环境美、乡风美、生活美的“五美乡村”建设和发展。

（二）以社会和谐为目标，创新推动基层治理工作。一是组织开展“双创”工作会议20余次，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整治行动10余次，发放双创知识宣传资料6000份，悬挂标语、设立“双创工作”公益广告100余处，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劝导商家落实门前五包，清理各类垃圾400余吨。二是按照“蓝天、碧水、净土”的要求做好环保常态化工作，加强全镇秸秆禁烧巡查工作，对涉及环保污染的企业实行“一企一档”，加强问题督查，发现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三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大行动”，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拓展，推动村庄清洁行动常态化、制度化、持续化。

2021年计划要点

2021年，多营镇将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四届八次全会以及区五届四次党代会精神，全面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围绕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和要求，深入思考发展方向，找准契合点，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确保执政能力有效提高

一是以党建为统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巩固提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党内基本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理论组学习等各项学习制度，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二是逐步探索建立持续发现、梯次培养优秀后备干部的常态化机制，壮大青年后备力量队伍，保证后备力量素质高、结构优、数量足，及时有效为基层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把新时代青年力量聚焦到我镇各项事业发展中来。

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全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全国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度假旅游示范镇”为抓手，培育以多营镇五营村、殷家村为中心的高端民宿产业集群和康养旅游文化地。依托藏茶村打造及其品牌文化优势，培育形成茶旅相融为主体的特色产业链，推动茶旅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生态宜居、环境宜人、文化育人的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藏茶特色小镇”生态度假文化旅游产业。

三、聚焦城镇发展品质，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稳步建设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金仓中路等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建设进度。提升服务水平，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积极推动川滇物流园扩园升级，推动产业区域转移，打造形成集汽车销售、车管服务、电子商务、物流仓储等为一体的现代商贸物流交易中心，为建设“川西物流中心”作出贡献。以“厕所革命”为基础，持续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切实改善人居环境。

推荐改革要稳步快跑心得体会七

新形势下基层妇联工作创新思路探索

“创新”，顾名思义就是创造新的。创新就是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要继承妇联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结合新的实际，有新的发展;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又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经验。新形势下的基层妇联工作该如何创新呢?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实事求是，选准创新定位

新形势下的基层妇联工作可谓是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实事就是，选准创新定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把创新的着眼点放在本职工作上，针对分管的工作去创新。开展创新要顺应形势，明确方向。这个形势和方向就是时代的发展、上级的要求和妇女群众的需求，所以创新要做到宏观上把握、微观上深入。如果定位不准确，脱离了妇女的实际需要，我们的工作再有创意，也会失去实际意义。

2、抓住主要问题，选准创新目标

面对新形势下千头万绪的基层妇联工作，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主要问题，选准创新的目标和入切口。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把创新的落脚点放在最主要和最重点的问题上。主要问题就是工作的主要矛盾，抓往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创新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因此，我们要善于研究和分析问题，为再创新打下基础。

3、坚持科学态度，选准创新思路

新形势下的基层妇联工作有其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选准创新的思路。在实际工作中，从许多地方实践的宝贵经验来看，创新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做出科学决策。

4、做好战略部署，选准创新方法

新形势下的基层妇联工作也如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我们做好战略部署，做好具有创新性的策划方案，选准创新的方式、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创新的策划方案至关重要，组织实施是创新的一个实质性的环节。实施创新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因此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避免工作的随意性。在这一阶段中，要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是要认真的按计划落实，并做到有条不紊;二是要积极实践，使创新成果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三是要及时总结经验，使创新工作不断完善。

新形势下基层妇联工作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围绕新形势下基层妇联工作的现状，坚持创新地开展妇联工作，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1、建立考核督查机制，为基层妇联工作营造良好环境

妇女发展是综合全面的发展，妇女权益的维护也涉及教育、参政、卫生、科技、环境等多个方面。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满足妇女发展需求不仅是妇联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以往，基层妇联组织虽然在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共同推动妇女发展进步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归根结底，基层妇联作为群众团体，被排除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统和运行机制之外，要想通过自身功能和力量有效调动政府职能来促进妇女发展难度很大。要理顺关系、畅通渠道，使职能部门从被动协调到主动发挥作用，就必须从行政系统的管理层入手，争取行政决策中心的重视和支持，把妇女儿童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管理运行系统。只有这样，各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妇女儿童发展需求才能充分满足。

2、运用社会协调机制，为基层妇联工作提供有效保障

党委政府重视支持、职能部门主动配合的妇女工作大环境形成后，还需要各级妇联组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建立社会协调沟通机制，在妇女需求与部门职能之间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能够使职能部门资源与妇女工作得到紧密结合，极大地推动基层妇联工作的开展。这样一是为基层妇联工作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二是为基层妇联工作提供财力、物力资源保障;三是为基层妇联工作提供法律资源保障。

3、完善代表联系制度，为基层妇联工作挖掘内部资源

在调动社会资源推动妇女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妇女群体内部也蕴藏着推动自身进步的强大力量。妇女的发展呈现出层次性、多样性和多取向性，充分挖掘群体内部资源，实现不同阶层、不同界别妇女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也是推动妇女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其在调动妇女群体内部资源服务妇女方面大有潜力可挖。首先，代表联系制可以提高妇女工作对象的广度，使妇女工作触角能够最大限度地渗透到妇女群众中去。其次，代表联系制可以增强妇女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便于妇联组织统筹安排，有针对性确定工作重点。第三，代表联系制可以实现不同阶层妇女的优势互补，基层妇女代表多为普通妇女群众，可以及时掌握民情民意，并能够运用自身特长和所掌握有限资源，为妇女群众办实事。

4、落实目标管理机制，为基层妇联工作提高运行效能

妇联组织作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推动妇女全面发展的主体力量，其整体运行效能高低，直接影响着妇女发展需求的满足度，决定着妇女事业的发展程度。要提高工作效能，就面临着一个管理问题。这就要求转变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对妇联工作实施目标管理。按照“确立目标―分解目标―组织实施―考核奖励”的目标管理程序，自上而上地建立目标管理体系，这样就可以促进妇联整体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目标管理机制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系统性。各级妇联及机关各部室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制订分目标，每位同志根据岗位职责和部门目标制订个人目标，使总目标与分目标形成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二是可操作性。本着把妇联工作由虚变实，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的原则，尽可能把目标细化、量化、具体化，以易于检查和考核。三是创新性。大力鼓励支持创新，在目标考核办法中，专门设立工作创新加分项，激励各级将创新理念渗透到工作中，以改革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经验，增强妇女工作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实现妇女工作的新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的基层妇联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建设，促进妇女事业的长足发展，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职责，也是妇女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深信并期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进一步重视支持下，在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群众的有效作为和积极参与中，基层妇女工作必将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