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 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作文(八篇)

  • 上传日期:2022-12-23 09:2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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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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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应尽量避免使用人人都适用的评语,要力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判断其是否适宜选学某个专业。比如:学生选学管理类课程,学校就比较注意学生的领导才能和沟通人际关系的能力;学生选学理论性较强的研究项目,学校倾向于接受那些理论基础良好并且有攻关精神的申请者,学生选学新的,渗透性强的学科,学校则考虑学生的`求知欲,对新事物的反映及适应能力。

推荐信最好能举例说明学生的特点、能力和成就,例如,曾经获得的奖励,发表过的论文,参加过的重要学术会议,以及曾在学生组织事教学组织是的任职等等。

对外国学校招生办官员来说,恰如其分地评份申请人的能力(既指出优点又指出缺点)的推荐信比一味赞扬更有说服力,因而也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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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荐人应对学生的学习或专业工作情况比较熟悉;

(2)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张其辞,也不要低估学生的能力;

(3)不要用套语,介绍学生的情况要具体、详细,不要过于单调,泛泛而谈。

(4)学生在教学活动以外的其他表现和成就也可作简略介绍

(5)如国外大学提供了推荐表格,则必须使用这类表格、并认真填写各项内容;

(6)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冒名写推荐信;

(7)推荐信必须有推荐人亲笔签名,最好直接由推荐人寄难学校招生办官员。

(8)要用外语写推荐信,否则应附有翻译件。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经双方同意,甲方委托乙方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加工标准磁罗经,一切所需的零件与原料由甲方提供,其条款如下:

1.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商品和数量:

(1)商品名称——标准磁罗经;

(2)数量——共计__台;

2.一切所需用的零件和原料由甲方提供,或由乙方在_____或_____购买,清单附于本合同内;

3.每种型号的加工费如下:

(1)glc-1型标准磁罗经:_________u.s.d.(大写:______美元);

(2)glc-2型标准磁罗经:_________u.s.d.(大写_______美元);

(3)glc-3型标准磁罗经:_________u.s.d.(大写:______美元)。

4.加工所需的主要零件、消耗品及原料由甲方运至(某地)____________,若有短少或破损,甲方应负责补充供应;

5.甲方应于成品交运前1个月,开立信用证或电汇全部加工费用及由乙方在_____或_____购买零配件、消耗品及原料费用;

6.乙方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完成glc-1型标准磁罗经的加工和交运,不得延迟,凡发生无法控制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例外;

7.零件及原料的损耗率:

加工时零件及原料损耗率为___%,其损耗率由甲方免费供应,如损耗率超过__%,应由乙方补充加工所需之零件和原料;

8.若甲方误运原料及零件,或因大意而将原料及零件超运,乙方应将超运部份退回,其费用由甲方承担,若遇有短缺,应由甲方补充;

9.甲方提供加工glc-1型标准磁罗经的零件和原料,乙方应严格按规定的设计加工,不得变更;

10.技术服务:

甲方同意乙方随时提出派遣技术人员到_______的要求,协助培训乙方的技术人员,并允许所派的技术人员留在乙方检验成品。为此,乙方同意支付每人月薪________美元,其他一切费用(包括来回旅费)概由甲方负责;

11.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进出口手续,应由乙方予以办理;

12.加工后的标准磁罗经,乙方应运交给甲方随时指定的国外买主;

13.其他条件:

(1)标准磁罗经的商标应由甲方提供,若出现法律纠纷,甲方应负完全责任;

(2)若必要时乙方在____或____购买加工标准磁罗经的零件及原料,其品质必须符合标准并事先需经甲方核准;

(3)为促进出口业务,乙方应储备标准磁罗经样品,随时可寄往甲方所指定的国外买主,所需的零件和原料,由甲方所运来的零件及原料中报销;

14.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与乙方在签字后各执一份,另一份呈送__________有关部门备案。

甲方(签章):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甲方:g&contracting。

(施无竞 顾俊青)

乙方: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因甲方在卡塔尔建筑工程需要,招收乙方来卡塔尔从事建筑装饰瓦工工作,乙方

