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大全16篇)

论证是通过提出一系列的理由、证据和观点，来证明或支持某一立场或观点。写总结时应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保持文章的连贯性和流畅性。这些范文展示了不同风格和不同内容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丰富写作素材。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一

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是我们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的重要窗口。通过研究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也可以从中汲取前辈们的智慧和经验。在学习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与卓越贡献。

第二段：充满坎坷的开创时期。

赵世炎、陈独秀等中共早期的先驱者们，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局势。他们带领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启动了土地革命和壮大了革命力量。通过学习他们的事迹，我深深感受到了开创时期党员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们为了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而奋不顾身，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这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气概。

第三段：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看到了无数共产党员英勇奋战在抗日战场上的画面。他们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利益的英雄人物。曾经读过关于党史人物丁兆恒的文章，他在战争期间率领部队转战南北，对抗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壮烈牺牲。他的坚守和牺牲精神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认识到了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的重要性。

第四段：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后，面临的是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充满了创造力和拼搏精神的力量。正是有了大量的优秀党员和先进典型，中国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马寅初、陈云等一大批出色的党史人物，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事迹告诉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奋斗，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第五段：弘扬精神的新时期。

进入了新时期，我们看到了许多新一代共产党员在各个领域上的杰出表现。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党的思想，传承着党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者，也是中国政治的重要领袖。他的崇高品质和杰出领导才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史故事和人物魅力，我深刻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理论的重要性。

结论：

通过研究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事业。他们的奋斗故事和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党史人物的精神，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必然会实现更加繁荣、强大和幸福的明天。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二

故事：基于现实认知，它被描述为一种异常现象。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侧重于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今日为大家讲讲周总理的两把椅子，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从病重到死都用过一把特制的椅子。

一九七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来找我说：总理叫我来找你，他有事要见你，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们立即开车去了北京305医院。总理把我叫进了他的病房。走进总理的病房，我看到他坐在一把布沙发椅上。椅子右边的地上有一个瓶子和他身上的管子相连，里面有大部分的血...总理瘦了很多，胡子很久没刮了，长得很长，脸很憔悴。只有剑眉下那双睿智的眼睛还是和过去一样。

看见我，总理说：倪志福同志，我整天只能坐在这把椅子上，很难受。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把椅子。像飞机座椅一样，靠背可以放下，让我躺下。我说：总理，我给你设计一个全自动的，你可以按下按钮。不，你可以设计一个手摇的。总理指着面前的一把藤椅说:这是毛主席专门从湖南给我带来的，但是靠背有点矮，你做的椅子比这个略高。

那天我哭了，没想到总理病得这么重。回到家，我连夜为总理设计了一把椅子。设计图纸一出来，我就立刻赶到当时的北郊木材厂，和一个姓毛的工程师一起，尽快做出一把可以躺在左边，右边可以抬脚的椅子。送到总理那里，总理试了试，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如果能再宽一点，我就不想下来，就在上面睡觉。于是，我们连夜为总理做了一把更宽的椅子。总理说:谢谢你帮我做了两把椅子，但是花的钱应该是我自己出的。

听说总理直到去世才坐这把椅子。

1、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最终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下午1点左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的爱国行动，更是赢得了全社会民众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发起了反帝爱国大罢工。

工人罢工后，就和学生一道展开各种爱国活动，散发宣传品、上街游行。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迫使6月10日曹、章、陆被免职，再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2、首译宣言，传播真理。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但是，多数人却并不知道，它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状态，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那几年里知识界先后发生了三次论争。

通过三次论争，马克思主义理论脱颖而出，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论争中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雾，逐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3、酝酿建党，各地响应。

1919年6月9日，“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五项要求。11日晚，他约好李大钊、高一涵去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不料，一到那里就被暗探跟踪，在屋顶花园撒传单时当即被警察拘捕。

北京政府原本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当局本意是想控制陈独秀，却想不到适得其反，逼出了陈独秀到上海的秘密旅程，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4、一大首聚，开天辟地。

7月30日晚上，按原先计划，代表们仍聚集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准备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共一大闭幕。但就在此时，有密探闯入，使得会议临时中断。随后，部分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了最后的会议决议。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期望和人民解放的重托，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正式诞生了。

5、反帝反封，工运高潮。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了13个月时间。在这一系列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有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鼓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残酷的镇压，但却是一次伟大的成功，它和其它工人运动一道，开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三

1、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当下的一些贪腐案例显示，不少贪官背后有个贪婪的老婆，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在亲属身上?共和国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故事，给所有领导干部做了生动的表率。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2、徐海东戒酒。

徐海东，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东刚到革命队伍时，也带来一些旧军队中爱喝酒和打骂士兵的习气。

一次，徐海东不用菜几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敌人打过来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后，他深刻作检查，下狠劲把酒也戒了。

3、彭德怀摘画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4、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5、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6、王树声大将拒礼。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7、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8、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9、粟裕“走后门”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10、傅玉和：亲自下令枪毙贪污抗日税款的堂弟。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

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

颇有戏剧性的是，傅玉和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

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

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11、王建安视察拒陪同。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2、公务用车岂能接娃娃放学。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

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

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

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3、吴永光下雨不准用车。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

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4、吴德峰走后门没门。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

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

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

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5、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6、王树声“收购”家乡送的茶。

王树声喜欢喝家乡的绿茶。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家乡去人给在京的麻城籍首长每家送来几盒茶叶。他先是欢喜，后是发愁，最后还是坚决不收。来人说："这是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哦?"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但因为他确实太爱喝家乡的茶了，他还是舍不得让来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给了八十元现金将几盒茶叶买了下来。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四十元。

17、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8、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19、彭德怀的“特权”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20、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

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

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

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

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

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

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21、饿倒在粮食挑子旁的粮草官。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

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

“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

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

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

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

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22、朱正传分到皮袄让给同志。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

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23、胡锡奎与一个数字的故事。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

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

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

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

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

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4、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

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5、黄克诚深入基层被战士认成股长。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6、胡耀邦不做“过路神仙”

1963年5月间，胡耀邦带领地委工作队到浏阳农村做社会调查，到达浏阳后，立刻就召开了“四查四帮”运动动员大会。会后，胡耀邦到了官渡区的沿溪公社联盟大队调查，召集部分农民开座谈会。会上一些农民反映大队长张启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并且有经济上“四不清”的表现，进而怀疑此人经济上也有问题。胡耀邦便在这个大队住了一晚，想亲自把张启流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处理，于是留下两名工作人员后就匆匆走了。

张启流得知胡耀邦要调查他的问题，但这位大队书记不以为然，放风说，胡耀邦是过路干部，湘潭地区这么大，十个县，走一遍都来不及，不可能管到一个小小生产队，今天来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对群众说：“你们想告倒我么?哼，别高兴得太早，上面来的人都是‘过路神仙’——歇歇脚就走了!”然而，张启流怎么也没料到，两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联盟大队。他听说张启流大放厥词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后，哈哈大笑地对群众说：“好家伙，好家伙，真有意思!”接着，他又对彭仲先(时任官渡区委书记)等陪同的干部说：“我就不当‘过路神仙’，我住下来，不走了，不查清问题，不收兵!”胡耀邦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彻底查清了大队部的经济账和存在的经济问题。他对张启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又本着实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则，合情合理地对张启流作出了处理。

27、刘伯承独创“重叠待伏”战法同一山沟两次歼灭日军。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8、李先念无惧降6级。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9、一根油条引发的整风。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30、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31、为闹革命与兄弟分家。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32、抠门的方志敏。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33、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34、“秦老专”的本色。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

“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

“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

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

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5、7岁女孩两次给李先念写信。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

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

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6、恽代英为亡妻守义十年。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

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

“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

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

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7、毛泽东“未便再荐”的故事。

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8、刘伯承拒过生日。

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9、周恩来让侄子一辈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