本劳务合同是由乙方本人在神志清醒、无任何压力或诱惑的情况下,经过多 次阅读和反复思考,并取得亲属的支持后,自愿签署的。

1.甲方责任

1.1.甲方提供乙方赴卡塔尔的工作准证和签证。

1.2.甲方负责为乙方办理在卡塔尔的工作保险。

1.3.合同期满二年后,甲方负责提供乙方由卡塔尔至中国的机票,如果合同期

间乙方自动毁约,要求提前回国,甲方扣除乙方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 同时机票有其本人承担。

1.4.甲方提供乙方在卡塔尔期间的合理的食宿。

1.5.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在卡塔尔期间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1.6.甲方负责乙方在卡塔尔期间的一切管理工作,如果乙方本工种工作量不足, 甲方有权调配乙方其他工作,乙方必须服从。

2.乙方须具备如下条件

2.1 乙方须是思想正派、身体健康、技术熟练,能吃苦耐劳的合格建筑工,能 充分了解并适应卡塔尔的高温天气,能完成合同期的工作。

2.2.乙方在中国无犯罪记录,符合国家规定的出国人员政审及体检标准,如隐 瞒病史,甲方将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所有后果由乙方个人承担。若乙方 因慢性病在国外发作而无法继续工作,乙方必须回国,所发生的医疗费、 往返机票费、签证费、工作证费用由乙方自己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3.乙方的工作职责

3.1 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保证工作质量,符合甲方的施工要求。

3.2.严格按照甲方对建筑工的操作要求进行工作,不能凭自己意愿施工,不浪 费材料,对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损失,甲方将要求乙方予以赔偿,并在当月

的工资中扣除。

3.3.文明施工,无条件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规定,如有违反,甲方有权按有关 法律、规定处罚,由此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一律由乙方负责。

3.4.鉴于卡塔尔的实际情况,甲方在合同中已将工资标准及发放的办法在合同 中作了规定,乙方己表示同意,乙方到了卡塔尔之后不得与其他国家的工 人或其他中国工人攀比收入,甲方有权对表现好的工人进行奖励,对违纪 者进行处罚。

3.5.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领导与管理。乙方自带并负责保管自己和本小组的各 种手动工具,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工具丢失或损坏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3.6.乙方在卡塔尔必须遵守以下规章制度,如若违反,经甲方查证属实,甲方 将立即终止合同,并将乙方遣送回国,所发生的遣送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 甲方保留追索损失的权利。

——乙方必须遵守甲方项目部的管理纪律、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乙方不得违反卡塔尔当地法律法规及其宗教信仰。

——乙方只能为甲方工作,不得私自外出打工·、不得以任何形式变更雇主 或私逃。

——乙方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纪活动。

——乙方不得与当地人或外散人员同居。

——乙方不得赌博、嫖妓、打架、酗酒及加入任何教派。

——乙方不得无故旷工。

——乙方不得无故外出不归。

——乙方不得向外人泄露甲方业务机密。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参与罢工。

——乙方不得煽动闹事。

3.7 乙方不得根据自己的利益强行要求更改本合同条款,也不得强行要求提高工 资待遇,并以消极怠工等方法要挟甲方。如有发生,甲方将依照卡塔尔相关 法律作出严肃处理。即:

——每旷工或怠工一天扣罚2天工资。

——旷、怠工超过3天的按罢工处理,三天内遣送回国,遣送的一切费用由 乙方承担,已由甲方承担的往返机票款,在乙方工资中扣除。

——如果同班组、同宿舍超过4人怠工或旷工,其性质视为罢工,三天内遣.

送回国,遣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如请假休息,则不计当天工资,每周请假休息不超过1天,病假例外。

4.合同期及乙方的工资待遇

4.1本合同期为二年。根据双方的的愿意可以延期。

4.2工资标准:乙方在卡塔尔的收入主要按计件办法实行。砌墙,抹灰,贴瓷砖,

贴大理石根据难易程度定价。甲方按工作需要,将乙方编入相应班组,以班组为结算单位,工程量按实计算,价格按拟订的价格计算。无法计件的 工程量或工作,可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的标准为:每天正常工作10小 时(以进入工作面时间为准,午饭和午休时间不算),必须完成下达的施工 任务,月工资不低于7000元人民币。如因乙方个人原因,不能完成甲方下 达施工任务的,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下调乙方的工资标准。

4.3休息日采取自愿加班,加班采用计件或计量工资的形式,计件工资或计量工 资标准按双方签订的计件工资的单价进行包干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4.4工资发放方式:工资按月结算上册,第四个月支付第一个月工资,依此类推,。 在卡塔尔期间每月发放生活费100卡币,该费用在发放工资时扣除。

4. 5甲方免费提供住宿,伙食。

4.6 甲方一次性发给乙方劳保用品,如有损坏自己购置。因未穿戴劳保用品发生 的伤残由乙方承担责任。

4.7甲方为乙方办理在卡塔尔工作期间的工程意外保险。乙方如发生工伤意外, 将按卡塔尔法律进行处理‘

4.8 乙方在卡塔尔工作期间,如发生疾病可以到卡塔尔政府和劳工部指定的医院 就诊。 ,

5.其它

5.1如因工程需要延长合同期,乙方必须服从。

5.2如因乙方本人原因(如工作达不到质量和数量要求、隐瞒病情、不能符合卡 塔尔体检要求、无医生证明之病由、家庭事由等,以及违反第2.、3条款) 致使乙方不能完成合同期限而提前解约,则乙方必须赔偿因提前解约而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

5.3如乙方因工伤事故而死亡,甲方负责按当地风俗办理善后事宜,费用由甲方 负担(仅限于卡塔尔劳工法规定的保险范围之内的事故),无论何种死亡, 乙方家属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到卡塔尔处理后事。

5.4乙方在卡塔尔从事非法或不道德活动,则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 乙方不得因此提出由甲方为其作担保等无理要求。

5.5 方发生工伤事故,且经保险公司等有关方面查证事发实属非当事人自身原 因引起,甲方负责协肋乙方办理保险索赔事宜,索赔得到的赔款扣除实际发 生的各种费用后,全部转给乙方本人或家属,当事人不得到有关部门直接介 入索赔事宜的处理。若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意外事故,则甲方不负担任何责 任。

5.6乙方进入卡塔尔之后,如不能通过卡塔尔的体检或不能适应工作,以及医院 证明患肝炎、肺炎、心脏病、高血压、肺结核、糖尿病、性病、爱滋病、结 石病、关节炎等症状,应立即回国,来回机票、签证费用自付。若拒绝回国, 超过卡塔尔劳工部限定的日期,一切后果自负。

5.7 乙方进入卡塔尔工作后,如因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政治等不 可抗力因素造成甲方工程中断,使乙方提前回国,所产生的费用

由乙方承担。

5.8本劳务合同期限两年,时间从抵卡塔尔第二天起,到离卡塔尔的前一天止。

工人登机前甲方退还工人出国时所交10000元履约保证金。

5.9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直至双方全部履约后失效。

5.10执行合同期间如产生争议,甲乙双方应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如 产生重大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则双方约定向合同签署地法院提起

诉讼。

甲方: 乙方: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订约人:____ (以下简称甲方)

(以下简称乙方)

兹经双方同意,甲方委托乙方在 加工标准磁罗经,一切所需的零件与原料由甲方提供,其条款如下:

1.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的商品和数量:

(1)商品名称--标准磁罗经;

(2)数量--共计 台;

2.一切所需用的零件和原料由甲方提供,或由乙方在 或 购买,清单附于本合同内;

3.每种型号的加工费如下:

(1)glc-1型标准磁罗经:____ u.s.d(大写:____ 美元);

(2)glc-2型标准磁罗经:____ u.s.d(大写:____ 美元);

(3)glc-3型标准磁罗经:____ u.s.d(大写:____ 美元)。

4.加工所需的主要零件、消耗品及原料由甲方运至(某地) ,若有短少或破损,甲方应负责补充供应;

5.甲方应于成品交运前1个月,开立信用证或电汇全部加工费用及由乙方在 或 购买零配件、消耗品及原料费用;