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40、陈云的朴实生活。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41、罗厚福带领新四军战士屋檐雪地度除夕。

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

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

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

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

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42、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43、宋庆龄申请加入共产党临终前实现夙愿。

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

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44、为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5、私事要花个人钱。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6、不许“估计”“大概”“差不多”

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7、警卫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8、病危中的呐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9、陈云的秘密。

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50、王树声大将为什么几次搬新家未遂?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

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

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51、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52、董必武中了秀才不请酒。

1903年6月，刚满17岁的董必武考取了秀才，获得附学生员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矩，获得功名的人回来，乡里乡亲要在东门放鞭炮迎接，还要送礼、请客，庆祝这件大喜事。

但董必武却认为中了秀才“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故意绕道回家，请父亲向亲友、邻里说明一二，并坚决不收礼物，只是按照旧规做了一件新长袍和一顶新帽子。后来他仍穿着旧衣旧鞋，自己挑着行李长途跋涉，四处求学。朴实之品格，可见一斑。

53、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3天没买到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54、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55、毛主席7个月不吃肉识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鸡汤。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四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48、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4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2、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3、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有两个人贡献特别突出党史知识学习资料，在党的创建史上被称为“南陈北李”。他们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4、湖北是全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6、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8、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1923年2月4日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顶点。

9、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

10、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1、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2、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3、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14、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5、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共产党人的家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谁是中国革命的朋友。

16、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武，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7、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全歼守敌，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8、1927年1月5日，为抗议英国水兵在汉口的暴行，武汉人民举行反英游行，冲入并占领英租界。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英国政府被迫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长沙等地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进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

20、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21、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是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22、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24、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领导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

25、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长征没有结束理想永不能丢、麻城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次起义史称黄麻起义。

26、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周逸群和贺龙到洪湖和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领导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27、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

28、1930年6月，红三军团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镇成立，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

29、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30、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

31、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32、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省延平县会师，是红军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

33、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五

近年来，党史百集故事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学习党史、弘扬党的精神风貌的热潮。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也加入了这个学习的行列。通过观看党史百集故事，我深刻感受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做出的伟大贡献，收获了很多宝贵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党史百集故事使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不仅有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勇于践行、坚持不懈。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们都能始终坚持正确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进。比如在《红色娘子军》中，我了解到了丁玲同志为了追求正义与真理，毅然投身革命，成为了红色娘子军的骨干。她的故事鼓舞着我，让我明白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其次，党史百集故事教育了我要坚定信仰，勇于奉献。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例如，在《渔樵问答》中，那位被赶尽杀绝的渔翁仍然选择坚守自己信仰、保护党的秘密，最终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故事让我深受触动，激励我在面对困难时不退缩、不放弃，为实现理想去奋斗。

再次，党史百集故事让我认识到团结一致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团结合作，通过统一战线将各个力量凝聚在一起。在《双十条》中，我了解到黎锦熙同志在面对国内敌对势力时，始终坚持与其他力量合作，最终通过团结一致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这个故事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让我明白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第四，党史百集故事激发了我对学习的热情和进取心。在《月光在海上》中，我认识到朱总司令为了从西洋列强手中夺回领土，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自己的军事本领，最终成功战胜敌人。这个故事告诉我，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为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党史百集故事让我明白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观看《醒来吧，民众！》时，我深深感受到了思想觉醒的力量。民众的思想觉醒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带来社会的进步。这个故事让我认识到，只有不断开拓思维，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总之，通过观看党史百集故事，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感受到了先辈们为我们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这一系列故事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启示和信心。作为新一代的中学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先辈们为民族和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努力学习，不断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同时，党史百集故事也让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智慧和担当去实现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六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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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德怀的画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公款吃喝。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家属优待费。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七

党的一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的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

1922年，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史知识学习资料。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史知识。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党的三大：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党的四大：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党史知识，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党史知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党的五大：

1927年五大召开，大会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党的六大：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党史知识，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党的七大：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4年，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5年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也开始进行全国性抗战。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党人的家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百团大战由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

1941年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期，党史知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争论，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名《双十协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八大：

1948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长征没有结束。

理想永不能丢，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党史知识，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党的九大：

1969年九大召开，九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大：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

党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会。

1974年，中国赶走南越侵略军，收复西沙群岛。

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进行。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知识，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二大：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82年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三大：

1987年十三大召开，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会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分三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党的十四大：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史知识;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七大。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史知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明确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制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党员的标准。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全体人民都是工人。(我们党历来依靠无产和半无产。)一切党员必须承认这点。

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她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要点另外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在农业中组织集体农场，这时，只能依靠工人及贫雇农，不能依靠一般农民，只是团结农民。)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3、因此，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这种革命斗争是包或政治的党史知识、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在内，并且还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行武装斗争(但不是说要当一辈子兵)。

4、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

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5、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乡村中互助组、互助会、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式之一，是半社会主义。不怕牺牲自己一点，努力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公营工厂生产竞赛，更是社会主义。)。

6、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7、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党史知识。除开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8、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党史知识。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八

在党史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有众多耀眼的党史人物，他们的奋斗和牺牲，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通过研究党史故事和了解党史人物，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党的伟大，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和担当。下面将结合党史中的故事和人物，谈一下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党史故事是我们党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研究党史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党的光荣历程和艰辛奋斗。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美好品质和坚定信念，他们以理想为信仰，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不懈奋斗。从明清时期的以杜甫为代表的文人墨客，到近现代的以陈云、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家，他们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初心和使命。研究党史故事，让我深感到党的历史不仅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党史人物是党的精神象征，是对党史故事的生动体现。在党的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党史人物，他们的奋斗和付出，铸就了我们党的辉煌历程。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领导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如，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者，他们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把党的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党史人物的精神力量和崇高品质，令我深感敬佩和自豪。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我们要时刻保持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党史故事中有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无私奉献，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比如，红军长征中的高主任，他带领红军几次冲向敌人，壮烈牺牲，写下了震撼人心的英雄篇章。还有烈士墓前剪彩的老党员，他们以自己的无私行为，为我党换取了无数优秀的人才。英雄人物的精神力量和崇高品质，让我深感自己的渺小和不足，激励着我要努力学习，锻造自己，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党史故事中也有着许多严肃的问题，比如，党早期的宗派主义、托陈路线的错误，一系列的内外因素导致了党的错误决策和错误行为的发生。这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要从党史故事中吸取教训，保持对党的高度忠诚和党纪国法的严肃认真。

第五段：对自身的期许和要求。

通过研究党史故事和了解党史人物，我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时刻保持党的初心和使命，对党的事业忠诚担当。我们要发扬党史人物的崇高品质，始终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强化党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结起来，通过研究党史故事和了解党史人物，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党的伟大，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和担当。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它们鼓舞着我们前进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时刻弘扬党史故事和党史人物的精神，将其融入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九

中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有了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9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

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党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对此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学习党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

如何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我觉得应该做到两个“牢记”和两个“必须”。

这两个牢记，一是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

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

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

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建党九十周年演讲稿--党史学习心得体会，更多原创请访问中国职业写作!

二是牢记党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

党 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学习党史，必须深刻领会，用心思考。

不仅要入眼入耳，更要入脑入心。

党的历史虽然只有90年，但党的每一次进步都来之不易，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冷静权衡。

如果只学其法、不究其义，一味效仿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寻求出路、解决问题就更无从谈起。

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

充分借鉴历史，解决好工作中的新问题、新矛盾。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学好党的历史，了解过去才能把握今天，把握今天才能创造明天。

从革命前辈的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这代人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不断保持和发扬党的胜利成果。

党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曲折但是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动。

穿行在90年的历史长河，点点滴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我们要做这长河中的一滴水，任他洪水猛兽还是壁立千仞都无所畏惧、坚定不移的跟党走。

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和我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听老师讲革命先烈的'故事，讲他们怎样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舍身取义，我被那惊天动地的故事感动了，流泪了，从那时起，小小的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信仰有了一种朦胧的认识。

上高一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学生党校学习班的学习，通过学习党史，我才蓦然发现，95年前的中国原来真是如此的动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渴求和平和幸福生活的心是如此剧烈。

我终于明白，先辈们为什么可以为着“为人民谋幸福”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而执着追求，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一刻，对于信仰，我理解了。

共产主义信仰犹如沙漠上的一片绿洲，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为人民谋幸福”是发自对人民，对祖国最真挚、最浓厚的感情，这一共产主义信仰，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她如一盏明灯，为中国的大地撕破了延绵万里的黑暗。

“为人民谋幸福”，多少年来一直代代相传，在不同的年代指引着共产党员为人民、为国家而奋斗不息。

从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在风雨如磐中，将共产主义信仰的明灯燃起，到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共产主义信仰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从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为人民谋幸福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人民的骄傲——×××，用患病的身躯将爱遍洒给山区的孩子。

“为人民谋幸福”这盏共产主义信仰的明灯照亮了多少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新疆美丽的伊犁盆地，有一个女军官，远离亲人，远离故乡，二十年来将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边疆人民，她就是优秀共产党员×××。

虽然身为一名边塞护士，为了解除边疆人民的身体痛苦，×××在边疆一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来，她与丈夫和孩子分隔两地，为边疆的病人打针喂药，端屎端尿，博大的襟怀在沙漠上筑起了爱心的绿洲。

××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沉重的痛苦压得她泪雨滂沱，然而，一想到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为了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泪痕未干的她，又披起白大褂，出现在医院的走廊。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的确，二十年，并不是一段短暂的岁月。

二十年如一日，与战友们一起战斗在远离亲人的边疆，二十年如一日，为边疆的人民重复着那几乎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没有信仰的激励行吗?正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个信仰激励着她二十年来默默地耕耘，正是这盏信仰的明灯照耀着她在边疆的沙漠上筑起了爱心的绿洲。

这也仅仅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中的一个平凡的例子，然而，正是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共产主义信仰的明灯照耀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度过了艰难险阻，走过了辉煌的95年。

95年风雨兼程，95年岁月沧桑，如今，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中学生，作为一名沐浴着党的光辉成长的青少年，我们在缅怀革命先辈为了实现“为人民谋幸福”这一信仰而舍生忘死的同时，“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共产主义信仰的明灯已经在我们的心中点燃。

我们深知，建设祖国的重任，在不久的将来，将落在我们的肩上，如果祖国是一座大厦，我愿做一名工人，如果祖国是一个花园，我愿做一名园丁，用我小小的身躯，竭尽我的所能为她添砖加瓦，浇水培土。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一

我向大家介绍了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龚全珍、女性、汉族、1923年12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开国将军甘祖昌夫人，江西省萍乡市南陂小学原校长。

1957年8月，龚全珍和甘祖昌一起回到江西省莲花县务农，从事乡村教师的工作。退休后，扶贫补助学，开设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大众。纪实作品《我和妻子甘祖昌》。习近平总书记相继两次亲切地见到龚全珍，亲切地称她为老阿姨。2013年9月，龚全珍获得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2月，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同年10月，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龚全珍被评为江西省第一个感动江西十大教育年度人物。12月，龚全珍家庭被评为第一个全国文明家庭。2017年11月，龚全珍获得了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工作者奖。2019年7月26日，龚全珍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2019年9月25日，被授予最美丽的奋斗者荣誉称号。

(2013年9月26日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

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太太。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主张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和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农村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的同志一直保持着艰苦的奋斗精神，当选了全国的道德模范，出席了我们今天的会议，我很高兴。我向龚全珍同志致敬。我们必须继承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代。

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大雪满天飞舞，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长兴村新田埂组的村民黄存中的几个孩子早已入睡。他们夫妻俩还在磨着杂粮，为着明天的生计操劳着。忽然屋外的大黄狗狂吠起来，“这条狗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吧？”黄存中妻子念叨着，接着“哒-哒-哒”传来三下不紧不慢的扣门声，黄存中妻子紧张的把手里的勺子一扔，赶紧躲到丈夫身后，颤抖的说：“这么晚了谁敲门啊？”黄存中毕竟是个男人，而且经常独自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胆，走到门口随手拿了一根粗木棍，低沉的问道：“谁？！”“老乡，麻烦你开门，我不是坏人，是红军，掉队了。”红军？！前段时间确实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纪律严明，睡觉时全部睡在路边，很多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路过一支大队伍，只是好奇第二天，外出的羊肠小道两旁的杂草一夜之间忽然被踩得平平整整，成了一条大道一直向沙洲方向延伸。黄存中也是晚上去给牛喂稻草时才发现路边黑压压的躺了很多人，他当时还纳闷，这么多人躺在离家5、6米之远的地方，家中的狗居然没叫？这些人个个对他态度和蔼，“老乡，没有吓坏你吧？”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蔼的和他搭话。“没事，你们是什么人？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睡？这是要干嘛？”黄存中问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我们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的”。黄存中把这支部队和那些横行乡里的白狗子一比较，确实不一样。于是心里瞬间对这支红军队伍充满了好感。所以今晚一听见对方说是红军，黄存中心中的防备便消除了一大半，把手里的粗木棍一扔，赶紧把门打开，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借着摇曳火把的微光中看见一张瘦黄的脸，“老乡，我是红军，由于受伤而掉队了，现在伤还未痊愈，我就来追赶大部队，路过此地，天色太晚，雾气太大，恐怕迷路，特来借宿一晚”。

听到这话，黄存中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8个孩子，却只有三间狭窄的茅草房，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现在又来个成年人，确实无房可住啊。看到黄存中犹豫不决，这位红军仿佛知道他的难言之隐，说，无妨，只要能遮风避雨，牛圈也行。一听这话，黄存中心里的不安马上放下了，赶紧让妻子张罗熬粥。在妻子熬粥的时候，红军主动和他拉起了家常。黄存中也借机打量起这位红军战士来，只见他穿一件藏蓝色大衣，瘦骨嶙峋，脸色蜡黄，不知是受伤所致还是营养不良，但一双深邃的眼睛让整个人显得干练精神。黄存中原本想关心一下他的受伤情况，但一说这个话题，红军战士就会巧妙的避开，因此黄存中也不便再追问。喝完粥后，已是深夜，黄存中和红军战士一同睡在牛圈里。来到牛圈，黄存中边铺干草边说道，由于家里穷，没有棉被，只好用干草当棉被御寒了。红军战士也没有多说便躺下了，可能是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或者的确很累了，很快就睡着了。黄存中也渐渐入梦，梦里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他用手一摸，猛然一惊，身上真的有被子？原来，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和黄存中一起当做被子盖。黄存中心里一阵感激：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就这样暖意满身直到黎明。

天刚露鱼肚白，红军战士就起来了，黄存中也醒了，红军战士握着他的手，深表感谢，准备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这时黄存中妻子拿来几个窝窝头，给红军战士当早餐吃。红军战士接过窝窝头，沉思了片刻，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递给黄存中，说到：老乡，我们现在确实日子不好过，但是你放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穷苦百姓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件衣服你留着给孩子们过冬。黄存中夫妻说什么也不肯要，因为天亮了，可以清楚的看到红军战士脱掉军大衣后那补丁累累、单薄的衣服。可是红军战士态度坚决，把大衣往黄存中怀中一放转身就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黄存中夫妇呆呆的望着红军离开的方向，久久未能反应过来，直到寒风让他们打了个激灵，才猛然想起，还不知对方姓啥名啥。

这件大衣就这样在黄存中家里留下了。他一直告诫子孙后代，这么好的红军、这么好的队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件大衣，不能有任何损坏。这件大衣从红军走后的第二天就被保存起来了，即使在当时那么一穷二白的年代和解放后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时间里，都未曾拿出来使用过。这件大衣作为黄家的传家宝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一并传承的还有它背后感人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毛泽东与三口红井的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98年党的奋斗史，70年新中国的发展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秉持。1921年，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个最初只有50多人的政党从此踏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雪梅表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初心和使命，遵循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逻辑，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欧阳雪梅说。