6.乙方应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内完成glc-1型标准磁罗经的加工和交运,不得延迟,凡发生无法控制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例外;

7.零件及原料的损耗率:

加工时零件及原料损耗率为 ____%,其损耗率由甲方供应,如损耗率超过 ____%,应由乙方补充加工所需之零件和原料;

8.若甲方误运原料及零件,或因大意而将原料及零件超运,乙方应将超运部份退回,其费用由甲方承担,若遇有短缺,应由甲方补充;

9.甲方提供加工glc-1型标准磁罗经的零件和原料,乙方应严格按规定的设计加工,不得变更;

10.技术服务:

甲方同意乙方随时提出派遣技术人员到 的要求,协助培训乙方的技术人员,并允许所派的技术人员留在乙方检验成品。为此,乙方同意支付每人月薪 美元,其他一切费用(包括来回旅费)概由甲方负责;

11.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进出口手续,应由乙方予以办理;

12.加工后的标准磁罗经,乙方应运交给甲方随时指定的国外买主;

13.其他条件:

(1)标准磁罗经的商标应由甲方提供,若出现法律纠纷,甲方应负完全责任;

(2)若必要时乙方在 或 购买加工标准磁罗经的零件及原料,其品质必须符合标准并事先需经甲方核准;

(3)为促进出口业务,乙方应储备标准磁罗经样品,随时可寄往甲方所指定的国外买主,所需的零件和原料,由甲方所运来的零件及原料中报销;

14.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与乙方在签字后各执一份,另一份呈送 有关部门备案。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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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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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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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推荐国外政治新闻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中华慈善总会等国内多家公益民间机构与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将于20xx年11月9-1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此次论坛由高级论坛和公益项目展示会两部分组成。高级论坛主要包括:中国公益事业的现状、机遇和挑战;跨国公司/企业在现代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责任和地位;跨国公司和公益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公益机构管理能力的评估机制。公益项目展示会将采取会展形式与论坛同时举行,供各公司、各公益机构通过图、文、声像等形式进行展览和交流。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经济改革的方针指引下,此次论坛的召开将为促进跨国公司和中国公益事业的合作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我深信,此次论坛将为您提供一次良好的机会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公益事业的现状、机遇及其面临的挑战;并通过各方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促进双方伙伴关系及合作机制的建立。

参加此次论坛的代表将来自多个部门,约有国内外跨国公司/企业代表100名,公益民间机构代表80名,研究部门及相关机构的知名人士等120名。届时将有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人莅临大会,这也充分显示了政府和有关各方对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视和关心。

在此,我诚挚地邀请您及贵单位参加此次论坛及展示会,并真诚地期望您为中国公益这一崇高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期待着您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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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落实情况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自己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反对分裂党、抵触党的言论、思想和行为。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对党负责,听党指挥,对中央做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决议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公开发表与其相悖的言论,更没有与之相违的行动。

(二)存在差距和不足

理论学习还存在差距,投入时间也不够,坚持思想路线上还有待努力,比如在私下场合,谈了自己对有些现行法律政策的看法,认为国家应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倾听老百姓的声音,解决贫富差距、腐败严重、道德和生态被破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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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落实情况

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省、市实施办法,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切实维护党的良好作风。能够较好处理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二)存在差距和不足

有时感觉一方面反对文山会海,一方面会议仍很多,虽有想法但没有公开提出意见。自己分管综合,每天阅改大量材料,有的可发可不发的也签发了。

(三)有关情况说明

单位的车子有时也用于去机场接人。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消费、职务消费、“三公”经费开支、配备秘书、违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等方面,本人都没有违规现象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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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落实情况

认真学习了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原原本本地学习了总书记讲话内容,并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把思想统一到省委市委的工作部署上,带头落实讲话精神,把改革开放思想贯穿外经贸工作始终,紧紧扭住外贸转型升级的工作大方向,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力求实现外经贸发展的新突破。

(二)存在差距和不足

理解得还不是很深很透,把讲话精神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契点把握得还不是十分到位,比如如何借助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更好地把汕头的优势产业推向海外,让更多的汕头产品流通到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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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主义问题