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薛庆超看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展土地革命、站在抗日战争最前线、领导解放战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一条主线，并且贯穿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而自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学习党史，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通过学习新中国史，我们可以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事实上，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罗平汉告诉记者，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的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以学习党史、总结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为开端。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后，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而深入的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既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欧阳雪梅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党史、新中国史经验和规律的全面总结和概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能够更好地理解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深厚底蕴、创新发展。

薛庆超认为，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广大党员、干部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可以更好地明确我们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化初心为恒心，书写新华章的重要途径。”欧阳雪梅认为，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等基本问题，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丰富营养与不竭动力，接续奋斗，用实干托起中国梦。

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星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罗平汉提出，与老一辈共产党人往往是党的历史的亲历者不同，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虽然党内不少干部已经比较系统地学习掌握了党史、新中国史，但也有党员、干部对党史、新中国史缺少深入学习，还存在某些似是而非的认知。我们不仅要在这次主题教育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今后还应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二

《党史故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故事，主要包括党史资料、党史故事、党史经典故事、党史全集故事等，以便更好地了解党的发展历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党在我心中》，在座的各位，一定都熟知中国的，当我们领略着眼前明媚的春光，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时，请允许我带大家再一次回望千年。公元1000年，正值北宋统治时期，农业发达、强大、商业繁荣、进步，欧美诸国对当时中国难以望其项背，谁知，其后就每况愈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无论是昏君还是明主，一个个步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怪圈，在对外关系上“闭关锁国”、“孤芳自赏”，遂从先进变为落后，从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到难步他人后尘，直至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中国人才猛醒：“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让我们心中欣喜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当“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不足以解救中华民族时，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了斗争的道路，遂使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将“三座大山”推到，使人民政权矗立。

血沃中原肥劲草，正是那浓得呛人的血腥，浇灌了幸福之花;长夜难眠赤县天，正是那厚重得剌不破、掀不动的黑暗出了如此妖娆的黎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时刻，将永远仰视井岗山、遵义城，雪山和草地以及延河边巍巍的宝塔和韶山冲喷薄的日出，心中将永远珍藏朱老总的扁担和沂蒙山红嫂的乳香;永远珍藏_的最后一笔党费，和江姐离开渣滓洞赴刑场时的微笑;永远珍藏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和从白区发出的无线电的嘀嘀声。

那座经受了数百年风雨的城楼与一位伟人浓重的湖南口音相结合，演奏出人世间最伟大、最美好的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火山爆发，中国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幸福，华夏儿女，从没有流淌过那么多喜悦的泪水。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时刻少而又少，两条伟大的河流同时欢啸，无数美丽的山川挽手共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如莽莽昆仑横空出世，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您--伟大的党，是您一次又一次从危机中挽救了国家和民族!

往者已去，来者可追，_的话是我们欣喜的理由，_设计改革开放蓝图的实现，是我们欣喜的现实，我们失去了500年，赢得了50年，创造了(奇迹)20年，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之时，我国已从积弱积贫的地位，综合国力一跃世界前列，我们痛定思痛的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站立潮头，抢占先机，我们知道，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江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以此扬帆远航。

把发展作为主题，牢记并突出;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闪亮而鲜明;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强化又加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扎实再巩固。

是的，我们的祖先在洪荒中起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东方文明，我们的党在废墟上，树起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开辟出振兴中华的改革之路。做为一名年轻的工作者，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有责任把机遇和挑战扛上双肩，让智慧与才华交替闪耀，去搏击、去创新、去开拓、去，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始终拥护党的领导，把粒粒金沙垒成山脉，把滴滴银泉汇成大海。努力完成新世纪党赋予我们税务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或许，我略带沙哑的歌喉过于逊色，不敢在您面前引吭高歌，--那就让歌声在我自己的心里流淌吧!

或许，我的激情过于袒露而有失稳重，痴人般的呓语也似白日说梦，--那就让我到广袤的草原上狂奔吧!

让我们注视吧，注视珠穆朗玛峰上盘旋的苍鹰;注视天山雪线上盛开的雪莲;注视京九路上呼啸的铁龙;注视奥运赛场上一次又一次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无言的注视中有无言的歌流过我们的心田，党啊，您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3天没买到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我们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借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延安时期，环境那么严酷，任务那么繁重，毛泽东同志仍然十分重视研究和借鉴历史。今天，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的道理，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和做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墨子》中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司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龚自珍写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当然，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第一，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古人讲：“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

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关，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

把好政治关并不容易，古人说“识人识面不识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查处了那么多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现在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受到查处。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四个意识”、高调表态，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

以德为先，不是说只看德就够了，还得有过硬本领。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察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

第二，坚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

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唯贤。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则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公正用人，公在事业。我们是为事业而用人的，不能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干部、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做到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

公正用人，公在风气。“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整治，选人用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变着法子拉关系、走门子;有的领导干部虽然调走了，却仍然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还在搞个人说了算，征求意见、集体讨论有名无实，组织程序只是走走过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

第三，拓宽用人视野。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说：“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

陆游有一句诗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要加大遴选有这种经历干部的力度，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

第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从严管理干部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干部要领悟到党组织的良苦用心，习惯于在严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严格管理当成逃避责任、消极怠工的借口。

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同时，要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

今天，我们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在吏治问题上形成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是要认清我国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人身依附，党争不绝，贪婪奢靡，鱼肉百姓，官本位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干部管理同历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区别。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一台水力轧花机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

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

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从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开始，中国近代史就由此产生了，鸦片战争也由此拉开序幕，两对矛盾也因此产生：农名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饱受摧残，一些自强的中国人掀起了洋务运动，从学习技术到学习外国的思想，为中国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矗但是康有为认为中国要自强，要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改革，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要改良，但是由于封建制度实力强大，戊戌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孙中山看来，改良失败，必须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1911年辛亥革命来临，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革命也深入人心，但是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夺取，受制于帝国主义的控制。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五四运动首先引起了学生罢课，而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大面积反抗，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此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同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后，部队退到文家市会合并召开前委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并在进军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从而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43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阵地，进行长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留下了血迹斑斑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细菌实验，潘家峪惨-案。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这是中国人民首次赢得反帝国主义的成功。1947年内战再次爆发，国共两党之间有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国民党退居台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洗血百年耻辱，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1、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当下的一些贪腐案例显示，不少贪官背后有个贪婪的老婆，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在亲属身上？共和国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故事，给所有领导干部做了生动的表率。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2、徐海东戒酒。

徐海东，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东刚到革命队伍时，也带来一些旧军队中爱喝酒和打骂士兵的习气。

一次，徐海东不用菜几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敌人打过来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后，他深刻作检查，下狠劲把酒也戒了。

3、彭德怀摘画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4、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5、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6、王树声大将拒礼。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7、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8、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9、粟裕“走后门”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10、傅玉和：亲自下令枪毙贪污抗日税款的堂弟。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

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

颇有戏剧性的是，傅玉和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

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

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11、王建安视察拒陪同。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2、公务用车岂能接娃娃放学。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

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

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

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

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3、吴永光下雨不准用车。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

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

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4、吴德峰走后门没门。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

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

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

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5、梁斌三次辞官的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

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

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

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

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6、王树声“收购”家乡送的茶。

王树声喜欢喝家乡的绿茶。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家乡去人给在京的麻城籍首长每家送来几盒茶叶。他先是欢喜，后是发愁，最后还是坚决不收。来人说："这是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哦？"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把公家的东西送给我，我是坚决不能收的！"但因为他确实太爱喝家乡的茶了，他还是舍不得让来人拿回去，于是就硬给了八十元现金将几盒茶叶买了下来。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四十元。

17、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8、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19、彭德怀的“特权”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20、贺炳炎探亲“三辞刘专员”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

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

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

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

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

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

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21、饿倒在粮食挑子旁的粮草官。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

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

“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

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

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

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

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

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22、朱正传分到皮袄让给同志。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

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23、胡锡奎与一个数字的故事。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

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

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

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

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

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4、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

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5、黄克诚深入基层被战士认成股长。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6、胡耀邦不做“过路神仙”

1963年5月间，胡耀邦带领地委工作队到浏阳农村做社会调查，到达浏阳后，立刻就召开了“四查四帮”运动动员大会。会后，胡耀邦到了官渡区的沿溪公社联盟大队调查，召集部分农民开座谈会。会上一些农民反映大队长张启流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并且有经济上“四不清”的表现，进而怀疑此人经济上也有问题。胡耀邦便在这个大队住了一晚，想亲自把张启流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但第二天他因突然另有急事要去处理，于是留下两名工作人员后就匆匆走了。

张启流得知胡耀邦要调查他的问题，但这位大队书记不以为然，放风说，胡耀邦是过路干部，湘潭地区这么大，十个县，走一遍都来不及，不可能管到一个小小生产队，今天来明天肯定走，我不怕他。他得意洋洋地对群众说：“你们想告倒我么？哼，别高兴得太早，上面来的人都是‘过路神仙’——歇歇脚就走了！”然而，张启流怎么也没料到，两天后胡耀邦又回到了联盟大队。他听说张启流大放厥词和洋洋得意的情形后，哈哈大笑地对群众说：“好家伙，好家伙，真有意思！”接着，他又对彭仲先（时任官渡区委书记）等陪同的干部说：“我就不当‘过路神仙’，我住下来，不走了，不查清问题，不收兵！”胡耀邦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彻底查清了大队部的经济账和存在的经济问题。他对张启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又本着实事求是和教育挽救的原则，合情合理地对张启流作出了处理。

27、刘伯承独创“重叠待伏”战法同一山沟两次歼灭日军。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8、李先念无惧降6级。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9、一根油条引发的整风。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30、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31、为闹革命与兄弟分家。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32、抠门的方志敏。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33、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34、“秦老专”的本色。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三

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预备候补党员。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31日，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突袭建宁城，共击溃国民党军刘和鼎师4个团。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仗，消灭国民党军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缴获山炮4门(两门为白沙战斗中缴获)，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建宁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诗篇。

31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缴获的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红一、三军团山炮连在建宁组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为了提高山炮的作战效果，决定建立炮兵训练基地，培养优秀的炮手，地址就设在溪口北郊凉伞坑的百丈台。从此，百丈台上军号嘹亮，红军炮兵战士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山炮连建立之初，山炮少，炮弹更少，每一颗炮弹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能随便浪费。训练时是没有炮打的，新炮手只能在实战中由老炮手现场指教。因此，炮手们平时就要苦练过硬的本领。经过严格的训练，红军炮兵战士个个顶呱呱，称得上神炮手。

红军有了炮兵如虎添翼，山炮在攻防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0月，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建黎泰战役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序幕。10月18日下午，攻打建宁的战斗打响，攻城部队是红一军团。敌周志群部依仗着坚固的城墙和精良的武器，企图负隅顽抗。红军从建宁城北门发起攻击，红军用山炮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敌人被炸晕了头，纷纷朝城内逃窜。红军又用山炮沿着敌人逃跑的方向延伸射击。炮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建宁战斗很快结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的第二团，缴获枪支500余支，俘敌官兵400余人，占领建宁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了第五次“围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从江西广昌移师建宁、指挥建宁阻击战。1934年1月29日，国民党派出飞机轰炸红军阵地，向邱家隘防线进攻。7倍于红军的敌军轮番进攻，山头上炮火纷飞，子弹呼啸。红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红军的山炮派上了用场，待敌人发起冲锋进入了最佳射程才开炮，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只可惜山炮数量少，炮弹有限，在防御战中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建宁溪口凉伞坑的百丈台是红军第一个山炮连诞生地。关于百丈台还流传着一首红色民谣：“百丈台，百丈台，红军炮兵射击台，白军官兵断魂台!”

党史的小故事：朱德回乡的“约法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在仪陇县马鞍中学时，正值学生吃晚饭，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

现场看到的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接着，他又对仪陇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

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有人见他吃红薯不剥皮，说连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着说：“我消化得了!过去一直是带皮吃的，丢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仪陇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餐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

朱德见的同志低着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好受，就变得和蔼起来，声音也放低了：“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的同志见朱德批评严厉，说得中肯，只得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党史的小故事：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

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的事是没有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辨别真伪、是非，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陈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中共七大上给自己算一算账”

在中共七大上，陈云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他当中央委员即从三中全会到七大这十多年中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剖析。陈云认为，在这次会上给自己算一算账，是需要而且有责任的。他说：“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我都举了手。这个错误不能怪别人。”

反思早年革命生涯中的失误，陈云一点也不给自己留面子。

第一条教训就是政治落后。他说，承认这个落后，就是要更进一步赶上去，就是要有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第二条是当大官的态度。陈云说，当大官就要注意当的官是什么性质的官?对于革命全局的利害关系多大?这一点要考虑。再就是担任这个官配不配?在参加了中央以后，老实说，那时认为中央委员还容易当……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这是一个大教训。一个人做了大官之后，切记自己担子有多重，要估计这个担子好挑不好挑，自己有多大本领就是有多大本领。不要挑了担子，做了大官，就把自己弄糊涂了。

接着，陈云又总结了七年组织部长期间的两条教训。一条是叫做自由主义，一条叫做没有群众路线。自由主义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是管干部的，干部是活的，要看干部的思想意识，哪些东西对党有害，哪些东西对党有利。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至于群众路线，在审查干部中学会了，这是一个法宝。其实很简单，人多能成事，一个人只有两只眼睛，只有两只耳朵，后面、左面、右面都看不见，为什么不让大家来搞，特别是负责干部来搞，只有大家起来搞才能搞好，这是一个教训。

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仅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仅要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要学习掌握辨别是非的方法。

“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1948年3月29日，东北局专门召开重点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陈云出席这次会议并认真检讨了辽东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说：“辽东土改打击面宽了，南满分局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我。”十几天后，陈云郑重地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陈云再次坦诚地说：“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

原来，陈云就任南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后，将土改运动视为巩固和发展南满的重要条件，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开展3个月后，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在研究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土改运动开始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在11月以后出现了“左”倾偏向并在1947年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潮。

尽管《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已经有了许多“左”的规定和偏向，尽管“左”倾偏向泛滥时陈云已经离开辽东，但是，陈云还是认真地进行了检讨。

最后东北局对辽东土改问题作出的基本结论是“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云已作了充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

1983年编辑出版陈云的文选时，他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应当做自我批评。”

“大家吃不饱肚子，我负有责任”

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区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时，面对家乡人民群众，陈云不仅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据同去调查的随行人员回忆，陈云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的“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农业发展困难，粮食紧张，甚至出现饥荒。面对全国性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领导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调整原有的政策和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陈云已到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接着，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作进行了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青浦、浙江嘉兴等等。

对于这次调查，陈云在晚年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确实，这些年来，我自己有一条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陈云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因此，“在两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可以承认错误，这就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陈云的三次自我检讨，无疑体现了他的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三次检讨，时空不同，目的不变，那就是实事求是，执政为民。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

党史的基础知识（一）。

1、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2、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3、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有两个人贡献特别突出党史知识学习资料，在党的创建史上被称为“南陈北李”。他们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4、湖北是全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6、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8、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1923年2月4日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顶点。

9、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

10、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1、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2、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3、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14、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5、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共产党人的家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谁是中国革命的朋友。