1、对政治理论学习存在片面性,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有时候比较重视业务知识的学习,重视对法律法规的了解,但对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不够耐心细致深入,掌握得也不够全面,总认为开了会听了报告看了新闻就基本知道了,有时拿到理论书也是翻一翻又放下,没有耐心研读,却又自认为看了,有摆样子求形式的心理预期。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大体如此,看到别人赶笔记也画瓢,有时没有系统深入学习,只是把相关内容抄一遍,笔记本记录的内容厚实了,但脑子里并没有装那么多。

2、实际工作中疏于精确细节,比较注意重要的问题和节点。由于分管的综合工作涉及大量的文件材料,几乎每天都是在不断到来的或长或短或急或缓的文件材料中工作,特别是修改相关的材料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很长的时间,因而难免产生审读疲劳感。对有的材料,感觉与以前的内容差不多,有时又认为不审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大致浏览一遍,修改把关得就不大严格,走走形式即签批发文。

3、工作上以开会和发文多,去基层调研容易浅尝辄止,时间短情况摸得不太深透。用会议的形式布置工作多,用会议传达落实工作较多,工作交办了就认为落实了,工作就等于开展了,后续的效果和结果不怎么认真检验。

4、企业对外投资审查环节把关过于轻松,久而久之流于形式。平时,严格要求科室认真把关,细致审查相关材料,做到严要求高效率,不要给企业增加负担,能一次办好的事不要让企业跑两趟。依照规定的审查,是对企业的负责,更是对国家的负责,我相信科室人员的认真负责态度和工作能力,所以每次不看内容即签名批准。这样做简单了事,但往往也是不太负责的表现,思想认识上总认为科室已经审查过,签名只是一种形式,时间长了,于是习以为常。

5、对基层情况的了解以听汇报看材料的方式获取较多,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情况少,以至于对基层问题了解掌握得不全面不准确,当然也不够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决策。当然,也有工作时间长了依靠经验判断的做法,对待经验和实际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官僚主义问题

1、服务意识还不太强,服务方式还不太多,服务落实还不太到位。虽然有了服务意识,基本改变了过去管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服务的方式方法不够积极和主动,总感觉服务对象有需求再服务,尽量少去打扰基层和企业,主动问主动服务的意识缺乏,因而造成了服务落实不太到位。

2、对分管的工作跟踪督促不够,主动性跟不上,后续结果过问少。对待分管工作基本是安排科室承担,文件批转和布置基本及时到位,但对后续工作的开展过问少,工作效果也就放之任之。

3、工作中有时遇到科室间互相推诿工作,协调方式方法不多,不大能按原则坚持责任到位,存在不想得罪人的思想和动机,最后让自己分管科室承担工作,看似解决了问题,其实还是想息事宁人,不想太复杂,得过且过。

4、对基层和企业反映问题的解决落实方法简单,每次接到反映的问题,基本是交待分管科室负责落实解决,认为可以很好地得到办理,自己反而没有用心和太多精力重视解决落实。

(三)享乐主义问题

1、存在安于现状思想,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即好,缺乏精益求精更好完成的闯劲。特别是看到感受到社会基本的精神状态,

总认为枪打出头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不出差错就是很好,不必费力费神去想一想如何做得更好,工作效果更完美。

2、有时习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能够没有事。做事多了招人说,做事多了也容易出现差错,还不如少做些事不出差错。把余下的时间看看书,还能提高自己的学识,别人看了还认为很勤奋。

3、有得过且过轻松自在的想法。对工作中的矛盾、前进中的困难甚至阻力,慢慢丧失了较真精神,能够绕开的尽量绕开,能够不管的尽量不管,觉得反正有人会探索会碰硬会解决,自己轻松工作和生活。有时,在市里开会结束了还不到下班时间,也不再去办公室,要么回家要么去原来的工作单位坐一坐。

(四)奢靡之风问题

1、有时下基层时接受宴请,宴请大多都要饮酒。虽然没有主动提出过要求,也曾婉言谢绝过,但慢慢感觉社会风气大致如此,如果不接受好像也是不给基层面子,反而影响了跟基层干部的关系,渐渐就成了习惯,有时尽管喝酒喝得身体不舒服,也觉得伤了身体没有伤感情,是值得的。