16、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武，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7、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全歼守敌，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8、1927年1月5日，为抗议英国水兵在汉口的暴行，武汉人民举行反英游行，冲入并占领英租界。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英国政府被迫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长沙等地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进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

20、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21、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是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22、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24、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领导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

25、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长征没有结束理想永不能丢、麻城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次起义史称黄麻起义。

26、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周逸群和贺龙到洪湖和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领导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27、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

28、1930年6月，红三军团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镇成立，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

29、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30、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

31、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32、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省延平县会师，是红军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

33、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3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35、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36、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西渡黄河作战。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开始了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

37、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38、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39、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延安至武汉，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40、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41、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第一个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42、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报刊，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并且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

43、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确定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44、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2004年6月颁布的《武汉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每年的这一天进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试鸣，以警示市民不忘国耻，增强国防意识。

45、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等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将以上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46、1939年8月7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话。

47、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

48、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49、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加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此役，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50、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战斗在武汉外围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

51、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对日战斗中壮烈殉国，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将领。

52、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53、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从国民党将军到解放军大校：王志远的传奇生涯。这次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54、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55、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56、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

57、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58、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59、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60、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全国范围内，除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第一条战线外，又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二条战线。

61、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62、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63、“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是1947年12月陈毅《吟反攻形势》一诗中的诗句。李郑是指李先念和郑位三。

64、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的工作迅速在全国各解放区展开。

65、1948年7月发起的襄樊战役，歼敌2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宜城、南漳、襄阳、樊城广大地区，取得了开辟桐柏解放区以来的最大胜利。

66、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这一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67、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强调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68、武汉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5月16日。

69、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成立。6月3日，省委、省政府迁驻武昌。

70、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

71、1949年7月1日，《湖北日报》创刊。

72、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

73、建国初期，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价供求基本平衡的重大措施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

74、建国初期，人民政府为稳定市场，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经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结束了国民党统治自抗战以来物价暴涨的局面。

75、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指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

76、1951年至1952年间，我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即“三反”运动。

77、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78、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79、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80、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81、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

82、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83、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84、1957年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85、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介绍、总结和推广湖北省委关于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经验。

86、1959年9月，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投产，从此开创了我国生产重型机床的历史。

87、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成功地创作了以湘鄂西苏区斗争为题材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成为新中国歌剧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

88、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89、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

90、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91、1968年12月，中共中央推广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自此，全国农村多数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92、1969年9月，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开始建设。1975年6月建成投产。

93、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94、1970年12月30日，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1988年全部建成。

95、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解决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铁路运输和钢铁欠产等问题。

96、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9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北红安县涌现了200多位高级将领，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98、共和国十大元帅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99、共和国开国大将分别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100、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建议两岸实现通商、通邮、通航。

101、1979年1月2日至1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三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把湖北省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02、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农民率先包干到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03、1980年1月9日至17日，湖北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撤销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恢复湖北省人民政府。

104、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成为指导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105、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和《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序、讲道德)和“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此后，这项活动又和“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活动相结合。

107、1981年12月12日，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经过7年多的紧张施工，经国家验收正式投产。

108、1979年9月，武汉市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提醒全党全社会重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

109、1983年6月6日至21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10、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11、1983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召开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改变政社合一体制。

112、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13、1985年6月9日至15日，全国首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到2010年，国家共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

114、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15、198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式提出湖北省在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

116、从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北实施清江水电资源梯级开发战略，先后在清江干流兴建了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三座大型水电站。

117、1989年、1994年，中央军委确定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其中湖北籍军事家有4位，分别是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林彪。

118、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

119、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20、1992年11月，大陆的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

121、1993年11月23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科教兴鄂的决定》，率先在全国提出科教兴省战略。

122、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湖北宜昌三斗坪正式开工。

123、湖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从1994年开始试点，到2001年底，全省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124、1995年11月29日，国务院特准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25、199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吴天祥“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吴天祥精神的感召下，湖北相继成立的1万多个“吴天祥小组”，坚持不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爱民、利民、为民活动。

126、1998年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军民战胜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创造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127、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三讲”教育由此开始。

128、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29、2001年7月6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立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130、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131、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132、2002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县域经济要以民营为主体，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之路的指导方针，为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33、为了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134、2003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135、2001年，武汉百步亭社区荣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3年，中央宣传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该社区经验。

136、2003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了“一主两副”战略。“一主两副”是指以武汉为中心城市，襄阳和宜昌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137、中共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138、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会后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

139、2005年10月12日至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湖北籍航天员聂海胜与费俊龙乘坐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完成空间科学实验后安全返回。

140、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141、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相关政策。

142、2006年8月21日至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明确指出，湖北应该加快发展，走在中部地区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143、2008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在认真总结湖北新农村建设“千村百乡”办点试验的基础上，决定建立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

144、2009年7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湖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的决定》，标志着湖北“两圈一带”总体战略形成。

145、2009年9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46、2010年4月6日，中组部、中宣部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创先争优活动进行部署。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147、2010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和下发关于党史工作的文件。

148、根据中央新时期援藏援疆工作的统一部署，湖北相继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山南地区、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的工作。

149、2011年2月，我省先后启动了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建设规划。

150、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11年3月份开始，集中3个月时间，在全省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亦称“三万工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四

中共党史上的杨家将。

上将李聚奎的遗产。

彭德怀：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

梁兴初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

83年严打，上海市委陈其五两个儿子被抓!

陈再道永远的痛：儿子1984年被判死刑。

一提起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无不为毛主席当年的霸气、豪气而折服，比如“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还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要打多久，就打多久!”等等。

其实，毛主席在此期间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过两封信。你看看这两封信，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把毛主席敬佩的五体投地，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更是世界人民的榜样。

杜鲁门先生：

我本来想医治蒋介石垮台遗留下來的创伤，搞经济建设的。你今天要打仗(侵略中国)，我奉陪到底。你认为我穷，我借钱和你打。一直打到你跪下为止。

毛泽东。

1950年9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是在1950年10月，这封信写于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杜鲁门的应战书，可惜，头脑发热、战争狂热的杜鲁门根本没有听得进去。

第二封信，是1952年11月。此时的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1952年10月到11月之间。

杜鲁门先生：

你好疯狂。你背着联合国的招牌，先发动了十五个国家的帮凶军，向中朝人民宣战。炮弹落到中国的土地上，逼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出兵和你较量。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看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断定你是要失败的：

1.你是侵略战争不得人心。

2.战线太长运输不便。

3.兵员不足，士气不高。

加拿大是一个连，土耳其是一个排，菲律宾是一个班。我毛泽东一个号召，一个村就有一个连!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希望杜鲁门先生再增加15个帮凶，我让朝鲜人民军休息，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你战斗到底，你来也好，不来也好，短时间叫你跪下投降!

毛泽东。

1952年11月。

中共党史上的杨家将。

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是我们爱国的必讲故事。杨家将三代血战报国的英勇事迹让人们深深的怀念。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也有个杨家将。四川省遂宁县双江镇(今重庆潼南县双江镇)杨家，有个人叫杨宣永，在家中打理产业。他一共有过两个妻子，孩子有12个。

老大杨尚荃。加入过同盟会，在护国军当过团长，后来创办了公司。

老二杨尚麟。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军担任过22军党代表。解放后，历任川北行署监察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老三杨尚述(即杨闇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重庆革命领袖。1917年，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回国后与吴玉章等在四川从事建党工作。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领导四川国共合作。后兼任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4月6日牺牲。他是刘伯承元帅的入党介绍人，翻开中共党史建党那段历史，杨闇公的名字如同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很有名。开国将帅中好多人都与他有师生关系!

老四杨尚昆。在苏联留过学，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团政委。建国后，他还担任过国家主席。(他就不用介绍了，学党史如果不知道他，实在是说不过去。)。

老五杨尚仑。担任过省民政厅副厅长。

老六杨尚直。担任过县税捐处处长。

老七杨尚明。担任过省政协委员。

老八杨尚正。即杨白冰，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长，第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女儿杨尚朋。中共党员，解放后到重庆从事教育工作。

二女儿杨尚友。是一位运动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

三女儿杨尚智。解放后曾担任过重庆一小学的校长。

四女儿杨白琳。丈夫是廖汉生中将。

上将李聚奎的遗产：共和国上将李聚奎在80岁生日那天在记事本上写下：“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亲手抄录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并在首页上写道：“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他将这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传家宝交给5个子女，嘱咐道：“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你们一定要牢记不忘。”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去世。

彭德怀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六小时一贯制”是指学员每天上午上课六小时，下午自习三小时，这是当时苏军顾问介绍的“先进”经验。为了保证上午六小时的课时，学员们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就起床。冬天，第一、二节课因为光线太暗需要开电灯。为了保持体力，一些学校实行第三节课后课间加餐制度。彭德怀接到军校学员来信，强烈反对这一制度。原来苏联军校实行“六小时一贯制”，主要是因为战后教室和教学设备比较紧张。1956年5月19日、6月6日和6月9日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连续三次强调“明令取消学校的‘六小时一贯制’”，全军院校最终执行了新的学习日制度。

梁兴初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攻下腊子口后到甘肃岷县。时任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来到哈达铺。镇口值勤的敌军以为是“中央军”到了，立即放行。将该镇敌人一网打尽后，梁兴初将搜集的报刊送往红军军团部。毛泽东等人从送来的《大公报》上发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根据地面积已达23个县，人口约100万，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正在陕南一带活动。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在随后召开的哈达铺会议上做出了进入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的战略抉择。

83年严打，上海市委陈其五两个儿子被抓!

陈其五是一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叶剑英将他派到了山西参加工作。此后，陈其五先后担任过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务。1981年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此时的陈其五已经是身患绝症，却依然奋斗在一线之上。三年后，就在工作途中突发病情，不幸离世。

陈小蒙是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一名记者，与同为高干子弟的胡晓阳，仗着自己的家庭背景，到处为非作歹。

陈冰郎是中国民航102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经常利用“跳舞”和帮助调动工作为由，诱骗强奸妇女。1981年到1984，共侵害无辜女性达40余名。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判处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死刑，而陈冰郎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同年的2月22日，陈小蒙和其他两名被判处极刑的罪犯被当众处以枪决。而不久之后，陈冰郎也在狱中自杀。

上将儿子1984年被判死刑。

陈再道是共和国开国上将，但是他的儿子陈东平却在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判死刑。

陈东平出生几年后，新中国就成立了。陈再道将军一生为新中国操劳，无暇照顾及家庭，也没有时间教导子女们。缺少了父亲的严厉管教，陈东平少年时便非常顽劣，常常仗着自己出身优越，看不起其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飞扬跋扈，欺辱同学、捉弄女生、打架斗殴，学习更是一塌糊涂。他不仅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还经常逃课看不健康书籍，甚至在高干招待所开了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玩弄女性。

陈东平进入哈工大后，只是安分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无法无天。他三天两头以生病为由请假，逃避训练和学习，还经常与狐朋狗友厮混，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惯。偶尔在学校也不消停，常常寻衅滋事，还和同学一起打架斗殴，没少受到学校的批评处分。考试成绩经常倒数第一，多门功课不及格。

那时候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准备反攻大陆，组建了台湾之声电台和美国之音电台，虚假宣扬台湾和美国的先进。陈东平听了广播后，开始动摇了起来。受美国之音和台湾之声的洗脑，再加上电影中的诱惑，陈东平决定要和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到台湾去过幸福美好的生活。陈东平很快通过台湾之声里提供的信息，与台湾特务进行了信件往来。陈东平发了一封邮件，恳请美国带自己逃离中国。当时国家对国际往来的信件审查比较严格，湖北省公安厅很快就查获了这封信件。由于陈东平案案情重大，而且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殊，相关部门将这个事情。

报告。

了毛主席。毛主席特意将同在哈军工学习的侄子毛远新叫过去谈话，并为他没有发现同学的叛变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他以后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

哈军工开除陈东平的学籍、团籍、以及党籍，并决定将陈东平送去劳动改造，为期两年。没想到，陈东平不知悔改。劳动改造期间，以生病了需要在农场休养为由，将陈东平送到了疗养院。

犯了这么大的错，依然可以免受处罚，让陈东平更加有恃无恐。劳动改造变度假疗养，陈东平出来后丝毫不知收敛，反而更加的飞扬跋扈。家人将陈东平调往河南省外贸公司工作，做一名普通的员工，希望他远离家人庇护，可以有所收敛。结果陈东平依旧恶习难改，在单位横行霸道不认真工作，在外与一帮狐朋狗友吃喝嫖赌，还仗着身份欺压百姓。陈东平和他的团伙，更加肆无忌惮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欺辱了几位女同志，致使她们自杀身亡。俨然成为了当地的一方恶霸，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

1983年，国家为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开始进行全国“严打”，并特别指出不管对方是高官还是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犯罪就严厉打击绝不容情。陈东平等人一直以来仗权欺人、为非作歹，犯罪行径太过于恶劣。很多人都向公安机关，举报了陈东平的多项罪行，加起来已经罪无可恕了。1984年，陈东平在洛阳公审，法院正式对外宣布，判处陈东平死刑，立即执行!

那次国家严打，除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还有朱德元帅的亲孙子朱国华、开国少将熊应堂之子熊紫平和熊北平、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都因为违法犯罪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故事可以用于撰写法治社会、警示教育相关素材，一说起反腐败大家想到的是刘青山张子善，其实这个也很典型)。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五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这是战斗在湘粤赣边游击战争中的红军高级将领蔡会文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作。

蔡会文，1908年出生于攸县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秋，蔡会文随部队参加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并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几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蔡会文迅速成长为一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红军干部。1930年7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由于蔡会文的杰出才能，他和罗荣桓一起，由毛泽东亲自提议，由支队政委破格提拔为军政委，担任红三军政委。此时的蔡会文年仅22岁。蔡会文凭着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胜利完成了历次反“围剿”任务。国民党当局悬赏八万银元通缉他，“左”倾机会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坚决执行王明中央的军事冒险方针也指责他，但是蔡会文从来没有动摇过，仍然竭尽全力扑在党的事业上。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举行战略转移。蔡会文受任于危难之际，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秋天，湘粤赣游击战争形势极其紧张，少数意志薄弱者屈膝变质，有的竟叛逃当了国民党的“剿共游击司令”。蔡会文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节操，他说：“我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呆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而偏偏到这里来吃这个革命的苦?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而只是处于低潮，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

为了开辟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蔡会文带领指战员积极从事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斗争。尽管部队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一无所有，他仍然教育指战员们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物资全部发给贫苦农民。后来，敌人对游击根据地大举烧杀，实行“三光”政策，强迫移民并村，切断了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前所未有的艰难环境里，游击队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鼓舞同志们的胜利信心，度过难关，蔡会文跟部下一样，没有房子住，就在山上搭茅棚；没有粮食吃，就啃草根树皮。1935年冬，部队连续半个多月没有见过一粒米星子，战士们仍然跟着蔡会文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因为大家心中有数，蔡司令员肚子里也同自己一样，装的全是树叶和草根。

1936年初春，游击队在山上不顾少衣缺食的困难，一直坚持战斗。在一次与粤敌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湘粤赣游击队全被打散。司令员蔡会文身边只有10多名战士，在转移途中又遭到敌人袭击，最后包括司令员在内，只剩下8个人。后因叛徒告密，蔡会文在东边山不幸中弹受伤被捕。敌人寻来一张竹椅，要把蔡会文抬回去请功。他拒绝敌人将他抬走，被敌人残忍地割断喉管，顿时鲜血和草汁、树叶从蔡会文的喉管一齐喷出。蔡会文牺牲时年仅28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是的，蔡会文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着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杨靖宇式的英雄”，他的肚子里装的是草根树叶，但是，他的心里装的是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初心！