2、公车有时也私下使用。单位的公车,应该用于开会调研等公务活动,但很多时候上下班成了代步工具,有时也去机场车站接送人。虽然上下班时车子开的不算多,但总觉得使用也没问题,去机场车站接一下人也不是大问题,久之便放松了自我约束。

3、接待上级来人,有时陪同的人太多,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感觉是一种基本的礼仪。也曾经反思过,认为可以少一些人,但担心分管的科室人员不高兴有意见,工作任务分配他们做,吃饭时就赶人走,好像没有人情味。同时也感觉陪的人多给人的印象是热情,上级领导也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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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少问题的思考触及到灵魂深处,剖析的问题虽有客观因素的一定影响,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主观。

1、宗旨信念上不能出现丝毫偏差。我是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党员,党龄也是我的工龄。从大学时,学习并通读了很多党的理论著作,从而坚定了理想信念。工作后,特别是近些年来,看到党内和社会上一些腐败与不良风气与现象,痛恨之余也一定程度上怀疑党一贯的主张宗旨为何这般被人歪曲,并且利用党的威信中饱私囊。种种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和心理,看不惯,痛恨,又觉得无能为力,有时工作上严格要求下属都觉得没有力量似的,因而难免有应付而只求凭良心做事的想法。通过这次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宗旨信念上的丝毫动摇都是不能原谅的。

2、党性修养上不能出现丝毫放松。我工作近30年,下过基层,做过教师,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工作过,工作经验和能力积累了很多,而且党性和原则性一直较强,自信能胜任很多工作。但这次活动让我意识到,党性修养是一辈子的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带头活到老学到老,党性修养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无论是政治理论、组织纪律、思想作风还是文化知识、领导艺术和工作能力,每个方面的修养都还需要自我学习、自我教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总之,对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一刻也不能放松。

3、个性品行上不能出现丝毫麻痹。人都是有个性的,但无论什么个性都应有良好的品行,这是做人的基本,更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根本。从小在农村长大,看过体会过基层的苦和难,家庭和学校也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品立则人立。然而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也看到了太多的无德无良者的得意,尤其是一些富人并不是通过合法勤劳致富,人性的卑劣昭然于世,但他们却能逃避道德的谴责而生活得很好,久之难免有失望之性情。于是,个性中不足的一面失去了改进的动力,对工作的要求也不像以前那样认真严谨,对下属也有放任,纪律的要求也松了,更别说以前的开拓创新和进取精神,都有所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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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我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自己找出问题、

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对症下药,才能健康成长,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角色,才能真正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一)努力方向

对照自己的不足,坚决清除思想上精神上的病因,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约束自己,努力做到学习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生活简简朴朴,做人清清白白,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多为群众着想,说实话明实情办实事。

(二)整改措施

1、继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学习法律法规,学习业务知识,积累工作经验,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系统性和实效性,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思想素质和理论休养,大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树牢宗旨意识,努力维护群众利益。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时刻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位置,时刻警醒自己是否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切实转变思维方式,改进工作作风,时刻站在群众的立场谋划工作。认真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多为人民群众办好事、解难事,增进与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树立敬业守责、尽心服务、扎实工作、言行一致的良好习惯。

3、坚决抵制“四风”,努力提升个人品行。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中都不搞特权,坚守做人、做事、用权、交友的底线,严守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责任,牢记“两个务必”,忠实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带头改进文风会风,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勇于接受群众监督。

4、强化政策执行,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外经贸工作面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各类公司和企业,把中央、省、市各项政策有效落实,必须树立责任感和诚心,形成良好的使命观念、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积极调动科室人员工作积极性,发挥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进取之心、真诚之心履行职责,切实把服务基层和企业的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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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通常把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分为粗分类和细分类。粗分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主要是大类粗分,路边回收。即将生活垃圾简单的分类为办公垃圾(纸张废品比较多),餐饮垃圾(有机垃圾比较多)、居民垃圾等,由居民分类收集送至路边分类投放。专业公司从路边收集点统一收集后,集中采用机械化再次分拣。细分类以日本为代表,推崇循环经济和源头减量理念,依靠立法强制推动,制定实施了完备的垃圾分类法规体系。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回收到最终处理几乎完全由政府负责,垃圾细分类多达几十种,而且要求全民参与,居民按标准细分,采用定时、定点和定类的方式由专业公司分类收集利用。