谢谢大家！

三年级《放风筝》看图写一写作文篇十六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32、抠门的方志敏。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

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

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33、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34、“秦老专”的本色。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

“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

“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

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

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5、7岁女孩两次给李先念写信。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

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

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

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6、恽代英为亡妻守义十年。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

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

“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

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

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7、毛泽东“未便再荐”的故事。

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8、刘伯承拒过生日。

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9、周恩来让侄子一辈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

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40、陈云的朴实生活。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41、罗厚福带领新四军战士屋檐雪地度除夕。

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

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

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

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

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42、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43、宋庆龄申请加入共产党临终前实现夙愿。

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

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44、为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5、私事要花个人钱。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6、不许“估计”“大概”“差不多”

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7、警卫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8、病危中的呐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9、陈云的秘密。

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50、王树声大将为什么几次搬新家未遂？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

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

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51、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52、董必武中了秀才不请酒。

1903年6月，刚满17岁的董必武考取了秀才，获得附学生员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矩，获得功名的人回来，乡里乡亲要在东门放鞭炮迎接，还要送礼、请客，庆祝这件大喜事。

但董必武却认为中了秀才“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故意绕道回家，请父亲向亲友、邻里说明一二，并坚决不收礼物，只是按照旧规做了一件新长袍和一顶新帽子。后来他仍穿着旧衣旧鞋，自己挑着行李长途跋涉，四处求学。朴实之品格，可见一斑。

53、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3天没买到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54、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55、毛主席7个月不吃肉识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鸡汤。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56、朱德21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57、周恩来:对数字不许说“大概”

周恩来一向以儒雅著称，但他对工作却非常严格。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确实，周恩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事会予以严厉批评，尤其是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长们，要求更高，有时甚至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各部委逐个汇报工作。其中，一位部长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着现成的材料，甚至不时还念错了。开始，周恩来虽然不满，但还是克制着，只是严肃地提醒说：看清了再念！但接下来，情况依然如故。“不对！”周恩来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火气，且迅速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予以纠正。

后来，周恩来对这位部长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已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位部长忙解释道。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对周总理务实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周恩来需要随时掌握全国炼钢的进度。在他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表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那时在财经组工作的赵炜每天要在周恩来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一天，赵炜刚填好数字，周恩来迎面走了进来，指出上面有个数据不对。赵炜就迅速回到办公室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说：哦，那是你对了，我记错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

58、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聂帅心情沉重，却鼓励大家说：“科学试验室允许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得到教训。”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聂帅在1956——1966这十年时间里，带领科技大军攻坚关、排万难，研制成功导弹、原子弹，为我国尖端技术和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人们称聂荣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

59、陈赓创办军事学院曾堵厕所逼着周恩来做批示。

1952年6月，中央军委把在朝鲜指挥作战的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调回国，任命他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陈赓开始了艰难的办学，然而摆在陈赓面前的是，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和设备。

困难吓不倒他，一个月后，陈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在哈尔滨建院。又过了一年零三个月，新中国第一所多军种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正式成立。钱学森在参观完哈军工后说：“这么短的时间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的军事技术学院，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殊不知，陈赓为创造这一“奇迹”，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办学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力量缺乏。陈赓向著名专家求教，列出教授名单，想方设法从各地大学调人，并多次拿着名单请周恩来总理批示。

1952年11月5日，陈赓又找到周总理，周总理正在主持会议，陈赓就在门口等。会议中间周总理上厕所，刚从厕所出来，陈赓就递上了报告。周总理说：“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时间你都不放过。”陈赓说：“您不是让我抓紧时间建哈军工吗？”总理开玩笑地说：“你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要我办公，这是你的一大发明。”周总理看完报告，立即作了批示。

陈赓以非凡之举为哈军工请来大批的优秀教授和专家学者，对他们非常关心。陈赓自己住小平房，而把学院一栋最好的楼房作为他们的宿舍，并为他们专门建了饭厅，请厨师为他们做饭。他还亲自抓专家、教授的家属就业、子女升学等问题。

对陈赓的做法，当时有个别老干部不理解。对此，陈赓给予了严厉批评：“你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的功臣。可他们十年寒窗苦熬出来，也不容易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你们懂吗？你们是老共产党员，调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来发扬光荣传统、来带作风的，不是来攀比照顾的！”他接着说：“办学校好比开饭馆，饭馆名声怎么样，关键看大师傅手艺，教授就是掌勺的大师傅，学员是就餐者，我们干部是端盘子的，为教员、学员服务。”

办学不能没有教学科研大楼，为了建楼，陈赓经常深入基建工地，遇有重大事情，随即与基建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商谈解决。他不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腿伤，多次爬上脚手架同工人交谈，查看工程质量。仅仅7个月时间，10万平方米36栋教学科研大楼便拔地而起。

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长期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陈赓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一再叮嘱他少活动、多休息，可他却不停地操劳奔波。1960年底，陈赓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愈发抓紧时间，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他惦念自己亲手创办的哈军工，提笔给院党委常委写信，提出自己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的建议。然而，哈军工的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陈赓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1961年3月，陈赓大将与世长辞。他逝世时，董必武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了一首挽联：“从军原是为人民，百战勋劳总不矜……”

60、周恩来一个个给清洁员、厨师拜年。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总理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总理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总理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总理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总理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总理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总理说的“有事”，就赶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总理，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总理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总理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总理的身边，都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而总理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总理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总理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总理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党的一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的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

1922年，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史知识学习资料。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史知识。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党的三大：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党的四大：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党史知识，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党史知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党的五大：

1927年五大召开，大会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党的六大：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次会议也存在着缺点，即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党史知识，仍旧把城市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党的七大：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4年，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5年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也开始进行全国性抗战。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党人的家风，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百团大战由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

1941年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期，党史知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争论，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名《双十协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的八大：

1948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长征没有结束理想永不能丢，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党史知识，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党的九大：

1969年九大召开，九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55年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十大：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

党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中后的首次大会。

1974年，中国赶走南越侵略军，收复西沙群岛。

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进行。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史知识，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二大：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82年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三大：

1987年十三大召开，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会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分三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党的十四大：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史知识;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七大。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史知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毛主席在金沙江畔——访老船工张朝满：“明确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制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党员的标准。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全体人民都是工人。(我们党历来依靠无产和半无产。)一切党员必须承认这点。

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她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要点另外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在农业中组织集体农场，这时，只能依靠工人及贫雇农，不能依靠一般农民，只是团结农民。)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3、因此，现在的人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这种革命斗争是包或政治的党史知识、经济的、思想的斗争在内，并且还要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进行武装斗争(但不是说要当一辈子兵)。

4、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

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5、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乡村中互助组、互助会、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式之一，是半社会主义。不怕牺牲自己一点，努力为合作社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公营工厂生产竞赛，更是社会主义。)。

6、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7、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党史知识。除开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8、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

党史的基础知识（一）。

1、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2、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3、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有两个人贡献特别突出党史知识学习资料，在党的创建史上被称为“南陈北李”。他们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4、湖北是全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6、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8、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1923年2月4日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顶点。

9、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

10、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1、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2、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13、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14、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5、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共产党人的家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了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谁是中国革命的朋友。

16、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武，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7、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全歼守敌，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8、1927年1月5日，为抗议英国水兵在汉口的暴行，武汉人民举行反英游行，冲入并占领英租界。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英国政府被迫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长沙等地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进行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

20、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21、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是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挽救革命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22、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这次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24、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领导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

25、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长征没有结束理想永不能丢、麻城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次起义史称黄麻起义。

26、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周逸群和贺龙到洪湖和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领导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27、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

28、1930年6月，红三军团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镇成立，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

29、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30、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

31、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32、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省延平县会师，是红军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

33、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3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35、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36、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西渡黄河作战。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开始了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

37、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38、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