各国垃圾分类大多具有以下特点:(1)法制健全,管理科学。各国重视垃圾分类立法。基本上做到了对各种垃圾分类具有严格明晰的规定和指引,同时对违反垃圾分类的行为处罚相当严格。政府在垃圾分类中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社会参与程度非常高。(2)设施完善,投放方便。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设施比较完备,而且布点合理,具备人性化的特点。如在日本,垃圾分类设施配备到各个小区,种类达几十种,同时严格要求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在超市等大型公共场所专门设立废弃物等回收点。(3)垃圾资源化产业成熟完备。在发达国家,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下形成企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垃圾产业体系,有的城市甚至已实现了垃圾的零排放。(4)重视宣传教育。国外大多数国家把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就开展全民普及教育。垃圾分类手册发放到户,各种宣传资料在公众场所随处可见。

两市基本是按照源头粗分原则分“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它垃圾”三类。两市都在大力推广居住小区的垃圾分类,并鼓励社区和机团安装厨余垃圾机就地单独处理餐饮垃圾。目前上海有450个小区、北京有1827个居住区推行了垃圾分类。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今后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

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紧紧围绕建设“首善之区”的任务,抓好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以街道(社区)为中心,规范物资回收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法制化监管”的管理机制,建设“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垃圾循环利用模式,在全社会推行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主要目标: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力争到20xx年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以上,资源回收率达到30%。用2年左右在学校、社区,5年左右在全市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一是建立指导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机构。垃圾分类是城市管理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建议市政府成立生活垃圾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领导任组长,由环卫、经贸委、供销社、环保、法制、城管、教育、共青团、宣传、规划、国土、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管理工作。 二是做好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从源头抓好垃圾分类、减量,是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实现节能减排,切实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是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需要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参与,但必须由政府来主导,由强制性的法规制度保障实施,并由政府研究出台相关的奖励措施。

三是建立和规范废品回收体系。废品回收是当前最具广州特色、也是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方式,推进垃圾分类必须抓好废品回收系统的规范建设。建议采用“行业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以所在街(镇)为主,并联合城管、工商、环保、环卫、公安、消防等部门加强行业整顿,建设一批规范的废品回收站(点),逐步淘汰不符合条件的回收站(点),力争5年内完成回收站(点)的规划布点建设,建立起以街道社区的网格化的废品回收体系。 四是积极推进街道、社区的垃圾分类普及工作。要在现有试点基础上,总结推广经验,创新分类方式,推动实施垃圾分类全民行动计划,在各区(县级市)、街(镇)和社区普及垃圾分类。 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市市容环卫局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牵头协调,负责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规划及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垃圾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将垃圾分类纳入城市管理目标。积极筹建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厂。加强对余泥渣土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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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是为全面展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新成就,由中央组织拍摄的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这部专题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恢弘历程,充分展现我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

纪录片《大国外交》共6集,分别为,《大道之行》《众行致远》

《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美与共》。向我们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奉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充分体现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大国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国外交中的自信表现,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总书记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达到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内政发展为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夯实了敢于担当的底气;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自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十三五”规划进入深入推进的重要阶段及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要继续保持战略实力,积极在世界舞台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中国要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深层次、宽广度发展,保持中国实力,推动中国战略。当前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力争新的合作是当务之急,此外还要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进一步拓展与欧洲国家关系;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有大局意识、大局观念,经略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问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的变化直接关乎我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要想谋稳定谋共赢,就要有大局意识,掌握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以自身实力与魅力促进周边稳定及共同发展;

要秉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顺势而行,利于千里。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下,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经济全球秩序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最期盼的。公正合理的多边外交能够带来互惠与共赢,是中国一直秉持推崇并将继续推行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更有成效、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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